第一节
技术萌芽期（乾隆以前）

一 宋代以前

青铜器作伪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时期，在《韩非子·说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伐鲁，索馋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

虽然战国诸子的著作多寓言故事，但这个故事又见于《吕氏春秋》及刘向的《新序》，应有所本。这位鲁君在敌兵压境、国家存亡之际还弄此玄虚，也可以看出青铜器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唐代的《阙史·裴丞相古器》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丞相（裴休）河东公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宰于曲阜者，耕人垦田得古铁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痺足，规口矩耳，朴厚古丑，蠹蚀于土壤者，既洗涤之，复磨砻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书生姓鲁，善八体书，子男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邱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乃辇致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为古矣，宝之犹钟玦郜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友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华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文学柄得士之后，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生，器出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赞。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乃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说乎？”紫微曰：“某幼专邱明之书，齐侯小白谥曰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覇，葵邱之会是第八盟。齐桓公鲁庄九年即位，十六年会于幽，二十七年又会于幽，僖公三年会阳谷，四年会诸侯侵葵，五年会首止，七年会甯母，八年会兆，九年会葵，十五年会庄丘。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又虞，既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邱会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之，此乃世矫作也。”裴公洗然始悟，立命击碎，然后举爵尽欢而罢。 ^[1]

这个故事又见于《太平广记》，因为《阙史》《太平广记》均非正史，真实性无从考证，但也可看出当时社会上作伪之风气以及辨伪的思路和方法。

《洞天清禄集》云：

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

这是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仿古器的著录，可惜其器罕传于今，当时的仿铸技术如何亦无从考证。

总之，在宋代以前，还没有青铜器的大规模著录及研究，关于作伪和辨伪的资料也很少，就仅有的资料可以追溯铜器作伪肇始于战国时期。但由于当时可做参考的出土器物较少，此时的伪器大多出于臆造。

二 宋代的仿古及作伪

在谈仿古与作伪之前，首先要对其概念做一个界定。所谓仿古，是指出于对古器物的喜爱而进行的仿制，其目的只是崇古而非欺世，一般仿制者都会铸上当时的年号或做器者的姓名，像宋还有明清内府就铸了很多这样的仿古铜器。当然，后人以此冒充三代古物而牟利那就另当别论了。而所谓作伪，则是出于经济利益或其他原因，刻意仿制古物，以假当真，从中牟利，或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伪器从古至今一直大量存在。仿古与作伪二者目的天差地别，我们必须要区别对待，但是就铸造工艺而言，却有很多相通之处，甚至在有些时候很有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为。所以我们在研究作伪技术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进行研究。

有宋以来，崇古好古之风气日盛，上至天子，下至文人士大夫，皆雅好古玩，再加上皇祐以后多有商周铜器出土，于是出现了大量青铜器的专门著录，像《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这一方面促进了金石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作伪技术的发展。

宋代铜器主要以宫廷仿古为主，徽宗好古，每得一古器，必令良工仿制，故当时所仿，无论花纹锈色，都是上上之选。政和年间，徽宗数获古器，命翟汝文撰文铸方泽礼器二十八器，传于今世仅得二十铭， ^[2] 如政和盨 ^[3] （图1 -1 -1）、甲午盨（图1 -1 -2,《积古》7.14）、嘉礼壶尊 ^[4] （图1 -1 -3）、嘉礼牺尊（图1 -1 -4,《西清》9.27）、宣和尊 ^[5] （图1 -1 -5）等。后高宗及秦桧、贾似道、廖莹中诸人皆有祭器传世，如高宗所作绍兴洗 ^[6] （图1 -1 -6）等。这些都是当时的仿古之作，并非伪作，铸造目的及用途有根本不同。但由此也可看出当时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及铭文的书写风格。

这一时期仿铸的特点如下：

1.多为仿古器，铸当时年号；

2.器物种类较多，以三代真器为模型，器形、纹饰仿得逼真，但神韵不足； ^[7]

3.一般仿出范线、垫片； ^[8]

4.器形厚重，铜质粗糙发暗，无亮地子； ^[9]

5.纹饰的底纹较模糊； ^[10]

6.开始用技术手段做锈、做旧伪造熟坑器； ^[11]

7.铭文字口较浅，一般为翻砂或臆造铭文铸造，真器后刻字还未出现。 ^[12]

这一时期的伪器虽已不存，但在宋人的著录中还可以找到一些踪迹。收录伪器最早的要算宋皇祐三馆古器图，之后的《考古图》 （以下简称《考古》）、《宣和博古图》（以下简称《博古》）、《啸堂集古录》（以下简称《啸堂》）、《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以下简称《薛氏》）都有收录。从现存的宋人著录中所收的伪器，大致可看出当时伪铭的风貌。

从铭文内容看，伪铭或有所本删减截取真器铭文，如齐侯盘（图1-1-7,《啸堂》99.3）为仿真齐侯盘（图1-1-8,《博古》21.12.2,《啸堂》73.3,《薛氏》165.1-2）删减截取真铭而成。

又如齐侯匜（图1-1-9,《啸堂》99.4）为仿真齐侯匜（图1 -1 10,《薛氏》116.1）删减截取所得，不只删减了文字，连顺序也抄错了，完全读不通。

又或凭空臆造铭文，但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对古文字的认知水平有限，所以多文理不通，或不符合历史文化常识，如庚甗（图1 -1 -11,《考古》2.27,《薛氏》45.3）、比干墓铜盘（图1 -1 -12,《啸堂》69.1,《薛氏》163）。

当时的伪器虽然都已不存，但当时作的仿古器图像还是有很多保留了下来，如前文列举的政和盨、宣和尊、嘉礼尊、绍兴洗等，可以从中看出当时铭文书写的一些特征。首先，整体的书写风格缺乏古朴感，更倾向于小篆，甚至隶书、楷书的风格，有时更将各时期不同风格的字体杂糅在一起，像绍兴洗（图1-1-6）就很有小篆和缪篆的风格。其次，由于对文字的认知水平不高，有些字会书写错误，像“帝”字，一般写作 （四祀 其卣，《集成》5413）、 （荣乍周公簋，《集成》4241）、 （墙盘，《集成》10175），中间一横是直的， ^[13] 而政和盨写作 ，嘉礼壶尊写作 ，嘉礼牺尊写作 ，甲午盨写作 ，都写成了折形，其错字的风格与结构极其相似，或许都出于翟汝文之手；又如“隹”字，一般写作 （利簋，《集成》4131）、 （大盂鼎，《集成》2837）、 （ 簋，《集成》4317），像鸟形。《说文》：“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而政和盨写作 ，甲午盨写作 ，非像鸟形的象形字，明显不对。再次，在语法上也会出现不合金文语法的现象，像绍兴洗文首的纪时语句为“绍兴癸酉”，不仅直书年号，而且完全不符合金文的纪时形式（金文的纪时形式将在第五章第一节具体讨论）。

总之，这一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推动了社会上的好古之风，从而使仿古铜器、伪作铜器大量出现，其中虽不乏制作精良之器，但在铭文的撰作方面还显幼稚，与商周古器差别较大。

三 元代的仿古及作伪

元代统治时间短暂，且战争频繁，社会生活动荡不安，对古器物的追求和热爱自然不及宋代，这一时期主要以宫廷仿铸宗庙祭器为主。成宗时，曾设出蜡局为诸路府州邑县庙宇铸春秋祭器。现在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都藏有大量元仿商周祭器，如永泽书院祭器（图1-1 -13），但大都模铸草率，去古甚远。

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有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他们以仿南唐后主句容器著称于时，姜铸古器花纹较粗，但仍胜于王。《格古要论》：“元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铸铜器皆得名，花纹却粗。姜铸胜于王吉，俱不甚值钱。” ^[14] 《遵生八笺》：“元时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其拨蜡亦精，其炼铜亦净，细巧锦地花纹亦可入目，或作鏒金或就本色。传之迄今，色如蜡茶，亦为黑色。人多喜之。因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但花纹细小，方胜龟纹居多。平江王家铸法亦可，炼铜莹净，拨蜡精细，但制度不佳，远不如姜。” ^[15]

这一时期仿铸特点如下： ^[16]

1.多为仿古器，铸当时年号；

2.成组仿三代器，作为祭器置于庙内；

3.器形笨重，做工粗糙，铜质发黄，地子发乌，无光泽；

4.纹饰模糊不清；

5.铭文用缪篆，字体不工整，软弱无力。

四 明代的仿古

进入明代，仿古青铜器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胜之前。尤其是宣德年间，皇帝好古，内府大规模仿铸古铜器，高手频出，吴邦佐 ^[17] 、李澄德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好古之风也促进了民间私铸的兴起及发展，见于记载的就有琴书吕 ^[18] 、胡文明 ^[19] 、甘文堂 ^[20] 、周文甫 ^[21] 、张鸣岐 ^[22] 、高氏、且闲主人、学道、施家、蔡家、徐守素 ^[23] 、王凤江 ^[24] 、周文富、汤子祥 ^[25] 等，都是名噪一时的高手，可见当时仿古风习之盛。但是除宣德年间的内府仿器之外，民间仿器及其他时间的内府仿器质量都比较粗糙，较易辨识，如潞王鼎（图1-1-14、图1-1-15）。

这一时期仿铸特点如下： ^[26]

1.数量种类增多，大小器皆有；

2.仿器无铸痕和垫片；

3.宫廷仿质量尚佳、民间仿粗糙；

4.纹饰繁缛，常添枝加叶；

5.分量过重，有压手感。

这一时期仿古的精品主要出自宣炉，但宣炉只仿器形，铭文一般都铸“大明宣德年”的年号及工匠的名字，字体一般也都用小篆或缪篆，并不按金文的章法书写。民间的工匠在利益的驱使下逐渐转向作伪，仿古器比较粗糙。

五 明末清初的作伪

宣德年间，内府大量仿古，使铸铜工艺有了很大提高，这无形中也培养了一批仿作高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下，这些人大多转向了作伪，于是在明代中后期形成了历史上作伪的高峰。出现了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作伪中心。 ^[27] 这一时期不止伪古器，还伪宣器。 ^[28] 有以施家、学道为代表的北铸与以蔡家、甘文堂为代表的南铸两大派别， ^[29] 还有北京打磨厂造，金鱼池义德成造等， ^[30] 另外还有周文富、汤子祥 ^[31] 、刘贞父 ^[32] 等人见于记载。

这一时期作伪特点如下：

1.多仿《考古》《博古》二书之图而作； ^[33]

2.采用分铸法，有焊接痕迹，无范线垫片，有补痕。 ^[34]

这一时期的伪器主要收在乾隆年间编的西清四鉴及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以下简称《积古》）中。整理所收伪器，总结这一时期伪铭特点如下。

首先，从文字的书写角度看，受宋人著作的影响，铭文字体多写作尖头篆书，容庚称之为仿宋伪（图1-1-16、图1-1-17、图1-1-18 ^[35] ）

其次，从铭文内容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照抄宋人的著录。如文王鼎，相同铭文在西清四鉴里就收了十几件（图1-1 -19《西清》2.1，图1 -1 -20《宁寿》1.12，图1 -1 -21《西甲》1.5，图1-1-22《西乙》1.5等），都是照抄宋人著录的周公作文王方鼎（图1-1-23《集成》2268、《博古》2.3、《薛氏》81、《啸堂》7.2）；又如友史鼎，四鉴中也著录多件（图1-1-24《西清》3.20，图1-1-25《西甲》1.13，图1-1-26《西乙》1.10），都是照抄宋人著录的父乙鼎（图1-1-27《集成》2710、《博古》1.7、《薛氏》13.1、《啸堂》1）；再如仲偁父鼎（图1-1-28《西乙》1.17）是照抄宋人著录的仲偁父鼎（图1-1-29《集成》2734、《博古》3.16、《薛氏》87.1、《复斋》15、《啸堂》15）；另有晋姜鼎、伯姬鼎、仲驹父簋等。由于当时工匠的文字水平不高，很多字都抄写错误，只要仔细观察，很容易分辨。

第二，删减截取宋人的著录。如伯克尊（图1 -1 -30《西甲》5.8）为删减伯克壶（图1-1-31《集成》9725、《考古》4.4、《博古》6.32、《薛氏》103、《啸堂》25.3）所成；叔孙簋（图1 - 1 - 32《西甲》12.33）为删减叔孙父簋（图1 -1 -33《集成》4108、 《博古》17.18、《薛氏》128、《啸堂》55）所成； 簋（图1-1-34《西甲》12.31）为删减 簋（图1 -1 -35《集成》4153、 《考古》3.7、 《博古》17.14、《啸堂》51、《薛氏》127）所成等。这类铭文由于直接删减截取铭文的某一部分，大多文理不通，不合金文的表述方式。

第三，增加铭文。如乙公鼎（图1 -1 -36《宁寿》1.14）为对宋人著录乙公鼎（图1 -1 -37《集成》2376、 《博古》3.22、 《薛氏》83、《啸堂》16.2）增加所成。这一类大多文理不通，容易辨识。

第四，把此类器物的铭文移至彼类器物。如仲驹父簋（图1 -1 -38《集成》3937、《博古》16.30、《薛氏》124.1 -2、《啸堂》54.1 -2），直接把铭文移到尊（图1 -1 -39《西清》9.12）、壶（图1 -1 -40《宁寿》8.6）、匜（图1-1-41《宁寿》12.53）上等。

又或者如伯和父簋（图1-1-42《集成》4311、《博古》16.27、《薛氏》138、《啸堂》53），经过删减后移于鼎（图1-1-43《西乙》1.19）、尊（图1-1-44《宁寿》3.25）、卣（图1-1-45《西清》15.15）上等。

这类器物一般会出现自铭与器形不相符的现象，像仲驹父尊、壶、匜等都自铭为簋，这些明显的错误比较容易辨识。

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由宫廷仿古开始转向民间作伪，伪器大量充斥市场，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作伪的技术有所发展，但就铭文的撰写水平来看还是比较幼稚，与真器相去甚远。

综上，第一阶段属于技术萌芽期，基本以宫廷仿古为主，民间作伪技术比较落后，无论器形、纹饰、铭文都与真器有很大差别。明中叶以后，民间作伪开始兴起，器形、纹饰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精品，但受当时古文字认知水平所限，铭文的字体书写恶劣，错字很多，文理不通，不合金文语法，与商周真器相去甚远，极易辨识。 trglsGTrgSQ+aq1Gn4IloR6YgZYx44EloenM9H7bVXNep8v1WBtmwwnQ8rGshD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