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商周青铜器铭文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成为重建商周历史的直接史料，关键就在于其材料的真实性。孔子曾欲作夏史、商史，但因文献不足而作罢，他所说的文献就是指这类直出先民之手、未经后人整理或改篡的史料。很明显，重建商周信史的根本保证就是史料问题。然而自有宋以降，商周青铜彝器之伪器赝铭代不绝迹。尤其近四十年来，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作伪风起，且其中之善者甚至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凡器形、花纹、材料、锈色，几无破绽。唯涉及到铭文的制作，作伪者尚不能全面掌握其知识体系，时见纰漏。铭文是证经补史最重要的材料，直接决定着学术研究的是非曲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对于非经科学发掘的具铭铜器而言，对铭文的辨伪已成为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首要工作。

王沛姬博士在随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为能让她尽快熟悉金文的结构特征和书法特点，曾命其于重要的铭文资料反复摹写。而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一篇铭文摹写数十遍是常有的事，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以致最终练就了一手金文好书法，其脱稿默写，结体端正，韵味十足，一挥而就。在与沛姬平时的讨论中，我发现她对青铜器铭文已经有了起码的敏感，对真伪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和心得，于是我为她选择了商周青铜器铭文辨伪的题目，作为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经过她的努力，一篇硕士论文竟写出了博士论文的水平，洋洋洒洒成三十万言，深得答辩委员的嘉许。

以铭文辨伪为题作为学位论文，最重要的当首推张光裕先生的《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此书完成于1970年代，未及其后出现的赝铭伪作。而近数十年来，新见之伪器不可胜数，作伪之手段更是花样翻新，对这些伪铭的考辨工作不仅必要，也非常迫切。沛姬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不仅是对前辈工作的继续，当然也应和了学术界的现实需要。

此书的重点放在了对近数十年新见赝铭伪刻的考辨，特别是对一些学者认定的真器问难质疑，提出了自己的独到思考和辨伪方法。其对作伪手段的分析细致入微，条分缕析，包括文字特征，遣词习惯，时代特点，制度背景等，据真铭总结规律，以真量伪，言之有据，提出了很多有说服力的见解。今天她将完善后的著作呈现给大家，以期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推动。

青铜器铭文的真伪鉴别，必须以对真铭的深入研究为基础，据真而识伪，而不能据伪而识伪，此为辨伪工作的不二法门。清人陈介祺考辨真伪堪称精湛，其经验概括为五法（《簠斋尺牍》册四）。容庚先生于铭文辨伪颇具心得，其见识也已总结为八法（《殷周青铜器通论》第九章）。这些方法的核心要义都是通过对真铭规律的总结归纳，以真标准比辨伪作品，只要辨伪者对真铭的规律了然于心，伪铭也就将无所遁形。

作伪者的作伪手段变化多端，或仿旧铭，或造新辞，或兼凑杂糅。新创铭文或兼凑杂糅对作伪者的学术素养都要求太高，不免破绽百出，一望可识，所以这类伪铭并不难审别。但仿造旧铭者则因有蓝本参考，点画错讹很少，风格失真不多，伪迹则不易辨察。容庚先生曾提出后人凡模仿宋人著录之器必伪的原则，于今仍然适用。因宋人所见之器多已为金人掠毁，故南渡后的金文著录与研究，因器形不易得见，学者只能被迫但摹铭文款识而已。近年出现的西周应侯簋，即是此类伪作的代表。此簋的器形和铭文曾著录于吕大临《考古图》和王黼《宣和博古图》，铭文则著录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和王俅《啸堂集古录》，《殷周金文集成》在整理诸种著作时，因《啸堂集古录》所录铭文最近原铭风格，故独取之，编号为03860.1和03860.2，分别属于盖铭和器铭。古之书法艺术，为求变化而颇重避复，不独后世之真隶行草，篆书亦然。故商周彝器铭文，凡盖器同铭或数器同铭者，其结体风格都不会完全一样，而必然表现出某些刻意求变的趋势。据对《啸堂集古录》所著应侯簋盖铭与器铭的分析，即知其表现的避复变化非常明显。但作伪者不明此理，加之未见《啸堂集古录》本已将盖铭与器铭明确区分的事实，而仅以《殷周金文集成》03860.1著录的盖铭摹本，错误地将其摹录于伪作的器身，致盖器铭文错植。况且与宋人著录的器物图像对比，伪器的器形与纹样也与真器大不相同，故其作伪痕迹清晰可鉴，作伪心路昭然若揭。这个事例说明，铜器铭文的辨伪既不可忽略对铭文字体优劣高下的直观判断，又需要系统的知识储备，艰辛而复杂。

有作伪才会有辨伪，所以辨伪其实是在总结作伪的规律，这当然要求辨伪工作要对伪器伪铭作全面的考察。事实上，伪事一旦大白于天下，就不仅可以使不明真伪者清醒，也同样可以使作伪者清醒，这种魔道较量无疑考验着学者的智慧。作伪的手法在不断更新，这必将推动辨伪研究的不断深入。因此，辨伪的工作需要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这对于纯净学术研究将大有裨益，对于纯洁祖国的传统文化也将大有裨益。

冯时
2022年10月12日于尚朴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