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伪铭的类型及特点

伪铭的发展经历了照抄、删改、拼凑、杜撰等几个阶段，表现的其实就是作伪者金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本节将就不同类型的伪铭的产生、发展及特点做分析归纳并举例说明，就不同类型的伪铭如何辨别做进一步分析。

一 照抄

这种类型最简单，不需要具备古文字功底，只要比着抄即可，所以产生最早，影响也最长远，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这么做。抄的水平根据作伪者水平的不同，表现出的差异很大，但是总的来说，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早期没有太多实物可做参考，基本都是抄前人的著录，但早期的著录都不是拓本，而是摹本，所以明清时期的伪器多受宋人书写风格的影响，如图3-2-1 ^[11] 就是仿《啸堂》55（图3-2 -2,《集成》4108）而作伪，这是仿得不好的例子，错字连篇，应该是清晚期陕西人的作品。

也有仿得稍微好点的，如《首阳吉金》中著录的一件应侯簋，器铭就是仿宋人著录的应侯簋而伪（图3-2-3）。这件器物在《啸堂》（图3-2-4）、《考古》（图3-2-5）、《博古》（图3-2-6）中都有著录，但是铭文字体的写法及书写风格不同。《啸堂》中目前保留的宋淳熙三年以前刻本，写得最好看，所以《集成》收录的正是《啸堂》的这一版本，但并未注明器、盖，仅以1、2标出（图3-2-7），而作伪者误将盖铭植入器内。 ^[12] 其实所谓仿宋伪的字体，基本上都是仿的《啸堂》和《薛氏》 ^[13] ，因为它们比较清晰，当然也写得好看，尤其是《啸堂》，所以后人在整理宋人著录时，多半都收二者的版本，比如这件器物《集成》就收的《啸堂》的版本。就这篇铭文而言，仔细对比会发现，其实《啸堂》的字体是与真实的金文字体差别最大的，比如铭文中的“母”字和“年”字，都极具书者的个人风格，而非金文的书写风格。这也是仿宋伪的字极易辨认的原因，《啸堂》和《薛氏》的字实在是特点太鲜明了。

随着出土器物的增多，照相技术的运用，作伪者开始从真器上翻砂或摹刻，水平有所提高，如伯鱼簋（图3-2-8）为清末潍县匠人仿陈介祺旧藏（图3-2-9） ^[14] ，又如卿簋（图3-2-10伪，图3-2-11真） ^[15] ，再如宗周钟（图3-2-12 ^[16] ）为仿故宫的旧藏（图3-2-13,《集成》260）而伪。这是仿得比较差的，刻工还不成熟，字口崩茬比较明显。民国时期也有仿得好的，例如本章第一节所列举的文簋、兮甲盘等。

现在随着高新技术的运用，这类铭文可以和真铭做得一模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反倒容易辨别了，因为不会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即便是西周的列鼎或宗彝一肆之类的成套器物，铭文内容一样，但字的写法还是有细微差别的，不会完全一样，毕竟古代范铸法都是一模一范一器，每一件都是孤品，如果有件一模一样的，甚至连锈蚀都一样，那就很值得怀疑了。

二 删改

完全照抄很容易找到出处，作伪者有时会参照某篇铭文增加、删减或改动一部分字句，形成一篇伪铭。如太师鼎（图3 -2 -14《西乙》1.8）就是删减师望簋（图3-2 -15《集成》3682）而伪。这也是出现较早的一类伪铭，在宋代著录里就已经有了，如本书第一章所举齐侯盘。在西清四鉴里就更多了，如本书第一章所举伯克尊、叔孙簋、伯和父簋、王子申簠、乙公鼎等。可见，这种删改真铭的伪铭应该与照抄的差不多同时或稍晚一点出现。

这类伪铭比完全照抄有了一点进步，但早期由于作伪者金文水平不高，经常因为删减增加不得当而弄巧成拙，不合金文语法，就像西清四鉴里的那些例子。

清末作伪者金文水平有所提高，铭文删改得稍好一点，如岑妃簋（图3 -2 -16 ^[17] ）就是删改縣妃簋（图3 -2 -17,《集成》4269）而伪。但是字写得太坏，而且很多字抄错，如第一行的“辰”、第四行的“敏”“扬”等。

至民国时期，作伪者金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删改得比较通顺的伪铭，如图3-2-18 ^[18] 就是删改过伯簋（图3 -2 -19）而成。文理比较通顺，字写得也有很大进步，但与真铭对比还是显得比较呆滞。

三 拼凑

简单删改比较容易找到出处，于是作伪者就从几篇铭文中摘抄一些字句，再杜撰一部分，连缀成一篇铭文。这类伪铭较之前又有了一点进步，至少没那么容易找到出处。大概最早出现在清末，如单伯鼎（图3-2 -20 ^[19] ）就是以害簋、 鼎、 簋伪摹本拼凑而成。又如南宫叔簋（图3 -2 -21 ^[20] ）为拼凑大盂鼎、免簋、虢季子白盘等而成。这类伪铭其实对作伪者的金文水平要求很高，要拼凑出一篇通顺的、没有语法错误的伪铭不是那么容易，很显然当时的作伪者还达不到这种水平。如南宫叔簋第二到第四行“南宫叔入门，迺召夹死司戎”完全不通；又如单伯鼎第二行“王在周卲宫穆宫”，“卲宫”是昭王庙，“穆宫”是穆王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王不可能同时既在“卲宫”又在“穆宫”，可以看出作伪者对西周的宫庙制度并不了解，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通篇字写得很差，这应该是清末的作品。

后来随着作伪者金文水平的提高，拼凑的水平也有所提高，如图3-2-22 ^[21] 为拼凑 簋、格伯簋、 父辛角而成；又如师田簋盖（图3 -2 -23 ^[22] ）为拼凑师田父尊、追簋、录伯 簋而成。虽然比之前文理通顺了很多，但字写得太差，描摹痕迹明显。

四 杜撰

随着作伪者金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伪铭进入全新的创造时期。当然，由于水平所限，不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果一点错误都不犯，我们也无从辨别了。

这类伪铭中的开山之作应该就是那件大名鼎鼎的晋侯平戎盘，铭文完全杜撰，有些语法错误，也有些历史错误（具体可参看容庚的《晋侯平戎盘辨伪》），但总的来说，一篇这么长的铭文能写成这样还是不错的，只可惜字刻得太差了。其他还有伯太师鼎（图3 -2 -24,《铭图》2027）、古鼎（图3-2-25,《铭图》2453）、绅鼎（图3-2-26,《铭图》2441）等，这类伪铭很难说是具体参照哪一件或哪几件而作伪，一般不容易找到出处。

其实不管是照抄也好，删改也好，拼凑也好，只要能找到出处，互相比对，就不难辨别，但是这种没有出处的，就需要综合金文知识、历史知识作综合判断。作伪者的水平提高了，对辨伪者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现在见到的长篇伪铭基本都是拼凑和杜撰的，直接照抄或简单删改的已不多见。辨别这类没有出处或不好找出处的，就要从文字本身的书写、文法结构、篇章结构以及历史常识等多方面综合判断，这也是后面辨伪章节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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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古》《博古》中所著录的器物多毁于战乱，后世所出完全相同之器物一般较为可疑。

[2]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插图十七、十八。

[3] 方鼎的主要流行时代一般为商到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之后很少见，而这篇铭文从内容看应为春秋时期，器铭时代矛盾。

[4]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插图十一。

[5]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插图十二。

[6] 王仁聪：《中文大学馆藏“兮甲盘”及相关问题研究》，《古玺印与古文字论集》图11。

[7] “隹”字的写法不对（具体论证见第四章辨伪章节）； ××月 ××年不符合周人的纪时形式（具体论证见第五章辨伪章节）；第二行第一个字应为赐字误写；“为何室，用兹簋”不通；“扬公休”的“扬”字下面多了个“衣”字。

[8] 近年新出何簋两件，另一件《铭图》5136，器盖同铭，皆伪。

[9]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4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0] 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

[11] 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第二铭。

[12] 具体论证见黄益飞《应侯簋流传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2012年第4期。

[13] 以崇祯六年朱谋垔刻本为佳。

[14]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集，插图十九。

[15] 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第六铭。

[16]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图六十三，香港书局1974年版。

[17]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图九十一，香港书局1974年版。

[18]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集，插图十。

[19]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图七十九，香港书局1974年版。

[20]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图九十，香港书局1974年版。

[21]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图一○六。

[22]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图一三六。 0iMPPOcDYQ7oh5CcbGeOF+d48QrqoAWMJ6BUmzFLReD8U91O/w/HjYOl+ElVg/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