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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管是辨伪还是作伪，都有一个短暂的停滞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学术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近些年，很多境内外资本的涌入使得收藏品市场异常火爆，从而使文物鉴定成为一门时髦的学问迅速普及开来。
这一时期在理论研究上并没有什么发展，大多因袭前人，但是在资料整理及技术手段的运用方面却突飞猛进，大放异彩。
铜器辨伪理论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辨伪作为青铜器研究中比较入门级的形而下学问，专业学者不屑于研究，而是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历史文化艺术等形而上的学问上，所以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大都因袭前人之说，建树不多。
这一时期主要论著有：张光裕的《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对前人的论著做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总结）；罗福颐的《商周秦汉青铜器辨伪录》（丰富了容庚的论著，补充了一些例子，补充了对战国铜器的辨伪）；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中的辨伪章节（从器形、纹饰、铭文、铸造、做锈等方面对铜器辨伪做了简单的介绍）；陈佩芬的《青铜器辨伪》（以上海博物馆藏品为基础对马承源的论著进行了补充和举例）；朱凤瀚的《中国青铜器综论》的辨伪章节（对现在的新技术做了一些介绍）；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的《铜器辨伪浅说》（梳理了作伪的历史，并从工艺角度谈了辨伪的方法）；张懋镕等的《文物鉴定秘要》中的青铜器篇（总结归纳程长新等人的论著）。
而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民间收藏热，各种青铜器鉴定的论著层出不穷，有：王文昶的《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青铜器辨伪三百例》；杜乃松的《青铜器辨伪锁谈》《漫谈青铜器辨伪》；李先登的《伪作青铜器简述》《青铜器辨伪》；赵振茂的《略谈古代铜器的真伪鉴定》；王荣达的《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贾文熙的《矿化铜器辨伪》《历代铜器鉴定与辨伪》；贾文超的《铜器辨识锁录》；贾文忠的《中国青铜器鉴定实例》；李震的《青铜器修复与鉴定》；丁孟的《中国青铜器真伪识别》；等等。这些论著或泛泛而谈，或因袭前人，有些深入研究的也只是研究铸造工艺，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方法基本都已过时。
这一时期虽然对辨伪方法的理论研究比较匮乏，但是对于辨伪学学术史的梳理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张光裕的《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罗福颐的《商周秦汉青铜器辨伪录》；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的《铜器辨伪浅说》都对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对之前容庚、商承祚的论著进行了补充。
与理论研究的不尽如人意相比，这一时期的资料整理工作却可圈可点。孙稚雏继承其师容庚校订《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的工作，编成《金文著录简目》；周法高对《三代吉金文存》系统整理编成《三代吉金文存著录表》；张亚初整理宋代资料编成《宋代所见商周金文著录表》；刘雨整理清宫旧藏编成《乾隆四鉴综理表》，之后又编有《商周金文总著录表》；社科院考古所在综合整理多种著录之后编成《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为金文著录集大成者；吴镇烽历时十余年编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以及《续编》和《三编》（这是目前收录最多的一部书，但是对器物的甄别差强人意，收入了不少伪器，后面辨伪章节所列举的伪器多半出自这套书）。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科技手段的运用，主要论著有：姚青芳的《金相分析鉴定青铜文物》；张世贤的《西周铜鼎的元素分析》《从商周铜器的内部特征试论毛公鼎的真伪问题》；黄海勇等的《几件古代中华青铜器的中子活化法分析》；雷聪勇的《青铜器锈色辨析》；孙晓强的《带锈青铜器真伪的鉴别》；顾雯的《锡同位素测量在青铜器鉴伪中的应用》；马清林的《现代分析测试技术与几件青铜器真伪辨别》《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等。
一般而言，从实体显微镜下观察其铜锈结构和铜锈分布即可断定其锈蚀产物是自然生长还是人工生长；用有机溶剂浸泡可以使除环氧树脂、聚酞胺树脂之外的多数现代高分子黏合剂溶解，使做旧层脱落。进一步可以运用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对铜器外层及内部的元素进行分析，从而辨别真伪，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X射线又称X光，是一种波长很短的不可见电磁辐射。当被检测器物受到X射线照射时，由于物体内部各部分对X射线吸收程度不同，底片上对应部位会产生不同的感光程度，经显影处理后显示出明暗不同的X射线照片，通过照片，可以看到器物内部的结构， [25] 如有无拼补、焊接，垫片的数量及分布等。故宫藏有一件父丁盘（图2 -3 -1），此盘原本无铭，作伪者在盘底锯下一块，在其锈底上硬刻铭文，这样做避免了刀痕，但在X光的照射下就完全暴露了出来（图2-3 -2），不只有修补焊接的痕迹，“宝”字还刻在了垫片上。 [26]
图2-3-1 故宫藏父丁盘
图2-3-2 父丁盘伪铭
台北故宫曾经运用X射线透视技术对馆藏大量铜器进行观察，总结出不同时期铜器内垫片的数量及分布规律的不同特点： [27] 商代器物腹底垫片数量一般不超过三个，大部分呈三角形排列，放置在模、范之间距离最小的地方（如图2 -3 -3），器壁上一般没有垫片；西周时期垫片数量和排列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鼎形器，除了底部呈三角形排列外，在每个足旁边又各有一个或两个对称排列（如图2 -3 -4），在器壁纹路上每一个较薄而较宽的点上，都放置一个垫片，呈多圈对称排列，数量甚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圆形器器盖及腹底的垫片也多做有规则或环状的排列，方形器则呈不规则排列，器壁上垫片极多。并对毛公鼎进行透视分析，结果符合西周铜鼎的内部特征，从而认定其为真器。这就是X光技术运用于铜器辨伪中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图2-3-3 商代垫片排列
图2-3-4 西周垫片排列
金相学是研究金属内部组织结构及其在不同的铸造、加工和热处理条件下金属组织的形成和转变规律的学科。它可以提供金属文物在古代制作时曾经遭受过的冷热处理信息。 [28] 通过对铜器内部金属结构及变化的观察，可以对铜器的铸造年代做出判断。简单说来，青铜器都是铜锡铅的合金，合金内部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具有向平衡状态转变的趋势，但是铜锡二元合金的结晶间隔很大，锡在铜中的扩散速度极慢，所以要完成这种转变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商周青铜器保存至今都已有几千年的时间，为锡的转变提供了足够的有效时间，观察其内部结构就可以对年代进行判断。但同时他也指出，能观察到这种变化的肯定是唐以前的器物，伪器是观察不到这种变化的，但是观察不到这种变化的不一定就是伪器，有的真器也观察不到这种变化，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种方法虽然现在看来还不成熟，但总算是为辨伪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此二种技术可用来分辨铜锈的矿相组成及化合物类型， [29] 从而了解铜锈为自然生成还是人工合成。
天津历史博物馆曾运用X射线粉晶衍射结构分析仪对馆藏几件青铜器进行检测分析。发现几件器物铜锈的主要成分为重晶石（BaSO 4 ），这是一种矿物颜料，而出土青铜器的锈主要成分为氧化亚铜、氧化铜、硫化铜、碱式碳酸铜、氯化铜、氯化亚铜和碱式氯化铜等，从而判断其为伪器。 [30]
X射线粉晶衍射及红外光谱分析的结果只显示了金属合金腐蚀后的最终产物在表面上的分布，对于合金体内部元素分布情况则给出的信息很少。而通过扫描电镜能谱成分分析可以观察到青铜器内部化学组成以及工艺制造情况等。 [31]
甘肃省博物馆曾运用此法对一件青铜戈进行鉴别，发现其中锌含量高达35%, Al的含量高达2.2%，其合金成分与现代国家标准GB1176—87中的 ZCuZn31A12合金成分非常相似，从而判断此件器物是现代所铸无疑。 [32]
用质谱分析仪测量青铜器中铅的同位素组成，从而得到四种同位素之间的比例，以此推测出矿料的产地，不过此种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铜料产地数据库。
[1]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
[2] 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致鲍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4]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五月十日致王懿荣，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5]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九月二日致鲍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6]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二年九月致吴云，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7]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九月致鲍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8]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致王懿荣，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9] 陈介祺：《簠斋尺牍》，光绪元年七月致鲍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0] 吴大澂：《吴愙斋尺牍》，光绪元年八月二十九致陈介祺，谢国桢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2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1]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致王懿荣，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2]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致王懿荣，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3]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六日致潘祖荫附笺，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4]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致王懿荣，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5]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四日致王懿荣，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6]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四月致吴大澂，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7]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33页。
[18]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六月八日致潘祖荫，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9] 陈介祺：《簠斋尺牍》，光绪元年乙亥七月二十五日致王懿荣，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20]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四日致王懿荣，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21] 陈介祺：《簠斋尺牍》，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四日致王懿荣，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22] 陈介祺：《簠斋尺牍》，光绪元年左右（无年月款）致鲍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23] 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
[24] 徐中舒：《论古铜器之鉴别》，《考古社刊》第4期。
[25] 马清林：《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26]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下，《文物》1989年第12期。
[27] 张世贤：《从商周铜器的内部特征试论毛公鼎的真伪问题》，《故宫季刊》第16卷第4期。
[28] 马清林：《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29] 马清林：《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30] 孙晓强：《带锈青铜器的真伪鉴别》，《东南文化》2001年第9期。
[31] 马清林：《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32] 马清林：《现代分析测试技术与几件青铜器真伪鉴别》，《文物》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