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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自北宋肇始，元明衰微，至清代复兴。清初顾炎武等开启学术的复古思想，乾嘉时承清初余绪，学术界关注的方向和治学方法进一步转变，以经学为中坚的朴学迅速发展并广泛普及，训诂考据成为研究学问的不二法门。而古代彝器铭文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最为可信的依据，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乾嘉以来，清人已不仅仅将金石文字看作考证经史的材料，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代器物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风格演变，其影响也愈加广泛，所谓“海内士夫闻风承流，相与购致古器，蒐集拓本” [2] 。乾隆以后，由于青铜器出土日益增多，不但引起了金石学家们的高度重视，一些达官贵人附庸风雅，也不惜重金购求，从而刺激了当时的古董商人与一些能工巧匠联手作伪，以牟取横财。正如陈介祺所言：“好者日多，直（值）所以日昂，为者获利日厚，所以效尤者日众。” [3] 当时形成西安、苏州、潍县、北京等作伪中心，也出现了一些作伪高手（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有具体介绍），作伪手段越来越高，许多金石名家也往往难辨真伪，不仅使许多人蒙受经济损失，而且也给金石学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混乱，鉴定辨伪成为金石学中极为重要的问题。
陈介祺应该算是青铜器辨伪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以传古为志，提出“传古首在别伪”，他把自己的观点和体会不断地函告金石之友，虽非专著鸿篇，但这些散见于尺牍中的言论，体现了他的鉴古思想和对辨伪的独到见解，奠定了青铜器辨伪的学术基础。商承祚先生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一文中开篇即说：“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着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说：“辨伪最严的莫如陈介祺。”这些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界权威人士都对陈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足见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
陈氏的辨伪主要有以下几个出发点。
第一，多看真器，注重实践。他认为，鉴定古器、释古文字“以多见为第一”，“不识字之铜贩，多见出土器即能辨其真伪，学士大夫乃不能辨之耶。” “要之见得真，看得细，尤在心稳得定，是皆出于读书游艺之余。” [4] “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 [5] 多看，多摩挲真器，增加感性认识是辨伪的基础，陈氏高超的眼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藏品以及朝夕之摩挲。
第二，注重对作伪技术的研究。陈氏对各地作伪工匠、作伪方法、伪器的特点都非常熟悉，在他与友人的信中多有提及：
伪器旧系铸字，今年陕中始以无字古器伪刻。南中则顾湘舟所伪者不少。都门伪刻又添一种，以拓本字摹成。 [6]
近日关中又别出一种通文理人伪作，终是无力，无法度，苏七或不知，或知未可定，不可不慎也。 [7]
京师伪字即刻铜墨者，然否？前与伯寅言，奇而无理，工而无力，则必伪似已道尽，其理与力，则用心于古文字，多见而识之自喻，不能口舌争也。 [8]
子静之钟，制既非钟，而似钲，字即陕刻。 [9]
近日友人所贻拓本多半伪刻，与遂肇諆鼎字形相类，略带方体，想系张姓所刻居多。又有一种笔画甚粗，字口起线，却系铸范而后刻，觚字在足者，往往有之，此等最难辨别。 [10]
第三，注重相关学问的深入研究。陈氏认为古人制器皆有取义，皆寓其理，“圣人之学，先王之政，固有以贯乎一事之中者也” [11] 。要探知古人，只有求助于学问。其言：
知圣人之心，然后可以知圣人所作之字，所言之文，而非可以浅尝圣人，如蒙童之自矜，有所见则谨而识之，而无可以自是也。博学而又笃志，切问近思之，则所进自未可量，所见自当别矣。所好所知，止是求一个真，止是要学不厌……今日而欲求秦以前古圣人文字之真，敬进一解曰：通真古器文字，非多读古人书，而深研对圣人所反求天地自然之理，有得于圣人义理之心不可。人虽作不到，而理自不可易也。后人所不知圣人之事有二，古文字其一，道理其一也。 [12]
这是陈氏辨伪之学的核心，一个好的鉴赏家，同时也应该具备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等多方面的素养，要“博学而又笃志”，要“重在于学”。在某些工艺上要仿得惟妙惟肖，骗过鉴定仪器，只要用心钻研，再加上现代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并不是很难。但是要写出一篇毫无破绽的铭文，从字形到笔法到遣词造句再到与整件器物的和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工匠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文字学家，没有那么高深的学问，总会露出破绽，我们看不出是因为我们的学问不够。辨伪不是一门专学，需要博经通史，需要精通小学，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这是现代人很难做到的。专门研究辨伪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深入研究其他相关学科，却可以提高辨伪能力。
陈氏具体辨伪的思路及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器形纹饰入手。陈氏认为“器形本以所用为别而作，既尚象，又有取义之设”，而作伪之器矛盾百出，故能别之。
圣人制器尚象，皆有取义。云雷取其发动而成文也，又取施不穷，回文者是。牺首、羊首、米粟，取其养也，乳形者同。饕餮取戒贪也。龙取其变，虎取威仪。虎文尤多，重威仪也。蜩取其洁，熊取其猛，纲目取其有经纬也，未可以殚述也。古玉则尤多虎文，盖威仪尤见于佩服也。后人制器，舍其规矩则不方圆，瓷器佳者，必似铜制乃为雅赏也。古金古玉之文，拓而图之，亦可传世，惜无及之者。非今人所能为，而非文字所可比也。后人形制花文皆不如古，只是处处无学问耳。同一三代之器，文与制皆可别其先后，多见自能知之，相形自别。 [13]
器形本以所用为别而作，既尚其象，又有取义之设。如今传簋下有方坐者，又有四耳者，蒙皆谓为盛羹之器，四耳取其二人共持，方坐取其下重不荡，皆至敬之意，味以太羹为始，和羹为美，故特重之。与朱子所谓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斯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乃一贯之旨。凡事盖莫不体用之全，不能即形即意即事即声而有所造如此也……养器有字，自是不乱，某人之用，则尊卑明，某事之用，则事物皆有条而不紊，易知易能而有礼者，此物此志也。器形既不同、文字又分别。食器，黏者则椭圆，取易拭，或圆，不黏者则方，鱼鼎禽鼎凫鼎则长方，如今鱼鸭池之类，他可以比类推之。古人用心无大小皆用其极，小者只是其心用熟，自然能如此，非如后人止专在小处搜求也。父之养器，子自不敢用，自当以之祭。有国有位，得自作器以祭父、大夫，子、士自是用其父、大夫之养器祭，士不敢造器以祭也。不敢造器，自是不敢作款识，今传世无字之器，当是无位者与市鬻之器也。乞考正之。常人之器以形别，有国有位之器以文别。 [14]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陈氏的说法不免有些主观，那时候还没有考古类型学，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排出青铜器器形纹饰的发展序列，但就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来看，已经大大超越前人。
第二，从工艺入手。
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且旧物手摸即可知，（铜玉等皆然，古物皆然）伪者必不浑融。伪者斑下无字，斑中更不能见字。古器过朽，铜质无存，则字不可剔而可见。真者字底有铜汗积灰，必不能伪。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疑之过者，非其时代晚，即其字不精也。宋元仿而入土者，字与制作不能不逊，色泽即有极佳者，亦其用古铜铸者也。古人模范之精，今多不能思议。以土为范，范上以刀画之成格，格上漆书字，字上再以土堆成阳字，铸成即成阴款，（铜每极簿，耳足中又有土范）岂今所能为！蒙臆古书有刀有杵，聿即从又午，古文字似有此两种也。内外范合，而质甚薄，何以不少误？铜不细，剂不良，不能无少缺。铸范留气孔，不合法则气在内而金不凝。花文与字有拨腊之说，而今不传。汉器及印中均有土质，法尚未尽亡，瓷器大行而古法荡矣。 [15]
古器之铜皆铸，铸款入土数千年，土润溽暑，则款内积汗。且款多外狭见宽，凡夫常见每能识之。赝鼎多系凿刀，转折不圆，行款不浑，赤绿皆浮而无青色，坚者则系烧成，又复不成文理，多习见文，习见不奇之字，或饾钉杂缀，以为新异。鉴者而收伪器，是谓不能以铜定之。
关中土厚而无斥卤，所出每佳。金色是铜良，汉器无斑是鍊细，青绿是铜质所洩，斑多是剂不精。生坑至雅，见蜡则俗，煮刷难去，唯去土以棕帚拂之即可，金色者不可拂矣……古人制器，至精极细之文藏于凸而粗者之下，则精者不能伤，所以能久。 [16]
这些方法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为金石界所认同，并一直运用在辨伪的实践中。有一些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像“斧凿之痕”，那只是作伪技术还不成熟时的特点，现在工艺已经变了，也就不适用了；“斑下无字”和“斑中无字”的情况，现在做锈的技术提高，也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了；“铜汗积灰”是指铜器使用过的痕迹，这应该只针对熟坑器和曾经使用过然后被埋葬的器物，而没有使用过，只是作为明器直接埋葬的器物是不会有“铜汗积灰”的；铭文字口的“上狭而下宽”一直以来都作为铜器辨伪的很重要的一条，多次被写入教科书，马承源还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由于范土的铭文是阳线条，因此铭文范上阳文在刻完后，乘湿嵌入主体范中，字口厚度要避免与外范接触就需修正，可能要微做按捺，与主体范修正，这样阳文字的上口就大，而铸成的铭文往往有底部大字口小的感觉。” [17] 诚然，现在的作伪技术还做不到字口的“上狭而下宽”，这是可以成为辨伪的一个标准，但不是“上狭而下宽”的就一定不对吗？笔者曾在安阳工作站摩挲过上百件出土器物，也仔细地观察对比过，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字口都是“上狭而下宽”的。比如花园庄54号墓出的爵（图2 -2 -1）和戈（图2 -2 -2），还有大司空303号墓出的卣（图2-2-3），很明显就是“上宽而下狭”。所以“上狭而下宽”这一条件只是辨别真伪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
图2-2-1 亚长爵（局部）
图2-2-2 亚长戈（局部）
图2-2-3 马危卣（局部）
与其说这些方法已经过时，不如说他们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它们依然还在发挥着作用。今天的作伪者总是想方设法攻克这些难题，而今天的辨伪技术也从这些方法中得到启发而继续深入研究。
第三，从铭文入手。
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画中之气，岂今人所能伪哉？古人力足气足，有真精神贯其中而充于颠末。法即在此，须以此求之。 [18]
古字有古人笔法，有古人力量，有古人自然行款，书者真能用心得乎，亦即必能辨古器之字，是谓以字定之。
古文字浑厚者，其中之真精神至坚至足至朴至藏。其清刚者，其中之真精神至奇至矫至变，不弱不纤。我之用心用力聚精会神不似古人，何能不为伪所欺。而并时人之心思才力亦不能知，而乃自聘自诩乎。 [19]
古人之字只是有力，今人只是无力。古人笔笔到，笔笔起，皆立得住，贯得足，今人如何能及。不知，只是未向此中追求。好古必以文字为主也……见拓本即定者，以文字知也。疑之过者，非其时代晚，即其字不精也。 [20]
书自有时代，相较可知，书亦有工拙，书亦有王朝与各国之不同，文义亦有定例，多见类推，自可知也。 [21]
吉金各国自有书，以王朝书为佳。吉金惟楚书气胜于法，余则以字大者为佳，多见自可知之，不识字多见每可通。（楚书奇而不及王朝） [22]
陈氏的上述观点涉及笔法、结体、行款、气韵及时代与地域书风的差异等诸方面，仔细品味，俱为真知灼见。古人做事精专，又对制器怀有神圣之感，加之铭文的书范、锲刻都是有相当文化修养、水平较高且技艺熟练的人为之，所以铭文从字形结构、线条点画的质感到内在的精神意蕴，悬隔几千年的后人是难以企及的。明乎此理，用心揣摩，伪作之铭文自能辨别。陈氏即能达此之境。尤其是其在古文字研究的初始阶段，即能阐幽发微，敏锐地观察到先秦文字书体风格的不同特征和地域区别，是颇具前瞻性的。
总之，陈介祺在青铜器辨伪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学术形成初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者对他都推崇备至。
民国时期是辨伪之学大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学者对铜器辨伪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意见；另一方面，对前人著录的器物进行系统的整理，辨别真伪，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这一时期先后发表的关于辨伪的文章和论著有：商承祚的《古代彝器伪字研究》（1933年）、《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补篇》（1936年）；秦更年的《金文辨伪》（1933年）；徐中舒的《论古铜器之鉴别》（1935年）；翁世华的《论铜器的仿铸伪造》《铜器铭文辨伪新论》；郑师许的《吉金彝器之辨伪方法》；容庚的《晋侯平戎盘辨伪》《商周彝器通考·辨伪章》等。其中多为泛泛之谈，甚至有很多错误（像秦更年的《金文辨伪》中所说令方彝、沈子它簋为伪器等），但也不乏真知灼见者，对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1.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
商氏应该是第一位专门对伪铭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中不止对伪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还对当时作伪的工匠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使我们能够对当时作伪的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是辨伪之作中有独到之处的著作。他在研究了许多伪铭后，总结归纳了几条当时伪铭的特点。 [23]
（1）字体受宋人书体的影响
（2）拼凑字句
（3）删节文字
（4）临写铭语
（5）摹刻文字
现在看来，除了第1条仅限于明清和民国初期的伪刻，有时代局限性之外，其他几条现在依然适用，只是随着作伪者水平的提高，当时那种比较低级的错误已经不太会犯，拼凑的水平越来越高，已经不太容易找到伪铭的出处了。
2.徐中舒：《论古铜器之鉴别》
在商承祚的《古代彝器伪字研究》发表后不久，徐中舒就发表了《论古铜器之鉴别》，对商氏的文章提出了补充意见。 [24]
（1）铜器著录的年代（即两书出版的年代）相差过远，其后见著录者伪者居多。
（2）非同一人一时或同一地域之器，而其作风相似者（尤其特殊之作风），则此类器除一二器或可视为原本（即他器照此仿制者）外，其余大率皆可视为伪作。
（3）凡器铭在器上的地位，各种器都有一定的所在，其不合者，大概都是伪作。
（4）器铭形制与花纹三者，每一时代都应有其不同的作风，这三者中时代早晚皆须一致，早则俱早，晚则俱晚，其早晚相参错者，如非全伪，则铭文必伪。其中，除了第3条他列举的钟铭的位置及顺序（这一条会在辨伪方法章节详细讨论）的例子之外，其他虽然出发点是对的，但结论未免过于主观。像第1条所说，作伪者一般会在前人的著录中寻找模仿对象，所以很多伪器都是可以找到出处的，但说与前人著录相同就是伪器未免就有点武断。比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厚趠方鼎（图2-2-4、图2-2-5），为陈介祺的旧藏，与宋代《续考古图》中著录的一件大同而小异（图2-2-6）（上博的这件鼎身有飞棱，而宋人著录的那件没有，两件的纹饰以及鼎足的形制也不同，应该不是同一件）。难道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一件就是假的吗？再者，上博这件的鼎铭中
字，过去未见，后见于晋侯稣钟，作伪者不可能首先造出这个字，故为真。可明徐氏的观点不确。
图2-2-4 厚趠方鼎
图2-2-5 厚趠方鼎铭
第2条他注意到了器物的地域风格和个人风格，这的确是辨伪的一个出发点，但他的结论却太想当然了，忽略了馈赠、战争掠夺等因素。比如燕侯的器物大多出自房山琉璃河燕国故地，但是山西大河口也出了一套燕侯的器物，应该是当年两国联姻，燕国公主带过去的嫁妆。所以，同样风格的东西是有可能在不同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的，正因为如此，才更弥足珍贵，为研究历史、研究当时的诸国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史料。
图2-2-6 宋人著录厚趠方鼎
第3条谈铭文的位置，除了钟铭之外，其他的则不尽然。铭文规范化是在西周早期的后半段以后（大概与周公制礼有关），在殷商和西周初年，铭文在器物上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尤其是商代的青铜器，铸在哪儿的都有，比如安阳殷墟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亚长方尊，铭文就没有像通常那样铸在内壁而是铸在了外壁（图2-2-7、图2-2-8）。
第4条谈到了器形、纹饰、铭文三者时代风格的统一，这也是铭文辨伪的一个重要思路，但徐氏列举的例子就很成问题了，大概当时对铜器的认识还很有限，对于不同时期的时代风格所知还甚少。
徐氏这篇文章虽然结论有些问题，但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还是值得借鉴的。
3.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辨伪章》
容庚编的《商周彝器通考》是第一部专门研究青铜器的专著，其中辨伪章节吸收了部分商氏之说，对于铜器作伪进行了系统分期，并在之后与张维持合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对不同时期的特点做了进一步完善。
图2-2-7 亚长尊（局部）
图2-2-8 亚长尊
第一期：乾隆以前，伪铭者器亦伪，大多从《博古》翻砂，伪器多收在西清四鉴中。
第二期：道光至清末，于无字之器伪刻铭文，字少之器加刻铭文，但文义荒谬，字体恶劣，真伪易辨，有增刻铭文、伪造铭文、拼凑铭文、摹刻铭文，伪器多见《敬吾心》中。
第三期：民国以来，有加刻伪铭于真器之上者，有铭器俱伪者，其作伪技巧视前更精，而辨真伪也愈难，有摹写铭文、蚀刻铭文、镶补铭文、伪造全器。
后来很多人也对铜器作伪做过分期，大致相同。
另外，容氏还对具体的辨伪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商周彝器通考》针对西清四鉴的辨伪工作提出：
（1）凡铭文与宋代著录之器相同者，除商器之常见铭辞如“史”“戈”“冉”之类间有真者外，其余多字之器或铭文同而形状花纹异之器皆伪。
（2）凡增减改易宋代著录之铭辞皆伪。
（3）凡宋代著录之铭辞，由此类器移于彼类器，或加以删改者皆伪。
（4）凡文句不合于铭辞体例者皆伪。
（5）凡形制与铭辞时代不相合者皆伪。
（6）凡铭辞仅云“乍宝彝”者皆伪。
有一些观点未免有点武断，比如第1条，与徐中舒提出的第1条就非常相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前文已有论述；再比如第6条，很多考古资料证实，仅铭“乍宝彝”或“乍尊彝”的器物是非常多的（这涉及金文的篇章结构，在后面辨伪方法章节会具体论述），这并不能成为辨伪的依据。容氏这些观点只是针对西清四鉴，对于现在的辨伪工作并不完全适用，比如第2条、第3条，只是早期技术不成熟的表现，现在已经不会再犯那种低级的错误。但是他提出的器形、纹饰、铭文时代的统一，铭文遣词造句要合金文体例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20世纪60年代他又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对之前提出的辨伪方法做了总结和引申，指出伪造之器纵然精巧也会存在破绽，可能存在形制上的矛盾、器形和铭辞的矛盾、器制和时代花纹的矛盾等，并总结说：“要之，鉴别的方法不一，不外多参考典籍，多经目验，注意器物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要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关联性去考察其真伪，根据具体的条件深入分析其间的矛盾，发现问题，判断其缺点，鉴识眼力是可以力学而致的。”这段话说得特别好，任何具体的辨伪方法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随着作伪技术的进步，很快也就不再适用了，在纷繁表象背后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本质就是容氏所提的“器物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只有把器物放到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综合各方面去考察他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才能真正做到得鱼忘筌。
从宋代开始著录青铜器以来，到民国时期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但这些著录真伪杂糅，对于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于是这一时期学者开始着手整理前人的著录，对器物进行真伪辨别。首先有王国维作的《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1914年）；之后容庚于1928年对王国维的《宋表》逐器加以审定，重编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又于1929年对乾隆年间编的西清四鉴著录的器物逐一审定，编成《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在王国维《国朝表》成书17年后（1931年），罗振玉命其子罗福颐增补修订该表，于1933年编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其后，罗福颐又整理清宫藏器，编了《内府藏器著录表》对西清四鉴进行了初步的整理。这些整理工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