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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作伪之器产生之初，就已经有人开始研究如何辨伪，但真正对辨伪方法进行研究讨论要始于宋代，这当然与宋人醉心于金石之学的社会风气和学术氛围有关。
北宋是金石学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有很多人著录研究金石文字，同时对铜器辨伪也有所涉及。赵希鹄著的《洞天清录》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其中第三章为钟鼎彝器辨，共十八条，谈了夏商周之器的分别；古铜器的颜色；古铜器有土气，新铜器有铜腥气；各时期的款识及阴阳文；有铭无铭的原委；古器铸造方法的传说；伪铜器的仿锈。其中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明显错误，如：
三代之制，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质素无文，周器雕篆细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论，而夏器独不然。余尝见夏琱戈，于铜上镶嵌以金，其细如发。夏器大抵皆然。岁久金脱，则成阴窍，以其刻画处成凹也。相嵌，今俗讹为商嵌，诗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夏用鸟迹篆，商用虫鱼篆，周用虫鱼大篆，秦用大小篆，汉用小篆、隶书，三国用隶书，晋宋以来用楷书，唐用楷隶。三代用阴识，谓之偃囊字，其字凹入也。汉以来或用阳识，其字凸，间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镌碑。盖阴识难铸，阳识易成，阳识决非三代物也。
款居外而凸，识居内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识，商器多无款有识。
但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如其对铜器锈蚀及气味的判断就有些道理：
铜器入土千年，纯青如铺翠。其色子后稍淡，午后乘阴气，翠润欲滴。间有土蚀处，或穿或剥，并如蜗篆自然。或有斧凿痕，则伪也。铜器坠水千年，则纯绿色而莹如玉，未及千年绿而不莹。其蚀处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体轻者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铜性卒未尽，其重止能减三分之一，或减半；器小而薄者，铜性为水土蒸淘易尽，至有锄击破处，并不见铜色，惟翠绿彻骨。或其中有一线红色如丹，然尚有铜声。传世古器则不曾入水土，惟流传人间，色紫褐，而有朱砂班，甚者其班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釡以沸汤煑之，良久班愈见。伪者以漆调硃为之，易辨也。
三代古铜并无腥气，惟上古新出土尚带土气，久则否。若伪作者，热摩手心以擦之，铜腥触鼻可畏。
又如其对铭文笔法的认识，就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来说，也算不错的了：
古人作事必精致。工人预四民之列，非若后世贱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细如发，而匀整分晓，无纤毫模糊。识文笔画宛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浅如一，亦明净分晓，无纤毫模糊。此盖用铜之精者，并无砂颗，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为，三也。今设有古器款识，稍或模糊，必是伪作，其体质颜色臭味亦自不同。
还有其对作伪方法的介绍，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
其法以水银杂锡汞，即今磨境药是也。先上在新铜器上，令匀，然后以酽醋调细
砂末，笔蘸匀上，候如蜡茶之色，急入新汲水浸之，即成蜡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汲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缓，则变色矣。若不入水，则成纯翠色。三者并以新布擦，令光莹。其铜腥为水银所匮，并不发露。然古铜声微而清，新铜声洪而浊，不能逃识者之鉴。
总的来说，其书博而不约，文字空洞的多。 [1] 之后几百年，明清人关于辨伪的论著大多都是从这里抄录的。
明代宣德内府的仿古为民间培养了大批作伪高手，再加上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商品经济发展，使铜器作伪产业化，大量伪器充斥市场，辨伪之作也就应运而生。曹昭《格古要论》中的《古铜论》，从颜色、纹饰、款识、铸造等方面介绍了古铜器，多是照抄《洞天清录》，此外，对作伪工匠有所介绍：“宋句容县及台州铸者，多是小雷纹花儿，元杭州姜娘子、平江王吉铸铜器，皆得名花纹，姜铸胜于王，俱不甚直钱。”高濂《遵生八笺》中的《论古铜色》对前人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
凡三代之器，入土年远，近山冈者多青，山气湿，蒸郁而成青；近河源者多绿，水气卤，浸润而成绿。
铜质清莹不杂者，多发青；质之浑杂者，多发绿。
他如古墓中近尸者，作水银色。
又如无青绿而纯紫褐色者，曹明仲以为人间流传之色，非也……此等器皿，出自高阜古冢，砖宫石室，燥地秘藏，又无水土侵剥，又无尸气染惹，列之石案间，惟地气蒸润，且原制精美光莹，变为褐色，纯一不杂。故鼎彝居多，而小物并秦汉物，褐色绝少。
《论新旧铜器辨正》对铭文辨伪有进一步的论证：
古铸，工匠精细，拨蜡清楚，纹内地子光滑，即转角方圆深窍，有如刀锤雕刻，花地爽朗，周身如一，并无砂眼欠缺、分地不匀之病。夫款为制度规式，识为纪功铭篆，故三代钟鼎阴识字，有百十之多。即薛尚功刻钟鼎篆二十卷，其篆文可考。若汉唐以下，即阳识矣，而铭亦不古。间有阴识，亦非钟鼎古文篆法。盖阳识刻印印蜡，为之甚易，阴识以蜡剔起字画，翻砂成阴，为之甚难，少有不到，字画泯灭，其精神摩弄，后迥不及。
《论新铸伪造》谈了当时伪造古铜器的地点及作伪方法：
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以古器相形，则迥然别矣。虽云摩弄取滑，而入手自粗；虽妆点美观，而气质自恶。其伪制法：铸出，剔摩光净，或以刀刻纹理缺处，方用井花水调泥矾浸一伏时，取起烘热，再浸再烘，三度为止，名作脚色。候干，以
砂、胆矾、寒水石、硼砂、金丝矾各为末，以青盐水化净，笔蘸刷三两度，候一二日洗去，干又洗之。全在调停颜色、水洗功夫，须三五度方定。次掘一地坑，以炭火烧红令遍，将酽醋泼下坑中，放铜器入内，仍以醋糟罨之，加土覆实，窑藏三日取看，即生各色古斑，用蜡擦之。要色深者，用竹叶烧烟熏之。其点缀颜色，有寒温二法，均用明乳香，令人口嚼涩味去尽，方配白蜡熔和。其色青，以石青投入蜡内。绿用四支绿，红用朱砂。温用蜡多，寒则乳蜡相半。以此调成，作点缀凸起颜色。其堆栈用卤锈针砂，其水银色以水银砂锡涂抹鼎彝边角上，以法蜡颜色罩盖，隐露些少，以愚隶家。用手揩摩，则香腥触鼻，洗不可脱。或做成，入卤咸地内埋藏一二年者，似有古意。又若三代秦汉时物，或落一足，或堕一耳，或伤器体一孔一缺者，此非伪造。近能作冷冲，热冲，冷焊，软铜冲法，古色不变。惟热冲者色较他处少黑。若用铅补并冷焊者，悉以法蜡填饰器内，以山黄泥调稠遮掩，作出土状态。此实古器，惟少周全，较之伪物远甚。又等以旧器破败者，件件皆古，惟做手乃新，谓之改锹。余在京师，见有二物，一子父鼎，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不爱。其伪法，以古壶盖作肚，以古墓碎器飞龙脚焊上，以旧鼎耳作耳，造成一炉，非真正物也。一方亚虎父鼎，内外水银，无一痕纹片，初议价值百金，制在五寸，适用可玩，人争售之。余玩再三，识其因古水银方镜破碎，截为方片，四面冷焊，以古炉耳脚，制成工巧，可谓精绝。余一识破，众以为然，后竟不知何去。若此做手，技妙入神。元时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其拨蜡亦精，其炼铜亦净，细巧锦地花纹，亦可入目。或作鏒金，或就本色，传之迄今，色如蜡茶，亦为黑色，人多喜之。因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但花纹细小，方胜、龟纹、回纹居多。平江王家铸法亦可，炼铜莹净，拨蜡精细，但制度不佳，远不如姜。近日淮安铸法古鎏金器皿，有小鼎炉，香鸭等物，做旧颇通，人不易识。入手腻滑，摩弄之功，亦非时日计也。外此有大香猊、香鹤铜人、烛台、香球、酒炉、投壶、百斤兽盖香炉、花瓶、火盆等物，此可补古所无，亦为我朝铸造名地。
虽然仍有多处承袭旧说，但还是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见解，《论新铸伪造》中记载的当时伪造古铜器的工匠、地点及作伪方法为今天研究作伪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这时有梁同书的《古铜瓷器考》。其书首辨古铜色，次审色样，再审款识，还记唐宋元铸器的名家以及伪古铜的方法，书末附清秘藏论古铜器六则。这本书多抄袭前人，与《格古要论》中十同八九，可能是梁氏手抄杂记，并非其著述。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由于材料有限、认识有限，辨伪方面的论著大多泛泛而论，并没有形成铜器辨伪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