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高新技术应用期（改革开放以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原因，青铜器作伪产生了一个短暂的停滞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作伪又重新复苏。近十几年来，收藏品市场大热，艺术品价格连番上涨，更吸引了大量境内外资本的涌入，进入了一个全民收藏的时代，作伪也进入一个高度发展繁盛的时代。

民国时期各大作伪中心进入新中国后大多都已衰落。潍县现在依然还有人在做仿古铜器，但水平不高。陕刻已经没有传人，现在做高仿的是另一拨人，与当年的陕刻无关。

北方的古铜张一派还有传承，在本章第三节“京派”传承表中可以看到主要有张文普（小古铜张）、王德山和贡茂林几个支派。他们的传人基本上都在博物馆（故宫、国博、首博）做文物复制和修复工作。第四代代表人物主要有高英、赵振茂、贾玉波等。

高英，1916年3月生于北京朝阳门外。其父在同益恒古玩铺张彬卿家当厨子。1930年张彬卿、萧延卿介绍他到前门外草场二条张文普古铜铺学徒。因其念过八年私塾，有点文化且又聪明能干，深得张文普赏识。刚干三年就替张文普管账、接活。后因张文普迷信一贯道，生意不景气，于1938年出师自立。新中国成立前在同益恒古玩铺、上海禹贡古玩铺修理铜器。1951年3月经王世襄、王振铎介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修理铜器。1961年3月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1976—1982年，他先后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河南省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举办文物修复培训班，讲授古代青铜器的修复技术。1986年受聘于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1992年被评为文化部优秀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修复了数千件珍贵文物，主持或参加了河南辉县、安阳、洛阳、河北唐山、湖南长沙等多处重大考古发掘项目，有商周、春秋、战国及两汉不同时代的遗址。同时，他将多年丰富经验、高超技艺进行总结，发表了多篇论文或专著。1956年冬，他在考古研究所举办的见习员训练班上讲授青铜器修复技术，随后整理成文，于1958年出版的《考古学基础》上发表《铜器修整》一章。这是第一篇较系统论述古铜器传统修复工艺技法的文章。他不仅长于传统修复，更善于学习钻研，接受新事物。首创了在青铜器上刻花的专用錾子，恢复鎏银的传统工艺，采用化学方法去锈。这些宝贵的经验、论述和专著至今仍在指导我们进行古铜器传统的修复工作。 ^[59]

赵振茂，1916年1月出生于河北深县赵家庄。1931年经本乡木工陈四介绍到前门外草场二条张文普古铜铺学徒。1938年，张兰会、高英先后出号自立门户，古铜铺的一些业务就落在赵振茂等徒弟身上。然而其师傅张文普迷信一贯道，叫徒弟们整天伺候来人，烧香拜佛，生意越来越差。赵便与师弟李会生也出号，在前门北孝顺胡同8号租房给古玩商修古物。后来同乡赵同仁也加入，成立了“三合公”古铜铺，转年春天搬到崇文门外河伯厂三条19号，1940年又搬到崇文门外阎王庙后街1号。其间他曾收过两个徒弟。新中国成立前夕生意不好，回原籍老家。后因户口在京，当地不分田，于1950年返京，先在崇文门外后章大院31号重操旧业，后搬到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50号。1952年11月经李会生介绍到故宫保管部修整组修复铜器。后成立故宫修复厂并在铜器组任组长。他不仅修复青铜器技艺高超，更努力钻研技术，从事陶瓷器、甲骨、玉器、铁器、壁画等多种门类的文物修复，以适应故宫的文物保护事业，造诣颇深。几十年来经他亲手修复、保护的文物数以千计。他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不仅全面精通本专业技术，而且具有深厚的青铜器辨伪功底，深受文博界的赞誉。晚年撰写了《青铜器修复技术》一书，成为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青铜器传统修复的专著。他的专著和论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料。由于他工作业绩卓著，先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优秀专家政府特殊津贴。 ^[60]

贾玉波（图1 -4 -1 ^[61] ），河北束鹿人，1938年到北平在王德山门下学徒。20世纪40年代出师后一直在琉璃厂的古玩铺修理青铜器。1947年参加革命，在琉璃厂以修复古铜器为掩护，为北平南城地下党做情报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派到粮食局任干部。50年代末又重操旧业，做文物修复工作。先后参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的青铜器修复工作，河北满城汉墓的部分文物修复工作，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文物修复工作，还为大葆台汉墓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等修复和复制了大量文物和陈列品。此外，还为山西、陕西、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市培训了近20名文物修复专业人员。 ^[62]

贾玉波先生的重大成就还在于他培养了5个儿子（图1-4-2 ^[63] ），使他们成为现在青铜器修复行业的中坚力量，也是古铜张第五代传人的主要代表。

长子贾文超任职故宫博物院，专事青铜器修复。“文革”时，他义务在父亲单位打下手，学习石膏翻模及铜器锡焊、粘接等技术。多年来，他修复的重要文物一、二级品上百件，如铜方炉、司母辛方鼎、鹰形金冠饰等，三级以下文物达四五百件。1980年，他到山东淄博修复并复制了全国罕见的特大长方形夔龙纹多钮西汉铜镜，复制的铜镜在日本展出时得到了极高评价。列为198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大批大型精美的商代青铜器，贾文超与多位专家一起采用现代技术与传统修复方法，使青铜卧虎柱足大方鼎等十多件商代大型珍贵文物重放光彩。

次子贾文熙，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近年参与列为1990年、1991年、1996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文物的修复工作，修复了著名的柞伯簋和应侯壶、鼎、盘等。他给河南灵宝黄帝陵设计了“天地人”三个青铜大鼎，鼎高2.5米，重1000千克，堪称“鼎王”。他为上海博物馆陈列的一套原大秦始皇铜车马做旧，为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复制了有中国第一文物之称的“石鼓”和青铜何尊、秦砖汉瓦等。

三子贾文珊虽未任职文博单位，仍醉心于文物修复和复制。他继承了父亲的技法，特别精于焊接和钣金技术，有些文物缺梁、缺扳就是由他补配的。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陈列的相当于原物五分之一大小的秦一、二号铜车马的模型就出自他之手。

四子贾文忠先后在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征集、鉴定等工作。他酷爱金石，在书画篆刻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他敢于打破陈规，勇于探索新材料、新方法，开辟了青铜器修复的新天地。如将袋装高分子材料应用到文物修复上，既加强了文物的强度，又避免了传统修复方法带入危害文物本体的物质。1990年，贾文忠参加江西新干出土文物的修复。这批罕见的瑰宝精美细腻，结构复杂，有的破损严重，要把这样极难修复的器物完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需要高超的技术。有件青铜鼎已碎成多块，但头发般细的花纹却清晰可见，把这些无规则的碎块拼对、整形、焊接成器物原来的形态与外观，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经贾文忠之手，这堆杂乱无章的碎铜片神奇般地变成了珍宝。贾文忠还曾担任国家重大考古新发现——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地出土文物修复主持人之一，修复品中被定为一级品的青铜器达数十件。

五子贾文进在北京市美术公司工作，主要从事青铜文物修复和复制工作，精于青铜器做旧、金银镶嵌，其复制的大批文物已走向国际市场，赢得广泛的好评。

除贾氏兄弟之外，古铜张第五代主要传承人还有王振江（社科院考古所）、白荣金（社科院考古所） （图1 -4 -3 ^[64] ）、付金凯、赵家英（国博）、霍海俊（故宫）、万俐（南京博物院）、郭移洪（河南省考古所）、杨晓乌（四川省考古所）等， ^[65] 是目前青铜器修复鉴定行业的中坚力量。第六代、第七代也都已活跃在青铜器修复鉴定的行业中。

南方的周梅谷一派也有传承。其传人主要在南方的博物馆（安徽省博、南京博物院）做文物修复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润生、金满生兄弟一起进入苏州博物馆，从事青铜器的保护修复工作。1955年，安徽寿县西门内发现了蔡昭侯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满生、金润生应安徽省博物馆邀请，对该批青铜器进行保护修复。1958—1959年，在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又发现了蔡声侯和元侯墓，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器。此后，金润生被安徽省博物馆留用，并修复了著名国宝重器楚国大鼎。金满生则应江苏省的强烈要求返回了苏州，后随编制改编进入南京博物院。

金润生之子金学刚子承父业，任职于安徽省博物馆，于2003年退休后返聘，从事青铜器修复六十余年，被称为“复活国宝的能手”；次子金春刚是安徽省博物院拓片工艺技师。金学刚不仅在安徽省博物馆有徒弟两名：靳鹏、曹心阳，并且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于1985—1987年在安徽省博物馆连续举办三期“青铜器修复技术培训班”，每期5个月，共为全国27个省市博物馆、纪念馆培养40多名青铜器修复技术人员，目前已是各博物馆修复技术骨干。金学刚之子金鑫也进入安徽省博物馆，从事青铜器保护修复工作（图1-4-4 ^[66] ）。

金满生之妻秦文英曾替夫打下手，火烙铁和着色手艺甚好。金满生之子金伯声没有子承父业，成了著名的苏州评话家。金满生曾收江阴人李永和为徒，但后来李永和因故离开了南京博物院，开了一家五金加工店，已经脱离了青铜器的保护修复行业。金满生还有一个徒弟王金潮（图1-4-5 ^[67] ），现任职于南京博物院，为国内知名青铜文物修复专家，在青铜器粘接技术方面有所建树。王金潮在南京博物院曾有七位年轻同志跟随其学习，分别是：于伟、李军、黄河、田建花（女）等。

“苏州派”主要发展谱系见表1-4-1

传统铜器仿古作伪流派的传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进入国家文博机构从事铜器修复鉴定工作。现在作伪的情况比较复杂，基本上全国各地都有，水平参差不齐。像洛阳伊川，整个村子都在做仿古铜器，但水平不高。据说平顶山和郑州有做得好的高手，但这些人都比较低调，笔者无缘结识，至于他们的水平究竟如何也不好判断。就笔者所知，做得好的，湖北鄂州有一批人善作战国兵器，笔者见过他们做的越王勾践剑，与湖北省博的那柄不相上下。另外，宝鸡有一批人，之前在安徽，这两年新迁到宝鸡的，善做汉代铜镜及商周器，几可乱真。

现在伪器的特点表现为两极分化，大部分在市场上见到的伪器制作水平都相当低下，尤其是铭文的撰写错字连篇，文理不通，这类伪器数量庞大，只要是稍具备古文字功底，就可以比较容易辨别出来，所以这类器物对于学术研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大多都是流入民间收藏市场。另外，有一部分高仿品，制作精良，几可乱真。这类高仿品的出现有赖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作伪技术的提高。比如，之前做锈都是用胶粘的，可以比较容易抠下来，但现在都用电镀，跟真锈一样结实；再比如之前铭文都是摹写的，如果古文字水平不高，很容易写错字，也比较容易看出摹写的痕迹，但现在应用3D打印技术，和真铭一模一样，就不太容易辨别了。这类器物危害比较大，如果用它们进行学术研究，就会让研究走上歧途，所以对这类器物的真伪辨别将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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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高彦休撰：《阙史》卷上，明万历十六年谈长公抄本。

[2]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香港书局1974年版，第24页。

[3]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图二八四，第187页。

[4]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集，插图一。

[5]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集，插图二。

[6]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图二八五，第189页。

[7]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文物》1989年第8期。

[8]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文物》1989年第8期。

[9]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文物》1989年第8期。

[10]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文物》1989年第8期。

[11]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文物》1989年第8期。

[12] 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

[13] 寡子卣写作折形，但这种写法极少见。

[14] （明）曹昭：《格古要论》卷六，中华书局2021年版。

[15] （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九，黄山书社2010年版。

[16]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文物》1989年第8期。

[17] 明宣德年间工部尚书。

[18] 吴邦佐别名，私铸之器皆署名琴书吕。

[19] 松江人。《云间杂志》云：“郡西有胡文明者，按古式制彝鼎尊卣之类，极精，价亦甚高。誓不传他姓。时礼贴称 ‘胡炉’，后亦珍之。”

[20] 金陵人。

[21] 吴中人。《高士奇集·归田集卷十一》：“明万历年间，吴门周文甫制文犀，为仙人乘槎，满贮花果，名载花船，容酒五六合，雕作精巧。”

[22] 嘉兴人，善铸铜炉。

[23] 苏州人。《遵生八笺》：“近日吴中伪造细腰小觚、敞口大觚、方圆大尊、花素短觯、雪金点戟耳彝炉、细嵌金银碧瑱鼎炉、香奁牺尊、团螭镇纸、细嵌天鹿辟邪象礶水银青绿古镜、二寸高小汉壶方瓶、鏒金观音弥勒种种，色样规式可观，自多雅致，若出自徐守素者，精致无让。价与古值相半，其质料之精，摩弄之密，功夫所到继以岁月亦非常品。”

[24] 嘉兴人。

[25] 《雪桥诗话》：“明末国初闲有周文富、汤子祥二家。汤善用补法，周则炉身耳底三什装就，宣庙时本然二家亦称好手。”

[26]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文物》1989年第8期。

[27] 高濂《遵生八笺》：“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伪造鼎、彝、壶、觞、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

[28] 项元汴天启年间《宣炉博论》：“宣朝官铸鼎彝及今所存，真者十一，赝者十九。”

[29] 《宣炉汇释》：“施家，万历天启间人，与学道（嘉靖时人）皆称北铸……蔡家，苏州人，称苏铸，与甘文堂（金陵人，万历末年以鼓铸名）同时，称南铸。”

[30] 霍海俊、王五胜、李化元：《京派古铜器修复技术百年发展脉络概述》，《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1] 秦东田《宣炉说》：“明末国初间，有周文富、汤子祥二家……亦称好手。”

[32] 《古董琐记》：“明人砀山刘贞父，善铸铜，清初尚存。”

[33]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7页。

[34]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文物》1989年第8期。

[35]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集，插图四。

[36] 秦更年《金文辨伪》中说：“有陈诠者曾为巴予籍监造都承盘，书法模仿散盘，颇有古意，意其人必有仿造之品。”

[37]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集，插图四。

[38]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0页。

[39] 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

[40] 潍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潍坊市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

[41] 陈国帆：《潍县手工业调查》，《实业统计》1935年第5期。

[42] 马瑞文：《“潍县造”及潍坊仿古铜工艺的研究与保护》，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6年。

[43] 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

[44] 孙敬明：《潍县仿古铜器见闻录》，《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26日第7版。

[45] 孙敬明：《潍县仿古铜器见闻录》，《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26日第7版。

[46] 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补篇》，《考古学社刊》第5期。

[47]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文物》1989年第8期。

[48] 北京派古铜张的徒弟。

[49] 吴琴、陶启匀：《苏州文物》，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249页。

[50] 潜伟、何伟俊、梁宏刚：《“苏州派”青铜文物保护修复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

[51] 潜伟、何伟俊、梁宏刚：《“苏州派”青铜文物保护修复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

[52] 曹子玉主编：《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53] 霍海俊、王五胜、李化元：《京派古铜器修复技术百年发展脉络概述》，《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54] 曹子玉主编：《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55] 霍海俊、王五胜、李化元：《京派古铜器修复技术百年发展脉络概述》，《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56]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中，《文物》1989年第11期。

[57] 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补篇》，《考古学社刊》第5期。

[58]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第436—438页。

[59] 霍海俊、王五胜、李化元：《京派古铜器修复技术百年发展脉络概述》，《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60] 霍海俊、王五胜、李化元：《京派古铜器修复技术百年发展脉络概述》，《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61] 曹子玉主编：《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62] 曹子玉主编：《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63] 李震、贾文忠主编：《青铜器修复与鉴定》，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64] 曹子玉主编：《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65] 李震、贾文忠主编：《青铜器修复与鉴定》，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66] 潜伟、何伟俊、梁宏刚：《“苏州派”青铜文物保护修复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

[67] 潜伟、何伟俊、梁宏刚：《“苏州派”青铜文物保护修复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 gC34IR/8vxT83fcO294abl0+87Q/bHpOXmcxOtj8zaQrjItTnAOeWhJguZEyWr/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