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技术成熟期（晚清民国）

晚清民国时期是青铜器作伪的一个高峰，究其原因，一是大量外国人来华，大肆收购中国古董，推高了古物的价格，使古玩行业迅速兴盛起来，出土之物不能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于是作伪之风日盛，作伪作坊遍布全国；二是这一时期学者们注重对器物的整理和著录，再加上西方照相技术的引进，使古器物的材料空前积累，为作伪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加之社会动荡，盗墓猖獗，很多军阀，像党玉昆之流专事盗墓，使大批古物流入市场，也为作伪者提供了很多实物标本。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科技手段的引入，化学试剂的运用，使作伪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利益的驱使下，更多人投入到作伪中来，一时间“良工”频现，“人才”辈出，形成了陕西、潍县、苏州、北京等几大著名的作伪中心。

一 陕西

陕西是作伪比较早的地区，主要以在真器上伪刻铭文为主，这与其处于周秦故地、多有素器出土的地理条件有关。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苏亿年、苏兆年、凤眼张，他们的作品前面已经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二 潍县

山东潍县已经有四百多年青铜器仿古作伪的历史，乾嘉时期就已颇具规模，到晚清民国成为重要的作伪中心，产品数量庞大，但整体看来水平不高。其作伪特点主要如下：

1.早期多仿西清四鉴。但由于西清四鉴本身就收录很多伪器，而且铭文都是摹写，并非原拓，有些失真，所以根据西清四鉴做出来的东西，从器形、纹饰到铭文与真器相去甚远；

2.后期多仿簠斋藏品。陈介祺是晚清最重要的金石学家之一，其藏品之丰富、眼光之锐利受到后来很多研究者的推崇。他丰富的藏品为潍县工匠提供了可以借鉴模仿的对象，他对金石学的研究也无形中推动了家乡潍县作伪技术的提高；

3.为了便于成型，器物一般采用分铸法，器物各部分分别铸成后采用铅锡将其焊接成型，留有焊接痕迹；

4.以翻砂铸造为主，失蜡法为辅，所伪造器物一般器壁厚重，器物表面砂眼较多，略粗糙。

代表人物主要有范寿轩、展书堂、赵允中、王荩臣、王海、李玉彬、李玉堂、胡延贞、潘承霖、李懋修等。 ^[39]

《潍坊市志》记载，到清代道光年间，李海颜、胡庭祯、刘学涛等艺人的手艺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实践、钻研，伪造铜器的工艺水平逐渐提高，伪造的钟鼎彝器质量日臻。伪造青铜器的名声开始在坊间传播，潍县仿古铜的从业者开始逐渐增多。 ^[40] 《潍县志稿》卷二十四《特种手工业》中记载：“仿古铜器。仿古铜始于东关李姓，所仿三代秦汉彝器，佳者可以乱真。”又陈国帆《潍县手工业调查·仿古铜器业（特产）》中写道：“缘光绪四年，县东关有李汝颜君，具模仿之才，经数年之苦心，制作三代前之铜器与古逼真，于是声传中外。” ^[41] 据学者考证，李海颜、李汝颜、东关李当为一人。 ^[42] 据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统计，清末民初，潍县的作伪高手主要有范寿轩、展书堂、赵允中、王荩臣、王海、李玉彬、李玉堂、胡延贞、潘承霖、李懋修等。 ^[43] 商承祚笔下的胡延贞与《潍坊市志》（上卷）中的胡庭祯应为同一人。孙敬明先生在1989年7月13日约访潍县老人李惠林先生时，李先生回忆：“潍县仿古铜，最早发明的是潍县姓胡的，后来发展到十余家……再即 ‘邃古斋’在小十字路口，主人潘承霖是胡某的徒弟。潘能在古器上刻字，几乎能乱真。”潘承霖为胡延贞（胡庭祯）的徒弟，新中国成立后调入山东省博物馆工作。曾参与修复司母戊大方鼎。商承祚笔下的李懋修是东关李的女婿兼徒弟，是东关李的第二代传人。第三代传人玄祖基是李懋修夫妇的徒弟，据其自述，由于师傅年纪较大，主要跟从师母学艺。新中国成立后调入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仿制了马踏飞燕、长信宫灯等重要文物，并培养了下一代接班人。

在潍县众多艺人中，据传，王荩臣、王海的水平较高。

王荩臣喜欢刻细笔道的字，据说王子申簠（图1-3-1）就是他的作品，应该是仿春秋王子申盏（图1-3-2,《集成》4643）而做，笔画刻得还可以，但删减不当，文理不通。王海是王荩臣的儿子，作伪水平超过其父。故宫现藏有半片方鼎，内有铭文51字（图1-3-3）据说就是王海仿西周克鼎（图1-3-4,《集成》2796）删减而刻。虽然字刻得还可以，但与真器对比，可以看出字体呆板，笔画粗而臃肿，并且因为删减不当而文理不通。

另外，还有潍县工匠做的仲驹父簋 ^[44] （图1-3-5）；樂鼎 ^[45] （图1-3-6）与真樂鼎（图1-3-7《集成》2419）相比，笔法软弱，字体呆板；史颂簋（图1-3-8《小校》8.52）与真器（图1-3-9《集成》4232-1）相比，还是很容易辨别的。

另外，山东还有济南的胡麻子、胡世昌、胡世宽父子三人，刻得不算坏，但不识古文字，只能摹刻，而以做假锈出名。 ^[46]

三 苏州

苏州是一个人文气氛非常浓厚的地方，历来都不缺乏良工，是近代铜器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之一。主要做高仿的青铜器，以器形和纹饰取胜，很多都销往了国外，现在很多国外的博物馆都收有当年“苏州造”的铜器。“苏州造”铜器不同于“潍县造”，多使用失蜡法，制造精细，其主要特点如下：

1.多仿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制作精致、逼真；

2.合金成分特殊，冶炼时一般加入银圆，生成地子亮，闪白；

3.铜质好，纹饰流畅、利落；

4.铭文錾刻较深，规整，字的边缘棱角硬；

5.仿熟坑器最好（周梅谷）。 ^[47]

主要代表人物，早期有顾湘舟，民国时期有周梅谷、刘俊卿 ^[48] 、蒋圣宝、骆奇月、金云松、苏氏、沈永康、宋铜匠等，其中佼佼者应属周梅谷。

周梅谷（1882—1951年），原名周容，别号百甸室主人。16岁学刻碑，25岁师从吴昌硕学习书画刻印，后能书善画，博览金石。民国十年（1921年，一说自1920年至1931年），周梅谷开办作坊，礼聘能工巧匠，聚集了擅浇铸的陶善甫，擅掌火候的朱金海，翻砂铸模的陈善甫、朱金海，精刻铜的李汉亭，工剥蜡的唐发玉、刘有富，善接色的金润生、金满生、蒋圣宝，专木范的黄桂伦、配红木座的吴麐昆，雕刻花板的王宝桂等高手二十余人专做仿古青铜器。 ^[49] 他们从仿铸宣德炉入手，每道工序各人专司其职，进而仿制鼎、彝、卣、盘、觥五大古器。周梅谷虽不谙冶铸仿古铜器，但精于雕刻，长于图像，深通金石。他与黄桂伦、陶英甫、李汉亭、蒋实善等通力合作，各献所长，所铸铜器从成分含量、形制、铭文、纹饰都历历有据，甚至对皮色锈斑朽蚀处都讲究自然逼真，无丝毫雕琢之痕。又能精制包金、鎏金、嵌金银等工艺，所仿制春秋时的鎏金银铜器和战国时的鎏金铜兽，精美绝伦，名噪一时，连精于鉴赏的专家也难辨真假。吴启周、卢芹斋经营的“吴卢公司”争相罗致所作，远销欧美。一件周梅谷作坊制作的“车马猎纹方口壶”（图1-3-10）被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曾收入容庚、张维持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的图录，被发现后又特意插页说明，足见周氏仿制青铜器水平之高。 ^[50] 另外，据“苏州派”第三代传人、南京博物院王金潮先生说，收于《中国青铜器全集·商3》的第一三五“兽面纹方卣”（图1 -3 -11），现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也是出自周氏作坊。

金云松，为周梅谷的远亲。一方面精于修补及浇铸铜器，另一方面其修复、仿制的商代青铜器精致、逼真，特别是铭文錾刻和锈层修饰的技法，皆有独到之处。他的两个儿子金润生、金满生在继承其手艺的同时，进入周梅谷作坊专事仿古青铜器的修整、接色、装潢等精加工过程，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苏州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对切、割、铆、焊、锉、钻、錾、刮等修复手艺十分精道，而且对历代青铜器的成分、造型、纹饰、风格都熟烂于心。 ^[51] 金氏是现在国内公认的“苏州派”创始人。

其他同时代的青铜器作伪名家，如蒋圣宝、骆奇月等长于铸造，与周梅谷齐名的刘俊卿，为北京派“古铜张”张泰恩的得意弟子，被上海古玩商请到苏州开了家古铜作坊，按殷墟新出土的青铜器仿造，然后卖到国外。另外，还有苏氏，善于伪刻，曾在一素钟上摹刻《复斋》中收录的楚公夜雨钟铭文并为罗振玉买走，能骗过罗振玉的法眼，也足见其摹刻水平之精。

金润生在进入周梅谷作坊后不久，即被周梅谷相中，成为其大女婿。抗战胜利后，金润生在苏州怡园旁的周梅谷家祖宅，即现临苏州人民路（原护龙街）的铺面开了家专营古铜器的镛宝斋，同时兼修复古铜器， 1948年因战事纷乱而关闭。

当时苏州护龙街为经营古玩的中心。护龙街上与镛宝斋经营业务相似的，还有其对面由孙家三兄弟（孙伯渊、孙仲渊、孙季渊）经营的“集宝斋”（现陆家饭店所在地）。镛宝斋南面有夏品山开的夏家古玩店，该店被当时的苏州古玩界戏称为“新假破店”。附近还有陈佩如开的著名古铜器店“柯娄”，陈佩如曾一次托金满生购入古铜器三十件，可见其经营规模。后陈佩如所收藏的器物大部分归入现苏州市博物馆。这些古铜器店基本都不从事古铜器的修复，有需求时大都委托金氏二兄弟。

金满生因古铜器修复的手艺高超，于1938年被上海大收藏家单福宝请去修复古代青铜器。在沪期间，金满生与叶淑从、张四君等大收藏家也有相关业务往来。单福宝要求他修复后做旧必须看不出，水银沁等也必须仿得惟妙惟肖。他把那些残破相当严重的青铜器修补复原完好，使修补复原之部位与原件原部位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极难分辨出补配复原的地方，一时在上海收藏界声名鹊起。金满生虽收入颇丰，但有吸食大烟的嗜好，经济状况也颇为拮据。后来，金满生痛下决心回苏州戒大烟，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兄一起进入苏州博物馆，从事青铜器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四 北京

北京是近代铜器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因为是京师重地，达官显贵云集，买家的喜好与苏州的偏文人气不同，更崇尚奢华和大气，为迎合市场需求，所以多仿鎏金器及商周重器。如果说“苏州造”的特点是精致的话，那么“北京造”的特点就是华丽。北京造铜器的主要特点为：

1.多仿三代重器及鎏金器；

2.制作华丽精巧；

3.善于做锈，生坑、熟坑都仿得很好。

“北京造”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别的地方不同，他们都是同一派系，彼此之间有师承关系，人物关系见表1-3-10。

“京派”第一代代表人物是光绪年间一于姓工匠外号叫“歪嘴于”，一种说法是清宫造办处的工匠，另一种说法是清宫的太监（经查阅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人事档案，在光绪年间内务府造办处有关铜作中并无一位于姓工匠或太监）。他住在北京前门内前府胡同（现人民大会堂东门附近）庙内，开了个“万龙合”古铜作坊，以修理古铜器为业。传说他经常给宫里修理铜器，晚年（1894—1911年）前后收了7个徒弟，其中有两个徒弟做活最好，一个叫郭树根，俗称“破郭”，在慈云寺庙修古铜，后人称“古铜郭”。另一个叫张泰恩（图1 -3 -12 ^[52] ），它是于师傅最小的徒弟。 ^[53]

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为张泰恩。其1880年农历十月初七生于河北冀县良心庄，13岁到京拜“歪嘴于”为师。张泰恩在家排行老七，在于师傅门下也排行第七，因此人称“张七”。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歪嘴于”过世，张泰恩继承他的衣钵成为第二代的代表，并将“万龙合”更名为“万隆合”，人称“古铜张”。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万隆合”从前府胡同迁址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路北第四家店铺营业，其家也搬到崇文门外法华寺南营房四条13号。在这期间，他主要为琉璃厂古玩商修复青铜器。他既能刻字，又能做锈和翻砂，技术全面且精湛。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20多年间，“万隆合”共收了十一位徒弟，其中四位学业不成另谋职业，其余七位在京派古铜修复业中成为第三代中坚。他们分别是张文普、贡茂林、王德山（图1-3 -13 ^[54] ）、张子英、张书林、赵同仁、刘俊卿。其中张文普、贡茂林、王德山于30年代先后出师自立。由于张泰恩发了财不再干活，其徒弟们先后离去。万隆合被迫于1936年停业。后张以变卖家产度日。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摆地摊、看门，于1960年病逝。

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为张文普（人称“小古铜张”）和王德山。

张文普是古铜张的侄子，号济卿，1902年生于河北冀县，13岁到京拜张泰恩为师，学习修古铜，20年代末张泰恩已发了财，不做活，万隆合实际上由张文普掌管。对于那些破烂铜器，补配和焊接得天衣无缝的技术都已得到解决，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做锈”。张文普成天一个人在小楼上做活，主要是做颜色，即做假锈，对人保密。1930年张文普离开万隆合，在前门外草场二条自立门户。由于其善于钻研，心灵手巧，为琉璃厂古玩铺修过很多古代青铜器，与大古玩商岳彬、倪玉书交往甚密，很多古玩商都找他做活。炭儿胡同东头路北大泉山房古玩铺掌柜高少木1930年从洛阳买来一件铜镶铜古铜瓶（实际是尊），鼓腹、侈口、高圈足，高约40厘米，腰部镶嵌纹饰脱落成了凹形花纹，请张济卿重新镶嵌做旧。张知道高要他做商代嵌活是要蒙洋鬼子，就反复强调活难，并要5000元修理费，经多次讨价还价，高给了4000元现大洋。后此尊以30000元卖给了美国人。张文普不仅自己钻研，还广聚人才。赵振茂先生曾讲过：“我们铺子行当最全，什么活都能接，我学徒时有好几位做新铜活的师傅（有的是佛作师傅），能铸造、会打胎（锻打铜活），雕錾鎏金。做新铜活的专錾活，有个山西人专门拨蜡搬砂（铸造）。”由于生意红火，张文普陆续收了七个徒弟，他们是：张兰会、高英、赵振茂、李会生、冀永奎、贡聚会和侯振刚。可惜的是张文普30年代后期迷信一贯道，不务正业，拖欠工钱。赵振茂回家向他预支两块钱他都不给。因日军侵华，时局紧张，古玩业大受影响，而张文普又常年不干活，古玩商自是不放心把价值连城的古玩交给几个小孩子干（当时几个徒弟都20岁左右），因此生意逐渐停顿。1937年前后众徒弟陆续离开各奔前程。新中国成立后，张文普因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于1965年死在东北狱中。 ^[55]

王德山，1911年生于河北衡水县小巨鹿。因其从小跛足，人称“王瘸子”。13岁到京拜张泰恩为师，30年代初出号自立，在崇文门外草场八条30号家中开业。其手艺非一般人可比，技术全面，能修会塑，铸造、錾花样样精通。在琉璃厂古玩行中颇负盛名。在30年代，外国人对铜器的要求是：特殊的器形、精致的花纹、漂亮的地子、美观的锈色。能够具备这四种条件的铜器为上品。在这种形势下，王德山研究发明了做假地子和假锈色的新方法：“漆地磨光”和“点土喷锈”两种技术，使残破铜器的假地子和假锈色更为逼真。现在这种技术仍一直是做地子和做锈的基本方法。王德山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聪敏好学，不满足于现状，不仅用漆调色做锈，还大胆实践用化学方法做色。王喜瑞说：“我学徒时（30年代末），我们柜上用阿莫尼亚（氨水）咬黑。”由于其手艺精湛，很多古铜商都找其修活。故宫藏有一件子蝠觯（图1-3-14），据说就是王德山仿安阳出土的商觯伪做的，是伪器中的精品。 ^[56] 王德山从1937年始先后培养了刘增堃、毛冠臣、杨政填、王喜瑞、贾玉波、王荣达、王长清、杨德清等徒弟。他的铺子中分工明确，有塑形的、錾活的和专门做锈的，颇具现代管理模式。王长清就是经人介绍从东晓市恒兴得铜佛作坊到王家专门刻花的。40年代几位徒弟也先后出师自立。新中国成立前夕，古玩行业萧条，他迫于生计在广安门外以铸水龙头为生，新中国成立后重操旧业。郑振铎先生鼓励他和几个徒弟：“你们要扩大生产，为新中国换取外汇。”1954年，在东琉璃厂震寰阁成立北京特艺公司文物加工部，后归并北京市文物商店。1959年北京市文化局又将其并入北京市美术公司，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为博物馆修复、复制了众多的文物及仿制品。他古稀之年仍不懈努力培养新人。于1990年去世，终年80岁。

另外，张书林、贡茂林等都是一时高手，据说王伯姜鬲（图1 -3-15）就是他们中的某位做的。 ^[57]

这一时期的伪器除了收在《善斋》《小校》《梦坡》等著录里之外，在国外的博物馆、私人藏家处也有不少。

这一时期伪铭的特点：

1.书法方面，大多数是方笔；

2.常用字的结构有其独特的风格（见图1-3-16）；

3.取材的蓝本，多偏重于有数的几篇铭文，如虢季子白盘等。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