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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杭州的历史而言，南宋无疑是这座城市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临安府（杭州）是南宋实际上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表现在有关杭州的城市生活史料亦相当丰富。仅以地方志而言，便有周淙等《乾道临安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而对城市生活研究帮助甚大的史料笔记更是详尽。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时间上也差不多成为连贯性的记载，耐得翁《都城纪胜》、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这些作品都是13世纪的都城生活专著。尽管它们的记载有时会发生一些抵牾，但是其细腻的描述栩栩如生，仍然可使读者置身于当时时代的杭州都市生活之中。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92] ，以细腻的笔触，详细描述南宋临安的日常生活场景，并将之置于蒙古不断进犯的布景之下，向读者预示着一种社会大变局的到来。该著作不仅将暴风骤雨前夜的南宋社会日常生活全部展示，而且又促使人们思考：入元后的杭州又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然而，就杭州的城市史料而言，元代远不如南宋丰富；由于史料数量的反差，以致关于两个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差距。南宋杭州城市的研究专著近年来得以不断出现，元代杭州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93] 本节将南宋末期及整个元代作为一个长时段的变革时期，即顺着南宋末期的轨迹，继续探寻元代杭州的发展路径，对展现元代杭州城市发展的某些方面作尝试性的描述。尽管不是很完整，但希望可以借此初步了解那个时代杭州城市的概貌。
12世纪上半叶，颠沛流离的南宋王朝最终选择临安为行在所，使其成为这个小朝廷事实上的首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临安成为当时财富的中心。商业非常繁荣，“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 [94] “都会之下皆物所聚之处，况夫人物繁伙，客贩往来，至于故楮羽毛扇牌，皆有行铺，其余可知矣。” [95] 即使是临安附近的市镇，也因为靠近都城的原因，形成区域性辐射。迨至13世纪后半叶，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文化的繁盛局面，阻挡不了它衰亡的命运。法国学者谢和耐则基于中文原始材料，把这个变革时期的临安的日常生活场景描述得淋漓尽致。
当时，临安成为居住人口极为密集的城市，其城市功能也日益显现出多样性，政治性、商贸性、文化性系于一身，高高在上的皇城宫殿，城墙、门楼，富家府第，寺庙道观，商铺瓦肆，高度集中于这片土地之上。如此一来，城区建筑物的分布也是相当密集，街面和巷道连接在一起。由于人多地少，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增长，所以建造多层楼房势在必行。房子鳞次栉比，而又以竹、木结构为主的建筑模式，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安全问题——火灾。在整个南宋时期，临安府的火灾频率居高不下，每次火灾都给当局造成严重损失，于是，防火警报和措施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作为王朝的政治中心，临安的驿路通道通向其他各地，形成一个严密的交通网。与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相比，临安作为南宋的首都，其地理位置并不是理想地位于王朝地域的中心地带，而是明显地偏于一隅。这样，维持交通线的发达和畅通，对于加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来说显得极端重要。况且，南宋几乎长期处于战时状态，军情的汇总，朝廷中枢对地方上军队的指挥事项，军令、政令的贯彻实施，后勤物资的供应，等等，都要依靠发达的交通线来完成。此外，作为一座处于水乡的城市来说，临安水路交通的作用似乎更加重要。大大小小的舟船在城内的运河中来回行驶，运送大量的各色生活物资。
城市生活乐趣多多。各种行业的店铺都在临安扎下根来，频繁的商业活动，密集而流动的人口，以及那些匆匆过客的光顾，使这座城市显得异常兴奋，可谓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西湖就像是一块通透的屏幕，映照出社会上各色人物的喜怒哀乐。
对于前现代的中国房屋建筑来说，最重要的指导文献就是北宋时期钦定的建筑学论著《营造法式》，它由李诫于11世纪末完成，并在12世纪初刊行。它当然也成为南宋时期各类建筑的圭臬，所以临安城内无论是贫家还是富室，殿堂还是庙宇，公房还是私宅，房屋的基本建造方式大多相同。
靖康之难，大量北方人口跟随宋廷跑到南方，这大大丰富了临安城内菜肴品种，可谓南北菜系济济一堂。其中最占主流的菜系，当是浙江菜和河南菜，后者在北宋时期堪称京菜。在菜肴品种增加的同时，各地的饮食传统和习惯也就随之传播到了东南。喝酒饮茶成为当时人们餐前饭后不可或缺的部分。
及至宋代，中国传统的医药学理论和实践都有了很大发展，官方和民间成为医学的两个平行系统，互为补充。南方湿气较重，城市人口密集、拥挤，像临安这样的大城市中，各类疾病的发生概率普遍较高。因此，掌握医药学知识就显得非常必要和实用，各种养生方法也应运而生。
五花八门的休闲活动成为临安吸引本地居民和各地来客的重要因素。娱乐场所数不胜数，吹拉弹唱无所不有，游戏玩意不胜枚举，尤其是节庆时节，更是无比繁多。琴棋书画等高雅艺术也是枝繁叶茂，风格多样，并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话本、杂剧和流行曲谱的增多，文学社团的形成，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出现，这些都不断丰富着城市生活的内涵。
这些多彩画卷，便构成了13世纪后半叶蒙元大军南下前夜的临安城的基本景象。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军队攻占南宋行在临安府。三年后，元军平定了所有反元的南宋抵抗势力，占领南宋全部国土，从而在中国再一次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江南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北方民族所统治。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在江浙地区最初设立江淮行省，辖境为原南宋两淮、两浙路故地以及江东路部分，首府为扬州路，后来改称江浙行省，首府移到杭州路。其间，又还治扬州路，复称江淮行省。经过数度迁移，直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再迁徙至杭州路；两年后，划出江北州郡隶属河南行省，改名为江浙行省。从此，杭州作为两浙地区行政中心（省会）的地位就此确立下来。这时，已经是元世祖统治的后期了。元代杭州路下辖八县一州：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於潜、昌化、新城、海宁州。于是，杭州，从南中国的首都（行在所）、汉族王朝的统治中心，转变为一个北方民族统治下、中央集权体制内的行省省会。
元军兵临临安时，并没有经过太大的战争，南宋皇室就投降了，所以，军事战争对杭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冲击不算很大。即便是在日后一段时期内，各地反元斗争处于比较激烈的时刻，杭州地区的震动相对来说也算不上激烈。
然而，改朝换代对于城市的消极影响依然明显。元代杭州经历的变乱主要是两次：一次是宋元之交，一次是元明之际。需要说明的是，前一次变乱并非是军事战争本身引起的，而是政权更迭、城市地位降格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后一次则是处于战乱年代的大环境下，杭州城市发展的活跃氛围戛然而止。
晚年寓居钱塘的歙县人方回经历了宋元之交的纷乱，在其《桐江续集》中，有诸多诗篇描绘出兵乱后城市的破落和人们生活的艰辛。“栗里渊明径，桤林子美堂。乱离容不死，穷乏果何伤。红粒炊籼饭，青苔煮菜汤。甲兵才偃息，城市转荒凉。最苦樵苏贵，曾微药饵良。频仍赊酒饮，卒急卖书偿。败絮熏还曝，粗
洗更浆。炎蒸虽渐迫，寒冷尚宜防。”朝代易替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物价飞涨，再加上各种灾害，使得杭州城一片萧条：
五斗陈米已万钱，籴且无之矧借旃。一檐十蛛不成网，亿万万喙饥可想。乘夜飞虫蚊愈多，苏湖秀州秧奈何。
三日为霖今九日，便晴田事亦无及。全吴富庶推第一，谁信杭州无米籴。邻翁耳语某所有，夜持布囊分一斗。老夫但笑不敢嗔，尧九年水无饥民。
忆昔壬午杭火时，焚户四万七千奇。焮死暍死横道路，所幸米平民不饥。火灾而止犹自可，大雨水灾甚于火。海化桑田田复海，龙妒倮虫规作醢。定嗔网罟欲取偿，稍借人充鱼鳖馁。
今年夏雨水，浙右岁事失。五月客杭城，市民几不粒。逮乎书云前，稍稍喜晴色。转手又不然，一雪二十日。岂止闾巷穷，大半缺衣食。我穷尤自笑，亦尝二千石。
于是他只能感叹昔日繁华不再有的亡国心情：“谁将西子比西湖，旧日繁华渐欲无。始信坡仙诗是谶，捧心国色解亡吴。”“东南我记前庚子，徽城纸包馈杭米。乞人抢夺人食人，旱极西湖干见底。” [96] 昔日繁华无比的南宋都城，其发展势头在入元后一度受挫。
至正十一年（1351）以后，元朝内乱不已，大都朝廷对东南的控制日益遭到削弱，各股地方势力纷纷兴起，为抢夺地盘而不断混战，元朝后期的这些战乱使杭州受到很大冲击。至正十九年（1359），历官江浙行省郎中的天台人刘仁本就有诗云：“殄寇西湖十里头，庙堂成筭克神州。六桥杨柳旌旗晚，两岸菱荷烟雨秋。壮士椎牛呼白酒，将军系马醉红楼。却怜旧日笙歌地，野水清寒满髑髅。” [97] 寓居钱塘的遂昌人郑元祐经历了元末战乱，深有感触：“瓦砾堆堆塞路坳，胜游巷陌尽蓬蒿。祠宫地卧驼鸣喝，秘殿春扃马矢臊。山色无如今度惨，潮头可似昔时高。王师贵在能安集，岂必兵行血渍刀。”“往来都是石尤风，身境俱忘逆顺同。镜里转增双鬓白，花前仍是小桃红。莫惊天地军麾满，尚喜江湖客棹通。杨柳吹绵春又暮，赋诗愁杀杜陵翁。” [98]
这些文人墨客诗文对杭州的描绘，固然有修饰夸张的成分，但是作为变乱岁月的亲历者，他们所记述的景象，却也是艰难时期杭州城市的实态。
去掉元初和元末两头之后，在14世纪上半叶这个元代相对稳定的时期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与发展，加上原有的南宋的基础，杭州尽管经历了动荡，也还是展现出一幅美丽的城市化图景，与其他城市相比，显得相对繁荣。
至元年间担任江浙行省处州路总管、后为行省左丞的李朵儿只谈道，“本处所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也，需索不一，为害滋甚”，所以，他“一日遣人来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取其铺单，因计其价，比之官费有数十倍之远，遂呈省革罢之”。“又箭竹亦产处州，岁办常课军器，必资其竹，每年定数，立限送纳杭州军器提举司。” [99] 从这两桩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杭州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要靠外路供给调度，其供养型的城市化特征可见一斑。因此，从行在变成行省省会之后，杭州的政治地位虽然因改朝换代而下降，但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仍然不减。张之翰送宛平人李士传赴江浙行省担任省掾时就说，“莫惜辞燕远入吴，圣朝南北混车书。四千里是两都会，三百年开一坦途。簿领定应谈笑了，宴游多在治安余。西湖烟景钱塘月，尽作归舟卧看图。” [100] 在他看来，杭州和大都是当时全国南北的两大都会，实力相当，而杭州的文化强势也强烈地吸引着士人。家住钱塘的大兴人曾瑞，“自北来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羡钱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采卓异，衣冠整肃，优游于市井，洒然如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故不愿仕。自号褐夫。江、淮之达者，岁时馈送不绝，遂得以徜徉卒岁”。 [101] 大都人关汉卿所描绘的杭州印象更具代表性：
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梁州】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行一步扇面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
【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102]
作为一个北方人，关汉卿眼中对江南城市的感触自有一番新鲜感。在他的描写中，杭州城市街景的布局，人多地少的现实，城市的拥挤状况，已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确实，在杭州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的同时，这座城市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元朝后期的陶宗仪记载，后至元年间（1335—1340），杭州城内行省政府机构旁边也紧邻着三十余户人家，城市空间的狭小拥挤可见一斑。 [103] 所以，当时的杭州向上获取城市空间，形成“高楼林立”的城市格局。“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一日，娶妇。其昏礼绝与中国殊，虽伯叔姊妹，有所不顾。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来窥视，至有攀缘檐阑窗牖者。踏翻楼屋，宾主婿妇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 [104] 正因为如此，元朝地方官府不得不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加强对城市街面的管理。“中正桥，俗称斜桥，自此而南，至正阳门，为宋时御街，长一万三千五百尺，旧铺石板，衡从三万五千三百有奇。咸淳七年，安抚潜说友，易其阙坏者，凡二万幅，然后经涂九轨，砥平矢直。至元时，两岸民居，稍稍侵切，然绰楔无敢跨街建筑者。” [105] 于是，一幅看似协调的城市图景逐渐显现。吴山，“其陟山之径，有门曰‘登高览胜’，石磴斗折，可数百级许，元时平章答剌罕脱欢所甃也。立而环眺，则官司廨署，卫镇崇严；阛阓街衢，红尘雾起；市镇隐振，漏尽犹喧；道院僧庐，晨钟暮鼓；青楼画阁，杂以笙歌。升其巅，则缥缈凌虚，碧天四匝，山川包界，脉络缕分。或昂而为首，或穹而为脊，或掉而为尾，若乱若联，运掌可数”。故而时人有诗：“山椒翚构四垂宽，上相旌旗会览观。旁近江湖天广大，上连星斗界清寒。龙宫永锁函书閟，凤岭重嗟苑树残，此际独无云蔽日，正宜翘首望长安。”“仙居时复与僧邻，帘幕人家紫翠分。后岭楼台前岭接，上方钟鼓下方闻。市声到海迷红雾，花气涨天成彩云，一代繁华如昨日，御街灯火月纷纷。” [10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元代，杭州作为南方都会城市之一，其自身孕育出来的风土人情亦有别样感觉。据方回描述杭城郊外：“阔衣男子荷薪樵，瘿颈妇人昂髻髫。巨石塞途饶荦确，荒村扃户故萧条。水风骚屑雨非雨，溪涧复重桥复桥。授粲割鲜何敢望，尚无漓酒与侬浇。”“富有大山无广川，积多冢树少炊烟。绝奇车盘岭上石，稍阔走马平东田。竹筐晒谷争晴日，瓦瓮淹荠及冻天。未信苏湖万顷室，数家荞穄树头悬。”
[107]
郑元祐送长洲人沈右游玩杭州时写道，“钱唐湖上水西头，历历山人旧钓游。相府犹余秋水观，酒旗多挂夕阳楼。春喧车马松间寺，夜载笙歌月下舟。见说于今总消歇，休文到日重凄愁。”
[108]
如上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描述的，杭州城中存在着回回社区，为这座南中国的汉式城市带来了异域风情习俗，使它更具新的活力。如城中有回回人所建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伙，号色目种，隆准深眸，不啖豕肉，婚姻丧葬，不与中国相通。诵经持斋，归于清净。推其酋长统之，号曰满剌。经皆番书，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号祝赞神祇而已。寺基高五六尺，扃
森固，罕得阑入者，俗称礼拜寺”。
[109]
尽管如此，当时人们对于大城市杭州风俗的批评也不绝于耳。舒頔送钱塘人杨遵之弟杨迪时就说，“钱塘为东南大都会，湖山之胜概，阛阓之靡侈，岛屿外国珍奇诡异之物，莫不于是焉集，可谓甲于天下矣。然而习俗之巧而儇，亦非他处所可及者。予昔谒选薇垣，客开元宫，与客泛舟湖上，过南高峰，访前朝遗迹，俯江楼，观海门，潮势亦天下一奇。见齐衰者未尝不伤悼，而嗟叹之，及归，复睹其盛饰庖馔，嬉笑如寻常人。噫！习俗之儇，抑至斯耶？五代之风尚流于今耶？晋阮籍负才放旷，居重哀废礼，何曾责之。虽然，干戈扰攘后，足迹不至者，今亦廿载余，不有变而复于古者乎？余耄杜门谢世事，忽沈良卿告予曰，吾友杨迪丁父艰，将归钱塘。予因有感而道焉，不知钱塘习俗犹如昔乎？侈靡之犹如昔乎？予不得而知也”。他希望好友不要“蹈陋俗，袭颓风，混于众”。 [110] 当时有所谓“杭州风”者。“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譬之风焉，起无头而过无影，不可踪迹。故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又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自宋时已然，载于《癸辛杂识》者可考也。” [111]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背景下，城市环境所催生出来的一些奢靡之风，确实会引起一些自然朴素主义者的反感。而在太平日子向变乱岁月的急剧转型中，这些风气的消极影响就彻底暴露出来了。“杭民尚淫奢，男子诚厚者十不二三，妇人则多以口腹为事，不习女工，至如日用饮膳，惟尚新出而价贵者，稍贱便鄙之，纵欲买又恐贻笑邻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军斩关而入，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城中米价涌贵，一斗直二十五缗。越数日，米既尽，糟糠亦与常日米价等，有赀力人则得食，贫者不能也。又数日，糟糠亦尽，乃以油车家糠饼捣屑啖之。老幼妇女，三五为群，行乞于市，虽姿色艳丽而衣裳济楚，不暇自惭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妇、兄弟，结袂把臂，共沉于水，亦可怜已。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辐辏，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岂平昔浮靡暴殄之过，造物者有以警之与。” [112] 这样的记载就是要警示人们，淫逸、奢侈、滑巧之风不足为取。
正如谢和耐所论，南宋时期杭州面临着一些灾害问题，这些问题到了元代依旧十分严重，尤其当时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这些突发灾害时。这里也涉及一个城市生活的自然环境问题。杭州位于钱塘江之滨，城内河道密布，这是水路交通发达的一个有利条件，但也埋下了水患的问题。“西湖湖外水，汹涌入城流。比户升高阁，通衢塞大舟。学泅儿辈喜，绝爨老夫忧。会见蹄涔涸，鱼虾悔浪游。”“今日檐仍滴，何人胆不寒。晒帆船尚湿，扫市路才干。造化为机转，生灵死命完。传闻睦东馆，楼阁付惊湍。”“乃者黄梅近，朝朝以雨书。将无作人鲊，孰不困河鱼。近郡淹城郭，连村浸室庐。何当与奇术，辟谷驾飞车。”另外，海溢也让杭州城的用水面临考验。城市建筑密集的一大隐患便是火灾的发生，这在宋代已经对杭州构成威胁，元代亦是如此。据方回记载，有一年的大火烧了一整夜，将杭州花巷寿安坊焚尽。 [113] 而元朝后期杭城的两次大火尤其厉害。“至正辛巳暮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任之日，衣红，儿童谣曰：‘火殃来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灾，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烧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灾，尤甚于先，自昔所未有也。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实基于此。” [114] 官府不得不着手建立对火灾预警的应对机制。“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有一些石头建筑物和楼阁。由于街上其他房屋都是木质结构，失火事件频频发生。所以一有火警，居民们可以将他们的财产，移到这样的建筑物中去，以便求得安全。”“如果遇到火警，巡逻兵击响木梆，发出警报。于是，在一定距离内的卫戍，立刻纷纷集合前来救火。同时把商人或其他人的财产，转移到上面提到的建筑物中去，以免遭受损失。有时，物品也用船运到湖中的岛上。居民们如果遇到夜间发生火灾，也不敢随便跑出家门。只有那些自己的物品正在被搬动的人和被召集来帮助的守卫兵，才能在现场逗留。虽然这样严格限制，在场人员也常常不下一二千人。” [115] 灾害之后，城市民众就要面对饥荒和疫病的威胁了。
明代陈善对元代杭州遭遇的灾害有叹：“昔世祖命人筮杭盛衰，占其不久将荆棘，后果郁攸为孽，井邑萧条，人遂谓占者奇中。嗟夫，上火政阙修，下宵备靡戒，此实人事，岂独天道哉。” [116] 点出了造成灾害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事”。
中国古代的城墙，在某种意义上是界定城市城区的标尺，它的移动和变化直接影响着这个城市扩大或缩小。元朝灭南宋后，一度下令拆毁各地的城墙。“元混一海宇，凡诸郡之有城郭，皆撤而去之，以示天下为公之义。” [117] “天兵下襄樊，沿江诸城或降或遁，不数月而社为墟。曩之治险蓄兵，其胜安在？今天下一统，城郭沟池悉废为耕艺，而中土之兵分翼镇守。” [118] 蒙元崛起于大漠，几乎没有修建城池的传统。再者，蒙元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感到敌方城墙对于蒙元军队的进攻确实是一种障碍，所以元初朝廷下令毁坏城墙，以期迅速扑灭各地的反元势力，削弱他们的抵御能力。不过，一旦元朝政权的统治趋于稳固，地方上要求重新修复城墙的呼声日益高涨，以确保各地的长治久安。杭州城在元初因未得修缮而日毁，可是它的扩展却发生在动乱不已的元朝后期。导致杭州扩城的关键人物，恰恰是一位动摇不定的叛军首领——张士诚。
《西湖游览志》等书载：“凤山门，在城南，与北关门对，俗称正阳门。又东南二里许，宋有嘉会门，南迎凤皇山为禁垣，北阙有和宁门。入和宁门，透大内，直南，有丽正门。杭州城垣，创于隋杨素者，周广三十六里有奇，广于钱镠者，七十里。元时，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统，而内外城隍，日为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姑苏，据浙西五郡。十九年，发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夫复筑焉，昼夜并工，三月而完。城周六千四百丈有奇，高三丈，厚视高加一丈而杀，其上得厚四之三焉。旧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长时则自艮山门至清泰门以东，视旧则拓开三里，而络市河于内；自候潮门以西，则缩入二里，而截凤山于外。礼部尚书贡师泰为之记。明兴，遣曹国公李文忠将兵取杭州，守将潘元明纳款，城隍皆如元旧。”“旧城基，元时禁天下修城，故杭城日毁。至正十九年，张士诚据两浙，改筑杭城，自艮山门至清泰门，展出三里，而络市河于内，此其旧基也。” [119]
一些重要的寺庙道观等宗教设施也是在元末的扩城活动中被围入城区的。景隆观，“元末筑城，移入城内，寻毁于兵”。 [120] 演教寺，在吴山东北半里许，“张氏展城，围入”；水陆寺，在狮子巷，“寺故在城外，张氏展城，围入”；慈云寺，在高阳闾巷，“旧在新门外，元至正间展城，围入”；惠林寺，在蒲场巷，“元至正间展城，围入，寻毁”。 [121] 张士诚的扩城活动对拓展杭州城市空间有一定的作用，也对明初杭州城市布局产生一定影响。
在对元代存有偏见的一些明代人眼中，杭州自“恭帝南迁，九庙无主；元人一炬，可怜焦土。自后杨琏真伽乃即其故址建五寺，张士诚筑城，又并寺基，废之。即今陵谷变异，城阙丘墟，虽都人遗老有不能道址之所在者矣”。 [122] 然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元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从全国来看，由于政治中心的北移，有力地推动了部分北方城市的复兴，尤其是都城大都周围，同时，边疆地区也涌现了不少繁华的城市。但另一方面，由于蒙古贵族的统治一度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对各地城市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讲，这个时期全国城市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市政建设都没有超越宋代的水平，许多城市的所谓“繁华”实际上属于恢复性的发展，或是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从浙江地区来看，虽然其城市的发展仍然走在全国各地前列，特别是以杭州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继续保持相当程度的繁荣，但与南宋时期相比，在总体上已经开始明显地呈现出停滞的迹象。不过，与同期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相当繁荣的，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和市镇经济方面，甚至超过了南宋时期的水平。 [123] 本书将元代杭州定位为相对繁荣，其义归纳补充如下：首先，相对于同一时期元代江南其他城市而言，杭州是繁荣的。其次，相对于南宋时期而言，元代杭州的发展道路经历几次曲折和反复：一是宋元之交的杭州未遭受军事战争的重大创伤，但朝代更替引起的地位降格导致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二是元明之际的杭州受到战乱的冲击，发展势头受阻，比宋元之交要严重得多，所以，夹在“中间”的恢复性发展促成的繁荣是有限的。
杭州，是宋代城市发展史上的“杰作”，历经“大漠之风”的洗礼，它的“宋韵”文化特征并未褪色，同时又吸纳了新的元素，自建炎南渡以来南北交融的城市文化继续曲折发展，形成一个较为独特的历史阶段，正可谓：“元”来浙城，“宋”韵留杭。
[1]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2] 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471页。
[3]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情况，参见[日]佐竹靖彦《宋代时代史基本问题总论》，《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日]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27页；吴松弟《中国大陆宋代城市史研究回顾（1949—2003）》，[日]《东洋史论丛》第14号，2005年第3期。
[4]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5]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6] （元）马泽、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十九《考古集》，《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6册，第6422页上栏。
[7]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团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105页。
[8]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七月辛亥，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55页。
[9] （宋）罗叔韶、常棠：《澉水志》卷上《风俗》，《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册，第4660页上栏。
[1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三之十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册，第5181页上栏。
[11] 陈国灿：《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252页。
[12] （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七十二《回申再据总所欲监钱状》，钦定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6页a。
[13]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三《祠庙》，《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1册，第788页上栏。
[14] （明）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15] （明）唐锦：《弘治上海县志》卷五《建设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16] （明）彭泽、江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五《公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17] （明）冯汝弼、邓韨：《嘉靖常熟县志》卷五《市镇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8] [日]斯波义信：《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11—336页。
[19] 关于“江南”的范围认定向来歧杂，大致包括三种，“大江南”即泛指整个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的地区，即苏南、浙江、安徽长江以南、江西、湖南和湖北长江以南地区，“中江南”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江西东北部、浙江、上海以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而“小江南”则只是环太湖流域。本书的“江南”大致指的是“中江南”所含的范围。
[20] 参见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7期。
[21] 参见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
[22]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23] （宋）董逌：《广川书跋》卷十《李后主蚌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24]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三三《世袭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31页。
[25] （宋）陶穀、吴淑：《清异录 江淮异人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26] 何剑明：《南唐时期江苏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论要》，《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7]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有美堂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八册，第15页。
[28] 参见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6页。
[29]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0—81页。
[30]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7—378页。
[31]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32]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海道》，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8页。
[33]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4页。有关草市可参看周宝珠《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34] （明）丘浚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三二《治国平天下之要》，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3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征榷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页。
[36]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州郡方域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8页。
[37] （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41页。
[38] 参见马玉臣辑校《〈中书备对〉辑佚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287页。
[39] 参见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40] 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7页。
[41] 参见章深《重评宋代市舶司的主要功能》，《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42] （宋）蔡襄：《蔡襄集》卷二八《杭州新作双龙门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495页。
[43] （宋）张津等：《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宁波历史文献丛书》之《宋元四明六志》（一），宁波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页。
[44] （清）徐松辑：《宋会要·职官》卷四四《市舶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08页。
[45] 参见马继云、于云翰《宋代厢坊制论略》，《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
[46] 参见[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47] 参见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48] （宋）曹勋：《松隐集》卷三十一《仙林寺记》，文物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49]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页。
[50]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页。
[51]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52] （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53] 有关两宋部分城市人口的记载，可参看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0—91页。
[54]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八《县记》，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55] （宋）祝穆撰，祝沫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十四《江东路建康府》，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4页。
[56]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一四七《奏乞为江宁县城南厢居民代输和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册，第238页。
[57] （宋）陆游：《会稽志序》，《嘉泰会稽志》，嘉庆戊辰重镌采鞠轩藏版。
[58] （宋）张元幹：《芦川归来集》卷八《代洪仲本上徐漕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3页。
[59]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下卷《宋代草市镇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550页。
[60] 参见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3页；《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5页。
[61] （宋）章岘：《重开顾会浦记》，载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
[62] （明）唐锦：《上海志》卷二《镇市》，弘治十七年版。
[63] （宋）常棠：《澉水志》卷下《碑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册，第4668页。
[64] 黄纯艳：《论宋代贸易港的布局与管理》，《中州学刊》2000年第6期。
[65] （明）郑洛书：《上海县志》卷一《总序第一》，上海传真社1932年版。
[66] （明）唐锦：《上海志》卷二《镇市》，弘治十七年版。
[67] 参见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68] （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五《城郭》，《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册，第6724页下栏。
[69] 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8页。
[70]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四《兵志》，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4835页。
[71] 按照吴松弟教授在《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估计，宋代每家军户平均约有现役军队1.6人，即每名军人有家属2.1人。但考虑到部分士兵没有家室或家属不随军的情况，以人均1.5人计算似较为合理。
[72] 在宋代，乡村地主移居城市的现象十分常见。他们生活于城里，又有乡村田产，并征收地租，被时人称为“遥佃户”。
[73] 陈国灿：《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236页。
[74] （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坊巷》，《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册，第7095页下栏。
[75] （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册，第6822页上栏。
[76] （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七，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6册，第5076页上栏。
[77] （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五《课利》，《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册，第6795页上栏。
[78] （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八《公廨》，《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册，第4724页上栏。
[79] （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一《桥梁》，《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册，第6914页。
[80] （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一《军营》，《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册，第7094页下栏。
[81] 梁庚尧：《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转引自中国台湾《大陆杂志》1990年第4期。
[82] （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之一三八，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7册，第6322页下栏。
[83] 按宋制，文官分为京朝官和选人两部分。京朝官又称京官，系各级政府主事官；选人即幕职州县官，是对低级文臣寄禄官的称呼，因由吏部铨选差遣，故名。选人须经几次磨勘，达到一定资历，并由在职官员推荐，方能升为京朝官。大小使臣，属于武官序列。
[84] （宋）高似孙：《剡录》卷一《版图》，《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册，第7208页。
[85] （宋）卢宪等：《嘉定镇江志》卷十《巡铺》，《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3册，第2393页下栏。
[86] （元）脱脱等：《宋史》卷六三《五行志二上》，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1382页。
[87] （宋）谢深甫纂：《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失火》，《唐明律合编·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066页。
[88]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防隅巡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89] （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之一三八，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7册，第6322页下栏。
[9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零三，元符元年十月壬午，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11976页。
[91] （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三《漏泽园》，《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册，第6959页下栏。
[92] [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又台湾马德程译为《南宋社会生活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
[93] 参阅《南宋史研究丛书》系列成果。关于元代杭州的细部研究的著述亦不少，兹不赘举，但相对于南宋时期而言，仍较为薄弱。
[94]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团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95]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96] （元）方回：《桐江续集》卷八《日长三十韵寄赵宾》，卷十三《后苦雨行》、《续苦雨行二首》，卷十四《泊赤岸微晓》，卷二十四《问西湖》，卷二十五《人日立春记苦雨无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册，第50页，第5册，第5、6、89页，第9册，第40、98页。
[97] （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三《杭州》，浙江大学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册，第4页。
[98] （元）郑元祐：《侨吴集》卷五《杭州即事》，邓瑞全、陈鹤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99] （元）杨瑀：《山居新语》，李梦生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00] （元）张之翰：《西岩集》卷六《送李仲芳赴临安行省掾》，浙江大学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册，第60页。
[101] （元）钟嗣成、贾仲明编：《录鬼簿》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1页。
[102] 隋树森：《全元散曲》上“[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1页。
[103]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三《盗有道》，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2页。
[104]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嘲回回》，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8页。
[105]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十《北山分脉城内胜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221页。
[106]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二《南山城内胜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136页。
[107] （元）方回：《桐江续集》卷十九《戏咏昌化县土风二首》，浙江大学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册，第3页。
[108] （元）郑元祐：《侨吴集》卷五《送沈仲说游杭》，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109]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110] （元）舒頔：《贞素斋集》卷二《送杨子成归钱塘序》，浙江大学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册，第65页。
[111]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委巷丛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6页。
[112]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杭人遭难》，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页。
[113] （元）方回：《桐江续集》卷十八《五月九日甲子至月望庚午大雨水不已十首》《十九日始晴》《次韵受益苦雨二首》《三月二十九夜二更杭火焚花巷寿安坊至四月一日寅卯止》，浙江大学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第7册，第32、36页，第9册，第131页。
[114]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火灾》，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6页。
[115]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183页。
[116] （明）陈善等：《万历杭州府志》卷四《事纪下·宋元》，《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9页。
[117] （元）俞希鲁等：《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影印本，第1册，第36页。
[118] （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十《兵防志》，《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7页。
[119]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南山分脉城内胜迹》，卷十四《南山分脉城内胜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177页。
[120]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七《南山分脉城内胜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页。
[121]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206页。
[122] （明）陈善等：《万历杭州府志》卷四《事纪下·宋元》，《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页。
[123] 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04、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