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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是江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从先秦时期的越国都城，到东汉六朝时期的会稽郡城，再到隋唐时期的越州城和五代吴越时期的陪都，绍兴一直是南方颇具影响的都市。入宋以后，尤其是到南宋时期，绍兴城更是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不仅位列宋廷宣布的40个“大邑”前茅，而且城市形态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正如陆游在为《嘉泰会稽志》所作的《序》中所说：“今天下巨镇，唯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
绍兴城的前身是先秦时期越王勾践修筑的山阴城，分为小城和大城两重。小城实际上就是宫城，周3里；大城则是城的主体，周20里。秦汉以降，在山阴城的基础上陆续有所扩建。到南宋时，罗城周回已增至24里，由隋时杨素重筑的子城也扩大到10里。 [68] 不过，南宋时期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已不再局限于城墙的外扩，更多地表现为城区空间范围突破城墙的限制向城郊地区扩展，使得原本属于乡村的城郊地带逐渐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都城临安先后在城郊设置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城东厢和城西厢，将城外东南3里、南5里、西南10里、西25里、北9里的区域划入城市行政管理的范围。 [69] 绍兴虽没有正式在城郊设厢，但其城区空间范围显然已包括部分郊区。《嘉泰会稽志》提到，当时府城周边分布着一系列市场，包括城西1里的清道桥市，城南2里的大云桥东市，城北郭外的大云桥西市，城北2里的龙兴寺前市和驿地市，城北5里的江桥市等。市场的大量出现，表明城市工商业活动越出城墙向外扩散，从而引发城郊都市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城市空间的扩张。
在空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绍兴府城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有关文献资料并没有明确记载当时绍兴城的人口状况，我们不妨作一粗略的估算。根据《嘉泰会稽志》记载，南宋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城所在会稽、山阴两县登记在籍的户口共72058户，若以其中1/2为城内外户口（从当时与绍兴类似的其他城市情况来看，这一比例是比较适中的），则其城市在籍居民有3.6万余户，约20万人。南宋在绍兴城驻有军队，包括禁军和厢军在内，合计有6000余人。宋代实行募兵制，往往一人充兵，子弟相继，家属相随。北宋时司马光曾指出：“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 [70] 这些军人及其家属并不编入所驻地区的州县户籍，而是由枢密院单独编为兵籍。如果以平均每位军人有家属1.5人计算， [71] 那么绍兴城内的军事人员连同家属约有1.5万人。作为南宋陪都，绍兴城内政府机构众多，官吏及其家属当不在少数。绍兴又是宋室宗亲聚集地，南宋政府特设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说明其人数也达到一定规模。此外，还有生活于寺院道观的宗教人员，户籍在农村而定居于城里的“遥佃户”之类的乡村富室大族， [72] 以及外来的工商业人员和士人、文化娱乐演艺人员、无业游民等。以此推算，到南宋中期，绍兴府城（包括郊区）的总人口约有近30万人。这一估算虽并不十分精确，但考虑到同期府州级城市人口大多在10万人左右的情况， [73] 绍兴城的人口规模显然较一般同级城市要大得多。
从街区格局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早期的城市普遍实行坊市分离制，即将城区划分为功能单一的政治区（子城）、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三部分。其中，政治区是各种政府机构集聚的区域，居民区是一般居民居住和生活的区域，商业区是指定的商品交易区域。各区域均以围墙围圈，彼此分隔和封闭。从晚唐时期起，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开始冲垮这种人为分割的城区结构。进入宋代，坊市制全面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店铺、民居、官廨等交织分布的综合性坊巷格局。到南宋时期，府州一级城市已普遍实行坊、厢结合的街区划分，其中的坊不再是封闭的居民点，而是开放性的基层街区；厢则是由一定数量的坊巷和街道构成的较大范围的街区。绍兴府城也不例外。据《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记载，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汪纲对府城的街区进行重新调整，将城区划分为5厢96坊，其中会稽县界设第一、二厢，分别统辖21坊和19坊；山阴县界设第三、四、五厢，分别统辖31坊、20坊和5坊。
与街区格局的变化相联系，绍兴城市建设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作为城市防卫的主要设施，城墙的修筑一直是古代城市建设的重点。入宋后，宋廷和地方官府先后多次开展对绍兴城郭的修缮活动。如北宋皇祐年间，知州王逵奉诏修复城墙，并开挖城壕。宋徽宗宣和年间，守将刘显忠为抵御方腊起义军，又增筑城墙。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官府对城墙的修筑更为重视，规模进一步扩大。如嘉定十三年（1220），知府吴格重修城墙。十六年（1223），知府汪纲再加缮治，并修葺诸门，设城东五云门、城东南会稽山门、城西迎恩门、城西南常喜门、城南植利门、城北三江门等陆路城门和城东都泗门、城东南东郭门等水门。
由于传统坊市分离制的瓦解，居民数量的增加，工商业的扩散和兴盛，城市变得拥挤起来，违章建筑、乱设店铺、霸占街市的现象日趋严重，而人流和车流量的不断增大，使街衢路面极易损坏，更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交通的不畅。因此，坊巷整治和道路修筑越来越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嘉定末年，绍兴知府汪纲在调整街区的同时，对城区街衢进行大规模整治，“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巷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途、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绍兴府城街道原来多为泥质路，不仅路面狭窄，而且“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汪纲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始于府桥至轩亭及南、北两市，由府前至镇夷军门，贤良坊至府桥，水澄坊至鲤鱼桥，沿河夹岸迤逦增筑，暨大小路、迎恩门内外至鸿桥、牵汇，坦夷如砥，井里嘉叹”。斜桥坊街路系“台、明往来之冲”，每遇雨天，行人“苦于泥泞”。汪纲下令整修，“命伐石甃砌，二州往来者其便之”。 [74] 经过此番整治，绍兴城区的主要街道和对外道路的路面均由泥质改为砖石铺设。
从全国范围来看，宋代以前，城市工商业活动受到严格的控制，其经营活动主要集中于官府指定的区域——“市”之中。入宋以后，特别是到南宋时期，伴随传统坊市制的全面瓦解，工商业活动逐渐扩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进而越出城墙，向城郊地带扩展。许多城市店铺遍布、市场林立，开始形成综合性的工商业街区。绍兴城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不仅形成了城北和城西南两个繁华的工商业集聚区，而且城内外市场众多，仅《嘉泰会稽志》和《宝庆会稽续志》明确记载和介绍有关情况时提到的市场就有13处之多。其中，城内6处，即照水坊市、古废市、南市、北市、花市、瓦市；城外7处，即清道桥市、大云桥东市、大云桥西市、龙兴寺前市、驿地市、江桥市、斜桥市。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市场形式——灯市，它是与地方风俗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商品交易活动，其规模和影响较一般集市要大得多。如绍兴城东南2里的开元寺前，每年正月元宵节都要举办大型集市，百物汇聚，场面宏大，吸引了周边地区的众多商人，甚至海外舶商也参与其中，时人以为可与当时著名的成都药市相匹配。史称：“正月几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75]
绍兴城工商业的发展，在宋廷征收的商税额变化中也有反映。北宋熙宁十年（1077），宋政府全面调整各地商税额，越州城的年税额为28916贯92文。 [76] 按照当时通行的5%税率计算，越州城每年的商品交易额有57.8万余贯。宋室南渡后，绍兴府城的商税额又有大幅度增长。到嘉泰元年（1201），府城税额已增至62256贯959文， [77] 相当于熙宁十年税额的2.2倍。事实上，南宋的商税率较北宋时要低得多。时人谈钥谈到湖州都税务的情况说：“吴兴初以市物之值一万则税五百，盖二十取一……今征商五十而取一，岁入则十倍而赢。” [78] 也就是说，商税率由原来的5%降至2%。若按调整后的税率计算，南宋中期绍兴府城每年的商品交易额高达300多万贯，较北宋中期增加4倍以上。商税额的多寡，固然受宋廷赋税政策和征收方式变化的影响，也与南宋政府不断增加纸币发行量引发的通货膨胀现象有关，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无疑是城市税额快速增长的重要基础。如果考虑到工商业者总是设法规避场务征收，逃税漏税的现象相当普遍，则绍兴城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的规模显然较前面估算的还要大。
城市工商业的兴盛，伴随着发展形态的变化。就商业而言，古代早期城市最为活跃的是消费性商业，外来商品经由市场为城市居民所消费。入宋以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商业更显发达。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流通性商业和服务业的活跃。与消费性商业主要局限于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商品流通形式不同，流通性商业更多的是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使城市进一步承担起一定地域范围内流通中心的角色，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专业分工。不同形式的批发市场的兴起，便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服务业原本只是商业活动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宋代，餐饮、旅店、租赁、修补等诸多服务行业日益成为不少城市商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时，绍兴酿酒业发达，饮酒之风颇盛。著名诗人陆游在《上元雨》一诗中，用“城中酒垆千百所”来描述当时绍兴府城各种酒店遍布街头巷尾的盛况。这数量众多的酒店既有民间经营的，也有不少是官方开设的。如《宝庆会稽续志》卷一提到的照水坊激赏库酒楼和莲花桥都酒务酒楼，均系官办酒店。旅店业是适应城市流动人口增加和商贸往来需要而兴起的。《嘉泰会稽志》卷一一《桥梁》中提到，府城东北的斜桥，“其下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 [79] 。斜桥因地处府城通向庆元府的水运线上，又邻近斜桥市，往来客商船只云集，故旅店业十分发达。租赁业以房屋、店铺、仓库之类的出租最为活跃。一方面，由于许多工商业者在城里并没有自己的房舍，或者已有的房产所处地段不佳，往往需要租赁楼馆、店铺才能开展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宋代官员多携带家属赴任，他们有的住在政府提供的官舍或官衙里，有的则租屋居住。南宋初，绍兴成为宋廷陪都和两浙东路的首府，各类政府机构大增，原有的官廨不敷所用，“参议、机宜、抚干，旧无廨舍，皆僦居于市”，甚至连城区驻军也一度“皆僦居于外”。 [80]
就手工业而言，官营手工业曾长期在城市手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南宋时期，城市民营手工业发展迅猛，逐渐取代了官营手工业的主导地位。在绍兴城，除兵器制作、造船等官营手工工场外，丝织、酿酒、造纸、图书刻印、制扇、铜器制造等民营手工业都十分活跃，其产品“供给四方，无有纪极”。 [81] 与官营手工业相比，民营手工业虽然在规模上要小得多，一般是家庭式作坊和个体经营，但其数量众多，行业齐全，面向整个社会不同群体的需要生产各种制作品和加工品。而且，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为政府各部门服务的，产品很少投放市场；民营手工业属于商品生产，其原料来自市场，产品也完全投放市场。因此，民营手工业的兴盛，意味着城市已不再只是商品消费地和流通中心，也是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地。在此基础上，城市的经济结构趋于完整，城乡之间开始形成商品流通和供应的双向互动关系。应该说，这是古代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市政管理的系统化是宋代绍兴城发展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到南宋时期，绍兴府城已形成了行政、户籍、治安、消防等一系列较为完备的社会管理制度。
古代早期的城市并不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单元，而是与农村一并归入相应的乡建制，也就是将城市与农村视为一体，进行统一管理。进入宋代，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开始将城市与农村区分开来，进行专门管理。特别是州府级城市，伴随街区格局由坊市分区向综合性坊巷的转变，普遍建立起有别于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具体管理形式上，则有厢坊制、隅坊（巷）制、厢界街坊（巷）制等。绍兴府城实行的是厢坊制。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绍兴府通判朱璞在奏言中提到当时绍兴府城分为五厢， [82] 说明南宋初就已设有厢级机构。前文提到的知府汪纲对城区厢坊的全面调整，可以说是厢坊制的进一步完善。在厢坊制下，厢是包括若干综合性街区的管理区域，设有厢公事所，由京朝官或大小使臣领厢公事， [83] 另有一定数量的都所由、所由、街子、行官、厢典、书手等属吏。厢公事所的职权虽十分有限，主要负责辖区内民间纠纷的调解、一般民事的处理和社会治安的日常维护，但它在性质上属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政管理机构，有着一定的行政和司法处置权。从历史的角度讲，厢级行政管理机构的出现，是后来城市政府的萌芽。坊是小规模的街区，包括一定数量的街道、民居和工商业店铺，属于城市基层管理单元，设有轮差充任的坊正、队头、保正等管理人员。
户籍管理是与行政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与前代相比，宋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区分开来，单独编籍，称为坊郭户。在绍兴地区，这种城市户籍制度至迟到南宋时已完全确立。南宋高似孙《剡录》卷一谈到当时嵊县户口情况时，称“县郭为户一千一百九十四户”，“乡落为户三万二千”。 [84] 明确将县城户口和乡村户口区分开来，表明即便在城市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嵊县，也已经实行坊郭制。至于绍兴府城，显然也实行坊郭户籍。宋廷之所以全面推行坊郭户制，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适应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市民阶层日趋活跃的现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出于加强城市社会管理和赋役征发的需要。由于城市居民一般没有田产，以田地为主要征收标准的农村赋役制度显然不适合城市，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城市居民的家产、职业和经营状况进行赋役的征收和征发，而坊郭户制为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通过对坊郭户的调查和统计，及时掌握城市居民经营活动的变化，对赋役作出相应的调整。
城市街区结构和社会活动的复杂化，使城乡一体的传统治安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持。因此，宋廷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逐渐在各地推行适应城市情况的治安管理制度。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州府城市实行与厢坊制相结合的军巡制，即在厢一级设置都巡检使或巡检使，下辖若干军巡铺，负责各街区坊巷的日常巡逻和防盗防火。绍兴所在的两浙地区，到南宋时军巡制已在州府城市普遍实行。如镇江府城原来“厢无巡铺，官无军巡”，宋宁宗嘉定年间，待制史弥坚于城内5厢及江口镇“创置巡铺二十八所，以二十八宿为记。铺各厢军二名，专充巡徼”。 [85] 绍兴府城的情况史无明载，估计应与镇江等城市相似。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和街区坊巷建筑的日趋密集，绍兴城的火灾问题越来越突出。如绍兴元年（1131）十月大火，烧延颇广，“民多露处”；同年十二月，又发生火灾，“焚吏部文书”。庆元二年（1196）冬，“绍兴府僧寺火，延烧数百家”。 [86] 火灾的频频发生，不能不引起宋廷和地方官府的重视，开始将防火救火列为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宋宁宗时编定的《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失火》规定：“诸州、县、镇、寨城内，每十家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置牌，具录户名，印押付甲头掌之。遇火发，甲头每家集一名救扑。讫，当官以牌点数。仍以官钱量置防火器具，官为收掌，有损阙，即时增补。”又规定：“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上（原文脱“上”字）（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各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 [87] 这是从法律上规定了组织民众进行救火的办法和有关官员的职责，并对玩忽职守和不尽职的官员进行处罚，表明城市消防开始走向制度化。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州府城市厢坊军巡铺，除了维持治安外，也承担着日常烟火检查和管制的责任。如南宋中后期，都城临安城内，“官府坊巷近二百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 [88] 在绍兴府城，还设有专门的消防机构——潜火队。潜火队由一定数量的专业救火人员组成，备有相应的扑火设备，一遇火警，便前往救援。
宋代是我国古代对社会救助事业比较重视的一代。通过陆续颁布和实行一系列法令和政策，逐渐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是各级政治中心，其社会稳定对统治者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城市又是各种游民的聚集地，特别是在灾荒年份，大批灾民涌入城市，给城市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此外，随着城市贫富分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下层居民和无业游民需要救济。因此，在社会保障活动中，城市往往是重点。就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而言，其社会赈济和救助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贫穷流浪之人的赈济。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绍兴府对城中乞丐和病患贫民进行大规模赈济，并制定了相应奖惩措施。通判朱璞奏言时对此次赈济有详细说明：“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被旨令依去年例日下赈济。今乞委都监抄札五厢界应管无依倚、流移、病患之人，发入养济院，仍差本府医官二员看治，童行二名，煎煮汤药，照管粥食。将病患人拘籍，累及一千人已上，至来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给度牒一通；及五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五十贯；二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二十贯，并令童行分给。所有医官医治过病患人痊愈分数，比类支给。若满一千人，死不及一分，特与推恩。如有死亡之人，欲依去年例，委会稽、山阴县尉各于城外踏逐空闲官民地埋葬，仍委官逐日点检，无令暴露。” [89]
二是对鳏寡老弱孤幼病疾等不能自存者的救助。这方面，主要有居养院和安济坊两种形式。其中，居养院最初出现于北宋都城开封，重点救助鳏寡孤独贫乏之人。元符元年（1098），宋哲宗从详定一司奏请，规定：“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知州、通判、县令、佐验实，官为居养之，疾病者仍给医药。监司所至，检察阅视。” [90] 由此，居养院之类的机构推广到全国各地。安济坊最初出现于北宋中期，重点救助疾病之人，北宋末年逐渐趋于普遍。南宋时，绍兴地方官府一度对居养院和安济坊十分重视，其制度之完备、规模之大、经费之充足，在同期两浙各府州中是比较突出的。《嘉泰会稽志》卷一三介绍说：“居养院最侈，至有为屋三十间者。初遇寒惟给纸衣及薪，久之，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妇人、小儿置女使及乳母。有司先给居养、安济等用度，而兵食顾在其后。安济坊遍遣诸医疗视，视月给俸。”不过，由于吏治腐败，胥吏舞弊为奸，居养、安济之法渐趋败坏，以至“死于安济者相踵”，最后走向名存实亡。
三是对贫穷无力安葬者的救助和无主尸骸的掩埋。这方面，主要有漏泽园和义冢的设置。漏泽园属于公墓性质，位于绍兴城南7里的郊区，始设于北宋后期。除收葬无主尸骸外，也允许一般民众安葬。“有子孙亲属而愿葬园中者，许之，给地九尺。已葬而愿改葬他所者，亦听。” [91] 两宋之际，社会动荡，不少地区的漏泽园渐趋荒废，但绍兴城南的漏泽园不仅得到较好的维护，其规模还进一步扩大。南宋初，守臣翟汝文命山阴县收集四郊无主尸骸入园，所葬者数以千计。义冢与漏泽园类似，是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由提举浙东常平使李大性设置的，共有两处，分别位于会稽镇坞和山阴洄涌塘傍。《嘉泰会稽志》引录时任会稽县尉徐次铎所撰《记》文，对义冢设置过程有较详细的说明，其略云：
越之流风，凡民有丧，即议侨寄，棺柩所积，夙号墓园。连岁不登，继以疠疫，而民不免于死亡。公奉命东来，一意全活，饥者振之以粟，病者起之以药，死者遗之以棺。荒政举行，毕力无倦。复有意于埋胔掩骼之举，命次铎走近郊，枚数寄棺，凡三千余。下令申饬晓告，使人人知有送死之义，且曰其有徇浮图火化者，助之缗钱，姑从其私，乃若无力归藏者，请于官给所费。规画已定，复命次铎度地，得二所，其一镇坞，广四十亩；又其一洄涌塘傍，十余亩。由是义冢之规立矣。两隅分峙，男女以辨，缭以周墙，封其四围，画图传籍，备录分藏，闾里、姓名次第刻著，申命缁黄。以视墓室丘封广列，尚为后图，庶几有以继于此也。自庆元改元夏，迄于冬十月，野处之棺为覆藏者凡千二百九十有三。据籍有考，至是泽及枯骨矣。
由此可见，南宋时期的绍兴在赈济和救助等城市管理方面已有一些制度化的设计，并形成了与风俗相应的本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