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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从文明体系重构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城市变革的历史意义。宋代的城市变革，表面上看是传统坊市制解体所带来的都市风貌的变化和经济、社会、文化功能的显著增强，实质乃是摆脱政治中心的附属地位，实现由统治据点向文明实体的飞跃。伴随州县城市的转型和市镇的兴起，城市文明的内在结构与发展体系发生重大调整。州县城市一统天下的传统城市体系趋于解体，城镇类型不断分化，城镇关系日益突破严格的政治等级秩序。如果将这种变革置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加以观照，宋代城市变革的历史意义不只是都市文明的调整与转型，实现由“远传统”向“近传统”的飞跃，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道路。这一点放在两宋尤其是南宋江南地区 [19] 的时空中加以考察，将变得越发清晰和典型。
唐代后期江南城市化虽然出现了转型的动向，却未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一方面在于城市化发展阶段与水平上的局限，另一方面则在于全国中心城市在北方黄河流域而不在江南的局限。所以，五代的意义就如同六朝时期的三国孙吴。孙吴首次建都建业之后，尽管有此后三国归晋、建都洛阳的反复，但毕竟开启了六朝建都建康之先声，为全国中心城市南移于江南作了重要的铺垫。同样，在唐代以长安、洛阳为首、陪都的情况下，江南在北有吴与南唐、南有吴越的情况下，相继建都于江都（今扬州）、江宁（今南京），先后形成江都—杭州、江宁—杭州双轴心，然后向杭州重心转移。
在五代短短的50余年间，江南曾出现吴、南唐、吴越三个政权，先是吴、吴越国分割江南南北，分别建都江都（今扬州）与杭州。两都同处于运河城市带中，因此构成五代初期江南最重要的两大中心城市。其中吴国都城江都在隋唐时代本为江南中心城市，但在五代战争频仍、易代频繁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作为唐代江南中心城市的扬州因战乱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南北阻隔，失去了长江与运河交通枢纽的地位而渐趋衰落。
南唐接受吴的禅位，建都于江宁府（今南京），因此，江南北部的中心城市从扬州回归江宁，并与南部的吴越国都城杭州构成新的南北两大中心城市。 [20] 诚然，吴禅位于南唐，仅仅是短暂的王朝更替而已，但从扬州到江宁，则具有回归六朝故都建康的象征意义。自从隋、唐两代相继以长安与洛阳为首、陪都后，六朝故都建康一直受到人为的毁坏与压制，江南中心城市的功能与地位随后即让位于其东的扬州。隋代平陈后，因建康为南朝故都，文帝诏令拆城改田，仅于石头城置蒋州。炀帝时，仍因陈时旧名，称之为丹阳郡。 [21] 唐初，废州为江宁县，后改名上元县。“安史之乱”发生后不久，唐肃宗以其地为自古雄居之地，时遭艰难，不可以县统之，故于至德二年（757）置为昇州。四年后，因听信童谣，复废州为县。再至唐末光启元年（885），重新自润州、宣州析置昇州。 [22] 五代时，再改名为江宁府。建康在隋唐两代几经兴废的特殊命运的确令人感叹不已。
南唐定都江宁后，在相对安定、商业繁华的历史条件下，修文兴儒，君臣唱和，一时人文荟萃，冠于天下。宋人曾盛称“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 [23] 这里的江南主要是指南唐。南唐之上异于隋唐而下通于两宋，主要有二：一开两宋文人政治之先声；二导两宋婉约词风之先路。
与南唐建都江宁象征回归原点不同，吴越国建都杭州具有标示新的中心城市的意义。杭州是一个晚至隋代始为郡城，而在唐代后期快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唐末钱镠据江东，哀帝天祐二年（905）即唐亡之年，钱镠受封吴越王，都杭州。此后，杭州即与江宁一同成为五代江南新的两大中心城市，迎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代：“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 [24] “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 [25]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六云：“杭州在唐，虽不及会稽、姑苏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由此可证五代吴越国建都杭州对于杭州城市繁荣的重要推动作用。五代以后，经北宋到南宋再到元代，杭州作为江南中心城市地位一直未变，实乃五代吴越奠定之功。
五代虽然历时仅为50余年，但在南唐、吴越国相对安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两国都城江宁和杭州为中心，引领着江南城市化沿承唐代后期之势，继续推动运河、长江、沿海、钱塘江四大城市带与太湖城市圈的整体发展与繁荣。比如吴越于天福五年（940）新设秀州（今嘉兴），使运河、沿海、钱塘江城市带与太湖城市圈的发展更为均衡与完善。又如南唐的商业市场较之唐代更为发达，其中夜市也比唐代普遍。都市文化与文学尤其是具有新型都市“文学”特点的词的创作，更赋予了南唐领两宋词风之先的开创之功。 [26] 再如五代江南草市出现更多，而且有些草市已开始向镇市发展。后晋天福二年（937）南唐设置的无锡竹塔市，即为江南早期的镇市。
五代之后，北宋建都开封，同时打断了由南唐都城江宁回归六朝故都建康以及由江宁或杭州从江南中心城市扩展为全国中心城市的进程。北宋初承唐代“道”制，太宗时始改“道”为“路”，并将全国分为15路，真宗时增至18路，神宗时增至23路，再到北宋末徽宗时增至24路，其中江南区域分3路，即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与江南西路，大体与唐代后期之宣歙、江西观察使地域范围相当，江南东路改治江宁府（今南京），江南西路仍治洪州。所设两浙路与唐代后期浙西、浙东观察使地域相当，路治杭州。两浙路辖14州，江南东路辖1府、7州、2军，江南西路辖6州、4军，以上三路合计34府、州、军。在行政建制上，路级、府州军级、县级三级都置治所城市，这也同时意味着北宋江南城市从路到县级城市体系分为三级，由此延伸到市镇，为四级。三级城市总数为路级首府城市3个，府、州、军级首府城市34个，县级城市175个。就行政建置而论，杭州、江宁、洪州分别为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路治首府城市，同时亦是江南区域的商业都会。然而，由于江宁、杭州在五代时曾是南唐、吴越国的都城，更兼湖山之美与商业繁华于一身，故非洪州之可比。欧阳修特别推重金陵、杭州，谓：“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 [27] 对江宁、杭州情有独钟。而在江宁、杭州之间，由于在五代、北宋之交经历了战与和的不同命运，也由于隋代大运河开通以来杭州区位、交通优势的上升，更由于杭州在湖山之美与经济繁华的合一上更具竞争实力，杭州地位又要高于江宁。北宋嘉祐二年（1057），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出守杭州，仁宗皇帝赐诗送行，诗曰：“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杭州由此获得“东南第一州”之誉，可见杭州在全国中的地位。至于为人所熟知的柳永《望海潮》一词，更是写尽了杭州的湖山秀丽与商业繁华。
再以最能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商税为依据，据统计，熙宁十年（1077），杭州城内的商税额高达8万余贯，加上附郭市镇共达11万余贯，在全国城市中仅次于首都开封而位居第2位。苏州为5.1万余贯，居全国第7位；江宁为4.5万贯，居全国第9位；洪州为近3万贯，居全国第30位。 [28] 以上商税数据与排位提醒我们应重点关注一下苏州。苏州虽在行政建制上仅为两浙路中一州级城市，未能上升为路治首府城市，但城市繁华程度则在江宁、洪州之上，实已从两浙路中的一府州城市上升为与三路首府城市杭州、江宁、洪州并列的江南区域中心城市，然后同构成北宋江南城市化格局的“四星”结构。当然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杭州，以所征商税比较，杭州名列开封之后，居全国第二，且为苏州的近2.2倍、江宁的2.4倍、洪州的近4倍，充分显示了杭州在江南四大区域中心城市中遥遥领先的强势，无可争辩地拥有“东南第一州”的地位。
从六朝建康到唐代扬州，再由唐代扬州到宋代杭州，江南中心城市在此两个时段中的转移具有不同的意义，如果说从六朝建康到唐代扬州是江南中心城市从内陆移向沿海的重要一步，那么从唐代扬州到宋代杭州，则是江南中心城市首次直接落在沿海城市带上，这对江南城市化进程中沿海城市带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杭州又是沿海与运河、钱塘江城市带以及太湖城市圈的交汇点，则杭州继六朝建康、唐代扬州之后成为新的江南中心城市，对于以上四大城市带与城市圈的整体拉动以及向东南倾斜，同样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以杭州为中心，由其与苏州、江宁、洪州组成“四星结构”，表明北宋江南城市化的重心仍在沿海、运河、钱塘江、长江城市带与太湖城市圈彼此交叉与重合的江南东部，但已进一步向东南移动，主轴在以杭州为轴心然后延伸于苏州、江宁的弧形轴线上。
五代宋元江南城市化第一次转型，集中体现在从政治型向经济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型两个方面。关于从政治型向经济型转型又可细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行政建置城市经济职能的强化。这一趋势自六朝即已开始，至唐代的扬州有更出色的表现。再至北宋，在城市经济普遍趋于繁荣中经济职能又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广泛开始于北宋的城市商税征收这一现象本身可以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北宋之前，虽然朝廷已在城市里设置市官征收商税，但对商税数目缺乏记载，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当时征收商税数量有限，不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至北宋已完全不同，在城市征收商税已相当普遍，而且数额巨大。据《文献通考》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全国征收商税的城市已达310个，其中商税超2万贯的州城42个，县城4个。城市商税的普遍征收与数量剧增，无疑是北宋城市经济繁荣的最直接的反映。以此与前代比较，更能印证出北宋在城市转型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再就城市类型而言，顾朝林先生曾将宋代体现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经济职能突出的城市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手工业城市， [29] 应该说这样的城市类型在南宋更为突出，但在北宋已基本形成。另著名经济学家傅衣凌先生曾专门提出相对应的“开封型城市”、“苏杭型城市”两大类型城市， [30]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所谓“苏杭型城市”即指工商型或商业型城市，此类城市的经济职能明显强于其他型城市。
先看杭州。在行政建制上，杭州仅为两浙路首府城市，但其经济实力则仅居首都开封之后，名列全国第二，实已达到全国亚经济中心与准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不仅表明北宋时期杭州的城市经济与政治功能已混合为一，而且进一步表明当时杭州的城市经济功能强于其政治功能。再说苏州。苏州在行政建制上仅为一州级城市，但其经济实力却居于全国第七，在江南仅居杭州之后而在江宁、洪州之上，可见苏州更偏于经济型、商业型城市功能。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谓北宋时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 [31] “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 [32] 北宋苏州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杭州、苏州的城市转型意义比之开封更为明显，也更有意义。
本时期从政治型向经济型转型的另一核心成果是新型城市——市镇的兴盛。市镇由草市与镇市两级所构成。究其渊源，可以远溯至六朝的“草市”“会市”，至晚唐五代集中在长江、运河沿岸出现了少量市镇。但从法理上说，正如唐景龙元年（707）所重申的：“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 [33] 因此出现于晚唐五代沿江沿运区域的市镇仅是民间自发行为，而非经法定正式设置，但至北宋终于在制度层面上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先是北宋初太祖令草市以纳税的方式取得合法地位，太祖开宝三年（970），“令朴买坊务者收抵当”。后人解释说：“朴买之名始见于此。所谓朴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 [34] 说明当时朝廷已准允草市通过纳税方式获得合法地位。草市亦称坊场、墟市，马端临曾说：“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 [35]
另一方面，北宋又对镇制进行改造，一是罢废军镇，增设商镇；二是设置镇官，负责征收商税。《宋史·职官志》：“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官。即指官监镇。”可见镇官有“官监镇”与“非官监镇”两大类型，所谓“非官监镇”，即不设专官领治而以他官兼管之镇。高承《事物纪原》云：“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以县兼军使；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 [36] 《宋史·食货志》说：“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 [37]
北宋从商税的征收角度与手段，彻底解决了草市与镇市的法理与制度，确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对北宋及元明清市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毕仲衍《中书备对》对熙宁九年（1076）草市的统计，全国共有草市27607处，其中两浙路1238处，江南东路641处，江南西路380处，分居全国24路的第13、16、18名。江南三路合计为2259处，占全国草市的8.2%。 [38]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草市在两浙路、江南东路、西路的分布与水平。草市是城市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上升为镇市及更高级城市的重要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镇市乃至整个城市体系发育程度的风向标。又据《元丰九域志》所载，元丰（1078—1085）年间，全国正式定名为镇市者共计1871个。从27607个草市，1013个收税单位、400多个镇到1871个镇的数据变化，可以充分显示当时草市之盛及其向镇市快速升级的活力之强。而此1871个镇市与当时1035个县相比，每县平均约1.4个镇，表明在北宋由草市发展而来的镇市不仅数量已超过了县级城市，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种在传统行政建制之外的新的城市类型，并为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营养液与活力。
在全国1871个镇市中，江南路镇的总数达到181个，占全国镇市的近10%，较之唐代17个增长了10倍多，足见其增幅之速。其中两浙路为75个，江南东路为54个，江南西路为52个 [39] 。
仍以两浙路为冠，江南东路次之，江南西路又次之，排序与三路草市数量相同，但三路镇的比率有所缩小，尤其是江南东路的江宁府、江南西路的洪州各达15个，数量超过杭州，而江南东路的太平州，江南西路的兴国军各为11个，接近于杭州的数量，在三路中名列前茅。由此可见，三路镇的发展仍以两浙路居于首位，江南东路、西路分居于后，但有趋于相对均衡之势。再联系上文所论江南北宋时期所增加的19个县，重点分布在江南西路，江南东路次之，两浙路又次之，其中有15个县系由发达之镇升格而成，一方面说明镇之于县级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同样说明北宋时期三路城市分布更趋均衡的态势。但话说回来，这也仅仅从数量方面而言，若从质量方面来看，北宋江南区域中人口密集，商业繁华，影响巨大的巨镇、名镇仍多集中于两浙路中，尤其是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与环太湖流域中。
与此同时，江南市镇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提升。据统计，熙宁十年（1077）时，江南三路市镇年税额占各路总年税额的13.2%，其中两浙路为16.3%，江南东路为8.8%，江南西路为9.2%。两浙路几为江南东路与西路的2倍，而有些地区市镇年税额所占比例更高，如杭州、秀州、池州分别达29.4%、30%、47.4%。再与县级税额相比，江南东路、西路市镇平均年税额已相当于各路总年税额的56.3%、39%、74.6%。至于有些巨镇年税额已超过县级甚至州级城市，比如杭州的浙江市、秀州的青龙镇年税额分别达到26446贯、15879贯，已相当于中等州级城市的水平，而江南西路的池州池口镇达13386贯，更是为属地州城的2.8倍。 [40] 可见其经济实力之强已逾于一般县城甚至州城。
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兴城市类型，市镇的城市功能主要是经济型的，与州县城市相比，如果说北宋时期的州县城市在城市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与进一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出现了由政治型向经济型的转型态势，在发展形态上发生重大变化，那么，大批市镇的出现与繁荣，更代表了一种经济型城市类型的兴盛与发展方向，在五代宋元第一个转型期的城市转型中更具标志性意义。
北宋从政治型向经济型城市转型第三方面的重要表现，是以市舶司创设为标志的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
我们之所以将此独立出来论述，一是两宋时期中国古代海外贸易达于高峰，在世界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市舶司的设立既是宋代经济尤其是海外贸易繁荣的产物，是为适应海外贸易专门管理需要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后代海关制度的创始，在宋代城市化转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沿海城市带经六朝隋唐五代的酝酿发展，到宋代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而市舶司皆设立于沿海港口城市，直接促进沿海港口城市的兴盛，并带动了沿海城市带的整体发展。三是市舶司建置分市舶司、市舶务、市舶场三个层次，或设于州城、县城，或设于镇，三个层次反映了所设之地的商品经济实力与海外贸易繁荣程度。以上三个方面兴于北宋而盛于南宋。
北宋江南市舶司之设，始于端拱二年（989）在杭州设立的两浙市舶司。淳化元年（990），两浙市舶司曾迁于明州，次年回迁杭州，再至咸平元年（998）又于明州专设市舶司。政和三年（1113）于秀州华亭县设立市舶务，派专任监管到青龙镇管理贸易，并改青龙镇为通惠镇，以表通商互惠之意。再至建炎四年（1130），将华亭市舶务移于通惠镇（即青龙镇） [41] 专门设立两浙市舶司，正是为了更好地负责管理两浙沿海海外贸易。从杭州、明州的设立市舶司到青龙镇的设立市舶务，都是其作为沿海港口城市兼具区位与贸易繁荣双重优势的集中体现。北宋蔡襄《杭州新作双龙门记》载杭州海外贸易之盛：“道通四方，海外诸国物货丛居，行商往来，俗用不一”， [42] 可见当时杭州海外贸易的兴盛。而明州在北宋则是与高丽等国贸易的定点口岸，“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43] 故一度与杭州争夺两浙市舶司，继之又独立设置市舶司，标志着明州港口城市地位与海外贸易之盛仅次于杭州，而居于其他各港口城市之上。至于青龙镇仅为一镇市，地位无法与杭州、明州相比，但也是“蕃商舶船，辐凑往泊”， [44] 成为由镇升级为沿海港口城市的代表，进入南宋之后，更发展为江南之名镇、巨镇。
关于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第二方面的转型，在北宋时期以首都开封最为典型。北宋之前，城市长期实行封闭型管理的坊市制，在居民所居之“坊”与商品市场之“市”四周都筑有围墙，民居、店肆只设在坊市围墙之内，坊市之间门户把守严格，早晚定时开闭，商业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归纳起来就是“坊”“市”相隔，“民”“市”不通。然而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这一封闭型的管理体制已渐显其弊，所以从唐代后期开始，屡见对此冲击的夜市出现。而至北宋，与从政治型向经济型第一方面的转型相适应，打破封闭的坊市制而走向开放势在必然，使原先彼此封闭相隔的“坊”与“市”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彼此交织，连为一片。当然在北宋初期的首都开封，原有封闭型坊市制的打破与恢复也曾几经反复，然后才逐步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开放型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相应地，原先“民”“市”之间定时通行，严格实行夜禁的制度也就不复存在，居于里坊的居民可以随时出入于“市”，商业活动不再受时地限度，商业市场与活动逐步布于城市各个角度，夜市、早市更是到处涌现，十分兴旺。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将汴京城外居民区划为八厢， [45] 并置吏管辖，坊市制的瓦解，而代之以新兴的厢坊制已成定局。如果说坊市制的瓦解是破，那么，代之以厢坊制则是立。
从现代城市管理的眼光来看，厢坊制不再按传统的行政区、商业区与居民区的划分实行彼此隔绝的封闭式管理，而是按空间范围将城市划分为若干社区，然后在每个社区中都设一定数量的行政区、商业区与居民区，这种新的城市分区管理制度的诞生，即意味着中国城市化在从封闭型向开放型巨大转型中的质的飞跃，这一转型定局于北宋，成果集中于首都开封，然后由首都开封逐步推向全国大中城市，并对后世的城市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除开封之外，江南府州城市多紧随其后，在相继打破坊市制之后，陆续开始实施厢坊制，这在南宋的临安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并更为完善。
仅就江南区域范围来看，南宋与北宋一样都以杭州为中心，但跳出江南从全国范围来看，则南北宋之间的杭州有着区域中心城市与全国中心城市的根本区别。
北宋建都开封，全国中心城市随之北移，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城市化虽然在首次转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毕竟居于次要地位，未能臻于全国最高水平，尤其是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型方面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于首都开封而不是杭州。但是在南宋建都临安之后，全国中心城市继六朝之后再次南移于江南，由此带来的直接成果是：不仅南宋都城临安快速成长为一个无愧为世界之冠的特大城市，而且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城市化即同时进入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地位，臻于中国城市化的最高水平。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称南宋首都临安是9—13世纪发生于中国的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范例。 [46] 同样，从江南城市化的第一次转型来看，南宋都城临安也是本次转型成果——从趋于高潮到最终完成的集中体现。
南宋定都临安府后，将全国分为16路，其中北宋时的两浙路分为东西两路，则江南区域由北宋时的3路增为4路。两浙西路治临安府，两浙东路治绍兴府，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治所不变，仍为建康府与洪州。与北宋相比，南宋江南区域内各府州及所辖县级城市有所变化（包括名称），当时的江浙区域共有1座全国都城、4座路治所城、30多座府、州城及近200座县城。此外，还出现了大量的镇和草市，尤其是在当时两浙西路的东北部，江南东路的北部地区，像平望镇、青龙镇、乌墩镇、长安镇、临平镇、南新镇、吕城镇、江宁镇、延陵镇等。据统计，湖州有镇、市35处，秀州（嘉兴府）有39处，绍兴府53处，明州（庆元府）143处（含村坊119处），临安府36处。 [47] 南宋时期江浙地区的城市从分布的角度来看，呈明显的密集分布的特点。如在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分布着临安、湖州、苏州、秀州、绍兴、明州等最为繁华的大中城市和大部分县级经济都市，而且也是镇和草市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带。路级城市、府州级城市、县级城市与大量的镇和草市，构成了层次性很强的典型城市体系。
其中不同于北宋的最直观的变化是因南宋建都临安，江南区域中城市级次由北宋的路、州、县三级城市上升为都、路、州、县四级城市，加之最基础的市镇，合之为五级。其次是路治首府城市的变化。南宋江南由北宋时的3路增为4路，江南东、西2路仍分别治建康府与洪州，洪州已改名为隆兴府。两浙西路治临安府，两浙东路治绍兴府。4路首府城市同时又皆为区域中心城市，其中绍兴府因新置为两浙东路的治所，地位迅速上升，此外，与北宋一样，苏州虽非路治首府城市，但仍承续北宋的盛势，南宋时城市人口达到70万，城市规模与繁华程度在临安、建康2府之下，却在绍兴、隆兴2府之上。由此观之，南宋以首都临安为中心，建康、隆兴、绍兴加上东北苏州实为一个“五星”结构，而临安府因同时又是都城所在，具有全国中心城市地位，因此临安府实为四路首府城市核心。这一“五星”结构较之北宋“四星”结构的最大不同：一是杭州从江南中心城市升级为全国中心城市，对其带动江南城市化重心进一步向东南倾斜，促进沿海、运河、钱塘江城市带与太湖城市圈的整体发展以及沿海港口城市与海外贸易的兴盛作用巨大；二是建康为留都，相当于陪都，其地位在临安之下，又在其他诸城之上；三是绍兴府因既是两浙东路首府城市，又建有天庆宫、天长宫等行宫，为宋帝行都及帝陵所在，地位快速上升，对南宋城市化进一步向东南沿海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南宋江南城市化第一次转型的臻于高潮并最终完成，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更为繁华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是都城临安府，据估算，南宋时临安府城市人口150万，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之冠。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城市规模与地位的重要尺度，南宋都城临安人口的急剧膨胀，最终汇聚为一特大型城市，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北南宋之间杭州地位的快速上升之势。其中城市人口猛增的主要来源是“靖康之难”之后战乱与迁都双重合力作用下的北方大移民。据葛剑雄先生统计，本次大移民总量达500万之众，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各250万）的2倍。如此众多的移民主要分布于江南地区尤其是都城临安府所在的两浙西路。大批移民的陆续移入，促进了以上各府州人口总量以及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不妨作一粗略的对比，北宋时期，杭州人口约为40万。南宋之交，因方腊起义与金兵南下，杭州人口又大幅下降。但在南宋定都临安府后，因有大量北方移民迁居于此，城市人口得以快速增加，城市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南宋曹勋《仙林寺记》谓：“临安在东南，自昔号一都会。建炎及绍兴间三经戎烬，城之内外所向墟落，不复井邑。继大驾巡幸，驻跸吴、会，以临浙江之潮，于是士民稍稍来归，商旅复业，通衢舍屋渐就伦序。至天子建翠凤之旗，萃虎貔之旅，观阙崇峻，官舍相望，日闻将相之传呼，法从之朝会，贡输相属，梯航踵至，翼翼为帝所神都矣。” [48] 又绍兴二十六年（1156）起居舍人凌景夏更明确地说：“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以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 [49]
大批北方移民不仅填补了经兵火损失仅余十之二三的临安土著居民的空缺，而且使当地人口大幅度增长，移民为土著数倍的事实表明，南宋的临安实已成为一移民城市。在如此众多的移民群体中，还有众多的富室大贾的迁居，对临安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作为“中世纪城市革命”的重要成果，以打破坊市制为标志的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城市转型始于晚唐五代，至北宋坊市制趋于瓦解，代之而兴的是厢坊制，这一转型成果集中于北宋都城开封，同时惠及包括江南在内的其他各重要城市。南宋承此重大成果，然后以临安为中心，于江南各重要城市普遍推行，厢坊制作为一种新型的普遍模式更为成熟，而以其为标志的城市形态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型也最终得以完成。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据《咸淳临安志》卷一九《厢界》《坊巷》的记载，绘制为《南宋杭州的厢界划分图》。 [50]
城内9厢依次为：1.左一南厢；2.左一北厢；3.左二厢；4.左三厢；5.右一厢；6.右二厢；7.右三厢；8.右四厢；9.宫城厢。城外则粗划分为城北右厢、城东厢、城南左厢、城西厢等四厢。其中左一南厢为六省六部街，左一北厢为临安府署街，左三厢为仁和、钱塘两县署街，左二厢为礼部贡院、诸学校、皇族、皇后邸宅，右一厢为三省六部的门前街，右二厢为被称为“中心岛”的繁华商业街，右三厢为军营、仓库和民居，右四厢主要为皇后、皇族宅第。 [51]
图1 南宋杭州的厢界划分图
南宋都城临安厢坊制的趋于成熟，是与临安都市经济更加繁华相适应的。据耐得翁《都城纪胜》载，南宋时临安“坊巷市井，买卖关朴，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梦粱录》卷一三《铺席》记（临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较之北宋开封更为繁盛。当然，坊市制的瓦解与崩溃，而代之以厢坊制，不仅仅是城市街区格局的变化，而且也是城市形态与生态的一场重大变革，并会因此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比如作为商业行业主组织——行会的出现，按照宋代之前坊市制的严格规定，商业活动只能在政府所限制的“市”中，并只能在白天进行，当不同的工商行业集中于“市”中时，通常以“行”“肆”等名制由严格趋于松弛，“行”的性质也逐步发生转变，即由政府进行工商行业管理的方式转变为工商业者的自主组织。入宋以后，坊市的全面瓦解改变了政府对工商业活动方式与区域的原有限制，工商活动扩散到城市各区域，“行”也不再是政府划定的工商区域标志，而是工商业者的同业组织形式。而且，由于工商业分工的日趋精细和从业人员规模的不断扩大，“行”以及与之类似的“团”、“作”、“团行”、“行作”的数量也大幅增加。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时临安城先有414行。部分较为繁华的工商业市镇，也出现了类似组织。 [52] 可见行会组织是伴随坊市制的松弛、瓦解而发生转型和大量出现的，彼此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归根到底是城市商业经济的繁华以及由此催生的工商业阶层发展壮大的结果，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进步。
再如专门为市民阶层提供娱乐服务的瓦舍的出现，也是只有在坊市制松弛直至瓦解后才有可能。瓦舍作为最早出现的专门性的市民娱乐场所，往往集酒楼、茶室与文艺娱乐场所于一体，不受季节、天气、时间的限制。瓦舍的主要消费对象是市民阶层，因此瓦舍的出现与兴盛，同样也必然以城市商业繁华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为前提条件。其中与行会组织有一定的交叉关系，即当文化娱乐业发展成为一种行业之时，便会出现从事文化娱乐业的艺人组织与下层文人组织，南宋盛行于临安的各种从事表演与文艺创作的“社”与“书会”，实际上是一种准商业性的行会组织。以上这些组织的出现，即为宋代“瓦舍”的兴盛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文艺”的诞生准备了主体条件，而坊市制的松弛直至瓦解而代之以厢坊制，则进而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以想见，在坊市制之“坊”“市”相隔，“民”“市”不通的封闭环境中，“瓦舍”既无出现的可能，也无存在的必要。
以上皆兴起于北宋，而盛极于南宋，盛中之盛者是临安。
南宋在江南城市化从政治型向经济型转型方面也是成果卓著。首先，表现为行政建制中城市经济职能的进一步强化。前文提到傅衣凌先生提出的与“开封型”相对立的“苏杭型”城市的类型，其实在南宋时期已趋于极致，也最为典型。临安尽管是南宋都城，是全国政治中心，但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其商业都会的特征。上文对此已作论述，不赘。再看南宋“五星”结构中的其他“四星”——建康府、平江府、绍兴府、隆兴府。建康府为南宋留都，城市规模与地位又在其他三府之上，据《建康集》卷四载，北宋末南宋初建康府人口达17万户， [53] 按平均每户4口计，为68万；若按平均每户5口计，为85万。苏州在行政级次上仅为一府州城市，但城市规模与繁华程度远在一般府州甚至路级城市以上。据估算，南宋苏州城市人口达70万，在全国仅次于都城临安与六朝故都、南宋留都建康，名列第三。范成大盛称苏州“一都之会，五方之聚，土腴沃壤，占籍者众”，“府库之出内，鬻市之浩穰，盖不待较而知”。 [54] 应该说，苏州的商业型城市及其经济职能较之杭州更为显著，更为突出。建康为六朝故都，又是南宋留都，也是一座著名的商业都会，南宋时城市人口达到80万—90万。史载“三吴为东门，荆蜀为西户，有七闽二广风帆海舶之饶”， [55] “市廛日以繁盛，财力足以倍输”， [56] 可见南宋建康之繁华。绍兴府因同时升级为浙东路之治所，又有天庆宫、天长宫等行宫，受此双重刺激，在南宋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陆游盛称“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 [57] 隆兴府为江南西路首府城市，也是江南西南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史载“襟带江湖，控引夷越，乃东南一都会。冠盖往来，方轨击毂，连樯衔尾，皆川途所必经”。 [58] 因隆兴府地处江南西部，在商业繁华与经济功能方面尚不及建康与绍兴。
除南宋“五星”结构之外，江南其他州县城市也呈整体繁荣的态势。根据陈国灿的分类，主要有以下4类城市：
（1）综合型城市，如临安、建康、绍兴、江阴、隆兴、婺州、宣州、饶州、信州、江州、赣州等，这类城市既是重要的政治或军事中心，又有着发达的工商业，其经济职能并不逊色于政治和军事职能。
（2）经济型城市，如苏州、湖州、秀州等州级城市及无锡、华亭、昆山、临安等县级城市，这类城市的工商业极为兴盛，其经济影响超过了政治影响。其中苏州是这类城市的代表，已从州级城市上升至区域中心城市地位。
（3）政治型城市，严州、处州、徽州等部分州级城市和相当部分县级城市。这类城市的工商业虽有一定发展，但没有真正成为所在地区的商业和市场中心，仅为各级政区治所。
（4）港口型城市。又可分为沿河港口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有池州、镇江等，其特点是货物和商品转运的兴盛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兴衰。后者主要有明州、温州、台州等，其特点是海上贸易在城市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应该说，以上四类城市在南宋之前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而至南宋趋于多元化的类型分化更为明显。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港口型城市与其他三类城市不是在同一标准下划分的，其他三类都是以城市职能划分，而港口型城市则从城市所处方位划分。实际上港口型城市同时多为经济型城市。就此而论，在以上四类城市中，除了政治型城市经济功能较弱之外，其余三类中，综合型城市的经济功能明显强化，而经济型与港口型城市则皆以经济职能为主体，是南宋从政治型向经济型城市转型的主体标志。
其次，表现为市镇经济的空前繁荣及其向巨型化方向发展。据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下卷《宋代草市镇名录》统计，南宋市镇121个，草市696个。 [59] 就总体数量而论，南宋市镇比北宋减少，但人口规模、经济实力与繁华程度皆甚于北宋，发展形态也更趋于成熟。
市镇自诞生之初即以经济功能为核心，所以市镇的兴盛也更突出地表现出从政治型向经济型城市转型的主要成果。南宋市镇经济实力与繁荣程度提高的核心标志是商税的大幅度增长。其中一些沿海港口市镇商业特别繁华，经济实力特别雄厚，如嘉兴的青龙镇、杭州的澉浦镇，年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60] 另一方面，则与州县级城市在向经济型转型过程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相一致，南宋江南市镇大体出现了环城型、农业型、手工业型、商品转运型、沿海港口型、消费型市镇以及乡村墟市等七种类型，这七类市镇重点分布于环太湖流域的平江、常州、镇江、湖州、嘉兴、建康、杭州和浙东沿海的绍兴、庆元、台州等地区，密度较之北宋又有进一步提高，这与南宋城市地域分布向东南移动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
最后，表现为以市舶司设置为标志的沿海港口城市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继北宋先后于杭州、明州设立市舶司，在嘉兴府华亭县设立市舶务之后，又于建炎四年（1130）将华亭县市舶务移至青龙镇（曾改为通惠镇），此后青龙镇之繁华远为其他市镇所不及。因青龙镇“南通漕渠，下达松江，舟艎去来，实为冲要”。 [61] “据沪渎之口，岛夷、闽越、交广之途所自出……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族之所会，人号小杭州。” [62] 商税远远超过华亭县镇。宋代应熙更专门撰有《青龙赋》，对青龙镇的商业繁华与人文之盛极尽赞美之词，文曰：
粤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平分昆岫之蟾光，夜猿啼古木；占得华亭之秀色，晓鹤唳清风。咫尺天光，依稀日域。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富东南之物。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
再至绍兴二年（1132）与绍兴十六年（1146），分别于温州、江阴军设立市舶务。再至淳祐十年（1250）于秀州海盐澉浦镇设立市舶场。常棠《澉水志》：“市舶场在镇东海岸，淳祐六年创市舶官，十年置场”，“招接南海诸货，贩运浙西诸邦”， [63] 澉浦镇系为保障首都临安而新辟的港口城市。乾道二年（1166），设于杭州的两浙市舶司移往华亭，杭州只设市舶务。绍熙元年（1190），杭州市舶务取消，而在钱塘江口新建澉浦港，可以弥补首都临安的舶货需求。 [64] 因此澉浦镇实为临安出海的附属港，从此，澉浦镇即成长为繁华的沿海港口城市。大约在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前，又于上海镇设立市舶务。嘉靖《上海县志》：“宋末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 [65] 弘治《上海志》：“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又该志卷七记载董楷事迹云：“咸淳中提举松江府市舶，分司上海镇”， [66] 另董楷所撰《受福亭记》载南宋末年上海镇的街道布局与商业繁华情况。这样，由全国都城临安到府州城市明州、温州、江阴军，到县级城市华亭县，再到青龙镇、澉浦镇、上海镇的市舶司、务、场的设置，沿海港口城市比以前分布更广，也更为繁荣，表明沿海城市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以海外贸易为动力，以沿海港口城市为主体的新时代，其中青龙镇、澉浦镇、上海镇三个新兴港口市镇更是代表了南宋江南市镇巨型化的发展水平与方向。
中国社会早期城市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结合江南地区的情况，可以将中国早期城市化归纳为三种依次演进的发展形态，即汉唐时期的内聚型城市化、宋代的城乡互动型城市化和明清时期的市镇主导型城市化，宋代的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城市化进程充当了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内聚型城市化是汉唐时期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其特点是城市化现象以城市为中心向内收缩，形成一个个封闭的社会圈。整个社会都围绕城市运作，为城市服务。汉唐时期的郡县城市是统治者基于政治需要设立的，是不同层次的统治中心。封建政权对城市实行严密的社会控制，普遍实行的坊市制将城区划分为政治区、居民区、商业区三部分，每部分功能明确而封闭。
到了宋代，城市的兴盛，并不只是汉唐以来发展的简单延续，而是从城市个体形态到区域结构体系的重大飞跃。就前者而言，江南各级城市在继续充当不同等级政治中心的同时，开始向不同层次的、开放性的经济中心和社会中心转变，其影响也由主要局限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就后者而言，由原来在政治因素主导下的县、州两级等级体系，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和社会因素为主，包括综合型、经济型、交通型、港口型等不同类型，以及地区中心、跨地区中心、全区域中心等不同层次的结构体系。这些都表明，到了宋代，城市开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动力。
从宋代江南市镇方面来看，乡村市镇在各地的兴起，既是城市扩张的影响的结果，更是农村生产力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意义不仅在于从农村社会的内部推动城市化的起步，而且成为沟通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的桥梁。正是宋代市镇的全面兴起和发展，从而为明清时期市镇主导型的城市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