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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文学、艺术、哲学、教育、科学、医学、工艺等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到了建都于临安的南宋时代，文化的丰富性和饱满度更臻于佳境。著名学者陈寅恪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 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2] 此说未必为学界所完全认可，但宋代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演进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宋代文化的高度重视可谓渊源有自。早在明代，陈邦瞻就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指出，宋代乃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以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其势固然已。” [3] 一直到20世纪初，严复在《与熊纯如书札》中依然做如斯的判断：“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4] 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首倡中国“唐宋变革”论，从学理上论证宋代的划时代意义，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5] 1934年，周一良发表《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2卷1号），将内藤湖南的这一观点介绍到中国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前后，中国史学界也提出了中国的“近代”论，如1933年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42年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都指出，可以将宋代到清代的历史确立为中国的“近代”。1972年，中国台湾学者傅乐成发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这是对唐宋文化转型及其思想特点更为凝练的概括，学术影响极为深远，作者分析指出，与“唐型文化”相比，“宋型文化”的特点是“单纯而收敛”，而“宋型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也正如严复所说，近现代中国人之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以至表达感情的方式等皆成型于这一时代。
与宋代文化的范型意义相呼应的还有历史流变中中国文化中心的整体南移趋势。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考察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时曾说，迫使汉文化中心南迁有三次大的波澜：一是“永嘉之乱”后的晋室南渡；二是唐代的“安史之乱”；三是金人南侵引起的“靖康之变”，尤其是第三次的“靖康之变”发生后，南宋王朝建都于杭州，南方的文化中心地位得以完全确立。 [6] 宋代文化的范型意义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效应之间的高度叠合，最终将南宋文化推向了历史的最前台。旅美学者刘子健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就明确指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换言之，正是南宋建都于临安，使得江南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产生了全国性的巨大辐射力。元之后，“南宋文化模式，已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 [7] 。与此同时，南宋文化对于所在的统治中心区域——浙江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构筑起浙江文化的精神底色，正是在此背景下，浙江省提出“打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倡导开展“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研究，正是实现传统文化复兴的有力举措。
宋韵文化的内涵可谓十分丰富。徐吉军认为，所谓“宋韵”，指的“就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韵味，简单地说，就是指辉煌的两宋文明”，他将宋韵具体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以文立国，二是官员以天下为己任，三是多元文化并存，四是重视对外交流，五是科技强国，六是商业革命，七是城市文明，八是辉煌的文化成就，九是雅致的品质生活，十是移风易俗。陈野等著的《宋韵文化简读》则将宋韵文化划分为制度、经济、思想、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社会、百姓生活、建筑和典籍等十一个方面，也基本涵盖了两宋文化的各个领域。 [8]
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宋韵之“韵”？在传统典籍中，最早对“韵”作解释的是《广雅》，释“韵”为“和”，表明和谐的乐音即为“韵”。《玉篇校释》也说“音和曰韵”。到了宋代，文人论诗多用“风韵”“高韵”“逸韵”“气韵”等词，可以说，“韵”的美学内涵完善和成熟于宋代。北宋范温著有诗话《潜溪诗眼》，其中对于宋人审美之“韵”论析深入，向来为人所称道。在和友人的交流中，范温从学理的角度解析了“韵”的由来、发展以及主要特点：
余曰：“子得其梗概而未得其详，且韵恶从生？”定观又不能答。予曰：“盖生于有余。请为子毕其说。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 [9]
尤其是其中的“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将“韵”的地位提至极致的高度，使其成为艺术美的最高标准。而范温对“韵”给出的定义就是：“有余意之谓韵。”对此，钱锺书曾有很高评价：“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者，北宋范温其人也……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 [10] 时至当代，宋人范温论“韵”所强调的两大特质：一为极致之美，二为余意不绝，依然对今日之宋韵研究有着明显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学者陈野在《试论宋韵文化的认识维度、精神实质和当代价值》（《浙江学刊》2022年第1期）中就将宋韵文化析分为日常物质领域的物质之韵，生产技术领域的匠心之韵，社会运行领域的秩序之韵，发现发明领域的智识之韵，学术思想领域的思辨之韵，文学艺术领域的审美之韵等方面，认为正是这些“汇聚成两宋文化精华之所在，凝聚为一个时代的独特气质和风尚”。这代表了对宋韵的一个理解视角，可备为一说。
本书认为，就所涵盖的内容而言，宋韵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前面几位当代学者论著中以宋韵来借指两宋文明之精华，乃是宋韵的广义，泛指宋代所有优秀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就“宋韵文化”提出的当代情境而言，更应该是狭义的“宋韵”，特指江南化的、带有浙江属性和风格特点的宋代文化，本书将之称为“浙风宋韵”。这里隐含着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强调具有浙江风格和特色的宋韵文化，二是由于浙江风格与宋韵在南宋形成高度的交集，浙风宋韵的重点是南宋文化，三是“风韵”并举，突出风尚之引领，强调浙江风格的全国影响力。
浙风宋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当下相关研究蔚为热潮，主要包括宋韵文化形态系列研究和宋韵文化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前者聚焦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八大形态，系统研究宋韵文化的精神内核、形态特征和历史价值，重点开展宋代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艺术史等系列研究；后者关注对纸质承载、非纸质实物的宋韵文化精华进行整理研究，致力于思想流派文献、目录类书文献、中医文献、丝绸瓷器影像、建筑景观遗存等的整理研究。
研究浙风宋韵，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突出的实践意义。在学术方面，通过系统梳理和汇总宋代文献资料，形成具有规模性的文献集成。同时基于扎实史料，开展理论研究，对于宋韵文化的形态特征和精神内涵予以深入的学理检视，构建系统性的宋韵文化研究体系；在实践方面，发掘、复原与保护宋代各类景观遗存，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相互贯通，通过对宋韵文化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探讨宋韵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当代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在以上领域的理论研究中，近年的相关研究大体有两种路径选择，一种为通论式，采取对宋代整体文化或者某一类型文化进行通观和概览式研究，着眼于对整个时代的全面把握，著作如陈野等的《宋韵文化简读》、龚延明的《浙江宋代进士录》、梅新林的《浙江学术编年·宋代卷》等，单篇文章则有何忠礼的《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宋韵”文化》、陈野的《试论宋韵文化的认识维度、精神实质和当代价值》等；另一种则为专题式，即对宋代文化的某个具体论题开展专门性研究。比如包伟民的《陆游的乡村世界》、束景南的《朱熹：“性”的救赎之路》、何忠礼的《宋高宗新论》、吴熊和的《吴熊和批校全宋词》等。
那么，当下的宋韵研究在通论与专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学术取径？能否兼顾通论与专论，既注重面上的铺展，又有具体点上的突破，从而形成新的学术理路？能否在有限的篇幅中传递对于宋韵文化的整体观？本书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的一种探索，在权衡比较之后，主要选择整体立论、点面结合的论述方式，围绕宋韵文化形态开展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在内容选择上兼顾不同的文化维度，注重多维性和系统性，在通论和专论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兼顾广度与深度、全面与立体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逻辑建构的整体性。本书的研究意在建立一个意义相对自洽的宋韵文化整体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代商品经济勃兴的一个重要外在显现就是城市空间的巨大变革，这被西方学者称为“中世纪城市革命” [11] 。本书从“城市生活之韵”入手，繁荣的宋代城市培育了市民阶层，也造就了通俗文艺的兴盛。宋代随着城市空间变革与拓展，城市的主体人群发生巨大改变，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因城市而生，与城市彼此呼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的生活日常包括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亦塑造着城市的气质和内涵，进而影响着城市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之韵”。在这走向市井空间的城市化进程中，世俗化成为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使得整个时代文化发生转型，形成了“宋韵文化冲击波”，如果说，宋代话本戏曲是第一波，宋词是第二波，宋代诗文则是第三波，宋代乐舞、造型等艺术则是第四波，而追求内圣、精神圆满自足的宋学与浙江地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浙学，以事功实学为特色，则构成了支撑浙风宋韵的思想内核，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压舱石。由此形成了城市—通俗文艺—曲词—诗文—艺术—思想这样一个从物质文化发端、世俗化浸染、最后以学术思想收束的层层推演的宋韵文化序列。正是在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意义上，本书对于宋韵文化之“俗世雅意”予以聚焦和观照。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宋韵文化之整体，有其内在的恒定性和统一性，正如学者缪钺所论：
宋人审美观念亦盛，然又与六朝不同。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在声容，宋代之美在意态；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在精细澄澈。总之，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惊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此皆宋人心理情趣之种种特点也。此种种特点，在宋人之理学、古文、词、书法、绘画，以至于印书，皆可征验。 [12]
在这个宋韵文化系统中，雅与俗是最为核心的一对范畴，两者的互动与转化覆盖和影响了整个宋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在市民文化的推动下，原本高高在上的士人文化逐渐摆脱精英观念，开始走向普通大众，呈现出由“雅”到“俗”的转变，而原本局限于下层社会的民间文化逐渐突破等级观念的限制，开始跻身主流文化行列，呈现出由“俗”到“雅”的转变。推动这两种文化转变的市民文化既源于士人雅文化和民间俗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属于雅、俗共体的新型文化形态。这种雅与俗的互动在宋代话本、戏曲、曲子词，以至于诗文、书画、造型艺术、哲学思想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清晰可见。因而是本书研讨最为重要的一对学术范畴。
在雅与俗的大命题之下，本书还关注宋韵文化的“情”与“理”。情与理，或者说情韵和理志之间的关系，在宋代文学艺术中的处境非常微妙，一方面，宋人标榜理学，谈诗论道以“理”为最高标准；另一方面，宋代言情的文学艺术极为发达。就言情文学而言，虽然不同于齐梁诗歌对于女性身体吟咏的热衷，但是以“义理”而言，宋人所咏亦多游离于家庭伦理之外。因此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特别是如何在理学背景下为这些游离于“义理”之外的言情文学定位，就成了宋人关心与探讨的主要问题。主理的思想也影响各类艺术表现，比如绘画艺术，宋代理学的核心范畴如本原论的“理”、“气”和功夫论的“涵养”向绘画理论渗透，从而形成画论中的诸如“画理”、“画气”和注重画家人格修养等命题。理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也影响宋代绘画观念，从而形成了载道和抒情两种有别的绘画本质观。理学观物内省的思维方式和追求平和的生活旨趣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衣、食、住、行诸用器的造型和纹饰也都体现出这种平淡的趣味，如瓷器、砚台、茶盏、漆器等，大都造型简约，少有雕饰。从所见的宋代工艺美术的造型和装饰看，都显得比较平实，体现了宋人崇理尚雅尚简的美学观念。
此外，还有一对命题值得关注，那就是“南与北”。北宋末年，由“靖康之难”引发的北人南迁的移民潮，较之“永嘉之乱”“安史之乱”规模更大，人数更多。包括了帝王宗室、百官大臣、文人学士、技艺工匠以及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大规模南下，带来了北方的典章制度、工匠技艺以及各种文化风俗等，实现了南北文化的又一次大融合。耐得翁在其《都城纪胜·序》中说：“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 [13] 就文学艺术而言，融会了南北文化之长的南宋文学艺术往往形成令人瞩目的高峰。就绘画而言，北宋宫廷画院向来崇尚严谨细致的写实作风，南宋朝廷在临安重建画院，汇聚当时名家巨匠，有传承又有创新，注重抒发主观情志的文人墨戏画开始兴起，山水画风趋向简率豪放，在画院外自成一格。就词而言，陶尔夫与刘敬圻在《南宋词史》中指出：“中国词史，大体上经历了兴起期、高峰期、衰落期与复兴期四个阶段。纵观此四个阶段，南宋恰值高峰时期。” [14] 就话本而言，南宋话本小说的大量出现标志着说话艺术的繁荣，更说明古代小说的发展已二水分流，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就戏曲而言，南戏是在宋杂剧脚色体系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
其二，点面融通的协同性。本书以宋韵文化作为研究主题，不采取概述或泛览的探讨方式，而是以城市化和世俗化作为核心动力，引发若干主要文化形态的联动反应作为内置的基本逻辑。在主要文化板块中，体例设计则主要是通过以小见大，以微观宏，实现以点带面或点面结合，面上的论述注重整体特征的提炼，点上聚焦注重个案的典范性意义，比如就宋代城市变革而言，注重历史横切面的整体论述，指出宋代是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一方面，各级城市普遍突破原有政治性质所构成的限制，从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趋于多样，进而实现发展形态和文明结构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商业市镇的广泛兴起，不仅推动城镇体系的形成和都市文明的重构，也引发农耕社会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同时，本研究也特别关注典型个案，比如绍兴城的发展形态在南宋时期就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一方面，随着城市空间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传统坊市分离格局全面瓦解，街区建设日益完备；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兴盛，引发都市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的相应变动。与此相联系，市政管理趋于专门化和系统化，社会保障事业逐渐兴起。绍兴城的发展演变，很大程度上就是宋代城市转型的一个缩影，此类研究的学术理路正是宏微相济，点面并重。
本书从设定的研究框架出发，多有精深的专门之论，往往以具体视角切入，意在见出时代变革和发展趋势，这些以微观宏的专论往往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洞幽发微。如在对宋诗之韵的探讨中，强调宋初的《西昆酬唱集》的编撰对于宋诗演进的意义。在宋初诗坛因循前人之际，西昆诗人奋意出新，一洗诗坛芜鄙之习，以西昆体雅丽典重的风采耸动天下。在西昆诗人手中，互文书写方式真正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性创作手法。文本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结构，在与他种文本交互渗透、经纬编织的过程中，诗歌的意义与韵味向多维度播散，使诗作在审美特质上与唐音拉开了距离，为宋调形成提供了形式技巧方面的丰富借鉴，成为宋诗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此类以微观宏、以点带面的论述还包括宋话本中的西湖叙事研究，宋词中的易安词、幼安词研究，宋儒学中的吕祖谦、陈亮等研究，虽然皆为个案研究，却具有影响时代的全局性意义。
其三，浙风高标的引领性。强调历史性的比较映照，凸显宋韵文化不同维度的特质，本书特别强调宋韵的“浙风”特征。可以说，浙江属性与浙江特征在宋韵文化中几乎无处不在。
试举其大者。比如宋元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是在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浙江就是其主要的发源地。南戏以曲牌连缀的形式讲述长篇故事，综合了当时众多的艺术形式，诸如宋杂剧、傀儡戏、歌舞大曲、唱赚以及诸宫调等，其所创造的南曲声腔系统，为其后的许多声腔剧种，如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一个角度是，宋元南戏最初来自民间，其曲词、念白广泛吸收了当时社会通行的成语、谚语及格言、警语等，不仅有力增强了戏曲舞台表演效果，更向基层民众巧妙传授了切于实用的生活伦理，有效发挥了戏曲社会教化的功能。宋元四大南戏《荆》《刘》《拜》《杀》频繁引用民间谚语、格言的现象颇具代表性。对照考察宋元南戏中谚语、格言与《增广贤文》等读物内容相同相近情况，可以从一个独特角度梳理归纳出宋元浙江民间社会所推重的生活伦理价值。
宋元话本中的浙江属性同样极为明显。宋元话本具有先天的城市属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游走在南宋都城的说书人完成的，正因为如此，话本中对于杭州西湖的叙述蔚为大观。话本中的西湖作为市井空间，具有不分贵贱贫富、不分季节时令的空间共享性。同时，都城生活有着更明显的超仪式性与世俗化，曾经的政治习俗、节庆仪式已被凡俗的日常生活风尚掩盖，活跃在都城中的已是五行八作的杭州市民群体，他们几乎不受礼法之拘牵，在西湖山水间自由演绎着自身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就西湖叙事产生的美学效果来说，它以西湖为经线，以城市风情为纬线，纵横古今，跨越千年，将历史、现实和幻想三者，巧妙地穿插编织在一起，使西湖故事具有时空交叉的立体美感，使得西湖的形象丰润而多姿多彩。西湖故事从古到今，在文化空间中自由穿梭，从钱塘霸迹、白堤政迹、葛岭仙迹、孤山隐迹等所表现的对历史人物丰伟功业、飘逸气度的追怀，到现世红尘碌碌人生的记录，反复述说着杭州的前世今生。静止状态的西湖似乎和光同尘，融入现世人们的生活中，而文化的西湖却是流动的，它贯穿着古今，塑造着未来。
再如学术思想方面的浙江特色。南宋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世称东莱先生，曾邀约“鹅湖之会”，希望调和朱熹和陆九渊关于哲学思想的争执。为学主张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博采众说，熔于一炉，创立“金华学派”。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浙江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陈亮反对性命之说，主张功利之学。“谈王说霸”，倡言改革；“专言事功”，蔑视理学家的空谈心性命理，认为义利就在利欲中。叶适同样力主“事功”，强调“经世致用，义利并举”，重视经史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主张通商惠工、减轻捐税、探求振兴国家的途径。浙江事功学派重事功、讲实际，立足现实，针砭时弊，反对“抑末厚本”，主张“农商并重”，鼓励发展农业和商业，倡导轻徭薄赋，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利益的各种措施，以求实现民富而国强、国家中兴统一的目标。他们的思想主张呼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适应了南宋两浙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更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概而言之，在宋韵文化中，无论是浙江籍的文人、艺术家、思想家，还是浙江城市，浙江风土名物，浙地产生的话本、戏曲、书画、特色器具，等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本书所论的城市、通俗文艺、曲词、诗文、艺术、思想等皆有浙江风格特点，这在各章节的论述中在在可见，或巨或细，或深或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其四，泽被后世的典范性。宋韵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种具有新特质的文化范型。本书的研究强调“韵”之延展传承，突出不同维度的宋韵文化对于后世的垂范和启示意义。这种关于影响的论述几乎覆盖了本书中的所有章节，无论是城市空间之时代变革、还是通俗文艺、文学艺术之确立范式，以及学术思想的开宗立派，都足以泽被后世。
宋诗之韵被称为“宋调”，与“唐音”相区别，且自成一体。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15]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则概括了宋诗的三大特点，曰：“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故宋诗多以意胜者；以议论为诗，故宋诗多蕴含哲理；以才学为诗，故宋有“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黄庭坚语）之说，唯其博学，方能出论于深析莹彻之间也。这三大特点也是宋诗卓然立于中国诗史的特质所在，于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儒学被称为“宋学”，作为一种新儒学，其探究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人在自然天地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视人“与天地参”的自主自觉性。所谓“内圣外王”，所谓“圣贤气象”，就是要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和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学结合起来，把道德自律与事功建业统一起来，使人人在内省修身中探索人之理，以臻于与天理合而为一，达到个人与人类社会、自然界和谐融会的美妙境界。 [16] 这从本体论上把人的伦理主体性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代表着中国哲学朝向内在心性之学的开始，由此开辟出“道通天地”的千古境界来。
总的来看，本书所讨论的“浙风宋韵”涵盖了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的诸多范畴，以宋代物质文化层面的城市化运动肇始其端，世俗化为其主要动力，文学、艺术与思想皆消长于雅俗之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所谓俗世雅意，由此泽被万代，这基本代表了我们的浙风宋韵精华观。但宋韵文化显然远不止此，作为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幕天席地，何等辽阔，实可见仁见智，就本书所展开的相关研究而言，也大都提纲挈领、具体而微，多有未尽之处，无论是在本文所确立的阐释框架之内，抑或之外，各个方面、各种维度皆有深入展开研究的巨大空间，寄望于时贤同人共同努力。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2] 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3]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1—1192页。
[4] 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杂志》第13期，中华书局1922年版。
[5]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8页。
[6]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页。
[7]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0页。
[8] 此两位学者的观点为当下宋韵研究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徐吉军在《文化交流》2021年第1—8期发表系列文章《宋韵：登峰造极的两宋文明》，陈野等编著《宋韵文化简读》对“宋韵文化”进行系统解读，该书于2021年12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9]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页。
[10]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63页。
[11] “中世纪城市革命”理论的奠基者是英国学者伊懋可（即马克·埃尔文），他在斯波义信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市“中世纪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上的革命”。此后美国学者施坚雅以此为基础总结了加藤繁、崔瑞德以及斯波义信等人的研究，提出了“中世纪城市革命”的五个特征：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参见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2] 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1页。
[13]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序》，《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14] 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2页。
[15] 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16] 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