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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宋代城市化进程中，话本是浙风宋韵冲击波的第一波的中心，那么归属于戏曲类的南戏则处在与话本相邻的重要位置。如果说前文是从唐宋时代更替的角度来理解宋代话本叙事的市民化特色，那么下面我们则是从民间生活伦理的视角来看待宋元南戏所传递的、充满市井意味的价值观。
南戏，古籍中又称戏文、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等，其艺术体制与北曲杂剧存有显著差异。南戏产生于宋代的温州，据明祝允明《猥谈》、徐渭《南词叙录》等书的记载及今人钱南扬《戏文概论》等书的考证，戏名上添加“温州”或“永嘉”，系因剧本大多出于温州人之手。 [100] 南戏的扩张性极强，约在南宋末已传播至北方的大都，又衍生出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其中余姚与海盐二腔均在今浙江境内。据陆容《菽园杂记》、徐渭《南词叙录》、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等书的载录，在昆山腔崛起之前，海盐腔曾风靡大江南北。经现代学界的不懈考证，可知戏文剧目有二百余种，但存世剧本不及十分之一，据平湖钱南扬先生考索，大致保存宋元戏文原貌、且能考知其作者的有5种：宋九山书会编《张协状元》、宋古杭才人新编《宦门子弟错立身》、宋永嘉书会编撰《白兔记》、元武林书会萧德祥编撰《小孙屠》、元高明撰《琵琶记》，“九山书会”是南宋永嘉的民间创作组织，高明也是温州人，“武林”“古杭”都指今日浙江杭州。而经明人之手修改过的有14种，其中作者可考者有3种：《荆钗记》《拜月亭》《杀狗记》。《荆钗记》系宋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丘著；《拜月亭》的作者，学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杭州人施惠。 [101] 《杀狗记》作者，明代以来学者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浙江淳安人徐仲由，此戏屡经后人改窜，修改者有徐时敏、吕天成、冯梦龙等人。综上，现存8种可考知作者的南戏中有7种为浙人所作。不难推知，那些已佚剧本的戏文作者也多为浙江人。
南戏来自民间，以里巷歌谣为主，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村坊文艺，故其曲文、念白广泛吸收了当时社会通行的谚语、成语及格言、警语等，不仅有力增强了戏曲舞台表演效果，更以艺术化方式向基层民众传授了切于实用的生活伦理，有效发挥了戏曲社会教化的功能。南戏中这些通俗且警拔的语句又见于宋元以来的一些民间道德教育读物，如《名贤集》《昔时贤文》《事林广记》等。对照考察宋元南戏中谚语、格言与《昔时贤文》等读物之关系，可以从一个独特角度梳理、归结出宋元浙江民间社会所推重的一些生活伦理价值，进而探讨早期南戏社会教化的实际内容及教化功能发挥的独特机制。以下拟以宋元四大南戏与《增广贤文》等读物之关系为中心加以考察论析。
宋元南戏的创作主体是浙江地区的书会才人，它们描写的是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情状，表现的是他们的朴素生活理念和道德立场，譬如他们改变生活处境的物质渴求，提高社会地位的政治祈盼。在人际交往中，面对人心难测、世风浇薄的社会，他们所主张的道德原则。在人生旅途上遭遇众多不可知、不可抗拒力量时，他们所提出的应对策略，等等。这些价值理念不仅体现于剧情演绎，人物命运遭际，更反映在曲文、念白中频繁引用的谚语、格言等。
《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以下简称《荆》《刘》《拜》《杀》）四大南戏，又称“四大传奇”，作为宋元戏文中的代表性剧目，在戏曲史上长期享有盛誉，《曲海总目提要》中《白兔》条云：“元明以来，相传院本上乘，皆曰《荆》《刘》《拜》《杀》。……乐府家推此数种，以为高压群流。” [102] 学界一般认为其产生于宋元，但现存明刊本经过了明人不同程度的改动。 [103] 不过，其曲文、念白多引民间谚语、格言的风貌仍然得以保留。
《名贤集》是我国古代一种著名的蒙学读物，具体作者不详。根据内容，学界一般认为是南宋以后儒生所辑撰。它汇集历代名贤有关修身治家的格言、警语，以及民间流行的有关为人处世的谚语、俗语，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韵文形式编撰而成。宋元以至明清，讽诵者自童蒙及于成人，在中国民间社会影响深远。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或《古今贤文》等，一般简称《增广》，作者亦不详。是一部在宋元以来民间社会影响很大的道德教育读物，并被作为蒙学教材，代代相传。据考证，此书编成于宋代 [104] ，是在唐宋时颇为流行的《太公家教》基础上，吸收了《神童诗》等读物内容编撰而成。此书荟萃有关待人接物、修身齐家的格言警语、谚语俗语，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偶句形式纂辑成书，句式灵活，颇便诵读。有人称《增广》这种文体为“箴言体”。 [105] 明清时又屡遭修改，因而版本众多。至清代同治年间周希陶又进行重订扩充，更名为《重订增广贤文》。
《事林广记》是南宋末陈元靓编撰的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式的通俗类书，专门辑录民众日常实用的知识。由于此书切于实用，广受欢迎，自元而明，屡刊屡增，不断增补新的内容以适应民众现实需要。因而，《事林广记》保存了丰富的宋元社会日常生活资料。《事林广记》原本已佚，但元明刊本存世众多。 [106] 在现存比较常见的元至顺（1330—1333）建安春桩书院刻本（以下简称“至顺本”）前集卷九“人事类”（下）和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刊本乙集卷上“人事类”均有子目《警世格言》，其下皆有11个细目：《存心警语》《处己警语》《治家警语》《养生警语》《应世警语》《结交警语》《居官警语》《为吏警语》《禅机警语》《道家警语》《通用警语》，分别辑录十余条至数十条不等的格言警语。两个元刊本中的《警世格言》相比较，以至顺本为更丰富，本书所据即此版本 [107] 。
上述道德教育读物的中心内容是教人如何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面向基层民众，切于生活实用。其价值取向以儒家观念为主导，辅以佛、道二家某些思想观念，还夹杂一些粗朴的民间意识形态。这种格局基本反映了中国民间思想文化结构的实情。从论述形态讲，它们带有实践理性特征，只提论断，不作论证阐发，颇类格言警语。另一方面，文体通俗，形式灵活，采用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偶句及韵文形式，叶韵悦耳，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便于传播。
四大戏文中格言警语与《名贤集》《增广贤文》 [108] 《事林广记》内容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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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所摘录四大戏文102条成语、格言中，与《增广贤文》内容相同或相近者有71条，接近率达70%；与《名贤集》相同相近者34条，接近率为33%；与《事林广记》相同相近者32条，接近率为31%。四大戏文与其他三种读物共有内容有9条，约占9%。因此，四大戏文与《增广贤文》等通俗读物的关系确实值得研究。当然，《增广贤文》等书是专门辑录成语格言、传布世俗伦理规范的读本，尽管它们在流传过程中版本纷纭，但其内容条目还是具备相对较高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而包括四大戏文在内的戏曲、小说在使用与上述读物相应的内容时，除了一部分直接袭用之外，则采取“拿来主义”态度，根据特定语境、声情需要，进行了精心改造，正如上表所展示，以便更好地为其所用，为其增色。
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沟口雄三曾把广义的中国儒教按其不同的层次、对象、范畴划分为十个方面，其中把“民间伦理”，即渗透于民间生活中的文化观念、群体意识作为一个方面，并将其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由为政阶层注入的，来自上方的“教化伦理”；二是平民为了维持自身生活需要的，来自下方的“生活伦理”；三是表现在社会职业观念上的“职业伦理”。 [109] 中国学者李长莉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基本结构区分为教化伦理与民间生活伦理。她认为，自汉代实行“独尊儒术”以后，直至清代，儒家伦理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教化伦理，在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提倡和教化下，渗入民间的社会生活之中，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民间的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来自人们生活需要和生活经验不同于正统教化伦理的民间生活伦理。尽管它们往往受到排斥，或居于末流，但却一直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一定影响。 [110] 按照这种伦理结构划分思路，四大戏文和《增广贤文》等道德教育读物中的伦理规范属于民间生活伦理的层次。
《名贤集》、《增广贤文》和《事林广记》的“人事类”均属世俗道德教育读物，而本书所摘录四大戏文成语、格言既然与上述读物存在密切关联，因此，从谚语、格言这个独特角度，以《增广贤文》等通俗读物作参照，可以窥见四大戏文及早期南戏所反映的民间生活伦理状貌之一斑。
第一，读书致贵，升官发财。宋代科举取士对象范围的扩大，使读书做官思想在民间社会得到空前张扬，在四大南戏中有浓墨重彩的渲染，与《增广贤文》等道德教育读物互相呼应。如下数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荆》2出、《增广贤文》）“不求金玉贵，但愿子孙贤。”（《荆》6出、《增广贤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荆》6出、《增广贤文》）“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荆》6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十年身到凤凰池，一举成名天下知。”（《荆》19出、《增广贤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杀》6出、《增广贤文》）
第二，世情浇薄，处世谨慎。从身处下层社会的深刻感受出发，四大南戏创作主体对人心不古、世道沦丧的冷酷现实发出深长叹息，表露出戒慎恐惧的心理，与《增广贤文》等读物的警戒训示同一声腔。“势败奴欺主，时乖鬼弄人。”（《刘》32出、《杀》22出、《名贤集》）“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如秋云。”（《刘》33出、《增广贤文》）“轻薄人情似纸，迁移世事如棋。”（《拜》1出、《增广贤文》）“人情若比初相识，到老终无悔恨心。”（《杀》3出、《杀》28出，《名贤集》、《增广贤文》）“人离乡贱，物离乡贵。”（《拜》26出、《事林广记》与《名贤集》）“富贵不然亲兄弟，贫寒亲的不相亲。”（《杀》15出，其他三种读物略同）“吃酒弟兄千个有，临难之时一个无。”（《杀》24出、《增广贤文》）“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杀》2出、《增广贤文》）“夫妻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杀》24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荆》31出、《荆》34出、《增广贤文》）“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荆》29出、《增广贤文》与《事林广记》）
第三，善恶必报，顺天安命。站在社会下层民众立场，四大南戏充斥大量有关天、命、时、运不可抗拒，社会个体只好安命顺从的警语，与《增广贤文》等读物的教化理念互相印证。“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荆》13出、《名贤集》与《增广贤文》）“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荆》23出、《杀》8出、《增广贤文》）“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荆》34出、《刘》7出、《杀》30出、《名贤集》与《增广贤文》）“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刘》32出、《拜》7出、《杀》35出，《名贤集》、《增广贤文》、《事林广记》三种皆有）“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铁也争光。”（《杀》18出、《杀》14出、《增广贤文》、《名贤集》）
第四，修身正己，诚信为本。四大南戏与《增广贤文》等读物中格言警语传达的民间生活伦理与儒家教化伦理的取向是相同的，即重视修身，强调诚信。“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西。”（《杀》34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杀》26出，《事林广记》、《名贤集》、《增广贤文》三种皆有）“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拜》7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凡事劝人休碌碌，举头三尺有神明。”（《刘》3出、《杀》26出、《增广贤文》）“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荆》19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荆》6出、《杀》20出、《事林广记》）
第五，妻贤子孝，家庭和睦。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家庭和睦、家庭幸福是世俗大众最现实的理想追求，也是达致社会和谐、国运昌盛的基础。四大南戏与《增广贤文》等读物立场一致。“子孝双亲乐，家和万事成。”（《荆》3出，《事林广记》、《名贤集》、《增广贤文》三种皆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荆》11出、《增广贤文》）“妻贤夫祸少。”（《杀》20出，《增广贤文》、《事林广记》、《名贤集》三种皆有）“家有一心，有钱买金；家有二心，无钱买针。”（《杀》19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
第六，行善积德，忍让宽容。植根于下层民众生活的深厚土壤，四大南戏吸纳了许多劝人不与社会对立、多与别人方便的箴言教条。“当权若不行方便，后代儿孙作马驴。”（《拜》6出，《事林广记》、《名贤集》、《增广贤文》三种皆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拜》26出，《名贤集》、《事林广记》、《增广贤文》三种皆有）“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刘》4出、《拜》7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
第七，惜时勤勉，奋发有为。发挥个体主动性，自强不息，改变人生处境，追求远大志向，是底层民众鲜活、旺盛生命力的真实写照，四大南戏与《增广贤文》等读物对此都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一日之计在于寅。”（《刘》6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趱旧人。”（《刘》16出、《增广贤文》）“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刘》24出、《拜》12出、《杀》33出、《增广贤文》）“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杀》16出、《名贤集》）“常将有时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杀》6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
第八，惧官守法，随分安适。在等级森严的官僚社会体系中，底层细民要想平安生存，就不能与官府作对，必须学会退缩忍让，随分安适。“假饶人心似铁，怎当官法如炉？”（《拜》6出，《事林广记》、《名贤集》、《增广贤文》三种皆有）“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荆》3出、《拜》29出、《增广贤文》）“触来勿与竞，事过必清凉。”（《杀》5出、《增广贤文》）“处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杀》18出、《名贤集》与《增广贤文》）
第九，慎重结交，远离是非。细民百姓面对难测的人心，复杂的社会，与人交往必须慎重选择，远离是非。“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杀》4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热心闲管招非，冷眼无些烦恼。”（《杀》7出、《事林广记》与《名贤集》）。“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刘》18出、《事林广记》与《名贤集》）“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杀》7出、《事林广记》、《名贤集》）“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杀》23出、《增广贤文》）“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刘》31出、《事林广记》与《增广贤文》）
从以上梳理、归纳可以看出，宋元南戏所宣讲的民间生活伦理价值，有些与正统儒学教化伦理及佛、道观念相一致，如修身正己、诚信为本，妻贤子孝、家庭和睦，善恶有报、行善积德等，但有些价值理念则呈现与后者不同程度的背离取向，如“结交胜己”的势利选择，慨叹“人情轻薄似纸”而提倡不相信世间一切人的不和谐导向。而这些是非标准、伦理价值，正是民间意识形态的真实折射，与底层民众的生活实践非常契合，因而能唤起他们强烈的共鸣。这些在戏曲艺术世界中得到验证和肯定的价值原则很容易内化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从而编织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世界。元末明初，虽然随着文人参与戏文创作，南戏审美取向趋向雅化，但为了争取基层民众，编创主体仍然有意识地向民间意识靠拢，如元末高明改编《琵琶记》，不仅在副末开场中公开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111] ，而且也大量吸收民间流行的谚语、成语、格言警语等，以迎合基层民众的实际需要，发挥戏曲“人生教科书”的社会功能。
上述生活理念、道德原则渗透于南曲戏文的艺术肌体，成为其选择题材、构撰情节、塑造人物的一种重要动能。限于篇幅，此处仅择其中之二而略加论析。
（一）读书致贵与民间婚姻道德。宋元戏文题材体现出强烈的书生命运关怀情结，描写最多的就是贫穷书生应试及第、发迹变泰的题材，这可能与浙江地区书会才人的人生经历有直接关系，这种选材倾向并为后来的传奇戏所继承发展。本来，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尊卑贵贱地位的差异是升官发财思想深入人心的根本基础。而赵宋王朝基于“尚文抑武”的治国方策，及扩大统治基础、牢笼知识分子的政治需要，将科举取士的规模扩充至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境地。宋代科举考试设有贡举、武举、制举、词科、童子举以及宗室应举等科目。其中，贡举一科取士最多，占据宋代科举取士总量的绝大部分。据统计，两宋贡举共取士110130人，平均每年344人。而宋之前的唐及之后的元、明、清诸朝，皆不能比肩。唐代贡举、制举等共取士20619人，平均每年71人。元代98年开科16榜，取士1135人，平均每年不到12人。明代276年开科88榜，取士24612人，平均每年89人。清代实行科举的266年开科112榜，取士26832人，平均每年103人。据此可以计算，宋代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112] 南宋的首都即今之杭州，其时浙江考生的中式率名列前茅。这样，宋代庶民阶层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大大增加，极大激发了农、工、商等阶层读书向学的热情，“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美好前景，在向每个读书人招手，学优则仕的观念渗透每个人的心灵。许多蒙学读物和通俗文艺作品成为这种观念的传播者、强化者。除了题材集中于书生发迹变泰，戏文中许多成语、格言更是直接袭用专门宣扬读书做官思想的《神童诗》，如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引首《诸宫调张叶》中张叶的念白：“看的，世上万般俱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 [113] 再如《荆钗记》第2出【玉芙蓉】曲中“书堂隐相儒，朝野开贤路”两句，显由《神童诗》中“道院迎仙客，书堂隐相儒”二句改写而来。同出四句下场诗“圣朝天子重英豪，常把文章教尔曹。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则蹈袭《神童诗》首四句。再如《白兔记》第7出“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二句直取自《神童诗》。而同一出“洞房花烛夜，一对好夫妻”两句，前一句借用了《神童诗》中现成诗句，后一句是剧作者临时拼凑的。在宋元南戏中，那些顺利到达理想码头、挤入上流社会的书生，在处理新的人生重大问题时，开始背叛中状元之前的民间道德立场，在婚姻问题上，状元们往往做出“富贵易妻”的利己主义选择。明代戏曲家沈璟《南九宫谱》卷四收有无名氏【正宫·刷子序】曲二支，题作《集古传奇名》，其一云：“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叶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把韩妻鞭死。王魁负倡女亡身。叹古今，欢喜冤家，继着莺燕争春。” [114] 所咏4部南戏皆为书生负心题材。而今存《荆钗记》搬演王十朋中状元后，坚守与钱玉莲的荆钗婚盟，执意不从万俟宰相的招赘，终与玉莲团圆。据有的学者研究，这种结局系明初人修改的结果，此剧早期形态也是状元婚变戏。 [115] 而浙江地区正是书生负心人伦悲剧的重灾区，如《赵贞女》《张协状元》等浙人作戏文原本都是负心故事。因为富贵易妻的行为违背了民间所推重的“糟糠之妻不下堂”的道德原则，因而南戏创作主体同声批评、谴责状元们的背信弃义行为。可见，来自民间的读书致贵、婚姻道德等观念对宋元戏文的渗透何其深切！
（二）家庭和睦、慎重结交与《杀狗记》剧情的概念化。学界一般认为，四大戏文中《杀狗记》的艺术成就最低。我们认为，此剧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化”过度，未能处理好社会教化与艺术表演之间的关系。富人孙华听信酒肉朋友、市井无赖柳龙卿、胡子传的挑拨，不念手足之情，将亲兄弟孙荣逐出家门。孙华与柳、胡二人曾在蒋园结义，声称“赛关张”，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两个结义兄弟曾对孙华发下豪言壮语：“大哥有事，都是我弟兄两个担当，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大哥若是打杀了人，也是我们弟兄两个替你偿命。”还声称：“曾记桃园结义深，从来仁义值千金。”孙华无偿供柳、胡二人衣食钱物。这真是“人情若比初相识，到老终无悔恨心”。孙华之妻杨月真为使丈夫回心转意，设计“杀狗劝夫”良策，将一条黄狗杀死，然后扮成人的尸体模样放在后门口。夜间吃酒回来的孙华撞见躺在门口的尸体，吓破了胆，怕吃官司，便去找柳、胡二人帮忙移尸灭迹，不料两个结义兄弟听说孙华杀了人，皆装病不去，翻脸不认人，甚至落井下石，到官府去首告孙华。这果然应了“吃酒弟兄千个有，临难之时一个无”的警语。最终孙华还是听从贤妻建议，请胞弟孙荣前来相助，孙荣不念旧恶，为兄埋尸消灾。柳、胡二人将孙华首告至开封府，府尹明镜高悬，断明是非，将两个恶人严惩治罪，这又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格言。杨月真杀狗劝夫，获得皇帝旌表，果然是“妻贤夫祸少”。孙华孙荣兄弟二人重新团结，洗雪冤情，战胜恶人，真个是“家和万事成”。不能不说，此剧对世俗生活伦理的书写非常到位，的确切中浇薄的世情。但其艺术效果未获好评，却又表明，戏文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它固然可以承载道德教育功能，但如果违背艺术创作规律，变成某些道德理念或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又会导致艺术主体性的丧失。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传统戏曲的社会教化功能即所谓“高台教化”，历来受到统治阶层和正统文士的重视，现代学界也对此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但是古人的提倡和今人的探讨，往往存在方法简单、认识片面的偏失，即仅从正统儒家教化伦理的角度审视、评价戏曲的社会教化功能，肯定其意义，总结其原则。而对早期民间形态戏曲和文人雅化后戏曲在教化内容、教化机制等方面的差异则视而不见、鲜有论及。究其原因，一是对戏曲在民间社会的生存实态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二是思维方式僵化、参照体系单一，忽视戏曲所承载的价值观念的包容性和复杂性。然而，传统戏曲，尤其是民间形态的戏曲作品，之所以能在民间保持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扬了民间的道德追求和价值理想。这些价值原则和生活理念真正发挥了社会教化的作用，直接指导了他们的现实生活。明乎此，则我们对于传统戏曲，尤其是民间形态戏曲社会教化问题的探讨，就应该扭转长期以来仅仅局限于官方意识形态视角的偏差，重视民间生活理念视角的固有优势和独特穿透力，去重新审视传统戏曲创作与民间生活伦理、戏曲艺术表演与社会教化实施等之间的关系，以使我们对戏曲教化功能的提倡与研究，既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又有的放矢，发掘和发挥戏曲社会整合的功能和作用。从古为今用的角度看，自民间生活伦理视角研究宋元戏文，对于我们探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戏曲（也包括其他大众文艺形式）弘扬传统美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功能，也有现实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