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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城市化进程中，市民文学以市民趣味为标准，以市场需要为杠杆，对各种文体施加影响，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水中，激起巨大波澜，从核心到外围，由强至弱，产生一股股通俗化、市民化的强大冲击波。就影响力而言，由内而外的层次分别是话本戏曲—词—诗文等，其中以话本的社会影响和辐射面最大、最广。在以话本为中心的市民文学辐射圈中，从文本形式中体现出来的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恰好形成逆向的消长。
南渡以来，来自汴京乃至全国各地的“说话”艺人云集临安。他们在瓦舍勾栏演出，重操旧业，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完善“说话”艺术，细化流程，明确分工，组织起行会和编写话本的团体，各分家数，形成了一些职业化很高的“说话”艺人群体，为市井民众说唱各种类型的话本。今存明钞本《说郛》卷三之《古杭梦游录》中的有关南宋“说话”四家的记载明确，主要可分为以下四家：一是小说；二是说铁骑儿；三是说经；四是讲史书。南宋时期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之《瓦舍众伎》条有云：“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相同”， [56] 这些故事往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罗烨《醉翁谈录》中的《舌耕叙引》有云：“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 [57]
“城市叙事”指的是发生在城市空间中的、带有城市属性的故事情节的叙事内容或段落。在宋元话本中，最为人所熟知和称道的就是关于杭州的叙事，在以《碾玉观音》《错斩崔宁》《西山一窟鬼》《菩萨蛮》《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为代表的一批杭州题材话本中，南宋说书人在生动说唱故事情节的同时，也展示出独特的叙事形态及其背后的城市情怀。
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宋元话本中城市叙事的特色？本书选择了一个唐宋比较的视角，唐传奇与宋元话本在城市叙事方面有诸多之不同，由于城市空间属性上的差别，造成了迥然有别的文化主题。如果将唐传奇之曲江叙事与宋元话本之西湖叙事展开比较，尤可看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之典型场景书写上的文化差异。
就世俗层面的城市空间而言，我们发现，唐代传奇笔记正面描写城市平民生活的篇章很少，只有《李娃传》《北里志·张住住》《大唐奇事·昝规》等寥寥数篇。在关于长安的故事书写中，馆阁宴饮，仕女王公优游其中，这种贵族化的色彩正是唐代城市空间的固有特色。所处时代的城市属性决定了城市叙事文本之属性，曲江叙事与西湖叙事，尽管文化底色不同，在叙事文本形态上却同样丰盈饱满，这使得两者的比较有了历史文化层面的纵深感。不同的城市场域，不同的写作者或说书人，不同的故事主体，通过相互映照，更能够凸显出后者在文化意蕴上的嬗递，即走向市井空间的现世体悟。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走向市井”，指的是城市生活场域的属性，前者城市叙事中的主体是贵族而非市民，“走向市井”体现的是重心下移的努力方向；二是“现世体悟”，指的是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现世情怀之追求，包含了对于城市生活的种种世俗体悟。
正如前文所述，就城市发展而言，由唐至宋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历史性变革，西方学者称之为“中世纪城市革命” [58] 。从北宋初期城市工商业逐步发展而造成的“侵街”现象，到坊市制度的彻底瓦解，工商业市场获得空前的自由度。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宋代城市日益繁荣，城市空间不断开辟，城市人口增加。整体的城市风貌与唐代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就城市叙事而言，唐与宋的城市空间描绘在空间序列上有较明显的不同，这就意味着空间之间的转换与渗透不同。在唐代，城市叙事多为帝都叙事，因此其城市空间主要是由宫廷空间、寺观空间、坊巷空间、山水名胜空间等组合起来，以政治文化空间为主体。宋后城市生活的内容更为丰富，其空间序列乃是以市井空间为中心，庭园空间、山水空间、寺观空间等多空间的转换与融合。
作为叙事场景的曲江大多与政治文化有关。曲江乃是唐代长安士人最喜前往、最为活跃的场所之一，因曲江空间活动的丰富性，唐传奇中的曲江叙事涉及的题材内容亦较多，如山水风物、官员聚会、商贩买卖、婚姻爱情、侠客豪士等。文人对曲江正面描写不多，但曲江作为唐传奇的故事场景却是不可替代的，其空间的主要内涵一直与时代之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曲江最著名的是唐时新科进士之曲江会，它是曲江风流的核心所在。所谓“曲江会”，即是新科进士在曲江举行的各种游宴活动的总称。在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对其有简要记载：“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 [59] 曲江会上的这些游宴活动与普通宴聚相比，除了饮酒赋诗、乐歌妓舞等之外，还有许多特殊习尚，且各有名目，《唐摭言》卷三“宴名”列出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关宴十种 [60] 。曲江会逐渐成为新科进士的以庆祝为重心的宴聚，且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后来连皇帝也要参加，“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几乎成为长安最热闹的时候，有诗云：“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61] ，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曲江流饮、曲江游宴活动被誉为第一流人物的第一等风流事，成为千古美谈。
新科进士在曲江恣意游乐，产生不少有趣的故事。如《太平广记》贡举五之《卢彖》：“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彖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彖以雕幰载妓，微服亸鞚，纵观于侧。” [62] 小说中的新科进士卢彖不与同年欢庆，却与艳妓相亲，结果为人告发。此外，还有《剧谈录》记载的《裴休》一文，讲述了裴休于曲江荷花盛发时与省阁名士同游的故事，其所遇亦可解颐。“升平裴相国廉察宣城，朝谢后，未离京国，时曲江荷花盛发，与省阁名士数人同游。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领小仆，歩至紫云楼下，见五六人坐于水际。裴公与名士憩于旁。中有黄衣饮酒半酣，轩昂颇甚，指顾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而对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广德县令。’连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 [63] 曲江之畔，名士贵官如云，言行不可不谨慎矣。
曲江除了作为进士、官员聚会之所，还是政府祈雨之地，同样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册府元龟》卷五十四《帝王部·尚黄老第二》记载：“（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二月旱，于曲江池投龙祈雨。又令道士何智通于尚书省都堂醮土神用特牲，设五十余座。右仆射裴冕及尚书侍郎官并就位如朝仪。” [64] 同书卷一百四十四《弭灾第二》记载：“乾元元年五月己亥亢旱，阴阳人李奉先自大明宫出金龙及纸钱，太常音乐迎之，送于曲江池。投龙祈雨。宰相及礼官并于池所行祭。” [65]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亦云：“岁旱，文宗忧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 [66] 乾隆年间《西安府志》卷七十六拾遗志引《宣室记》云：“萧昕为京兆尹，京师大旱。天竺僧不空三藏居静住寺，善持念召龙兴云雨。昕诣寺谓三藏结坛致雨，三藏乃命其徒取桦木皮尺余，钻小龙于上，震舌呼咒。食顷以龙授昕，曰：‘可投曲江中’。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龙身长数丈自水出，状如曳素。倏忽亘天，暴雨骤降。比及永崇里，道中之水已决渠矣。” [67]
宋代城市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空间变迁对于城市叙事有着重大影响，这种重大转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典型的城市空间被极大地拓展开来，比如街衢市场、勾栏瓦舍，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空间景观；二是传统的城市空间如宫廷、酒楼、名园、佛寺、道观等得到了继续关注，并在相关描写上有所递进；三是城市空间之间的转换变得频繁，各类空间相互渗透，呈现多元交错的态势，商业空间、娱乐空间、政治空间等彼此交织，城市空间被赋予了多种属性。
西湖周边的湖山佳景可谓得天独厚，而由此开展的游赏盛会也喧阗热闹。《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写乐小舍思恋顺娘，城中每有胜会，皆美服出行，小说写道：“每遇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端午龙舟，八月玩潮，这几个胜会，无不刷鬓修容，华衣美服，在人丛中挨挤。” [68] 由此可知，临安城里每年至少有四次盛会，其中的清明和端午都与西湖有关。“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同苏轼诗所云，西湖是临安人四时皆宜的去处。《武林旧事》卷三：“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 [69] 《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时值清明将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就便游西湖。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但凡湖船，任从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带子携妻，不择男女，各自去占个座头，饮酒观山，随意取乐。” [70] 另如《西湖三塔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西山一窟鬼》等话本中都有游览西湖的记载。若说西湖的夜游之盛，则在小说《裴秀娘夜游西湖记》中表现亦颇充分，文中写道：
这临安府城内开铺店坊之人，日间无工夫去游西湖，每遇佳节之日，未牌时分，打点酒樽、食品，俱出涌金门外，雇请画坊或小划船，呼朋唤友，携子提孙。公子王孙，佳人才子，俱去夜游，有多少密约偷期之事。各人游至三更已后，去那六条桥亭子上歇宿，时人称为“西湖里点灯，东湖里明”。 [71]
在西湖周边游览的过程，就是一个世俗空间不断转换的过程。《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午如织。至于果蔬、羹酒、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销金彩缎、犀钿、髹漆、织藤、窑器、玩具等物，无不罗列。如先贤堂、三贤堂、四圣观等处最盛。或有以轻桡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严妆自炫，以待招呼者，谓之‘水仙子’。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水道术（宋刻无‘水’字）、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 [7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之语，可见出西湖作为世俗空间极大的包容性。
从曲江到西湖叙事，仔细比较，就能发现不同的时代风尚与文化趣味。曲江之作为新科进士的聚会之地，还与当时的上巳节风俗相关。上巳节曲江游宴是古代祓禊风俗的演变和发展，是唐代规模最大的游宴活动，尤以玄宗开元、天宝时为最盛。杜甫《丽人行》诗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之句，即指此宴而言。每年的三节：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要来此登赏祓禊。届时“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 [73] 。“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又“都人士女，每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74] 。
“争攀柳丝千千手，间插红花万万头”就是对曲江游宴女郎的绝妙描写。唐代长安仕女春游，有一种习俗，即十分讲究在头上插上名贵的鲜花，时人称之曰“斗花”。《开元天宝遗事·斗花》记载：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 [75] 其实她们相斗的何止鲜花，从服饰、化妆乃至步态都无不讲究，唯恐逊人。在这个日子里，“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 [76] 。她们亦可借此见到平时无缘一睹的王孙公子、风流进士等青年男子，大开眼界。
长安城的侠与妓故事，总是与贵族生活相联系，同样也出现在曲江叙事中，成为长安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曲江是贵族文人的游赏和进士曲江宴举办之地，也是“人物喧杂、举国胜游”的民众游览地，在热闹非凡的曲江游宴展开之时，不免发生一些不平之事。在唐代小说中也塑造了一些豪士侠客形象，如《宣慈寺门子》一文近于纪实，讲述了唐僖宗乾符二年三月，在新科进士曲江宴时发生的一个故事：
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傍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明抄本“张目”作“长耳”）引颈及肩，复以巨垂枨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能听。诸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堕。于是连加殴击，又夺所执垂，垂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然而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复操垂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垂。既而奔马而反，左右从而俱入门，门亦随闭而已。坐内甚忻愧，然不测其来，又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缗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阿谁有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然，当为擒矣。”后旬朔，坐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 [77]
“曲江大会”引得士女观看，万人空巷，丽人如云，不少妓女亦借此出位。如《刘泰娘》文曰：
刘泰娘，北曲内小家女也。彼曲素无高远者，人不知之。乱离之春，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侧下车而行，年齿甚妙，粗有容色。时游者甚众，争往诘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细询之，云：“门前一樗树子。”寻遇暮雨，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过其门，恰遇犊车返矣，遂题其舍曰：“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同游人闻知，诘朝诣之者，结驷于门矣。 [78]
长安北里妓刘泰娘，先前因“居非其所”，门前冷落，鲜有光顾者。其在与诸妓同赴曲江宴之后，游人争相探询，由此招揽到更多恩客。唐时的青年士人总是在曲江附近遇见淑女佳人，唐人小说以曲江为爱情奇遇的发生地可谓开创一个传统。
从曲江到西湖，贵族趣味演变为现世情怀。就人物身份而言，参与曲江之会者大都为进士官员，节庆之时则有名媛丽人游步其中，因此所叙述的不外乎风流高会的奇闻逸事。而对于杭州西湖而言，市井民众成为主流，表达的也多是发迹变泰的平民梦想。
就节庆风俗而言，比之于唐代曲江上巳节祓禊风俗，西湖叙事中多的是放生描写，展示出普通民众的宗教情怀。杭州之放生风俗约起于五代，以后诸朝的杭州，皆沿袭这一旧俗。比如《都城纪胜》之《社会》：“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则集男士，十八日则集女人，入寺讽经听法。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西湖每岁四月放生会，其余诸寺经会各有方所日分。” [79] 《西湖老人繁胜录》在说“佛生日”时，有云：“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设醮祝延。圣寿作放生会，士民放生会亦在湖中。船内看经、判斛、放生；游人湖峰上买飞禽、乌龟、螺蛳放生。” [80] 《武林旧事·浴佛》：“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会，舟楫甚盛，略如春时小舟，竞买龟鱼螺蚌放生。” [81]
在曲江边，带有传奇色彩的往往是关于侠与妓的奇闻逸事，而在西湖边，除了红尘中市井细民，还有一类形象活跃其中值得注意，那就是佛教僧人。临安城内外寺院极多，《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中所列有数百座，为话本提到的则有灵隐寺、传法寺，如《菩萨蛮》写陈可常受屈，为郡王所责，灵隐寺的印长老“连忙入城，去传法寺，央住持槀大惠长老，同到府中，与可常讨饶”。 [82] 再如《喻世明言》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旧本）中对天竺寺“三生石”来历的记载，尽管在唐人袁郊笔下《甘泽谣》已有李源与圆观三生相会的故事，而宋人之处其境言其事，更为切近。
在西湖周边的寺院中，最著名的僧人当属于济公。济公故事自南宋以来即在民间广泛流传。明代释大壑曾撰写《道济传略》：“道济，字湖隐，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绍兴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也。年十八，就灵隐瞎堂和尚远落发。风狂嗜酒肉，浮沉市井，或与群儿呼洞猿、翻筋斗，游戏而已。寺众讦之，瞎堂云：‘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遂不敢摈。自是人称济颠。” [83]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方外玄踪》亦记载了关于济颠的故事：“济颠者，本名道济，风狂不饬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人以为颠也，故称济颠。始出家灵隐寺，寺僧厌之，逐居净慈寺，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年七十三岁，端坐而逝。人有为之赞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宴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蜕蝉。涌出舍利，八万四千。赞叹不尽，而说偈言。’呜呼！此其所以为济颠者耶？今寺中尚塑其像。” [84] 文中所记的济公乃是一个“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的酒肉和尚，却又深谙佛理，急人危难，救世济民。在佛教徒的观念中，他们普度众生，求的是来生，关注的却是现世。济公故事所倡导的现世理念正与西湖叙事世俗化的文化品格相通。
如果说，曲江叙事中的故事主人公多的是士、侠、妓，那么到了西湖叙事则更多的是释、商、女。我们不妨来比较唐传奇中的温庭筠《华州参军》和被视为宋元旧本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前简称《华州》，后简称《白娘子》）。分别发生在曲江和西湖边的两段艳遇，分明可见出两者在文化精神上的传承与接续。
温庭筠《华州参军》：“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于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从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青衣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入永崇里……” [85]
我们再来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生药铺伙计许宣与白娘子相遇的情形：“那妇人同丫鬟下船，见了许宣，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向前道了一个万福。许宣慌忙起身答礼。那娘子和丫鬟舱中坐定了。娘子把秋波频转，瞧着许宣。许宣平生是个老实之人，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妇人，旁边又是个俊俏美女样的丫鬟，也不免动念……” [86]
两幅画面人物形象有别，叙述口吻不同，风格迥异，一边是贵族名士与淑女名媛之一见钟情，雍容雅致；一边是商铺伙计与丧偶少妇的同船相遇，俚俗活泼。曲江叙事突出的是门第观念与贵族品位，西湖叙事则是更纯粹的世俗欲念与现世体悟。
其实，除去这些，这两个故事有着更多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首先，就城市叙事而言，《华州》以曲江叙事开篇，故事发生地主要在长安，《白娘子》以西湖叙事开篇，故事发生地主要在临安；就情节而言，两个故事讲述的都是一男与一女一婢的故事，情节结构都是三合三散，也即是男女主人公三次聚合又三次分离，最终以悲剧结尾；就人物而言，《华州》中的女主人公生前抛弃本夫王生，投奔男主人公柳参军，死后精魂不灭，与婢女之魂再次千里投奔，《白娘子》中的女主人公本为蛇精所化，一次次与小青寻觅许宣。两人都表现出对于感情的一往情深，矢志不渝。
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到了温庭筠所处的晚唐时期，曲江叙事尽管在整体叙述上还有政治化、贵族化的传统特征，其思想内涵已悄然发生改变，《华州参军》是一场由女性发起的热烈的爱情追逐，成就了一段穿越生死的颇具个性解放意识的情爱叙述，这似乎表明市民化审美趣味的逐渐形成，就此而言，此《华州参军》对于其后之宋元话本《碾玉观音》《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篇的启示可谓意义非凡。由此可见，从曲江到西湖，走向市井空间的现世体悟，这是由唐而宋之城市叙事的必然选择。
有西方学者认为，“城市既是一种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种生活中心和活动中心；更具体一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 [87] 在曲江叙事与西湖叙事中，正因为出于不同之空间想象，展示不同之文化情怀，曲江与西湖在相关叙事中都近于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就两种城市叙事的文化心理而言，如果说，曲江代表的是神秘的、不可预测的政治命运，西湖则更多展现出亲切的、当下的世俗热情。
长安曲江见证了唐代文士文化的形成。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在长安取得的还不仅仅是一个资格，恐怕极为重要的还有及第以后所举行的种种诸如谢恩、期集、过堂、题名、燕集等带有礼仪性质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士人们除了拜谒权臣、疏通关节，从而为自己的仕途做好铺垫之外，还通过雁塔题名、曲江游宴等天下瞩目的盛大仪式向世人昭示了自己的荣耀，士人们也依此象征性地获得了身份上的确认，这是其他方式很难替代的。由于科举制打破了门第、身份等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使许多文士热衷于功名，期望一朝成名。故曲江因为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地位而成为文人心中的神圣之地。“大君及群臣，宴乐方嘤鸣”（储光羲《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春光深处曲江西，八座风流信马蹄”（权德舆《酬赵尚书杏园花下醉后见寄》），曲江作为长安城的主要地标之一，它因新科进士的曲江游宴而带上了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符号意义。而曲江宴所借以传达的特定政治蕴涵，正是唐代长安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背景所带来的。曲江本身不是一般意义的地域范围，而是具有深厚精神内涵及强大辐射力的历史遗迹与文化名胜。文人与曲江之间的关系，能折射出特定时代精神的影像。正因为如此，在传奇小说中，曲江的文化意蕴才更加彰显。在《李娃传》中，荥阳生天门街唱挽歌，被其父发现，以为奇耻大辱，“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这一地理位置的选择显然别有意味，表达了荥阳公对儿子功名曾经的极高期待，以及梦想破灭后的无限失望，在这里，曲江意象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符号。
曲江作为独特的自然人文空间，政治命运的不可把控有时又是和自然力量的令人敬畏联系在一起。前文提到，曲江池除了供人游乐之外，同时也是唐朝廷早年祈雨的地方，且颇为灵验，因而成为神异之地。唐代欧阳詹《曲江池记》云：“至若嬉游以节，宴赏有经，则纤埃不动，微波以宁，荧荧渟渟，瑞见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览无斁，则飘风暴振，洪涛喷射，崩腾骆驿，妖生祸觌。其栖神育灵，与善惩恶有如此者。” [88] 用曲江的平静和泛滥成灾来比附社会现实，多有迷信。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则可见出时人心目中的曲江形象。开元年间李蒙、裴士南、李捎云等即因参加新科进士的曲江会，泛舟曲江，结果出现意外，造成舟覆人亡的悲剧。此事在当时应影响颇大，在《广异记》《定命录》等多种唐代小说集中皆有记载，而较为典型的则是《独异志》中的表述：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谪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水涨江，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间（明抄本间作闻之），乃逾垣奔走，群众惬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 [89]
此后，在天宝三载亦曾发生曲江水患。彼时曲江寻春人众，曲水忽涨，溃破堤岸，寻春者转眼化为鱼食。有学士樊铸专门就此事作《檄曲江水伯文》一篇，向曲江之神主兴师问罪。在曲江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中，显然承载着来自社会与自然双重不可预测的力量。
安史之乱后，曲江这颗帝国明珠，随着唐王朝的几经战乱而逐渐褪去光彩，诗人们仍不住怀念曲江胜景。比如流寓夔州的杜甫创作了著名的《秋兴八首》，其六略带有总结意味地写曲江之景：“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此时诗人身在夔州，并没有亲到曲江岸边，凭借联想写到长安曲江，又由曲江想到国家的风雨飘摇和自己的孤寂处境。杜甫怀恋曲江的繁盛，想起大唐往日的繁华，此时的曲江已成为大唐王朝昔日兴盛的象征。
区别于唐之曲江，西湖作为市井空间，概括而言，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这一空间的开放性与全民色彩，即不分贵贱贫富、不分季节时令的空间共享性。尽管同样是京城所在，但是城市世俗空间不断拓展，城市空间的政治色彩逐渐褪去，游宴不再是士人的特权专属。其次是超仪式性与世俗化，曲江大会上的仪式性在此亦不复存在，曾经的政治习俗、节庆仪式已被世俗的日常生活风尚所掩盖，活跃在城市中的已是五行八作的市民人群，他们完全可以不受礼法之拘牵，在西湖山水间自由演绎着自身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
在南宋说话人的口中，西湖就是时下的，切实可感的。我们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话本中的那种现场感和真实感。说话人同样用的是全知的叙述视角，却经常站在听说者同等的位置上，叙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景物，比如话本里反复出现的“钱塘门”。《碾玉观音》：“绍兴年间，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当时怕春归去，将带着许多钧眷游春。至晚回家，来到钱塘门里，车桥前面”；《碾玉观音》：“时遇春天，崔待诏游春回来，入得钱塘门，在一个酒肆，与三四个相知方才吃得数杯，则听得街上闹吵吵……”；《西山一窟鬼》：“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妇。如今老媳妇在钱塘门里沿城住’”；《菩萨蛮》：“（郡王）出了钱塘门，过了石涵桥大佛头，径到西山灵隐寺” [90] ；等等。说书者多次有意提到钱塘门，乃是临安的主要城门之一。目的即是要唤起听说者的现场感，显然这个钱塘门当是众听说者经常出入的。据《梦粱录》记载，临安城四周“旱门十有三，水门五者”：城南只有嘉会门。东由南至北分别为便门、候潮门、保安门、新门、崇新门、东青门和艮山门。城西傍西湖，由南至北有钱湖、清波、涌金（丰豫）、钱塘四门，据《武林坊巷志·驻房营二》引《淳祐志》卷五、《咸淳志》、《浙江通志》曰：“《城社》：城西门，钱塘门。”又同书引《郭西小志》曰：“钱塘名门，绍兴二十八年，增作杭城西四门，曰钱塘、钱湖、清波、丰豫，此钱塘名门之始。” [91] 另外，同书又多有出钱塘门过湖上的记载，可知钱塘门实为城内前往西湖的主要通道，故屡被话本小说提及。
更能显示话本这种现场感的是南宋临安说话人现时现地的口吻，它不断表现出对听说者的关注，不时提醒听说者同样了解的地点和情况，甚至插入“今时”之类的提示语。比如《西山一窟鬼》：“（吴秀才）且只得胡乱在今时州桥下开一个小小学堂度日，等待后三年春榜动，选场开，再去求取功名”，“时遇清明节假……，（吴秀才）取路过万松岭，出今时净慈寺里看了一回，却待出来……”；“（吴秀才）一程离了钱塘门，取今时景灵宫贡院前，过梅家桥，到白雁池边来，问到陈干娘门首时，十字儿竹竿封着门” [92] ；《错认尸》：“（乔俊）就央人赁房一间，在铜钱局前，今对贡院是也。” [93] 另外，可以见出说话人对临安城极为熟悉，几乎是了如指掌，比如《张生彩鸾灯传》：“舜美自思：‘一条路往钱唐（塘）门，一条路往师姑桥，一条路往褚家堂，三四条叉路，往那一路好？’” [94] 如《西湖三塔记》：“（奚宣赞）一直径出钱塘门，过昭庆寺，往水磨头来。行过断桥，四圣观前，只见一伙人围着闹哄哄。” [95] 前者写叉道，后者写出城路线，都极为真实。
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开头曾汇集一些西湖景物的传说，从金牛寺到金华将军庙，从飞来峰到孤山路，从白公堤到苏公堤。这种对西湖风土人物的赞美即使在话本演述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不仅仅是对当地人情风物的亲切描写和刻画，有时候则表现了说话人溢于言表的自赏情绪，比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便反复出现夸赞杭州人的话，镇江的李员外称白娘子“便是杭州娘子生得俊俏”，青青对许宣说的话则是“官人，娘子爱你杭州人生得好”。 [96] 而白娘子终究因为爱杭州人，成为永远的“杭州娘子”，雷峰塔在这样的故事情境中产生，想来给当时听说此话本的杭州人带来了些许的遗憾。再如《西山一窟鬼》所写鬼故事应是当时流传甚广的传闻，《梦粱录》卷十六《茶肆》：“更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 [97] ，至于是先有一窟鬼故事，还是先有一窟鬼茶坊，则未见文献上的记载。总的来说，这些传说故事都在湖光山色的映衬下，充满了世俗传奇的色彩，展示着宋人对于杭州、对于西湖始终不变的世俗热情。
英国文化学者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曾指出：“长久以来，城市多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因而，小说可能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能仅把它当作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它的启发性，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 [98] 在中国城市叙事的漫长历史中，曲江叙事与西湖叙事只是两个时代关于城市空间的典型文学文本，因为两个城市空间中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相互影响、深度融合，却成就了城市叙事文本颇为丰富的文学与文化内涵。此种演变的意义至少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文学叙事而言，传统题材被注入新的内容，新的故事主题正在酝酿，新的文学主题开始引领新的文学风尚；二是对于时代文化转变而言，两个时代都城叙事的发展嬗递鲜明指示着历史演进的基本路向，在我们对于唐而宋变迁的粗线条认知框架中，填补和还原了空间演进中的诸多历史细节，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三是对于城市的精神品格而言，不同的时代文化赋予了城市新的思想内涵，文学文本融入了城市之中，或与城市彼此映照，成为城市精神成长和个性铸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西方学者曾指出：“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textuality），也就是说，我们阅读文学文本的方法与城市历史学家们阅读城市的方法相类似” [99] ，换言之，正因为城市叙事与城市有着独特的互融性和互文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城市叙事来深入地解读宋代城市，更贴切地感悟城市之韵，理解城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