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风险社会相关理论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些在传统社会无须面对的风险。概括地说，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意识到核能使用过程中所潜藏的风险，并对如何安全地使用核能、如何控制和评估核能给人们带来的风险展开了争论。争论主体是专家和管理人员。研究方法主要是系统理论分析、商业管理、决策和游戏规则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等。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各种风险进行比较，并提出了社会承受风险的能力问题。争论主体除了专家和管理人员外，公众也开始参与进来。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风险问题研究由技术经济的争论过渡到对新旧价值观和世界观冲突的争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公众开始对风险产生焦虑，人们不得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由风险所带来的焦虑问题。

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人们开始从不同的学科来解释风险问题，“风险”概念已从单纯的技术经济范畴拓展为一个社会理论的范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地使用。

在长期的研究和讨论中，主要形成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风险社会理论、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的风险文化理论、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风险系统理论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风险治理理论四个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一 风险社会理论

（一）代表人物

风险社会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开创，该理论流派围绕风险的社会特征，从技术和制度维度对现代风险及风险社会进行研究，认为现代风险是现代性变异的一种结果，是20世纪以来科技突飞猛进以及各种制度建构所内在具有的自反性。

（二）核心概念

1.风险和风险社会

吉登斯从词源的角度对风险进行分析。风险一词最早主要是空间维度含义，在16世纪和17世纪，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全世界航海时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原意是指航行到未知的水域时遇到危险或者是触礁的可能性情况。后来风险的概念转向了时间维度，用于指代变化、发展和演进中的各种不确定情况。总之，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概念是分不开的。 ^[2]

贝克从八个方面更加具体地诠释了风险和风险社会的概念：

（1）风险不同于毁灭，它是介于安全与毁灭之间的特定的中间地带；

（2）风险概念扭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未来成为影响当前行动的参数；

（3）风险既是事实陈述，也是价值陈述；

（4）风险不可控制，许多限制和控制风险的努力会导致更大的危险；

（5）对风险的判断建立在不确定的知识的基础上；

（6）风险具有本土性和全球性；

（7）风险感知和结构使风险成为“现实”，并通过具体的冲突得以体现；

（8）在风险社会中，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明显界线消失。 ^[3]

风险社会具有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的分配逻辑由财富分配转向了风险分配。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驱动力为“我饿”，而在风险社会中则转变为“我怕”。

第二，家庭和职业发生了变化。在风险社会中，个体从传统的安全中脱离出来，不再依附于阶级社会，必须独自面对各种选择，承担各种风险，就业体系也呈现出灵活多变和不充分就业的特征。

第三，风险社会呈现全球化特征。当今世界是全球风险社会，其侵害程度的广泛性、全球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第四，风险社会具有反思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了减少风险而运用科学技术及制度等手段来判断风险，然而在判定风险时往往忽略了无法计算的风险，而恰恰是这些风险引发了巨大的灾难。因此，科学技术已进入到风险社会阶段，这个阶段的科学技术不应只局限于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需要认识和反思自身的错误及其造成的影响，这就是风险社会的反思性。 ^[4]

2.现代性

在贝克看来，“现代性”是指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它大约出现在16、17世纪的欧洲，并且在此后的时间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扩张到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所谓现代化即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相结合的产物。 ^[5]

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6]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7] 据此可以大致勾勒出吉登斯现代性概念的三个特征： ^[8]

第一，现代性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相关联。现代性产生于17世纪后封建社会的西欧，随欧洲实力扩张而向世界各地渗透，现已演变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现代性之外。

第二，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行为制度模式。现代性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社会组织有序运转的制度模式的具体体现。

第三，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控体系，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但绝不能相互化约、替代。

（三）主要观点

1.现代风险类型

吉登斯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现代风险的具体类型进行了划分，可以大致概括为四种划分方式（见表2-1）。

2.现代风险成因

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影响人们生活的两项根本转变，即自然界的终结与传统的终结。自然界的终结是指由于科技变迁的加剧，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中，未受人类干预影响的已经寥寥无几，人们不再担心自然界可能带来的不幸，而是开始担心人们已经给自然界造成的后果，这一转变是人们踏入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传统的终结实质上是人们不再听天由命，个人化的倾向逐渐凸显出来。 ^[9] 贝克认为个人化是在福利制度的背景下，由于教育的高度发达和劳动市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加剧，社会成员不可能再形成不同的阶级，而是成为不断变换职业和工作的时间、地点的个体雇员，个人自己必须自我选择、自我决策并自己承担风险，这就产生了重建自我认同的压力，每个人都成了面对风险的反思性主体，整个社会也进入了风险社会。 ^[10]

此外，吉登斯提到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机制在风险社会成因中的作用：

第一，时空分离与重组。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特定的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连，只有当全世界拥有标准化的时间，时间摆脱特定空间的制约，才使得跨越无限时空距离、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的现代组织成为可能，而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没有人能脱离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

第二，脱域机制。社会关系被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从个人的经验中脱离，被符号化，并成为专家系统的专门技术领域。于是，对那些抽象系统的信任成为人们日常行动决策的基础，因为每个人最多只能占用专门知识与技术的表层肤浅部分，这使得在某些生活领域中风险性降低的同时，又建立了一种没有人能直接控制的社会影响方式，反而促成了一些以前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高后果风险。

第三，反思性。前现代社会是通过传统或习俗维持的，现代社会依赖理性，但并未将其视为必然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外在权威。相反，怀疑成为现代理性的普遍特征，甚至将极端的怀疑制度化，坚持所有的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于是，自我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在多元化的权威中进行选择。 ^[11]

3.现代风险后果

风险社会的产生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一是合法性质疑，风险社会对官僚政治、国家、经济和科学的功能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对国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提出了质疑；二是个体性失能，在风险社会中普通民众已经不再具备正确预知风险的能力，不能再区分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不危险的；三是群体性弱化，风险社会消除了阶级、贫富之间的区分，淡化了阶级、民族、人类和自然的界限，因为新的风险同时威胁着所有的社会阶层和整个人类，所有阶层都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威胁。 ^[12]

吉登斯强调风险是具有两重性的。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完全与避免危机有关，风险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具体而言，积极方面在于机会与创新。风险社会其实是一个人们选择余地扩大了的社会，风险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可能和机会，人们通过积极创新去把握这种机会，就可能把理想变为现实；消极方面在于安全与责任。当代社会中，有些维持我们共同生活的手段恰恰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主要威胁，所以，无论是否愿意，有些风险是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那么如何防范和降低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谋求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就涉及承担风险的责任问题。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风险后果，吉登斯列出了一个风险矩阵（见图2-1）。

4.现代风险应对

面对现代风险导致的种种后果，吉登斯认为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人们要面对更多各种各样的风险，人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变革中，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吉登斯提出了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发展模式，试图在乌托邦理想和现代世界生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寄希望于各种社会运动，期待激发社会有机体活力，找到社会自我修复和救赎的出口，有效处理现代世界的某些风险，指点人们走向一个风险被改善的社会。

贝克认为成功应对现代风险有三个要点： ^[13]

第一，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重新定义风险。这就要求人们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定义关系”问题结合起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一方面指出了目前的社会和制度无法有效地应对风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无法界定风险的制造主体及其应承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定义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定义关系”涵盖了确定和评估风险的制度、规则和能力，致力于解决谁决定风险的危害、谁决定风险的赔偿等问题。

第二，应改变过去非政治化的决策方式，实现决策结构和管辖权的开放。在开放多变的当今社会，贝克主张改变现有的风险应对机制，打破专家垄断，鼓励公众参与到风险管理过程中。

第三，应对风险的全过程应该有一个规范的、达成共识的制度和机构来保障，保证民主决策的常态化、标准化。

二 风险文化理论

（一）代表人物

风险文化理论源于文化人类学研究，其兴起比风险社会理论更早，在风险社会理论风靡理论界后，它又在新的理论基础上以风险社会理论批评者的姿态出现。风险文化理论从文化角度审视和研究现代风险，强调文化、制度和集体在风险感知中的重要作用，基于美学意义对现代风险进行了自省与反思，思考如何重新建构依赖于新型社会关系的文化范式。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玛丽·道格拉斯和斯科特·拉什。

（二）核心概念

1.风险文化

风险文化理论从文化角度区分了三种风险，即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结构性风险，这种风险往往起源于社会内部不正常、不安分、不遵守制度和规范的人物；另一方面是人类暴力性风险，这种风险起源于社会内部犯罪者的犯罪行为以及与社会外部军事仇敌所进行的战争。经济风险包括对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和由于经济运作失误所引致的风险等。自然风险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以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

由此，风险文化理论将社会结构变革和变迁归因于三种风险文化演变的结果，即倾向于将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将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将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 ^[14]

2.审美自反

作为一种与认知自反相对立的思维模式，审美自反有着其独特的内涵：

第一，主客相融的思维方式。主客相融实质上是主客体之间地位关系的改变，主体不再通过规则认知客体，而是通过亲身体验来感知客体的存在性意义，从而缩短了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充分发挥了主体对客体的感知能力。因此，审美自反也具有感性、身体性及经验性等特征。

第二，近似中介的象征符号系统。审美自反的主客相融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互动中介地位的下降，但是人们不可能亲身去体验每一种客体，因此失去中介的审美自反是难以实现的。 ^[15] 拉什提出近似中介的概念，近似中介是具有象征性和模拟性的符号系统，它不是直接以确定性思维给予主体对客体的概念性定义，而是蕴含在多维美学阐释中富有情感性、叙事性以及形象性的经验信息交流。 ^[16]

第三，审美自反的作用领域——生活世界。审美自反性的作用领域不是知识、制度、结构、规范等抽象系统，而是制度之外日益增多的社会、文化、生活世界及其交互作用的日常生活领域，并扎根于生活和实践的共享意义空间。 ^[17] 拉什强调了生活世界，如惯习、习俗、文化等未被考虑到的范畴，对于走出现代化困境和规避现代风险的重要性。 ^[18]

（三）主要观点

1.风险感知

在社会客观层面，风险实际上并未有增加和加剧，而是人主观层面觉察和意识到的风险在增多和严重，所有风险都是人类社会建构出来的。不同社会和不同群体对风险的认识、判断和反应是不同的，社会各个部分都在主动选取自己关注的风险。

2.风险归责

风险文化并不关注风险本身，其关注的是风险“应归咎于谁”，等级制度主义文化把风险归咎于“与我不同者”，如外来者、罪犯和外国人，市场个人主义文化把风险归咎于“损我利益者”，如福利、工会、失业者和下层阶级，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把风险归咎于“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军事集团和工业集团复杂结合所构成的社会中心，每一个组织集团都在谴责他们不信任的其他集团。在当今复杂的个体主义化社会里，风险的界定和选择变得更加不确定，对真实风险所在以及与此相连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公正问题，不同群体在不同社会结构下和差异性社会情境中，对风险责任的认识判断和行为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3.基于美学意义的自省与反思

拉什强调现代性的文化审美维度较之于其理性认知维度的重要性，进一步以“风险文化”思想来取代“风险社会”概念及其理论。与风险社会相反，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水平分布的无结构状态，并且以关注社会公共事物为基础，它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而是依靠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在风险文化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规条例，而是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风险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宁可要平等意义上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也不要等级森严的定式和秩序。风险文化中不确定的准社会成员可能是一盘散沙式的集合体，并且是不太关心自身实际利益的，他们只是对美好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风险文化与其说是以被认识的事物为基础，不如说是基于美学意义上的自省与反思，风险文化正是对风险社会的自省与反思。 ^[19]

三 风险系统理论

（一）代表人物

风险系统理论建立在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和复杂性理论的基础之上，试图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内在机制来阐释风险问题。

（二）核心概念

1.区分

区分由设定区分和标识区分两者所构成。前者为后者的运行提供了前提，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再区分。设定区分存在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不对称的，是在不明确指定区分的另一面的前提下，标识出某一与众不同之物。这个被标识的一面被卢曼称为“客体”；第二种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称的，操作的过程是为构成区分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找到一个界限，并将这个界限给固定下来，一旦这种区分的过程“凝聚下来”，就形成了概念。因此，所谓概念就是一个用来标识区分的形式。“区分”的特定形式导致了双重风险的存在，第一重是如何选择区分，已特定化的两分法排斥了其他的区分方式，第二重则存在于标识区分这一操作中。 ^[20]

2.观察

观察是一个运行着的区分，是高于认知和行动之上的层面，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建构理论的基础。卢曼从如何观察风险出发，提出了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一阶观察是观察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主体把被观察的事物当作一个客体来观察，对客体只做标识区分，即该观察是确定事物类型的动作。二阶观察是观察“如何”观察的问题。在二阶观察的过程中，被观察的对象是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这个主体正在进行着他自己的观察，我们所要观察的是这个主体的观察，观察他标识客体的方式，即他是如何设定区分的。二阶观察的过程其实也是归因的过程，归因本身就具有多重可能性，因此不同观察者对同一事物的归因也是不同的。 ^[21]

（三）主要观点

1.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自我指涉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不断分化的自我指涉系统，现代社会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自我指涉的子系统不断分化出来的过程，系统分化是为了减少复杂性，但同时又增加了复杂性。自我指涉即自体再生，它依靠一些通过系统而相互关联的要素生产出另外一些通过系统而相互关联的要素，系统自我组织、自我调整和自我再生的功能使其既能在与环境的作用中保持开放性，又能抗拒外界干扰影响而产生自身的秩序。因此，现代社会不能再被理解为人的行动的产物，而只能被理解为自我指涉的系统的构成物。系统的自我指涉性和不断变换的复杂性使整个社会成为偶然性的、假设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所谓现代社会是一个有风险的社会，就是指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偶变性的社会系统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22]

2.差异理论

欧洲传统思想秉承一种本体论的认识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因果关系图式进行的，在这种以单一线性时间顺序排列的因果关系链中，未来是由人们自己的决策而产生的，只要最大限度地遵循理性传统，在每一个决策中越是穷尽可能性，就越可以在未来尽可能避免损失。这种认识论将风险定义为：在一些只有处于危险状态下才能获取确定利益的事情中进行决策的选择，当结果出现后，先对所有发生事件以时间发生先后顺序为标准排出一个序列，然后以结果为判断标准，如果发生了期望能避免的损失，则认为这一过程是有风险的。卢曼认为这种风险观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它无法论证从一个主体向其他主体推定的正确性，没有认识到由社会结构决定的不同主体对风险的认知和理解是存在差异的；二是它是否具有反思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3.风险：一种新的时间限制形式

时间上的偶然性促生的不确定性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面对因时间维度加入而倍增的不确定性，人们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法律系统的“规范”和经济系统的“稀缺”曾经是应对不确定性、限制时间的形式，但它们的联合已不能为20世纪晚期以来的现代社会发展提供方案。

风险，是作为一种新的时间限制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偶然性模式，导致社会结构中分配的习惯和敏感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3] 风险不只是一个客体或一个事实，它也是一种感觉或理解的形式，它所关注的是时间维度和社会维度，未来和社会之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关系，尤其是风险运行的社会结构形式。风险问题分散在不同的自我指涉功能系统中，现代性进展使这样的系统不断从社会生活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因而风险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和解决。在这个社会里，除了冒险别无选择，每个人都以冒着风险决策的方式体验着未来，社会在向一个未知的未来进化着。 ^[24]

四 风险治理理论

（一）代表人物

风险治理理论是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规训理论和“治理性”思想为基础的风险分析视角，用权力来解读风险，强调权力与风险的关联，剖析现代风险现象背后的权利本质及其与知识的共谋关系。

（二）主要观点

风险是现代政府运用其训诫权利的一种战略。在现代性运动展开过程中，专家知识的巨大网络发展了一门统治技术，并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机构、组织和社会秩序，反过来它们又保证了专家知识和统治技术的建构、再生产、传播和实践。现代自由主义政府体制强调维持秩序和规则是自愿的自我训诫，而不是暴力和强制，在这样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里，那些偏离规范行为模式的人被认为是危险分子，必须通过对他们身体的控制来规避风险传播。监狱和精神病院就是身体控制的极端形式，现实社会还有很多“理性化”的身体控制技术，这些技术都建立在专家知识能够最终控制风险的观念体系基础上。 ^[25]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风险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专家知识借助于权力的制度化和大众对这些制度的认同而有效控制被认为是风险的事物。只要专家知识能被正确运用，通过政府的话语和战略的设计，风险最终是可以控制的。 ^[26] YmAouXOkY7IWWa0fveFYar4eAOAqrPRoMkBMS/CbF3ifnzdx5fpXkj3uk4pnNZq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