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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一种危害的可能，而不是危害的现实。其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对于风险的感知和认识通常以当下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感受为出发点，诉诸内在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通过直观的形式表达出来；二是具有深厚的人本性，凸显了对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天命的忧虑与关切，具有浓厚的人本意识。 [1]
在西方文化中，风险概念内涵可以追溯至“诺亚方舟”这一故事。故事中体现了风险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转机、预测和控制的必要性，是较为朴素的风险思想。风险概念早期用于航海业，意为可能发生的危险，特指自然灾害或触礁事件，后演变为保险业、计算、统计学、经济学、法律等领域的术语，意为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西方风险思想发源虽较为久远，但是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风险问题一直处于旁者位置，未能成为社会的核心特征与时代主体，风险意识也没有上升为时代精神。
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概念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进程紧密相关。风险概念进入公共话语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5世纪至19世纪初期，风险概念初步形成；第二阶段，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事件”为分界线），风险概念进入公共视线，日益受到重视；第三阶段，从“切尔诺贝利事件”至今，风险范畴已居于公共话语的中心地带，实现了从“风险”向“风险社会”的转向。
关于社会风险的界定，因“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内涵，社会风险一般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进行解读与构建。广义的社会风险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系统的风险，而狭义的社会风险则仅仅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并列的社会系统内部的风险，也包括由社会系统外部因素造成的社会系统内部风险。在学术研究中，不同语境中的社会风险有不同的含义。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特别是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语境下，社会风险一般都是广义的。而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则习惯把社会当作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系统，把社会风险当作社会系统内部的风险。 [2]
在一些学者把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引入中国后，中国也开始使用广义的社会风险含义。然而学术界尚未有严格的规范，在彼此的相互摄引中出现了概念的混乱。一般而言，在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等领域采用广义的概念，而在此之外的，诸如社会风险预警体系和风险防范、社会风险与和谐社会构建、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社会稳定、公共性突发事件等方面则多采用狭义的概念。 [3]
广义的社会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的巨型复杂系统，是相对于自然界而言的人类社会。如果从广义的社会出发，社会风险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领域的社会整体稳定受到危害的可能性及面对的不确定影响。
狭义的社会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并列的系统，是相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的公共领域。狭义的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相并列， [4] 实质上就是指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损失性出发，狭义的社会风险就是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或社会失序的可能性。 [5]
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语义内涵各有侧重，但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风险社会是一个与现代性紧密联系的概念范畴，它本质上表征着社会风险在现代性境遇中所凸显出来的当代形态与时代危机， [6] 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概念的内涵侧重不同。社会风险概念更侧重于表达现代社会系统运行各领域中存在的风险问题，表征的是现代社会的具体风险状况，这里的风险是社会领域的风险，比如，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社会结构失衡等；所谓风险社会是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现代性已经发生断裂，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各种现代风险开始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风险社会。 [7] 这一概念侧重于描述世界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形态的转变进程，即风险社会是作为一种理论预设或者借助实际存在的社会风险显露端倪，而不是已经形成并且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层面上，风险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等概念是一个意义上的，代表的是未来社会的可能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而且这里的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任意一个社会，也不是经典社会学作家笔下的社会发展形态意义上的某一社会，更不是某个具体国家发展的必经历史阶段，而是对人类进入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一种理论设想。
第二，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都指向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但在产生时间和产生影响程度上有区别。
从产生时间上看，社会风险伴随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出现，与社会这一概念紧密相连。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只要没有找到能够完美实现风险规避的机制，社会风险就一定存在；同时，社会风险产生的影响可以借助于现代社会的保险精算、统计学知识等进行估计测量。
风险社会是进入晚期现代性社会之后，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科技成为自身的问题，本土风险与全球风险交织，使得社会局面复杂莫测且难以控制，迫使人类进行认真反思，寻找现代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风险社会指向全球，但也不是必然瞄准每一个国家与地区；就影响程度来说，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很难估量的，指向的是人类整体的生存，相较于社会风险而言，对人类社会及发展进程的破坏力要巨大的多，应对之策只能从治理体系改革中寻找。
第三，社会风险频发在一定条件下会催生风险社会，而对于探究风险社会所产出的成果，又会反过来促进社会风险问题的解决。面对一次次的风险事件，传统理论丧失了解释力，传统应对机制频繁失灵，人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程度的加剧，整个社会呈现出了风险社会的样态。但是在这样一个应对社会风险的过程中，人们对风险问题的认识从一开始本能的惧怕再到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形成了一种全面的、系统化的理论自觉。
无论是广义层面还是狭义层面的社会风险，本质上都是风险，因此都具有不确定性、人为性、危害性、二重性和扩散性五大特征。 [8]
不确定性是其本质属性，是指客观事件或运行状态在未来时间上的多种可能性，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主观的不确定性与客观的不确定性；二是可度量的不确定性与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
主观不确定性，是指主体无法对客观事件或者运行状态的可能结果作出准确描述与精确预测，然而，作为对象的客观事件或运行状态本身可能是确定的，或者是不确定的；客观不确定性是无论主体认知理性如何发达，都不能改变事件本身所导向的多种可能性后果，因为它是由对象本身的内在属性所规定的。例如，面对地震、海啸、飓风等，知识理性的发达并不能中止其发生，人们只能主动预防以降低风险造成的危害程度。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是指主体能够预先知道事件最终可能呈现的状态，并根据历史数据、社会信息与个体经验等，对事件出现的可能性进行预测；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是主体既不能预先知晓，也不能准确预测事件可能发生的程度，不能在概率分布上进行相关的预测。
人为性，是风险的重要特征，是与危险概念有着本质区别的根源所在。所谓人为性，是指社会风险的生成、运行和影响都与人密切相关，也可称为“属人性”。从风险产生根源来说，任何风险本质上都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都是实践二重性的结果。随着人类对自然领域的不断开拓，风险逐渐失去了以往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严格边界，纯粹自然意义上的风险几乎不存在，绝大多数领域都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烙印。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人祸相关，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 ‘人造风险’，它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 [9] 与此同时，从风险认知层面来说，即使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实体的客观性并不能保证个体风险认知的一致性，因为主体间不同的知识结构、价值立场等均会导致主体对风险的界定、危害程度的判断等方面均会存在差异，这就使得风险概念的构建也被打上了“人”的烙印。
危害性是指风险对人当下生存与未来境遇所构成的巨大威胁与伤害，而又为人所难以精确预测和及时规制，具体表现在：风险造成的毁灭性后果；风险爆发的突然性；主体不仅难以准确预测风险发生的时间，而且对风险在未来持续的时间和可能造成的隐性危机也难以准确判断。
二重性内涵指风险是危险与机遇的统一，风险既可能带来巨大的威胁，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甚至灾难，也提供了对未来拓展的机遇，敞开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风险二重性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性范畴，无论是风险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还是即将到来的选择与机遇，都是面向未来的。只有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时，风险的二重性才会以客观事实或现实状态呈现出来。
扩散性是指风险往往并不被局限于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中，在条件时机成熟的前提下会以相当快的速度传播和扩散。各个领域之间的风险并非完全独立、互不影响，某一领域内产生的风险同样也会经过一定的传播途径扩散到其他领域。1992年的英镑危机和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给西方经济造成了巨大振荡，1998年的东亚金融风暴席卷了东南亚市场，而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更是演变为震动世界的国际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同时引发了收入水平下降、贫困人口增加、破产风潮、就业危机甚至政治动荡等全球性事件。
广义的社会风险分为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公共风险五类，并且概念外延极广，涉及许多学科，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等学者探讨的风险就是广义的社会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主体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的偏差。在市场经济中，经济风险一般指商品生产及交换过程中，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价格增减变动或消费要求变化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导致各经济主体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相背离，产生超出预期的经济损失或收益的可能性。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不仅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迅速增大，而且经济活动给其他领域和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从风险来源来说，可以分为自然经济风险和人为经济风险，前者是指风险的制造者是自然因素，如地震、海啸、森林火灾、流行性传染病等。例如，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新冠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2021年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预计到2021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会给世界带来10万亿美元的损失。 [10] 人为经济风险是指经济风险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包括生产过剩、通货膨胀、金融危机、汇率动荡、房价泡沫等类型。
政治风险，是指由于各种内外原因对一个国家政权稳定及其合法性造成损失或损害的可能性，以及国际政治秩序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形成混乱、战争等危及社会发展特殊状态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国内和跨国军事暴力滥用对人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的可能性。 [11] 政治风险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都有其表现：国家内部的经济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地区性冲突以及党派斗争等因素威胁着政治合法性和政权稳定性；民族国家为了自身经济政治利益运用军事暴力手段来处置国际关系，从而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可能带来的损失和灾难。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战争的工业化和高科技化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性扩散，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文化风险，是指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文化事业和民族文化价值观受到冲击，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受到侵蚀，以及不同文化及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社会发展中的文化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全球范围内各文化实体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张力，暗藏着发生“文明的冲突”的风险；其二，文化殖民主义侵蚀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的风险。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等现代传媒技术的全球化使全球文化交流、碰撞、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这对于发展中国家重建其文化认同是难得机遇，但也使其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面临巨大的压力；其三，地方民族主义冲击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风险。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冲击和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生态风险，是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相对平衡，从而可能会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损害、带来难以逆转的灾难。 [12] 包括气候变暖、水资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土壤退化、固体废物污染、物种灭绝、森林植被锐减等。 [13]
公共风险，是指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引发社会公共秩序失调，形成一定程度混乱的可能性。其中，自然因素包括洪水、飓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难；人为因素包括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管理缺位造成的社会混乱等。 [14]
狭义的社会风险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涉外突发事件等社会稳定风险以及其他涉及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社会结构的风险。由于风险是扩散动态的，所以所有类型的风险都有可能演变为社会风险，例如，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影响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们就不仅是金融和经济领域的风险，还是社会领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