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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各国或地区之间经济外交日益频繁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时，也影响着贸易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尤其是劳动力需求。劳动力需求，简单地说，就是企业雇用劳动力的意愿和能力。贸易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实质上就是研究对外贸易是否促使厂商增加或减少对雇员提供的劳动力的需求。而劳动力需求的变动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总量、劳动力需求结构以及劳动力需求弹性三个指标的变动来衡量和体现。
关于贸易对劳动力需求总量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贸易对就业的研究。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学者就已经开始对贸易和就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劳动需求作为一种“间接需求”，其大小受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运行状况的影响。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打开国门，对外开展贸易，将会改变本国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运行环境，进而改变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目前，国内外学者在探究贸易与劳动力总体需求水平之间的联系时，主要是基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贸易对劳动力总体需求水平的影响取决于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综合作用。
对于出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能达成一致共识，即出口贸易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Krugan，1983；胡昭玲和刘旭，2007；毛日昇，2009）。具体来说，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影响就业，即出口贸易通过突破国内市场需求的限制、充分发挥国家比较优势和形成广泛的产业关联效应，进而扩大各个生产部门的就业规模，达到促进就业增长的效果（胡昭玲和刘旭，2007）。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发现出口贸易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对就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Hine和Wright，1998），降低劳动力需求水平。
对于进口贸易与就业之间的联系，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即进口贸易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进口贸易促进就业增长、进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不确定。
一方面，进口贸易对就业可能存在负向的影响。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由于进口贸易会挤占国内市场，使得人们对国内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下降，进而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被进口品挤占，进口贸易对就业具有负向影响（Revenga，1992；Tomiura，2003；王春艳等，2014；Acemoglu等，2016）。除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分析认为进口贸易会因国内商品和服务被进口品替代而挤出本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降低就业水平之外，进口先进设备也会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进而劳动力需求降低（夏先良，2002）。
另一方面，进口贸易对就业可能存在正向的影响。Tombazos（1998）利用单位成本函数估计各类进口产品对美国主要生产要素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多数进口产品对就业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这种劳动力需求的净增长是可观察的。叶霖莉和赵林海（2014）利用我国1985—2012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确实存在，使我国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在本土市场需求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中国现阶段服务进口技术外溢存在显著就业增长效应，并且这种增长效应具有显著的技能偏向性特点（陈健和余翠萍，2014）。随着全球生产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配置，生产由不同国家在多次进出口中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进口是为了扩大出口，因此进口也会带动就业的增加；而进口贸易主要是通过进口中间产品降低总体生产成本和刺激竞争与创新来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从而带动就业增长（赵瑾，2019）。
此外，虽然进口贸易与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进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要视情况而定。不同类型的进口产品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Mishra，2007；Nam，2008）。在分析进口贸易对就业影响时，Nam（2008）将进口商品分为“与国内市场竞争”和“不与国内市场竞争”的进口产品，不同类型的产品对国内就业产生不同影响，前者会对国内就业产生挤出效应。Mishra（2007）认为不同类型的进口产品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进口产品对国内生产的作用，如果对国内产出产生替代效应，则会降低劳动力需求；反之，则会增加就业。
综上所述，贸易对劳动力总体需求水平的影响受到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作用大小取决于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净效应。
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能够对整体劳动力需求水平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需求水平产生差异化的影响，这里的劳动力类型主要指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依据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H-O-S理论），国家将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生产并出口富含自身优势要素的产品，如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则该国将生产并出口低技能劳动力产品，进而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基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贸易与劳动力需求结构的研究确实印证了H-O-S理论，即对外贸易促进了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上升（Schumacher，1984；Wood，1991；Biscourp和Kramarz，2007）。Schumacher（1984）通过分析和研究欧共体六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南北贸易减少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Wood（1991）利用改进方法测算了南北贸易对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并发现南北贸易确实会降低发达国家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比例。Biscourp和Kramarz（2007）分析了贸易对法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贸易与法国低技能就业岗位的减少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即劳动力需求由进口部门向出口部门转变，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利用其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也逐步参与全球贸易。然而，针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似乎与H-O-S理论相反，发展中国家贸易和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Feenstra和Hanson，1997；Hsieh和Woo，2005；唐东波，2012）。Feenstra和Hanson（1997）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墨西哥的外包活动是导致墨西哥国内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唐东波（2012）分析了垂直化分工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中国与来自OECD等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与本国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关于贸易与劳动力需求结构的研究，学者逐步将关注点转向由贸易带来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就业结构。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由贸易所导致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能够增加国内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Robbins，1996；Autor等，1998；Acemoglu，2003）。一方面，基于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企业为保证市场份额将会进行“防御性创新”，加大对研发的投入或者采用新技术（Wood，1995），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后发国家，其技术进步更多的是通过进口先进设备和资本流入获得，且国家劳动力技能水平对资本生产力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由贸易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将对国家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出新的要求，有利于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Acemoglu，2003）。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人才的需求也因此发生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际贸易对国家就业领域的积极影响，中国就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国家需正视国际贸易发展对社会就业结构的影响，从国际贸易视角对社会就业结构进行协调优化，以保证我国人力资源结构能快速适应社会就业市场发展需求（石峰，2021）。
劳动需求弹性是衡量劳动需求对于工资变动反映程度的指标。依据希克斯—马歇尔派生需求定理（Hicks，1963），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投入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最终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劳动要素在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都会对劳动力需求弹性产生影响且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贸易不仅能够对各国的商品市场产生影响，同时也使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界开始逐步探索对外贸易与劳动需求弹性之间的关系。
基于贸易自由化与劳动需求弹性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需求弹性关系的探讨主要围绕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产出效应）两个方面展开。大多数研究均表明贸易自由化会通过对本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来增大本国的劳动需求弹性（Rodrik，1997；Jean，2000；Hasan等，2007；Mirza和Pisu，2009；盛斌和牛蕊，2009）。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加剧了本国商品市场的竞争，扩大了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通过规模效应促进了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基于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将会显著提高部分商品的可替代性，加剧本土商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促进最终产品需求弹性的增大。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提高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这将增加本国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进而促进劳动需求弹性的增大（梁中华和余淼杰，2014）。然而，贸易自由化对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并非是一致的，这可能与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有关。在土耳其经济贸易改革期间，贸易开放度的增加与劳动需求弹性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Krishna等，2001），巴基斯坦（Akhter和Ali，2007）、突尼斯（Haouas和Yagoubi，2004）、韩国（Mitra和Shin，2012）等国家的研究同样无法拒绝贸易自由化与劳动需求弹性变动无关的假说。此外，部分学者还得出贸易自由化仅能部分支持提高劳动需求弹性的假说。基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视角，贸易自由化对于这两种劳动力类型的需求弹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未考虑时间变量时，贸易对生产性劳动需求的弹性可以预测；反之，则不能得到该结论（Slaughter，2001）。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合作方式也愈显多样化。外包作为全球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近年来获得了飞速发展（史青和张莉，2017）。国内外有关外包对劳动力需求弹性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基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维度对外包与劳动需求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且大部分研究均得出外包促进劳动需求弹性增大的结论（Senses，2010；Hijzen和Swaim，2010）。制造业外包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增大劳动需求弹性，同时也会促进劳动交叉弹性的扩大（史青和张莉，2017）。周申等（2010）认为外包通过将本国劣势生产工序承包给外国企业，促进了产品市场的发展且增强该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了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同时，外包也通过扩大本国企业投入要素的选择性以及影响技术水平，来提高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最终对制造业劳动需求弹性产生正向的作用。在随后的研究中，周申等（2014）进一步发现外包有助于提高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降低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与此相反，Either（2002）理论分析认为，外包和非熟练劳动力是可以高度替代的，外包水平的增加促进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增大。
综合以上贸易对劳动力需求总量、需求结构和需求弹性影响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针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的供给，同时贸易也促进了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并且大多数研究认为贸易能够通过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增大本国的劳动需求弹性。基于我国贸易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某个行业或某类贸易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对于各贸易类型与劳动需求层次联系的研究较为匮乏。首先，分析我国贸易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情况，旨在探讨和研究我国贸易、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其次，结合我国贸易发展状况，参考BEC分类，分别从资本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和消费品贸易三个角度对贸易与劳动力需求两者内在联系进行探讨和研究；最后，基于贸易和劳动力需求的内在联系，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