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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进出口贸易和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出口影响就业：中国的出口贸易能够显著促进就业的增长，而进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结果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中国对外贸易影响就业的理论机理可以从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两条主线进行梳理。具体而言，就业总量层面，我国的出口主要通过产出扩张效应、资源禀赋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就业，表现为出口对就业总量的正向拉动作用；而我国的进口主要通过商品需求机制、要素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机制对就业总量产生影响，但是进口对就业总量的影响结果，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就业结构层面，学者主要从就业技能机构、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视角入手，梳理了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机理。
从就业总量上看，国际贸易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有限，甚至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Messerlin，1995；Greenaway等，1999；Dauth等，2014），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有较积极的影响（俞会新和薛敬孝，2002；毛日昇，2009）。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可以从进口和出口两个层面分析，因此本节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层面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对就业总量的影响。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出口贸易会促进国内的就业，基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学者也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重要推论。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效应。
大量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通过产出的扩张对就业整体有直接拉动作用。俞会新和薛敬孝（2002）将进口渗透率和出口导向率作为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基于Hine和Wright（1998）创建的模型，以中国34个工业行业1995—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导向率对工业就业的增加有带动作用，出口导向每增加1%，劳动需求增加0.1%。胡绍玲和刘旭（2007）以中国32个工业行业1998—2003年的数据为样本再次分析了工业品贸易的就业效应，得到出口带动就业增长，出口每增加1%，就业增加0.19%的结果。喻美辞（2008）采用1996—2006年中国34个工业品贸易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工业品出口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就业，行业差异的检验结果却显示工业品出口在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效应为正，在劳动和资源密集部门与中等技术密集部门的就业效应为负，但都不显著，而在高技术部门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就业效应，这主要得益于高技术部门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1996—2006年工业品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依次是高技术制造部门、中等技术制造部门和低技术制造部门。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理论，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实现就业的增长。魏浩（2011）对1980—2007年纺织业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每1%的出口额将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68%；从短期来看，每1%的出口将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48%，这得益于纺织行业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丰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较强的产业关联性。此外，在加工贸易中，张华初和李永杰（2004）、盛斌和马涛（2008）的研究都表明，加工贸易中我国劳动力优势的充分发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在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分析中，张志明等（2016）以中国1995—2009年22个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在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时，这种促进作用不一定成立，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低时，贸易能够促进就业的增加，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高时，贸易会减少就业。根据马颖和余官胜（2010）基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这种就业减少主要发生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贸易开放引发了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品价格和名义工资的提高，吸引了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但制造业部门的最低实际工资刚性会阻碍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进而减少了就业，因此要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充分调动市场对工资变动的主导作用。此外，近年来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种基于廉价劳动力的出口贸易模式对就业的正向效应也会受到影响，需要尽快进行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魏玮和魏艺明，2016）。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指出产业关联效应使得一个部门产出的扩张会带动其他部门产出的扩张，从而带动了关联产业就业的增加。出口贸易不仅会促进出口贸易部门的产业发展，同时也会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发挥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扩大了出口国国内其他相关产业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增加就业（张华初和李永杰，2004；刘军等，2016）。魏浩（2011）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和产业关联效应的共同作用发现纺织业贸易在短期和长期都将促进就业的增长。
宏观层面的分析表明，出口贸易能够促进就业的增长（胡昭玲和刘旭，2007；喻美辞，2008；刘习平，2012）；但也有部分学者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从具体的部门看，喻美辞（2008）在工业品出口贸易中发现初级产品部门和中等技术制造部门出口的就业效应为负。从性别视角看，陈昊和刘骞文（2014）基于2006—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指出出口贸易虽然能够提高就业总体水平，但是降低了女性就业水平，这可能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一是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女性雇用成本的上涨；二是男性在对应年份中出口贸易占比较大的机械类产品生产行业中具有更多的技术和抗压能力上的优势。同时信息不对称或中国传统观念带来的对女性的固有“偏见”加剧了这种出口贸易不利于女性就业的不良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要从微观视角深入探索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进口会冲击就业，但历年来的研究表明进口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进口的作用表现为综合结果。总体上看，进口贸易对就业总量的影响主要可以从商品需求、要素价格和技术进步三个路径机制进行分析（李小萌，2017）。
进口贸易会对本国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产生直接的替代效应，抑制对本国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进而减少了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就业率（胡绍玲和刘旭，2007；喻美辞，2008；盛斌和马涛，2008）。当进口品为最终品时，胡绍玲和刘旭（2007）的研究表明虽然多数工业行业进口通过替代国内产品而减少了就业，如专用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但也有一些行业的进口对就业有正面影响，如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而后喻美辞（2008）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工业品进口在初级产品部门、中等技术部门和高技术部门对就业都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工业品进口在劳动和资源密集部门的就业效应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这是因为劳动和资源密集部门的就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进口贸易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很小。此外，最终产品的进口将带来国外同类产品大量涌入本国，使本国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促使国内企业将精力集中于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环节，放弃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这种竞争效应对缺乏竞争力的中小型企业将带来更大的冲击（盛斌和毛其淋，2015）。当进口品为中间品时，中间产品的进口对国内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依旧存在。盛斌和马涛（2008）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他们基于1996—2005年中国31个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间产品的进口对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是负的，弹性为-1.52。但在服务贸易中，这种替代效应存在争议。范爱军和李菲菲（2011）分析了1982—2010年服务贸易的相关数据，发现服务贸易出口每增加10%，就业总量增加0.39%；服务贸易进口每增加10%，就业总量增加0.69%。服务贸易进口的正向作用程度大于出口，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消费者服务进口主要为旅游进口，对国内旅游的替代作用小，且作为我国服务进口主要部分的生产者服务进口主要为国际先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对我国同类产品不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反而会促进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带动就业的增加。而李杨等（2015）利用2004—2012年服务部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虑了服务行业的不同贸易度因素，检验了服务贸易的不同就业效应，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进口对就业替代效应较强，但贸易度较高的服务行业通过产业关联对就业产生正向影响，且贸易开放的净影响会降低劳动力的就业风险。
要素价格机制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与其他要素市场的关系（李小萌，2017）。从要素视角出发，进口贸易可能对本国就业产生规模效应或替代效应。当进口品为资本品或中间品时，一方面，资本品或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增加了国内的可利用资源，企业能从国外获得更加高质量、低成本和多样化的中间投入，有利于企业的产出和扩张，提高企业的利润率，进而促进就业（周申，2006；毛日昇，2013；盛斌和毛其淋，2015；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另一方面，进口增加国内相对稀缺的资本品或中间投入品，将带来两种产品相对价格的降低，意味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将上升，这种要素价格的变动使得进口贸易可能对劳动力要素产生替代作用（李小萌，2017）。例如，周申（2006）分析了1993—2002年中国34个工业部门的数据，发现中国工业进口自由化将带来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上升，数值约为0.11；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的需求弹性的影响通过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实现，当中国工业行业的平均进口渗透率每增加0.1，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绝对值）增加0.06，其中2/3的增长源于替代效应，余下1/3的增长源于产出效应，即替代效应的作用强于产出效应。盛斌和牛蕊（2009）发现贸易对劳动力需求弹性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其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效应实现，较强于通过改变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规模效应。
技术进步机制要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是指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两条路径促进技术进步。第二阶段是指对外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对就业总量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
在第一阶段，学习效应是指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向技术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学习和模仿其生产及经营的技术、理念和方法，进而促进了本国的技术进步。另外，贸易中进口的产品往往具有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较高的特点，国内企业也可以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或进口高技术型产品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是一种“物化型”的技术溢出效应（喻美辞，2008）。罗良文（2003）也指出贸易深化对经济增长进而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边干边学，有利于加速专业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积累，可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因此要推进贸易的深化。竞争效应是指在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时，企业会通过技术进步力争在进出口贸易中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对于国内进口竞争行业而言，国外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进口将带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冲击，迫使企业为了生存将加大技术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行“防御型技术创新”。对于出口行业而言，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则必须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
在第二阶段，对外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技术进步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种规模经济效应或产出扩大效应将带来就业机会的增长。另一方面，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行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会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尤其是在短期内将使低技能劳动力面临更严峻的失业危机。从地区差异上看，冯其云和朱彤（2012）基于中国2001—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比较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贸易开放带来的就业效应，发现进口带来的就业效应存在地区性差异。进口降低了东部就业但增加了中部的就业，引入资本变量后对东部就业的负效应及对西部就业的影响效应都不显著：对东部地区的负面效应是因为东部地区进口使国内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这迫使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及对劳动力的要求，使一部分人尤其是低技术工人离开就业岗位；对中部地区的正面效应主要和中部地区的进口结构相关，进口的初级产品促使了加工贸易的发展，从而扩大了就业。从部门差异上看，喻美辞（2010）基于1996—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总量变动的影响及其部门差异，结果显示中国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存在一定的R&D溢出效应，这种效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并进一步通过产出扩大效应增加了整个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和要素密集度的不同，使得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在技术密集部门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劳动密集部门则是不显著的。此外由于受到本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投资回报周期的影响，进口对就业拉动效应的显现存在一定的时滞。
但这两种效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吕延方、宇超逸和王冬（2017）基于2004—2013年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从行业产出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分析了服务贸易对就业的非线性效应，根据表1-1和图1-1的结果显示：一方面，服务出口对就业存在基于行业产出的促进作用，而根据经济理论，技术对劳动力具有替代作用，因此服务进口对就业存在基于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当门限变量超过门限值时，即当技术效率大于98.7754%时，抑制效应会更明显；另一方面，服务贸易进口也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服务行业技术效率，带动行业的规模效应，增加行业产出，随着技术对劳动力边际替代率的下降，行业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意味着服务进口对就业存在基于技术效率与行业产出交叉项的门限特征，门限值低于1689.8464亿元时为抑制作用，当门限值超过1689.8464亿元时则转为促进作用。
表1-1 就业量模型的门限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图1-1 就业量模型2（进口）
注：单门限估计值和置信区间（门限参数为TE）。
资料来源：吕延方、宇超逸、王冬：《服务贸易如何影响就业——行业产出与技术效率双重视角的分析》，《财贸经济》2017年第4期。
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最终表现在以劳动力转移为代表的就业结构的变化上（尹希国等，2009）。关于贸易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贸易对就业技能机构的影响，而后就业结构的内涵被不断拓展，有学者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视角来研究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分类，劳动力可以按照技能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中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三类。但由于考虑到我国高技能劳动力数量较少，学者往往将中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合并为高技能劳动力，从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两个层面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刘庆林和黄震鳞，2020；刘玉海和张默涵，2017）。此外，也有学者将劳动力划分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潘士远，2007；唐宜红和马风涛，2009）。
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的低技能劳动力，其比较优势体现为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而将引起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上升，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已有基于发达国家背景的贸易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结构影响的研究结果与H-O理论一致，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结构变化却同传统的贸易理论观点不符，具体如中国自2000年以来中高级技能劳动却一直供不应求，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状况不断恶化，有悖于H-O模型理论。在国内外学者的关于贸易对就业技能的研究中，大部分的学者从技术进步视角分析贸易对就业技能的影响机制。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先进技术的输出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一般而言，我国进口中间品的附加值会高于国内同类生产品，由此很可能会带来技术溢出。目前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跨国外包理论和偏向型技术进步两个重要的理论。综合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技术进步效应既有可能促进就业结构的改善，也有可能会对就业结构造成冲击。
国际外包模型是解释国际外包对劳动力影响的代表性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的运用。Freenstra和Hanson（1996）基于Dornbusch等（1980）建立的连续H-O模型构建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连续中间产品贸易模型解释国际外包对就业的影响，提出一个基于中间品贸易和外包服务的理论。在模型中，他们将DFS模型中的二元素拓展为三元素：高技能工人、低技能工人和资本。当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时，部分低技术密集型中间品生产环节也随之转移，产生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也称“生产的非一体化”。从发包国视角，该理论认为在国际产品分工的背景下，发包国将低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活动转移到承接国，导致原本从事这部分生产活动的劳动力被迫转移到技术密集型程度更高的产业。由于这些产业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更高，从而促使发包国的劳动力技能提高，改善就业结构。从承包国视角，这些生产活动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可能仍属于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因此承接发达国家的外包活动也将引起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
在中国发展背景下，部分学者基于跨国外包理论进行了贸易的就业效应研究，但大部分的研究将中国置于承接国的角色进行分析。Hsieh和Woo（2005）指出当香港将低技能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内地后，香港更加专注于技能型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研发，便出现了高技能密集型劳动力相对需求增加的现象。任志成和张二震（2008）指出服务外包对承接国的就业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就业和劳动者薪酬的提高、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盛斌和马涛（2008）提出在国际生产体系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背景下，外包生产使得大量的中间产品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从而利用丰裕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加工和出口，即中间产品的出口对中国劳动力需求有拉动效应；而中间产品的进口会对国内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对劳动力需求带来冲击。吕延方和王冬（2011）指出我国主要产业利用外包将正在自制的但相对于国外无效率或者低效率的中间环节转移出去，促进了产业规模的扩大，合理配置了资源，而规模效应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同时，中国承接外包行为也可以通过对产出的正向传递效应，抵销承接外包对就业的直接负向影响，间接促进就业，但其正向影响程度小于对外发包。唐东波（2012）研究发现来自OECD等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份额上升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其中垂直专业化份额提高1%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就业比例上升0.386%，因为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中间品要求匹配技能水平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才能从事进一步的生产活动；而从亚非拉等低收入国家进口中间品份额的增加将带来劳动力技能水平的相对下降，其中垂直专业化份额提高1%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就业比例下降0.610%，这说明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只需匹配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就可以从事接下来的生产活动。
但也有学者在验证Freenstra和Hanson（1996）提出的中间产品连续模型的相关结论，考察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例如，唐宜红和马风涛（2009）考察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国际垂直专业化促进了中国工业部门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降低了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具体的系数为-0.3843，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种预测结果的不一致可能跟熟练劳动力的度量方法差异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差异有一定关系。
假设劳动是异质性的，技术与劳动是互补或者替代关系，Violant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定义为，在新技术与技能互补情况下，技术进步通过提高技能劳动相对于非技能劳动的生产率（或边际产出），从而提高了对于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则该技术进步称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周申和武汉详，2014）。Leamer（1998）指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更有利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而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则更有利于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即技术进步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影响取决于产业“偏好”而不是要素“偏好”。
关于贸易开放引起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主要有两个机制。第一个机制是Wood（1995）提出的“防御性创新”理论，即企业在贸易开放时因为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会加大研发投入或更加频繁使用新技术，从而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但这种观点更多地用于发达国家的研究。第二个机制是Acemoglu（2003）提出的，将技术分为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和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因为贸易的开放会引起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所以带来对技能工人总体需求的增加。具体到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更多地表现为海外设备进口和资本流入，由于资本生产力的发挥往往有赖于一个技能水平较高的就业结构，即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接触到更多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先进技术，因此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海外资本增加将会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上升（唐东波，2012）。此外，Pissarides（1997）进一步提出了“学习效应”，即贸易自由化之后，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机器等方式接触到了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从中学习到新技术，从而提高了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扩大了工资差异，但这种学习效应是无方向的。潘士远（2007）结合了Acemoglu（2003）和Pissarides（1997）的观点，构建了一个模型研究有偏的学习效应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异的影响，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有两种机制，一是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是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因此学习效应会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工资差异；二是有偏的学习效应使技术进步偏向于熟练劳动力，从而扩大工资差异。刘玉海和张默涵（2017）认为相对贸易结构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型，而发展中国家的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进出口贸易中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即进出口贸易技术含量通过影响偏向型的相对技术进步而改变了相对就业结构，具体表现为出口技术含量升级和进口技术含量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优化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进口技术含量和外商直接投资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出口技术含量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效应。但是贸易技术含量升级对就业技能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嵌入型行业的进口技术含量升级对其就业技能结构优化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低开放度行业的贸易技术含量提高对其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正向效应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刘庆林和黄震麟（2020）也指出如果进口中间品的附加值很高，国内缺乏与之相适配的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则这种过大的技术差距，将导致国内企业难以消化吸收进口中间品中包含的技术，技术溢出效应将难以实现，无法刺激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反而有可能使本国劳动力技能的提升受到抑制。
目前关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的定论，但是国际劳动组织提出的非正规就业定义被较为广泛认可，将其定义为在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下，所有未被认可的、管制的或保护的有报酬的工作（包括自我报酬和工资报酬），以及在有收入的企业中从事无报酬的工作（刘媛媛，2012）。非正规就业是发展中国家就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各国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不断上升，研究者开始关注贸易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比例的非正规就业规模，因此关于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周申和何冰，2017），但关于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方向尚未形成确定的结论。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非正规就业，目前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现象。李金昌、刘波和徐霭婷（2014）指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贸易依存度由2001年的38.47%上升至2012年的52.80%，同时非正规就业比重由2001年的53.88%上升至2012年的59.95%，其中贸易开放带动了18.89%—35.41%的非正规就业增长。而理论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这一概念（马林靖和郭彩梅，2020）。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贸易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二是贸易与非正规就业的关系是不明确的。
虽然关于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大部分学者都通过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的规模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刘媛媛，2012）。基于中国实际，也有学者证明了这一观点，如唐俊波（2014）也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失业与再就业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发现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优于其他变量。刘媛媛（2012）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总结出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进口竞争效应、出口扩张效应和劳动力迁移效应三个机制提升了非正规就业。而在中国对外贸易与就业的相关研究中主要体现为进口竞争效应、出口扩大张应，并发现中国进口贸易比出口贸易更能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徐霭婷和刘波，2014；李金昌等，2014；周申和何冰，2018；胡翠等，2019）。
进口竞争效应是指贸易的开放将使正规部分面临更激烈的进口竞争压力，导致利润下降，促使正规部门为节省成本而减少正规劳动力的使用，雇用更多的非正规劳动力，进而使劳动力从正规部门流向非正规部门，扩大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国内外学者的认可。Goldberg和Pavcnik（2003）基于效率工资模型，通过对哥伦比亚的实证研究，提出企业会通过减少正规劳动力的使用以应对源自外国的激烈竞争压力，进而促进了非正规就业。胡翠等（2019）基于有效工资的思想，构建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发现贸易自由化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模型中，相较于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工人的工作努力程度难以被企业完全监测，这主要是因为正规就业工人同企业签订了正式合同，企业需要收集大量的证据才能证明其工作不努力从而将工人解雇，因而监督成本高。此外，正规就业工人的努力程度与其被解雇的风险呈反方向关系。由于出口自由化使企业倾向于使用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口自由化将使企业面临过剩危机，两者都将增加正规工人被解雇的风险，工人努力程度将降低，进而导致企业支付给每单位正规劳动力的有效工资上升，因而企业将选择雇用非正规劳动力以替代正规劳动力。从影响大小上看，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上升10%，个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将上升2.21%—2.78%；出口额与GDP之比上升10%，个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将提高1.55%—2.83%；进口额与GDP之比上升10%，个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将提高8.08%—8.59%，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确实提高了个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也增加了地区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并且与出口自由化相比，进口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比重的影响更大。
出口扩张效应是指贸易开放会带来正规部门中出口行业的扩张，正规部门逐渐调整工作重心，将部分的生产外包给非正规就业部门，此时非正规就业部门的非正规劳动力需求上升，同时正规部门也因此减少了用人需求，这部分劳动力被迫转向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导致非正规劳动力供给增加。Maiti和Marjit（2008）构建了一个包含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两部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表明由于出口的增长，正规部门倾向于将营销作为工作中心，于是主要将生产活动转包给非正规部门，进而促进了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扩张。徐霭婷和刘波（2014）在Ghosh和Paul（2008）构建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基础上，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同时通过出口扩张和进口竞争两个路径影响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一方面，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以大量使用非技术型工人的中低端产品，出口企业雇用非技术型工人的方式较为灵活和非正规化；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减少不确定性，通过雇用临时工和将生产环节外包给非正规部门的方式降低成本，基于两种效应，贸易开放显著扩大了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且进口贸易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大于出口贸易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这可能受到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和加工贸易模式的影响。具体地，贸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将分别提高0.104个、0.128个和0.235个百分点。周申和何冰（2017）从区域视角出发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验证了刘媛媛总结的三个效应机制，发现中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通过进口竞争和出口扩大效应共同促进了非正规就业，且对于自由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促进效应越明显，此外，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但由于技能水平差异和制度壁垒，大部分由农村而来的劳动力只能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岗位工作，因此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促进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农村个体身上。曾湘泉和杨涛（2018）运用倍差法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不同地区城镇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首先得出与周申和何冰（2017）同样的结论，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的就业者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越高，这种正向影响在2004—2009年逐步上升，在2009—2011年下降，呈现动态变化，此外，他们还发现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不同，因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再配置效应和贸易结构效应的缓冲作用，地区进口关税下降冲击并未对非正规就业产生影响。
由于非正规就业的异质性，国内外不少学者也发现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可能是动态的，在不同的特定条件下影响方向可能不同。Ghosh和Paul（2008）构建了一个劳动力转移模型，认为正规部门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非正规部门是具有比较劣势的，若具有比较优势的正规部门的扩张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贸易开放会促进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和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的扩张，若超过此阈值，贸易开放对非正规部门的增长不存在显著影响。李金昌等（2014）基于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贸易开放能够有效促进中国非正规就业，进口贸易对非正规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具体地，贸易开放每提高1%，能够带动非正规就业提升0.08%—0.15%，从长期来看，贸易开放可以间接带动非正规就业提升0.31%—0.60%。这种强劲的正向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是因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产品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者大量集聚的制造业，因此贸易对非正规就业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二是因为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位于“微笑曲线”底端，国内企业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会逐渐将附加值低的生产环节转包、外包和分包给非正规部门，但这种促进效应一般在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较低时成立，当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提升到某一临界值时，这种促进效应将逐渐转为抑制效应，且物质资本投资将带来更大的阻碍作用。周申和何冰（2018）从工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以最大工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提出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以最低工资标准为门槛的双门槛效应。即当最低工资标准未跨过第一个门槛值或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前者是因为劳动力市场规制不够完善，使得劳动力倾向于进入就业门槛较低的正规部门；后者是因为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劳动力逐渐变得稀缺，正规部门的社保水平提升推动就业正规化的发展。而当最低工资标准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非正规劳动力由于技能差异和户籍限制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其本身的低成本也促使正规部门产生了更多的需求，此时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能够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1] 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1年的3.6%增长至2012年年末的4.1%（冯其云和朱彤，2012），这一现象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城镇登记失业率提高的原因很多，贸易对城镇登记失业率的贡献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