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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理论文献来看，贸易与就业的经典理论，主要包括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新理论、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
古典贸易理论基于劳动价值学说，从生产成本出发提出绝对优势学说和比较优势学说，并对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及影响做出了说明，成为许多学者分析贸易与就业关系的基础。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充分就业假设基础之上，认为提高贸易开放水平会促进专业化分工，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袁冬梅等，2018）。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提出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是指一国在生产某一产品中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国，则此国在生产该产品上占有绝对优势，从而可以出口，反之则进口。由于绝对优势实际上是在比较同一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绝对优势理论也被称为“绝对成本说”。亚当·斯密认为由于自然禀赋和后天的有利条件不同，各国至少有一种产品成本低于其他国家而具有绝对成本优势，那么如果每个国家都充分利用这种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换回其他国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则双方都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各自的利益。亚当·斯密虽然没有直接分析贸易与就业的关系，但是不少学者认为他在《国富论》中的一些论述以及贸易在各地区的劳动分工的理论隐含了贸易与就业之间的联系。杨玉华（2007）认为亚当·斯密对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持有积极的态度，认为国际贸易不仅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国民财富，也增加了就业，因为亚当·斯密提出的“在利润均等或几乎均等的情况下，每个人自然会运用他的资本来给国内产业提供最大的援助，使本国尽量多的居民获得收入和就业机会”实际上就是从“经济人”的逐利本性解释了贸易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原因。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指明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非像重商主义强调的非赢即输，而是可能实现“正和博弈”，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同时增加国内居民财富和就业机会（毛学峰和刘晓昀，2005），该理论为后继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适用前提是双方存在绝对优势，当一方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处于绝对优势或绝对劣势地位时，难以确认是否仍存在分工和贸易。
英国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817）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一章“价值论”中便提出“一件商品的价值，或所能换得的他种商品的数量，乃定于生产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非定于劳动报酬的多寡”，基于价值量与劳动量的关系，逐步建立比较优势理论，也进一步丰富了古典经济学的内容。李嘉图指出，决定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不是绝对劳动成本，而是两个国家产品生产的相对劳动成本。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自然禀赋和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则两个国家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比较优势也被称为2×2×1模型。
绝对优势理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而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将贸易分工互利性原理一般化和普遍化（张二震，2003），为世界更大范围地进行自由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考虑了两种产品、两个国家和一种生产要素，前提假设要求严格，一旦放宽了前提假设，将无法得出同样成立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王晓英，2002）。
关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国内就业发展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李嘉图的观点更多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内的就业发展没有直接影响（毛学峰和刘晓昀，2005；杨玉华，2007）。而另一部分学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推论，发现一国在国际贸易中选择专门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将促进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使得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更具流动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商品总供给和总需求，最终促进就业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伍先斌，2002）。
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危机后，一批学者指出比较优势的形成除了劳动要素的投入外，还涉及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假设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以及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从要素禀赋、要素投入与收益等方面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间分工与贸易问题（原磊和邹宗森，2018），其核心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及其学生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而后经过萨缪尔森等的补充和发展，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里昂惕夫之谜、放宽充分就业假设的H-O模型拓展等重要理论与问题相继被提出，这些理论是研究者分析国际贸易与就业关系的基石。
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在《外贸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文中首次提出要素禀赋观点。而后赫克歇尔的学生俄林（Bertil Ohlin）继承和发展了老师的观点，并结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1848）和生产费用理论、供求均衡理论，在1933年正式出版的《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正式系统性提出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也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模型）。
要素禀赋理论，也称2×2×2模型，即假定只有两个国家、两种商品X和Y、两种生产要素K和L，生产要素只在一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假定两个国家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实现完全竞争，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保持规模收益不变，两国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要素密集度、消费者偏好、资源能够充分利用。假设A国劳动丰裕，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X，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产品X，进口产品Y。B国资本丰裕，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Y，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产品Y，进口产品X。在封闭条件下，A、B两国不同的资源禀赋带来了不同的供给能力，引起了相对价格差异，进而促进贸易的发生。当实行自由贸易后，一个国家会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这就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它认为要素的禀赋差异是国际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价格不同，商品将从价格低的国家流向价格高的国家。因此在H-O理论框架下，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更具有比较优势，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中国是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拥有7亿多劳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有助于增加就业。加入WTO后，推进贸易自由化可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毛学峰和刘晓昀，2005）。要素禀赋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解释贸易与就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其充分就业的前提假设却与发展中国家国情不符。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要素，中国的就业将受益于对外贸易。自中国加入WTO后，2001—2010年贸易开放度从38.37%增加至51.16%，对外贸易对中国相对充裕的劳动力就业可能会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1]
基于H-O理论对国际贸易的跨部门就业效应做出了预测，即国际贸易将导致进口竞争部门收缩，出口部门扩张，劳动力将从进口替代部门流向出口拉动增长的行业和部门（杨玉华，2007）。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拥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而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带动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地区的外贸部门工人工资水平并不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人工资在过去十多年间涨幅不明显，此时外贸出口却一直在增长，前来珠三角地区就业的人数也一直不断增加，可见对外贸易发展对推动就业总量具有显著影响，但外贸出口部门解决的就业更多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而不是城镇部门的劳动力就业。究其原因，是因为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国家废除了延续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制度，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持续地高速增长，农业部门开始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限制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各种政策逐渐放松或取消，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则流入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郭熙保，2002）。1978—1999年，中国约有1.5亿农民转移到非农业部门。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是要素禀赋理论的重要发展。俄林在研究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影响时，提出在开放经济中，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并不相同，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国际移动将使生产要素价格差异不断缩小，最终使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但生产要素价格完全相同是几乎不可能的，这只是一种趋势。1941年，萨缪尔森用数理方法对这一个观点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认为要素价格均等化不只是一种趋势，更是一种必然，国际贸易将使不同国家间同质生产要素的相对和绝对收益必然相等。尽管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没有在贸易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实现，但这并不否认该定理的理论贡献和政策意义，以及定理在长期内的有效性（谢莉娟和吴中宝，2009）。因此，要素价格均等说也被称为H-O-S定理。后续研究者大多沿袭H-O-S定理的理论逻辑研究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为了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的关系，安妮·克鲁格（1995）在理论上对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要素禀赋模型进行了拓展，将原有的两个国家、两种商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扩展为M个国家、N+1种商品和三种生产要素的贸易模型。安妮·克鲁格指出贸易与就业之间主要有两种影响机制，第一种影响机制取决于影响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生产的劳动密集程度。如果进口替代产业转化为出口产品的产业，其生产具有更高的劳动密集度，则这些产业会增加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就业。第二种影响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往往高估汇率，相当于对进口资本品进行无形补贴，刺激国内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减少劳动的投入。但当实行开放贸易战略（出口促进为主的贸易策略）后，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会降低，资本品的价格会接近国际价格，劳动力价格降低，刺激国内企业增加劳动的使用，从而促进本国就业。
但理论与现实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根据H-O理论和H-O-S理论，在自由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出口非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和资源型产品，使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提高，并进口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使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下降，从而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差异缩小，进而使工资倾向于均等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工资和就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导致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增大的现象，具体如中国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比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0年的1.64，年均增速约9%，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预测不相符，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潘士远，2007；喻美辞和熊启泉，2012）。
1941年，斯托尔帕和萨缪尔森从动态的角度将H-O模型推广到了对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影响上，提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即S-S定理，认为贸易将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即如果某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也将提高，而使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相对下降。这表明，国际贸易虽然能够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但并非对所有人有利，该国丰富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将提高，而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将减少，国际贸易会对一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S-S定理也为国际贸易和劳动者工资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提出也使许多学者关注贸易对不同技能或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影响效应的差异，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对国家内部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区域间劳动者的影响具有差异（周申和何冰，2017）。据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事实，对外贸易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出口对全国及各地区的就业均为显著的正向效应，而进口的就业效应则在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分别呈现不同的影响（冯其云和朱彤，2012）。
在国际贸易对工资影响的理论研究中，也发现了同S-S定理不一致的情况。Jones（1997）基于H-O模型，研究了在两种要素、多种商品情形下，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指出技术进步会带来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下降，但实际工资会上涨。根据S-S定理，贸易自由化将使收入集中于一个国家的丰富要素，则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将从中受益，但广泛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相反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并没有因贸易的发展而得到提高；相反，熟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却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Arbache，2001；Marjit和Acharyya，2002；Goldberg等，2005）。Davis（1996）的研究对这一矛盾的现象做出了解释，他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丰富劳动力的国家，如果在本地内拥有丰富的资本，其工资可能会随着贸易自由化而降低，基于此研究结论率先指出假如世界上的要素禀赋差异太大进而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前提条件成立，则关于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传统经济学观点存在完善空间。Goldberg等（2005）指出在中短期内，低技能劳动的收入会因为贸易自由化而降低，收入差距扩大。
1951年，里昂惕夫（Leontief）基于美国1947年的贸易数据检验了H-O模型的适用性，通过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和对比分析了美国在出口品和进口替代品中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份额，研究发现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且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此结论与H-O定理完全相反，因此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创立的投入产出法充分考虑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成为学者分析国际贸易就业效应的基础性方法之一，在关于中国对外贸易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中经常出现。以周申为代表的学者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对外贸易与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多次分析，周申和杨传伟（2006）采用投入产出法，从总体和分行业两个视角研究了不同贸易伙伴对中国就业的差异化影响。周申和李春梅（2006）采用投入产出法建立了贸易结构变化影响就业的偏差分析模型，发现1992—2003年中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变化对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周申和廖伟兵（2006）运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1997—2004年的服务贸易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1997—2000年服务出口促进效应和服务进口就业替代效应呈下降趋势，而2001—2004年呈稳步上升趋势，服务贸易度对就业的净影响较小，但总体有利于就业，且服务贸易的就业效应大于工业贸易。在就业结构方面，周申、李可爱和鞠然（2012）开始关注贸易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关系，使用投入产出法和偏差分解法对我国1993—2007年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变化的就业效应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研究期间内偏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变动不利于就业，并导致我国的就业结构偏向熟练劳动力。
里昂惕夫之谜的发现极大地震动了西方经济学界，引发了一系列“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热潮，进而补充和发展了H-O理论，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里昂惕夫本人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是，美国之所以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原因在于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很大，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国家。他指出，“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三倍”，这意味着，在美国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可以与更多的资本结合，得到更多的产出。波斯纳（Posner，1961）、胡弗鲍尔（Hufbauer，1966）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差距理论”，把技术作为独立于劳动和资本的第三种生产要素，影响国际贸易。因为技术变动包含了时间的因素，技术差距理论被看作H-O理论的动态扩展。
基辛（Kessing，1965）、舒尔茨（Schultz，1960）等把熟练劳动—人力资本的概念引入国际贸易的分析中，认为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基辛推翻了H-O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同质的假设，根据196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将全美国企业的劳动力分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他指出，美国出口的是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上说，美国劳动力比其他国家劳动力含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这也对美国的出口结构产生了影响。美国表面上出口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实质上，这些产品是一种形式上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H-O理论假设存在完全竞争市场，两国之间没有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这是一个现实中很难实现的假设，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利益，建立了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也不例外。克拉维斯（Kravis）研究发现，美国受贸易保护最严密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影响了美国的贸易模式，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
在H-O理论中，认为某种商品的生产在每个国家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在A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B国也是；在A国如果是资本密集型产品，那么在B国也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但现实中，却不是这样的，因为生产技术的不一致，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却有可能以密集的资本生产。比如小麦在中国这种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是以劳动密集型的方式生产，而在美国已实现机械化（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这就是要素密集度的逆转，机械化的生产，给美国的小麦生产带来了巨大的产能，出口的小麦在其他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确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一旦发生要素密集度逆转，H-O理论并不成立。
除了上述的各种解释之外，里昂惕夫之谜解释还有“自然资源说”“需求偏好差异说”。这些解释或是重新审视了H-O理论前提假设的合理性，或是检查里昂惕夫统计检验的有效性，丰富和发展了国际贸易学说（林霓裳，2010）。
以H-O-S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贸易理论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前提假设下，但这一假设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失业是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少学者对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提出质疑，从劳动力市场视角纷纷改变假设，将理论拓展到不完全就业的现实，在微观失业模型的基础上讨论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最低工资模型、搜寻模型、效率工资模型以及工会模型，它们从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方面丰富了国际贸易对就业影响研究的理论基础。
最低工资模型的代表人物是Kruegar（1981，1983），他在Harris和Todaro（1970）建立的研究二元劳动市场结构劳动力城乡转移的最低工资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假定农村最低工资低于城市最低工资，如果城市最低工资提高，将带来城市资本密集度的提高，进而带来城市就业需求的下降，当出现极端情况时，有可能出现城市和农村生产部门的要素密集度逆转的现象。
搜寻模型的代表人物是Davidson，Martin和Matusz（1988，1999），他们结合国际贸易模型和失业理论中的搜寻匹配模型，发展了标准的H-O模型，在考虑失业存在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包含两种部门和两种要素，且其中一个部门为搜寻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基于该模型，他们发现当经济达到均衡时，失业总是存在的，此时由于搜寻成本的存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像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推测的那样，将搜寻模型用于研究两个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与就业时，发现资本密集型大国和劳动密集型小国之间的贸易将带来失业人数的整体增加。
效率工资模型的代表人物是Shapiro和Stiglitz（1984）、Matusz（1994）。Shapiro 和Stiglitz（1984）建立了一个经典的效率工资模型框架，认为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雇用者给被雇用者支付的工资水平超过市场出清水平，则将激励被雇用者的生产积极性，雇用者将获得更多的利润，劳动力市场也将出现均衡状态下的失业情况。在此基础上，Matusz（1994）进行了理论的改进，建立了一个具有特定部门工资差异和失业均衡水平的两部门和两要素效率工资模型，分析了加拿大的关税和出口补贴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当对高工资部门采用此类贸易保护政策时，劳动力倾向于从低工资部门转移到高工资部门，导致就业减少和社会福利下降，而当对低工资部门进行贸易保护时，将提高各部门的劳动要素工资，进一步促进了就业的总体增长，减少失业，因此需要采取政策保护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部门。
工会模型的代表人物是Gaston和Trefler（1995）。他们开创的工会模型是以新贸易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双寡头竞争，即国内市场是一个双寡头市场，国内市场的供给由一个国内厂商和一个国外竞争者提供，而国内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和就业是由工会和厂商通过集体谈判决定的。他们基于美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和保护政策会影响工会的决策，从而影响工资和就业。此外，相较于出口，进口对工资的影响更大，工会决定的工资水平与就业呈负相关关系，关税水平同工资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从劳动力市场视角考察国际贸易与就业的关系推动了理论的发展，但是这些相关理论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背景展开，较少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特征出发进行深入分析。从世界贸易的发展来看，一个国家不考虑其他的因素，从某一产品来说，单就该产品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从劳动力派生需求的特点来看，将会增加就业，反之就业会减少。如果是多种产品的出口，那就需要考虑产品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出口铁矿石多了，对铁矿部门的就业是有利的，但是，国内的钢铁行业可能会受原料不足的影响，进而影响这些行业的经济活动，整体就业未必是增长的。而进口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结论很明确，但当假定不成立所有因素都在变化时，结论可能就不确定了。因此，这些理论受时间、技术等的制约，在不同的生产发展阶段，贸易与就业会表现出不同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存在一国既出口又进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情况，传统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暴露出缺陷和矛盾，无法解释当时的现实情况。于是，这一时期涌现了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此时的现实问题。因此，产业内贸易的相关研究涌现，其中新地理经济学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学者研究贸易与就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贸易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是新地理经济学理论，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其核心包括了核心—边缘理论、城市与区域演化理论和产业集聚与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分析中考虑了运输成本等因素，不再局限于传统国际贸易中假设运输成本为零的框架，立足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基点，为学者研究贸易如何影响一国不同地区的企业的就业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根据新地理经济学理论，当企业考虑到运输成本因素时，会倾向于选择国家的中心地区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和最终需求中心，吸引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导致各地区间土地等固定要素的实际收益差距增大；当实现贸易自由化之后，国外资源和中间投入品的便捷流通，将减少企业和相关经济活动在中心地区的集聚，进而缩小了地区间固定要素实际收益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分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问题（赵晓霞和鲍观明，2008）。此外，周申（2010）也从新地理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发现了经济开放会通过区域经济集聚程度、实际工资的差距和就业的差距影响国内的劳动力，其中对外贸易的作用大于FDI（国际直接投资）。
传统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导致的国家间、行业间或不同技能水平间劳动力市场的再配置问题，而梅里兹（Melitz）在2003年发表的《贸易对行业内重新配置和总行业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中，基于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引入了企业生产率差异，系统论述了公司的异质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突破了原有的基于产业层面的传统理论框架，解释了国际贸易的产业内效应。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贸易会影响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结构，从而加剧企业对唯一的投入要素的需求竞争，导致低效率企业萎缩或退出，而这些企业释放的生产资源将转向高效率企业，带来产业总体生产率的增长。同时，贸易提供的潜在获利机会也会吸引更多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引致劳动需求扩张和劳动要素价格上升，最终导致生产率低的企业受限于本土市场，甚至陆续退出市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提出启发了研究者从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等微观视角分析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具体如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指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影响具有异质性，一方面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另一方面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
继梅里兹之后，Helpman等完善和发展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建立了一个多国家、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异质性企业通过出口或FDI服务于国外市场的决定。引入企业异质性后，对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进行了区分，发现只有生产力更高的公司才能选择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海外市场服务，且相较于出口，异质性越强会带来更多的FDI销售。Helpman和Itskhoki（2010）建立了一个同时存在同质及异质产品的两部门贸易模型，并在异质性企业模型中引入搜寻摩擦理论以检验失业、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关系，发现工作搜寻使异质性产品部门出现失业，而贸易开放增加劳动市场摩擦较低的异质性部门的失业率，同时降低劳动市场摩擦较高的异质性部门的失业率。
由于国家利益不同，贸易保护主义始终存在，并一直与自由贸易交替发展，曾有过三次高潮期，但就算在自由贸易鼎盛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各国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实行自由贸易；但同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弱势产业和民族利益，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举措，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共同推动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进程，并且由于其力量强弱交替，导致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与合作交替进行。
重商主义可以追溯到十五六世纪，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以英国学者威廉·斯塔福为代表的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唯一的财富，为增加一国的财富，防止贵金属的外流，主张国家采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干预对外贸易，通过扩大出口换回更多的金银货币以增加财富，同时要减少最好禁止货物进口，他们进行国际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货币平衡论。以英国学者托马斯·孟为代表的晚期重商主义者要求发展对外贸易，认为对外贸易能吸引进来多于出去的货币，因此他们主张取消禁止货币输出的禁令，实行出口多于进口的出超对外贸易。晚期的重商主义常被称作“贸易差额论”，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贸易平衡论”。该思想对西欧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帮助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但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财富积累的唯一途径，同时假定世界财富是固定不变的，当贸易产生时，一国的财富与经济权力的增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财富与经济权力，将其视为一场“此得彼失”的零和博弈。此外，重商主义聚焦和局限于流通领域，只注重金银货币这唯一的财富的积累，却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但它对后世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不容置辩的，不仅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还促进了以生产领域为研究中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重商主义虽然没有直接指明贸易与就业的关系，但其主张的贸易顺差政策必然会对本国就业产生促进作用。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米尔顿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报告》中提出，后来由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斯·李斯特进一步完善，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即“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该理论包含三点主要内容。一是自由贸易条件论。首先，他将贸易分为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两种，前者是有益的，后者是有条件的，如果在不具备充足条件的时候贸然实行，会损害本国的民族工业。其次，他认为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相较于自由贸易，贸易保护才能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与发达国家的同等地位，最终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最后，他将国际贸易的商品分为自由贸易商品和非自由贸易商品，认为原材料和农产品受自然条件的充分保护，可以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而工业品不受自然力的天然保护，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发展中国家容易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遭受损失。二是贸易保护阶段论。认为对外贸易政策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处于农业阶段的国家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输出农产品，输入工业品，以推动本国工业的发展；处于工农阶段的国家应该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工业发展；处于农工商业阶段的国家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三是贸易保护策略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是禁止输入和保护关税，保护的对象是国内的幼稚工业，农业不需要被保护。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否定自由贸易，也不是主张对全部产业进行保护，而是提出适当的保护措施对经济发展有利。他的理论主张不仅影响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也影响着许多发达国家对幼稚产业相关政策的制定。
李斯特虽然没有系统提出贸易对就业影响的理论，但是在他的分析中暗含了两者的关系。他认为对外贸易对发达的工业国有利，这意味着工业国财富的增加和就业的扩大。而对于落后的农业国，自由贸易有利于推动本国工业的发展，将有利于推动农业人口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促进本国非农部门的就业。
超保护贸易理论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后由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F.Machlup）、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F.Harrod）以及萨缪尔森继承和发展，形成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把就业理论与贸易理论连接起来，揭示了贸易与一国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也为分析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提供了计量分析工具。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失业问题严重。凯恩斯认为建立在充分就业前提之上的古典贸易理论已经不适用，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张能够保证经济和就业的发展，因此也被称为“新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及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凯恩斯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扩大有效需求、保护国内就业。凯恩斯认为存在不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主要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因此，短期内要扩大有效需求，须从投资需求着手。而贸易顺差可以通过增加投资需求，实现国内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促进国民收入和国内就业的增长，反之亦然。
凯恩斯积极主张国家进行投资促进就业的理论基础是投资乘数理论，认为一国投资的增长同国民收入、就业的增长存在一种乘数或倍数关系。他认为投资的增加将引起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进而引起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就业人数以及人们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紧接着引起人们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从而引起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就业和收入的增加。如此循环往复，国民收入的总增加量将等于原投资增加量的若干倍。
凯恩斯引入了边际消费倾向概念，首先运用于投资增量对收入、产出关系的分析中，提出“投资乘数”，投资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并认为投资乘数与就业乘数是等值的。为准确表达投资与就业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提出了投资方程式。
其中，
Y
代表收入或就业，
C
代表消费，
I
代表投资；d
Y
代表收入增量，d
C
代表消费增量，d
I
代表投资增量，则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
K
代表投资乘数，代表一定的投资增量d
I
和由这个增量引起的收入增量或就业增量d
Y
之间的比例关系系数。其中，收入增量等于投资增量和消费增量的加总。
在凯恩斯的国内投资乘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马克卢普和萨缪尔森把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与其贸易保护理论结合起来，运用到国际贸易的分析中形成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一国出口量的增加就像国内新增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具有倍增的乘数作用；一国的进口则和国内储蓄一样，对就业和国际贸易收入具有反方向的乘数作用及倍减效应。当出口量增加时，会带来本国相应生产部门的生产量增加，进而促进就业和收入的增长。由于产业关联效应，该部门同时会带动其他部门就业的增加。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带来就业成倍增加，国民收入的增加量是出口增加量的数倍的结果；而当进口量增加时，会带来收入和消费的减少，不利于就业。总的来说，只有当贸易顺差时，对外贸易才能引起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由此，对外贸易乘数，即国民收入是国内投资增加和贸易顺差增加的倍数（杨玉华，2007；张华初和李永杰，2004）。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主张扩大出口，减少进口，实现贸易顺差，从而促进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长，而实现贸易顺差的有效举措是实行超贸易保护措施。罗良文（2003）也基于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指出贸易深化对经济增长进而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要推进贸易的深化。
在贸易与就业的相关研究中还涉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等重要的经济学理论。
学术界最早是通过阐释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来进一步说明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关注内生技术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启发了学者从技术视角探索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影响（王燕飞和蒲勇健，2009）。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由核心代表人物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cas）等经济学家在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观点。他认为经济增长源于社会分工的深化，专业化的分工会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熟练程度，同时促进节约劳动型机械的创新，他意识到了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1928年，阿林·扬（Allyn A.Young）发表了《递增收益与经济进步》一文，在亚当·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内生演进思想。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仅将资本和劳动当作经济增长的自变量，但索罗（Solow，1957）运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研究发现资本和劳动只能解释12.5%的总产出，认为剩余的87.5%的总产出可以用技术进步这一外生的“残余”解释。而后，阿罗（Arrow，1962）等尝试改变新古典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假设，努力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指出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教育、培训而形成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影响经济发展。阿罗（Arrow，1962）提出一个“干中学”的知识变化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经验积累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暗喻了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cas）为代表的学者正式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始致力于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如何被经济系统内生地决定。罗默（1986，1989）提出技术革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卢卡斯（1988，1993）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异主要源于人力资本的差异。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持续增长不是依赖外力推动实现的，而是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贸易开放可以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进一步影响就业。王燕飞和蒲勇健（2009）参考Hine和Wright（1998）的方法，在包含技术进步的索罗生产函数中加入了贸易作为技术进步变量，构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贸易促进型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贸易结构变动对我国城乡就业产生的影响，发现了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促使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优化了劳动就业结构，且中国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持续和稳定发挥必须以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为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也可以视作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因为没有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的投入，技术进步很难获得，但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在于获得竞争的优势和产出效率的增加，同时制度的创新和变革，也必须要满足于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的需要。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ichacl P.Todaro）于1970年提出的。哈里斯—托达罗的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其动力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即当城市工资水平超过农村的工资收入时，农村劳动力将持续向城市迁移（焦克源等，2012），最终导致城市失业人口的增加，并且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影响农业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但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也有很大的规模，由此吸引了学者的关注。有一些学者将非正规部门嵌入了哈里斯—托达罗（HT）的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考察贸易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刘媛媛，2012）。
传统的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体现了贸易的“双面性”，即国际贸易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对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S-S定理认为自由贸易对于丰富要素所有者而言是有利的，对于稀缺要素所有者而言是不利的；李斯特认为贸易对发展工业国有利，但对落后农业国不利；中心—外围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有利，但对发展中国家不利。但大部分学者认同出口对就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进口对就业具有消极的抑制作用，其中出口主要是通过总需求增加与收入增加进而促进就业。由此可见，贸易对就业的影响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政策背景进行验证和进一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