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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蠡甫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伍光建（字昭扆，1867—1943）是晚清民国著名的翻译家，一生阅历丰富，成就卓著。其母吕韫玉（字慎宜）是安徽名儒吕增祥（号秋樵）之长女，端庄贤淑，治家以严。育有三男两女。子即周甫、况甫、蠡甫；女为孟纯、季真。
伍光建十三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以优秀成绩毕业。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特奏请清廷派他去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五年。后转至伦敦大学，攻读数学、物理、化学，余暇研读英国文学和西方历史，毕业成绩名列前茅。1892年回国后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并开始钻研文、史、哲诸典籍。甲午战争期间，由塘沽避居上海，受盛宣怀聘为上海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总提调，抽暇自编力学、水学、气学、磁学、声学等理科教材，经学部大臣审定为中学教科书。受商务印书馆邀请撰写《英文范纲要》《英文习语辞风俗》《西史纪要》等教科书，流行颇广。甲午战争结束后，随清廷驻日使馆参赞吕秋樵东渡日本襄理洋务。1898年，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日报》（同年更名为《中外日报》），伍光建应约撰稿，以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晚清民国从事白话翻译的开拓者之一。1904年，随载泽等五大臣考察欧美各国宪政，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头等参赞。1911年，与张元济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副会长。1912年后，历任财政部顾问、盐务署参事、复旦大学教授等。1929年，随伍朝枢任驻美公使馆秘书。1931年回国，寓居上海，专事翻译工作。伍光建的译作以小说为最多，其次是历史和传记名著，其毕生所译文学、历史、哲学等著作130余种。
父亲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对子女的教育成长影响至深。伍家五个子女都曾从事外文翻译并有自己的研究专长。长子伍周甫是我国早期摄影团体“光社”的主要创始人。次子伍况甫曾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译有多部自然科学专著，酷爱京剧。
两个女儿伍孟纯、伍季真是我国女性儿童文学创作先驱。
伍蠡甫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多是在美国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完成，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使他从小就接受着东西方文化共同的熏染。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入，他从其父亲丰赡的译作和新奇的海外见闻中，不仅领略到世界的广博丰富，认识到欧美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优越与先进，而且高度认同父辈一代晚清译者“取法域外”的文化策略。他深感文化教育和图书出版在传播新知、革新思想、改造社会方面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作用，于是在大学毕业后的择业过程中，决定以此作为其事业的起点。1928年，伍蠡甫受聘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在从事教学工作之余，还致力于图书出版与文化传播。
受聘复旦教职的次年（1929年），伍蠡甫与复旦大学孙寒冰等教授在上海共同创办黎明书局，从事外文译介及图书出版发行工作。黎明书局由孙寒冰担任总编辑，伍蠡甫任副总编辑。发起人还有上海《国际贸易导报》主编侯厚培、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王世颖教授。由擅长事务管理的侯厚培任总经理，由其下属徐毓源担任实职工作，伍蠡甫负责文学方面的书稿，孙寒冰负责比较重要的稿件，孙的学生冯和法担任出版部主任，负责农业经济和农业科学方面的内容。
书局出版发行的图书范围较广，涉及文学、历史、法律、经济、政治、社会、商业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门类，既有我国学者编著的学术专著，也有外国学者专著的译本。书局还出版面向小学、中学、大学的教材和教学研究专著，出版和代理发行期刊，如《世界文学》《经济学季刊》《外交评论》《中国农村》等。黎明书局在普及人文与科学知识、译介外国学术著作、传播思想文化、服务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黎明书局的副总编辑和文学类书籍出版事务的负责人，伍蠡甫注重发挥外国文学翻译在开启民智、培植精神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提高读者的文学鉴赏水平作为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途径。他认为，提高读者的文学鉴赏水平首先要注重培养读者的文学识别能力。通过引导他们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激发读者的文学兴趣和探索冲动，促使他们“精神内向”、反观自身，主动去体会文学欣赏带给他们的心灵撞击和情感触动。再用“道德的前提”指示他们进行理性的鉴赏，从而使读者由文学欣赏生发出对于人生的热爱，树立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观。伍蠡甫对自己肩负的思想启蒙工作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对文学的社会价值充满期许。他说：
文学的伟大，从来却不在它反映时代的能力，而端系于它在反映中所兼有的推进时代的功效——即对于新思想的努力。文学如能站在时代的前面，指示人生途径，使人顺着社会的进程，向前奔去，不复逗留在四面不通的思路上，那么，它终有相当的伟大。所以中国人如果也以领导时代的一个观点，来评价西洋文学，他自会有很多的收获。
他认为文学的伟大并非满足于反映时代的能力，而贵在以新思想指示人生、推进时代。他希望国人将阅读和研究西洋文学，不只作为了解西洋社会状况的途径，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西洋文学，把捉和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通过借鉴西方的经验，探寻中国发展的出路：
西洋文学在各种不同的描写中，把一部西洋社会史赐予我们了！我们只要有预先安排的方法，一旦遇到触着西洋文学的机会，我们自可利用这机会，充实我们的经验和知识，进而认清中国的现代性，不致空发浮泛的人生高论，枉做现代的人了。设更退而以言中国的文学，这个现代性的把捉，也能确立将来的出路的。
为了践行自己“借镜西洋文学，把捉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理念，20世纪30年代，伍蠡甫在黎明书局陆续出版的“英汉对照西洋文学名著译丛”、《西洋文学名著选》《西洋文学鉴赏》中担任主编工作。尽管“五四”以来至30年代末的中国图书出版界一度掀起了以“名著”为名，“赶造”各种“丛书”的热潮，
但从伍蠡甫主持编译的上述译丛来看，可以见出他在名著甄选、译作质量和编译方式上的良苦用心。在“英汉对照西洋文学名著译丛”出版的第一批12部译著中，伍蠡甫翻译了卢梭的《新哀绿绮思》、歌德的《威廉的修业时代》、小泉八云的《阿密士和阿密力士》，与鲍思信合译了卢梭的《忏悔录》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这套“译丛”还包括雨果的《悲惨世界》（伍光建译）、莎士比亚《暴风雨》（余楠秋、王淑瑛合译）、屠格涅夫的《阿霞姑娘》（席涤尘、蒯斯曛合译）、哈代的《富于想象的妇人》（顾仲彝译）等。
尽管“译丛”采用的译作底本大多是英译本而不一定全部采用作家原语种版本，但编者特意采用“英汉对照”的方式排版，并以长篇序言对作家思想、时代背景和作品内涵进行介绍，一方面满足了普通读者通过阅读汉译本欣赏外国文学名著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英语学习者对照英译本研究外国文学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1930年3月，孙寒冰、伍蠡甫合编的《西洋文学名著选》由黎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精选西洋文学名著英文原文30余篇，分为“英译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三个部分，每篇选文之前均有短序简介。自1930年3月首版发行2000本后，一年内再版三次，发行4000余册。该书在当时被30多所学校用作英文课本，“用作课本的学校，都认为本书极能促进学生了解英文的能力、阅读英文的兴趣和他们对于文学之爱好。本书也是自修英文者代价最低的良伴；而爱好文学之士，手此一卷，更远胜读那一般形骸仅存的中译文学”
。
1931年11月，孙寒冰、伍蠡甫又合编了《西洋文学鉴赏》。这本书精选西洋历代文学名家代表作品28篇，始于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止于罗曼·罗兰的《米勒传》，包括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新理想主义
等古今各派代表作品。每篇均有序文，介绍时代精神、作家思想、选作意图、历代名家批评等内容，篇尾附有简明注释。二人合作编撰西洋文学鉴赏类图书，显示出他们身为大学教授，在积极传播外文经典、提高国民欣赏品位方面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编著的西洋文学名著精选，对鼓励读者阅读英文原著、提高青年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和文学鉴赏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李宁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教我们二年级英文的是徐宗铎先生。他是外文系教授，专教中文系二年级英文。他使用的课本是著名学者孙寒冰、伍蠡甫两位先生合编的《西洋文学鉴赏》。……我对这门课非常感兴趣，大开眼界。……当时任外文系‘西洋文学批评’课的是伍蠡甫教授，（他是）英国留学生……《西洋文学鉴赏》书中序言和注释部分均出自伍蠡甫手笔。……他翻译有卢梭的《新哀绿绮思》（
The New Heloise
），我在学习大学二年级英文的同时，曾将‘
The New Heloise
’全文通读，对我在学习写作上，影响极为深远”
。
在主持编译文学名著译丛之外，伍蠡甫还自选翻译了许多历史、文学类经典著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他翻译的历史类主要译著有：《上古世界史》《中古世界史》（与徐宗铎合译）等。
文学类主要译著有：吉伯斯的戏剧《合作之胜利》，卢梭的《新哀绿绮思》，赛珍珠的《福地》（《大地》）、《儿子们》（《大地》续篇），歌德的《威廉的修业时代》（《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浮士德》（故事梗概），伯格曼等著《瑞典短篇小说集》，泰戈尔等著《印度短篇小说集》，雪莱的《诗辩》，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四百万》，高尔基等著《苏联文学诸问题》（与曹允怀合译）、《文化与人民》等。上述外文译作，不仅反映出伍蠡甫在文史领域的广泛涉猎和文学欣赏旨趣，而且为我们考察其早期文学观念与学术思想状况提供了关联线索：
其一，对上古、中古世界断代史著作的贯通翻译，使他加深了对世界文明演进历程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为他审视和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参照背景和历史镜鉴（或许也是他在完成世界通史翻译当年，投身创办《世界文学》杂志的主要动因之一）。这套世界通史著作所运用和反映的“鲁滨逊新史学派”历史观点，
为他在学术研究中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旧史学传统，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历史提供了观念与方法上的指导。这在他于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画论史和80年代欧洲文论史的研究著述中所体现出的宏阔视野和旁征博引可作观取。
其二，他对卢梭、歌德等人名著经典的译介，促进了法国、德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他对瑞典、丹麦、挪威、印度等欧亚国家短篇小说的译介，在着力增进国人对北欧、印度等民族文学了解的同时，
也寄托着他对建设中国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希望和构想。他在《印度短篇小说集·译者序》（1936年）中坦言，他从印度叙事散文的园地中，选译寓言故事和现代小说，“不仅着意于探寻一个民族文学的精美形式”，更欲使读者“见出印度人思想形态的递嬗”。他从印度女诗人奈都的诗作中感受到了令人兴奋的力量，并预言久居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是已在觉醒的民族，只待一股激荡的精神，越过了泰戈尔或甘地所铸的范畴，便可谈得到向上的发动”
。他的这般“从民族文学中见精神”的迫切感，与他1934年创办《世界文学》杂志时的初衷是一以贯之的。
其三，出于对世界文坛动态的敏锐捕捉和对提高文学创作品质的不断追求，伍蠡甫在着力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还注重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介。他在1935—1937年翻译了曾经影响19世纪20年代英国诗坛的两篇重要诗论：英国诗人皮科克（T.L.Peacock）的《诗的四个时代》（
Four Ages of Poetry
,1820年）和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反驳前文的论辩诗论《为诗辩护》（
Defence of Poetry
,1821年），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分别奉献了上述两篇诗论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
。他与曹允怀合译的《苏联文学诸问题》（1937年），
是我国较早全文发布1934年第一次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报告内容的书籍，
它的出版使我国文学界人士得以一窥苏联第一次作家大会的概貌，也扩大了此次大会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传播范围。
他翻译的高尔基文学评论和政论杂文集《文化与人民》（1943年），
促进了高尔基的作品及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对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影响。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绘画意境创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文艺创作中的文艺倾向性、典型化创作手法等问题的研究，就体现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自觉运用。
伍蠡甫自己从外来文化的译介活动中获益良多，他更希望借助翻译西洋文学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建设提供新的元素。他指出，“现代中国文学的颓萎靡荡是当民族不振、文化枯竭，新入潮流还未被调整的时期中应有的现象。不过中国既已踏进国际关系日趋严密的世界，决不再是‘天朝’、‘上国’；那么在日处忧患、饱受刺激之时，事事必取新的出路，文学当然也不是例外”
。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建设取得的成就：白话文学的兴起、西洋文学的推崇、文学园地的拓展、文学意识的新活动等。关于今后新文学的发展，他认为不仅要有新的鉴赏，更要有新生活的创造，要以批评的态度助其发展：
在文学的活动上，鉴赏不仅是读者之事也是创作者之事；不过前者以鉴赏为目的，后者以鉴赏为一种的手段。现代中国文学的鉴赏应分内、外两向：内向的对象是纯粹的中国旧文学；外向的对象是西洋文学。不过，最要紧的，在一般的言之，前者应先于后者。
伍蠡甫对当时的文学鉴赏活动进行层次区分实有必要：如果说一般读者是以文学鉴赏为目的，那么作者和学者的文学鉴赏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此，而应以文学创新的高度和目标，不断通过新的鉴赏以提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水平。他着重强调对“纯粹的中国旧文学”的鉴赏要先于“西洋文学”，其原因在于：
国人对于西洋的一切，好像欢迎太过，已失选择的能力了。讲句离题的话，一切所谓新式的享用都是原班不动地从西洋直运过来；即在可能的情势中，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先去做适应国情的模造，然后再享用。这种专享现成的“新文化”就像一个东方人，穿上西装，身体不能挺立，头脑还是三代以上的。在文学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家一样喜欢走浮滑的路，对于西洋文学推崇备至，毫无鉴别地吞了下去。甚至大家只认牌号，只要不是国货，便都值得一观。结果弄到洋味太浓，中国旧文学竟被一笔勾销了。这种话并非排外，更非守旧，只不过说明现代中国文学活动中的一个现状。
针对国人对待西洋事物，尤其在对待西洋文学时不加选择、理解、改造，就盲目推崇、直接搬用的做法，伍蠡甫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讽刺，显示出文艺理论批评家直面文坛弊病的胆识与气魄。处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潮“即时同步”影响下的当代中国，伍氏的这段批评话语已不仅仅“只不过说明现代中国文学活动中的一个现状”，对于当下我国学术界盲目“崇洋”的类似现象亦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其实一个民族既有长期的历史，和几千年的文学，从民族自身看去这文学就应该始终认为是个珍贵的宝库；只可为了适应潮流把它重新估价，哪有妄自菲薄、一齐弃掉的道理。并且任何民族总有几页光荣的历史，堪做文化的基石，我们认识这几页之后，牢记不忘，那么才觉得我们这民族有足自尊贵的地方。民族有了这对于过去的爱慕，才会有对于目前和将来的努力。
这些写在《西洋文学鉴赏》篇首的话语，显示出伍蠡甫在广泛译介西洋文学经典的过程中持有的坚定明晰的文化观念和文学观念。他始终将学习西洋文学作为“充实我们的经验和知识，进而认清中国的现代性”的机会，只有经过国人的主动选择甄别，“先去做适应国情的模造，然后再享用”，方能实现对“这个现代性的把捉，也能确立将来的出路”。在他的文学观念中，西洋文学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外来助力和借鉴参考，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是始终应予珍视的文化宝库和文学遗产，也是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根基。
《西洋文学鉴赏》出版之际，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两个月，国难当头，伍蠡甫却表现出学者的理智和勇者的镇定。他在该书的“总论”中写道：“执笔之时，国难正殷，我们要借‘多难兴邦’‘国有强邻，国之福也’‘国无敌国外患者恒亡’这一类的话鼓励我们长期的努力。在文学上，我们也应该相信一堆爱国口号的文学只能唤起感情的反应，不能唤起理性的认识而持续之。……还须用内外兼修的鉴赏渐渐养成坚忍淳厚的人格！”
在此，伍蠡甫再次强调了自己关于文学鉴赏的“内外兼修”策略：充分汲取“诗经、诸子、唐诗、宋词、元曲”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达到“内在”修养的涵泳。同时，鉴于我国“和现代还隔开好远，我们还得走外向的路”。所谓“外向之路”，就是要用“比较的眼光去看西洋文学，自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而这发现、认识因为是在内向工作相当完成之后才得到的，所以是有重心的，有意义的”
。可以看出，伍蠡甫所推崇的文学鉴赏，已经不同于传统文人面对旧文学时所采取的自娱自赏式的趣味鉴赏，而是以培养“坚忍淳厚的人格”为旨归的现代国民素养鉴赏。这种“内外兼修”的文学鉴赏策略，以扎实深厚的本国文化传统为根基，通过广泛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发掘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又以“比较的眼光”发现和认识其他可资借鉴的养分，从而为建设新文学、发展新文化提供精神动力、塑造国民品格。这也正是伍蠡甫与其同道学人积极创办黎明书局、传播文化经典的追求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