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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变化会导致原作发生各方面的变化。首先，因为电影与文学有各自的语言符号，电影可以借助声音、色彩、图像、文字等语言符号，文学作品（小说）通常只能运用文字符号。从小说到电影，必然会发生符号层的变化。其次，还会引发结构层的变化，即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意象等结构要素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再次，作品的功能层也会随之变化。开头、结尾、高潮的建构，主线的设置，人物的设定等种种要素所指向的最终层面其实就是功能层，也就是意义层。采用什么样的符号和结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让观众明白其中的题旨和思想。整体看来，与原著相比，电影《阿Q正传》在功能层面作了较多变动。
从小说到电影，作品的主体情感发生了巨大偏移。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阿Q正传》是“喜剧外衣，悲剧内核”。小说《阿Q正传》中存在两种情感：“怒其不争”与“哀其不幸”。前者意味着“批评和指责”，后者指向“同情”。阿Q只活了三十多岁。他一生无依无靠，无父无母，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任何亲戚与朋友，寂寞而孤独，最后冤死刑场，所以鲁迅“哀其不幸”。在电影里，“怒其不争”的题旨被弱化了，“哀其不幸”的题旨得到了强化。为了达到这种效果，电影使用了一系列手法，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电影《阿Q正传》对阿Q的形象进行了美化。小说原著中，阿Q头上长着癞疤疮，衣服上满是虱子和跳蚤，邋遢而肮脏。在电影中，阿Q是江浙一带常见的农民形象，质朴而憨厚。岑范导演专门谈及过阿Q的形象，他认为在鲁迅原著中，阿Q头上长着瘌痢、嘴里离不开“妈妈的”，既有农民式的质朴，有时却又显得十分愚蠢、无知，还颇带有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他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恨又可恶，可怜又可气的小人物。考虑到影片拍成之后可能去国外公映，为了不让那些专爱“欣赏和嘲弄丑陋的中国人”的某些洋观众得到满足，必须重视阿Q的造型。
其次，电影《阿Q正传》对阿Q的不良行为进行了理解性的阐释。这突出表现在“阿Q调戏尼姑”“阿Q偷萝卜”“阿Q向吴妈求婚”等事件上。
阿Q为什么要调戏尼姑，他难道跟某些地痞流氓一样，见到动心的女性就要去调戏吗？电影经过铺垫，告诉观众，阿Q调戏尼姑的行为，是受了委屈之后在别人的怂恿之下进行的，并非有预谋的耍流氓行为。它其实也是压力的一种转移，是阿Q受到欺压之后发泄心中不满的一种方式。稍前刚刚被假洋鬼子打了，阿Q心中很窝火。恰好碰到尼姑路过，恰好酒店中的酒客都在等着看他的热闹，他一冲动便奔了过去。其实在整个电影中，阿Q跟女性搭讪的行为并不多见。小说中也如此。而且，这个情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承上启下。因为尼姑骂他断子绝孙，才让他想到，他不能断子绝孙。为了不断子绝孙，怎么办？他需要老婆，需要结婚，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婚。这个情节很关键，电影将这个情节的前前后后都揭示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原著中阿Q回应小尼姑的反抗行为时说的话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电影将其改成了“别人摸得，我摸不得？”这虽然是个小小的改动，但体现了对佛教的尊重。由此也可见电影在改编小说时的细致与用心。
关于阿Q偷萝卜，电影也进行了宽容性的呈现。自从求婚事件发生之后，阿Q几乎完全被未庄的人孤立了：没人愿意请他去做短工，也没人跟他打交道，女人和小孩见了他就躲。所以他不但又饥又饿，而且又气又恨。
阿Q为什么要去偷萝卜？尼姑庵的尼姑对阿Q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在电影中，老尼姑没有痛骂他，也没有大声批评他，而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口吻询问他：“阿弥陀佛，阿桂，你怎么偷萝卜？”而阿Q呢，他把萝卜藏进衣服里，然后转过身对老尼姑一脸窘态地说：“我，我什么时候偷你萝卜呀？”被老尼姑指出来之后，他又狡辩说：“这是你的啊？那你叫它，看它能答应你吗？”
阿Q的言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孔乙己偷书时自我辩护的样子：“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阿Q算不得真正的小偷。他的偷窃行为很笨拙，他的内心有愧疚感，这就是一种宽容性的呈现。在电影中，小尼姑和老尼姑也没有跟阿Q大吵大闹，更没有因阿Q偷萝卜而对他进行道德上的批判。
人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世界上坏人比好人多？为什么有时候又觉得世界上好人比坏人多？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好人，每个人也都有可能成为坏人。当一个人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时，他就是好人。当一个人把不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的时候，他就成了坏人。因此，人们要努力抑制自己不好的想法与行为，要努力把自己好的思想和行为展现出来。阿Q为了活命而去偷一点萝卜，他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值得宽恕呢？又该如何评判呢？值得深思。
不妨将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阿飞正传》
与《阿Q正传》进行简单对比。《阿飞正传》中不少演员后来都成了著名影星，如刘德华、张国荣、刘嘉玲、梁朝伟，等等。这个电影也讲到了衣与食的问题。《阿飞正传》中有一系列阿飞与养母互相伤害的情节。按照阿飞的说法，养母不应该将身世真相告诉他，不应该让他知道她不是他的生母。身世问题引发了他情感上的抵触，所以他恨她。可是，他与养母的关系很糟糕，到底是因为养母养子的身份缘故，还是因为阿飞性格不好所致呢？电影中，阿飞的女朋友曾说他是专吃软饭的人。从女友对阿飞的评价来看，“非亲生”只是他与母亲失和的一个借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母子无法共处呢？很值得探讨。电影及小说原著《阿Q正传》中都没有涉及阿Q的父母，阿Q以“孤儿”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对阿Q而言，未庄的大户人家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他以劳动换取报酬和食物。对比阿飞与阿Q，比较明显，仅从获得衣食的角度评判，阿Q的形象比阿飞更为高大，也更值得同情。阿Q与阿飞是两种不同的典型人物。
再回到《阿Q正传》。“向吴妈求爱”也是影片的重点情节。电影画面展示，阿Q向吴妈求爱并非一时的冲动。在当时，吴妈的种种言行有误导性，她让阿Q误会她对他有情意，才导致阿Q向她下跪求爱。而这段情节在小说里面仅是粗线条的勾勒。
电影以具体的画面向观众展示了阿Q求爱事件的来龙去脉。彼时赵老爷要娶小老婆，这个事情恰好被吴妈看到了，吴妈就把此事告诉了阿Q。当时，阿Q正好被赵老爷请来舂米。请他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吴妈。就电影画面而言，当时吴妈的神态与话语，以及她与阿Q之间的互动表明他们两人两情相悦，互相认可。但当阿Q向吴妈表白，说出“吴妈，我和你睡觉”的时候，吴妈立即惊呆了。这个“两情相悦”的场景在小说里面并没有，是电影的增补和渲染。吴妈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巨大的惊吓呢？后文将特别论及。阿飞（《阿飞正传》）、阿甘（《阿甘正传》）与阿Q三人的爱情故事隔空形成了鲜明对比。
电影还展示了阿Q得势饶人的故事，充分展现了阿Q善良的一面。在阿Q的春梦里，阿Q幻想自己革命成功了。未庄所有的人，如赵太爷、假洋鬼子、白举人等都来向他低头。他最初认为这些人是坏蛋，这些恶势力都要杀头。但阿Q很快就把杀人之心收起来了，都改成了打板子、打屁股，并强调要“脱了裤子打”。由此可见，阿Q没有伤害他人之心，他本性善良。诸如此类的情节和细节，很多都在小说原著中找不到，是电影所新增。那么，为什么电影要对阿Q的不良行为辩护呢？其根源就是：导演岑范想侧重表现“哀其不幸”的主题，希望观众能够同情阿Q。在岑范看来，改编成电影，对于原著中那些“滑稽和笑料”，既不能照搬无误，更不能任意夸大。要从阿Q的思想上和行动上表现他的可笑而又可悲、可气而又可怜，更多地赋予这个人物以同情。
或许，社会民众在观看了电影《阿Q正传》之后，会对身边的“阿Q们”多一些宽容和帮助，少一些生硬的指责和无情的排斥。
电影对阿Q关于革命的错误认识进行了重点表现。阿Q认为参加革命就是造反。他为了能够维持生活，所以想要投向革命党。他还认为革命党造反被杀也是应该的，甚至还认为杀革命党好看。电影《阿Q正传》整合了鲁迅小说《药》的部分情节。夏瑜是《药》中人物，他原本不在小说《阿Q正传》里出现。阿Q和其他民众在讨论夏四奶奶儿子被杀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思想上的震动，而是表现出看热闹的围观心态。这正是辛亥革命宣传不广、影响不深的具体体现。阿Q进行革命的具体行为也非常荒诞。他认为所谓的革命就是把辫子剪掉。他没有剪掉辫子，而是将它盘了起来，他自认为这样就表明自己投向了革命，也可以自称是革命党了。阿Q认为去尼姑庵把神秘的宗教器物砸掉就是革命，便孤身一人前去砸神像。这些荒诞可笑的画面配合阿Q严肃认真的神态呈现在观众面前，反讽效果十分明显，令人印象深刻。
阿Q设想革命成功之后怎么办？小说给阿Q安排了一段自我想象，仅四百多字，叙述极为简省。大意包括：第一，有房子了。第二，有钱了。第三，有女人了。
电影则将此改成了阿Q的一个梦，并进行特别渲染和强化，时长有八分多钟。这个特别的改编引起了较大争议。
按照编剧陈白尘的设想，阿Q的春梦，为原著所有，电影加重渲染，是有意为之。因为阿Q的一生，除了极其短暂的“中兴”之外，从来不曾得意过。所以他让阿Q在梦中，不仅精神上取得胜利，而且在实质上也获得全部的胜利，这也是精神胜利法的变形。在戏剧结构上，把这场戏搞得热闹些，也可以让青年观众对《阿Q正传》增加点兴趣。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家强调内圣外王，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主张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提升各方面的修养；而且强调要将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理想。对阿Q而言，他完全没有这种心思和理想，他似乎是游离于儒家文化之外的一个人。
由阿Q的个案看来，若要使民众的思想认识跟上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的潮流，先行者们除了发动武装革命斗争之外，还需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很多工作。
1981版电影《阿Q正传》在改编中还特别加强了对害人礼教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体现在影片中的大量细节上。电影对穷人被剥夺姓氏权（族权）进行了形象的表现和深刻的反思。为什么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因为阿Q太穷了，赵太爷认为他的存在有辱赵氏宗族，所以直接取消了他的族籍。
电影还深刻地揭露了不合理的旧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为什么吴妈要上吊？为什么吴妈会成为阿Q娶妻的理想选择？在当代人看来，吴妈的上吊是不可理喻的疯狂之举。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吴妈的上吊寻死却又合情合理。因为引发吴妈上吊的深层原因是封建礼教、是封建贞洁观。在封建礼教体系中，寡妇必须守节，寡妇再嫁就是失贞，她的人品就一定很成问题。《祝福》中的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男人，所以人们就认定她死后将会在阴曹地府被两个男人分尸，她因此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传统礼教中，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讲究三从四德。男性可以纳妾，女性不可再嫁。所以当阿Q向她求婚时，吴妈下意识就作出了要上吊的举动。尽管吴妈也可能喜欢阿Q，但当求爱的情景当真发生时，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能不能接受他的表白，而是“脸面”。这也是旧礼教束缚女性的表现，它对女性形成了无处不在的心理和思想压迫。
女性被物化也是电影所重点触及的问题。吴妈为什么会成为阿Q理想的选择呢？在阿Q看来，吴妈体大腰圆，会劳动，很能干，是她重要的优点。其他的小姐和姑娘过于苗条和瘦弱，完全不适合干活。所以阿Q优先选择吴妈。但阿Q认为吴妈也有一个不足。这个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呢？阿Q在梦境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吴妈其他各方面都非常好，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脚大了一点。为什么阿Q嫌弃吴妈脚大呢？因为大脚和小脚是人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钱人家的小姐，可以按照社会主流的审美要求进行裹脚，所以能够拥有“高贵”的“小脚”。普通人家、下层人家的女孩子因为要劳动，没办法裹脚，所以是“大脚”。因此，在阿Q生活的时代，“大脚”意味着出身卑贱。基于这种观念，吴妈的大脚就成为了阿Q心中的痛。阿Q虽然没有读过书，但这种观念同样对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礼教不仅存在于书本之中，也存在于口头语言之中，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电影通过选角和表演，借助于情节和细节把这些深层的思想文化内涵很好地表现了出来。
不妨将此礼教话题稍作拓展，对照观看杜国威导演的电影《Miss杜十娘》
。这个电影以充满现代意识的表演对传统女性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示和戏拟。该电影的女主角杜十娘与《阿Q正传》中的吴妈很有可比性。杜十娘和李甲的故事流传甚广，故事的核心是“痴情女子负心汉”。关于杜十娘，比较有名的文字版是《警世通言》里面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电影《花魁杜十娘》虽然没有注明原著信息，但从人物及情节设置来看，其故事当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有关。
杜十娘终于得以赎身从良跟李甲回家，眼看就要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了，可是李甲却在两人回家的半途临时起意想要抛弃杜十娘。这是什么原因呢？李甲对杜十娘的始乱终弃其实跟阶层和出身有关。杜十娘出身下层，而且做过妓女，门第差别太大导致李甲的家人不能够接纳她。李甲对杜十娘的激情消退之后，既担心“夫妇之欢难保”，又担心“父子之伦断绝”，所以决定抛弃杜十娘以遵守所谓的礼教。值得指出的是，电影《Miss杜十娘》对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题旨进行了更改。小说中李甲面临着对礼教、祖产和真爱的抉择，电影则淡化了这种两难境地，突出表现了杜十娘对真爱的向往以及李甲的贪财与薄情。影片最后，杜十娘发现李甲并不是爱她，而是爱她的钱，所以她把装满金银财宝的“百宝箱”沉到了江中。关于杜十娘跟吴妈，可以发现两人的结局、身份、地位、思想境界到底有很大不同。其成因值得深思。
电影《阿Q正传》对封建忠孝观也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剖析，对束缚人的封建“孝”思想进行了批判。阿Q之所以急着去结婚，要去找吴妈，向吴妈表白，是因为小尼姑骂了他“断子绝孙”。为什么“断子绝孙”就弄得他那么着急，要赶紧求爱和表白呢？背后的推手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自《孟子·娄离上》。有学者解释为：“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为什么阿Q很在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礼教呢？为什么阿Q在乎自己是不是孝顺祖先呢？在乎自己是不是不肖子孙呢？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忠孝观。无论是读书人还是目不识丁的下层人，都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阿Q显然不是读书人，但个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不一定源自书本教育。集体性的思想和观念会体现在人的口头语言中，表现在人的日常行为当中，并作用于人的社会集体活动中，最后通过各种渠道深植于人的脑海中。所以，尚未娶亲的阿Q备感压力。他担心周围的人嘲笑他，所以赶紧去找吴妈表白。因为吴妈是孤孀，加上平时他们有较多交往，所以阿Q自认为他们是合适的一对。但阿Q没想到吴妈也深受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从电影中可以看到，吴妈可能有恋爱的心理需求，但是她不能够说出来。当阿Q对她讲“我和你睡觉”时，她顿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随即，她赶紧去找未庄的有“礼”人士——赵太爷哭诉，要赵太爷为她做主，给她出气，将她解救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不愁吃穿，也没有任何工作或生存压力，但他们每天却过得很压抑、过得很不快乐。这也是心理的问题。他们没办法从心理、思想的重压之下解脱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指出，小说《阿Q正传》中所呈现出来的封建礼教体系其实存在矛盾性。以阿Q的个人遭遇为例，阿Q曾经在未庄很受欢迎。为什么受欢迎？因为他勤快，酬金要求也不高。他努力做事，人家给他一点钱，他就很满足了。双方各取所需，其乐融融。但求婚事件之后，他就成了多余人，被抛出了正常的社会轨道。女人看见他就躲，小女孩看见他也要躲，甚至年纪很大的老太婆看见他，也要立即躲开。这是什么原因？恋爱需求原本人之常情，原本光明正大。为什么阿Q这点正常的需要居然成了他的大罪呢？即便是阿Q行事有点鲁莽——他在未结婚之前就想要跟吴妈“困觉”，这似乎可视为他的“污点”。但这个“污点”到底能够有多大呢？他不过仅仅下了跪，说了一句表白的话，并没有将“困觉”之事强行付诸行动，他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礼”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是完完全全地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吗？即便是这样，人非圣贤，又孰能无过？谁能够做到完全不说错话、完全不做错事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封建礼教思想体系中缺乏宽恕与救赎的观念？缺乏自我救赎以及他人救赎的意识呢？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那么，到底谁能得到宽恕？难道宽恕的对象也是分阶层的吗？是有选择性的吗？宽恕不是普遍存在的吗？阿Q因从城里带了东西回来，他便被人另眼相看了，成为未庄人的宠爱，由此成就了他人生中的一段“中兴史”。很多人都去找他，甚至赵太爷也把他请到家里来。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因为他有好的东西可以低价卖给别人。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所决定，也不是由人的品行所决定的，而是由利益所决定。“有利则好，不利则离”。等到阿Q卖光了从城里带来的东西，未庄人又不理他了，阿Q又遭到冷落了。阿Q为了改变自己的这种被孤立的处境，他才想到革命。所以阿Q的这番遭遇中隐含着一个问题：“利”与“义”的分野在哪？到底哪个是利？哪个是义？这在未庄彼时的伦理道德体系里面，似乎很难具体表达清楚。电影《阿Q正传》通过画面和对白，把这些悖论很好地展现了出来。
在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化过程中，电影弱化了其中的精神胜利法，并赋予了更多含义。在小说中很多地方都提到“阿Q这个人活该”，因为他热衷于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不思进取、碌碌无为。但是，电影让观众看到，其实“精神胜利法”也有好的一面。阿Q作为一个弱势者，他永远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胜利。有精神胜利法之后，他就永远不会被打倒。即使是肉体被打倒，他在思想上也能保持一种不败的局面，从而保持乐观的情绪。电影重点表现了阿Q与王胡打架和阿Q赌博两个事件。阿Q自以为很强大，故意找王胡的麻烦，结果反而被更加强壮和高大的王胡欺负，导致自己既撞头，还被逼着说是“儿子打老子”。阿Q虽然穷，但也好赌。但即使是赌赢了，他最后还是会输钱。阿Q那天晚上手气特别好，他赢了钱。而且到后边越赢越多，这个时候“意外”就发生了。别人叫他去赌博，不过是想骗他的钱而已。既然手气上没办法赢他，于是就用暴力。赌桌于是被掀翻，场面一下子变得混乱了，阿Q所赢的钱全部被抢走，他还被人暴打了一顿。虽然赔了夫人又折兵，但对阿Q而言，他又能做点什么来进行反抗呢？他事实上什么都做不了。没办法，阿Q回到家里之后，只好不去想被人暴打的事情，也不去想钱全部被强行抢光的事情。他只能宽慰自己总算被儿子打了、抢了，然后睡去，以便继续生活。
当然，电影《阿Q正传》也特别提醒了观众：精神胜利法容易让人思想麻醉，容易让人丧失进取之心。所以，阿Q一辈子都没有实现过什么目标，他得过且过。一直到死，阿Q都没搞清楚自己想实现什么愿望，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阿Q没结婚，当然也就没有子女。他也没有事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无业游民。当他去做替死鬼的时候，他还纠结于圈圈画得圆不圆。被押赴刑场去游街时，阿Q还在幻想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他觉得这样就是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不好。作为普通的民众，作为社会的基石，如果人人都像阿Q一样，那整个社会怎么进步？又怎么能够得到发展呢？生活又如何能够变得更加美好呢？
一部伟大的作品必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对《阿Q正传》而言，“精神胜利法”就是它的精神内核。这个内核到底有何特异之处呢？不妨将它与电影名作《阿甘正传》以及《阿飞正传》作一简要对比。
《阿甘正传》中的阿甘虽然是一个弱智儿童，却拥有了辉煌的人生。他的爱情虽然不算太美满，但他得偿所愿，跟他从小就喜欢的女孩子结婚了，还喜得贵子。他当兵回来之后，还十分荣耀地受到了总统的接见。他因为乒乓球打得好，幸运地成为中美建交的友好使者。阿甘的成功有奇遇的因素，但就本质而言，他的一系列成功跟他积极的生活态度相关，跟他永不服输的精神密切相关。人类社会中很多人都有这种精神，因它在阿甘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人们甚至愿意接受将其命名为“阿甘精神”。
编剧陈白尘在接受访谈时指出阿Q应该令人同情。
小说原著中有“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两种情绪。而且，在鲁迅笔下，“怒”的成份更多。他恨铁不成钢，恨他不求上进。电影中，人们透过画面和声音，对阿Q会产生很强烈的同情之心，而愤怒之情相对较淡。换言之，从小说到电影，其主旨已发生了偏移，但给人带来的思考却并没有减少。看到电影，观众会觉得心酸、好笑。同时，也会意识到做人不能像阿Q这样。阿Q是一个坏榜样，一个不好的模板。从阿Q身上，人们可以非常深刻地体会到精神胜利法的巨大弊病。
不妨再对比一下《阿Q正传》中的“精神胜利法”与《阿飞正传》中的“无脚鸟精神”。“无脚鸟”作为一个核心意象，贯穿于《阿飞正传》始终。“无脚鸟”的目标在哪里？死就是它的归宿吗？如果死就是它的归宿，那它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电影中的阿飞其实就像无脚鸟。电影想揭示什么呢？年轻人不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吗？不应该积极向上吗？如果像无脚鸟这样漫无边际地飞，任何目标都没有，那他的一辈子肯定就玩完了。“精神胜利法”的终极目标在哪里？人活着就是人生的意义吗？人的一辈子有长有短，有没有精神胜利法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用好了精神胜利法与没有使用精神胜利法有什么区别呢？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有定论。“无脚鸟精神”也可以视为电影《阿飞正传》的精神内核，因为这种精神在电影的主角阿飞身上表现得十分典型，人们也不妨将其命名为“阿飞精神”。《阿飞正传》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无脚鸟精神”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个命题值得深思。有人说，每个人的归宿都是死亡，所以凡事无所谓好与坏。是的，人来自于尘土，归于尘土，但是每个人的生命过程是不一样的。对于每个人而言，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他的自我体会与别人对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留给社会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或许可以说，“无脚鸟精神”与“精神胜利法”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呈现出一种漫游状态。二者最大的相异之处在于，“无脚鸟精神”过于不满足现状，“精神胜利法”过于满足现状。凡事过犹不及，对“无脚鸟精神”和“精神胜利法”均适用。
从上述三种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来看，阿甘精神最为入世，最具有积极意义。阿Q精神和阿飞精神则有避世之嫌，具有一定的消极性。人类社会具有多元性，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具有多元性。《阿Q正传》《阿甘正传》和《阿飞正传》等诸如此类名作，如同一面面镜子，让人们得以更清楚地认识自我，得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内心世界。很显然，相对于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对“精神胜利法”的大力批判，在国家繁荣发展的氛围中诞生的电影《阿Q正传》对待“精神胜利法”的态度要温和、宽容很多。
从小说到电影，观众可以看到电影《阿Q正传》把倡导真善美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老尼姑、土谷祠老头这两个人在原著中出场不多，电影把他们强化了，给他们增加了一些亮色。当然，如此立论，也并不是说小说所塑造的这些人没什么意义。《阿Q正传》面世之后，大家之所以不断地阅读与分析它，不断地从中获得灵感，是因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丰富的文化与现实内涵。电影增加了土谷祠老头多次挺身而出保护阿Q的情节。如阿Q入狱之时，老头还送给他棉被。如阿Q赌博被骗的时候，老头安慰他。尼姑也宽容了阿Q偷萝卜的行为。总体而言，鲁迅小说中充满不宽恕的精神，这个不宽恕是很明显的，一个都不宽恕！这与鲁迅的思想有关，因为当时不需要宽恕，需要的是革命的激情，是呐喊，是唤醒在铁屋子中沉睡的人的声音。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如果还强调一个都不宽恕，则会与时代氛围和时代精神产生隔膜，所以电影给它增加了一些温情。不妨再对比一下土谷祠老头与《搭错车》中的主人公（后文有分析）。阿Q住在土谷祠，老头是未庄里唯一不曾鄙视或伤害过阿Q的人。为什么要把老头写得好一点？陈白尘编剧后来就讲，他其实是想模仿《药》里瑜儿坟上添上花环的手法，因此让老头送给了阿Q“棉环”。因为那个时候（80年代）也是不主张消极的。
电影《阿Q正传》对小说原著中提出来的“下层人的出路”问题有更多的展现与思考。在未庄这个社会里，阶层是相对固化的，下层难以往上流动。如果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整个社会就很难发展，就会僵化。未庄有两大派，即本土派与海归派。不管是“土绅”还是从外国回来的“洋绅”，他们都牢牢占据着未庄社会的上层位置。阿Q、小D、王胡等下层人要改变他们的阶层处境非常困难。当阿Q宣告说要革命的时候，上层人早就行动了，而且还不允许阿Q革命。电影生动地展示了阿Q想要参加革命遭到拒绝的过程。阿Q本想借助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来打破阶层壁垒，来去掉自己属于被压迫阶级的标签。但他的幻想很快破灭了，因为假洋鬼子要他滚远一点，不允许他参加革命。事实上，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不管是作为主动的革命者还是被动的革命者，像阿Q这类人，如果没有更好的革命主体力量出现，通常很难改变其现有的阶层与地位。
阿Q是受害者，但同时也是害人者，这类人在不同阶层都存在。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讲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像王胡这样的人，在未庄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很高，但他可以欺负阿Q。地保也是一个地位不高的人，中层吧，他打着要保护阿Q、土谷祠老头这一类下层人的旗号，背地里边做的却是敲诈勒索的勾当。
阿Q处于社会最底层，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欺负。阿Q在未庄求婚失败之后，被未庄人集体排斥。入狱之后，阿Q被狱霸欺负，这是电影增加的。监狱里的人都是罪犯。但在这个监狱里，有些人并不是因为真正犯了罪而被投监的，像阿Q。还有一些人，因为反抗地主而被投监，他们也是被欺负的对象。增设人物不是从1981版电影《阿Q正传》才开始的，在以前的戏剧改编过程中就有很多尝试。监狱中人物的增加在电影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表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已无“阿Q”们的容身之处。即便阿Q地位卑微，但阿Q也并非善人。阿Q受了假洋鬼子的欺负，便想着要拿小尼姑出气。尽管阿Q饿得有气无力，他却还想着去欺负同一阶层的小D。阿Q之所以要欺负小D，是因为他觉得小D抢了他的工作，导致所有人都不请他去做短工，尽管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
再对照看看阿甘。《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塑造的阿甘形象非常成功。阿甘缘何会成功？电影用了一个意象：奔跑。他不断地奔跑，在奔跑的过程当中，阿甘成了老板，有很多人请他去做广告去宣传，他由此上了电视，成了大的新闻人物。
阿甘的奔跑精神，其实是一种追求，一种执着，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力量。阿Q的精神胜利法总体来说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它会让人停止、静止，甚至往后走。在《阿甘正传》小说原著里，阿甘也有阴暗面，但电影展现出来的全是阳光与积极的内容。从小说到电影的过程当中，电影必然会做出变化、改动。因为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它要把人往上引，要带给人积极的力量、正能量。所以人们要多看有积极意义的电影，这对人们的生活、对人们保持健康的精神生活很有帮助。同样，《阿Q正传》从小说到电影也有这种美化，但因为小说原著的基调所限，“精神胜利法”就体现为一种相对消极的力量。即使你要把它往积极的方向去带，也要受到一定限制。那么，像阿Q这样以精神胜利法为思想基础的人，他怎样才能成功？像电影《阿甘正传》里边阿甘这样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能够做到吗？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不妨再将《阿Q正传》与电影《如果·爱》
进行对看，可以发现人的精神面貌与人的生存发展之路紧密相关。《阿Q正传》是单主角电影，《如果·爱》是多主角电影，其中涉及三个人：林见东、孙纳、聂文。孙纳曾经是林见东的女朋友，而孙纳后来在聂文（导演）的帮助之下，成为当红影星。与此同时，聂文也深深地爱上了她。与《阿Q正传》中的“无爱”相比，这里边涉及一个三角恋。导演聂文也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所以他也在不断寻找突破口。林见东十年之后与孙纳再聚首，他很想报复当年她的不辞而别。他到底能不能实现他的报复意愿呢？孙纳最后的发展又怎么样呢？电影重点展现了“三人聚首发布会”“林见东与孙纳大学时代互相鼓励”“孙纳为演戏背叛感情，抛弃林见东”“林见东反复重游故地”等情节。林见东回想起大学时代与孙纳同住的一段时光，他希望孙纳也会过来。但是他每年都没有见到孙纳，一年又一年，到后来，他对孙纳就完全没有爱意了，爱变成了很深很深的恨。十年之后，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林见东成了香港著名演员，受邀来与孙纳合作拍戏。电影《如果·爱》特意安排了戏中戏的情节，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理想、信念与爱，也展现了都市青年的恋爱史与奋斗史。
不可否认，《如果·爱》是经典之作，《阿甘正传》也是经典影片，但是它们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能够赶得上《阿Q正传》吗？很显然，赶不上。因为传播有限。小说《阿Q正传》自20世纪20年代面世以来就不断被传播，它不仅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气。这些电影，如果没有人不断地把它们拿出来看，那它们很可能就很快淹没在成千上万的影片中去了。而《阿Q正传》现在还经常被选入中学教材与大学教材中，不断被提及。这也是文学名著与电影名著为什么要互相转换的重要原因。事实就是这样，同样是读者喜欢的好作品，但有些作品能够流传更久远，有些作品则在一段时间之后走向了沉寂。
电影《如果·爱》中的班主（聂文）与小雨（孙纳）的最后一场戏是全片的高潮。不仅如此，它也是电影中的戏中戏的高潮，还是聂文跟孙纳情感交流的高潮。这个戏之后，三个人都释怀了。林见东从香港过来，想跟孙纳做一次情感的了结。然而，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林见东跟孙纳旧情复燃。聂文也喜欢孙纳，不想孙纳离开自己，所以他在这个戏里边，向孙纳表白了自己的心声与感情。林见东见了这一幕之后，决定选择离开。最后，三个人都和解了，留下了的是非常经典的作品。这就是现代人对人生和爱情的看法。
阿Q其实并不是鲁迅时代的特殊产物，他在当代社会之中依然存在。阿甘、林见东、孙纳和阿Q一样，都曾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是，阿Q找不到生活的出路，而阿甘、林见东和孙纳都能够凭自己的努力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显然，电影《阿Q正传》借助对鲁迅同名小说的改编，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使人警醒的典型形象。
不妨再将《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与阿Q进行对比。电影《阿甘正传》在改编小说原著的过程中，将阿甘身上的负面要素全部都屏蔽掉了。电影赞扬了没有放弃阿甘的妈妈，对阿甘的爸爸也没有明显地进行谴责，对于阿甘爸爸的离开，电影只是借阿甘妈妈之口说爸爸度假去了。虽然阿甘的智商只有75，但是在他妈妈和他自己的努力下，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阿甘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士，成为了一名很棒的乒乓球运动员。退役后，他又成了一个老板，并如愿结婚生子。阿甘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拥有了完整和完美的人生。极具励志性的电影《阿甘正传》也由此成为风靡全球的正能量电影。
无论是《阿甘正传》彰显人的优点，还是《阿Q正传》挖掘人的“劣根”，它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可见，模式本身无优劣之分。电影品质的好与坏，取决于电影本身。这两部电影都可以引发观众思考以下问题：人生的模式是怎样产生的？人生的模式是与生俱来的吗？人的出生背景可以决定人的人生之路吗？人生的模式是由父母定义的吗？父母希望子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子女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吗？父母把子女送到特殊教育机构去，其子女就会成为一个特殊的人吗？人生之路是自己建构吗？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人们思考。《阿甘正传》和《阿Q正传》的背后其实都蕴含着一种国民精神。与阿甘相比，鲁迅名篇《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一个更正常的人，但是阿Q的人生却是失败的人生。这种现象值得警醒。平心而论，“精神胜利法”不是中国国民精神的全部。“精神胜利”法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外国人身上也有。“阿甘精神”也不是美国人所独有，它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也存在。多一点“阿甘精神”，少一点“阿Q精神”，人类社会才会更好地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