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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善本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界高度关注的文化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真实记录的珍贵留存和历史实践思考探索的智慧结晶，也是人类共有共享的巨大精神财富和深广厚重的文化资源。古籍善本不仅从一个角度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时代水平，而且反映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深刻认识、深入发掘和充分运用古籍善本的人文内涵、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是21世纪国家文化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需要，也是时代赋予学界的重大责任。
古籍善本作为版本学的专用概念，伴随书籍制度的发展而诞生，其自身的内涵与标准，也伴随时代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而提升。清代国学大家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即着眼于版本学层面的审视和定性。其实，古籍善本的内涵与标准远不止如此，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深刻的人文思想观念，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说，“善本”既包含内容、刻印、版式、材质、装帧等各种外在表现形式构成的“器象”，又包含时代认定界限、内容保存状况、校勘水平高下等内在稳定元素形成的基本要求，尤其包含潜在的民族群体之治学态度与文化精神。
检索文献可知，“善本”概念的使用始于宋代。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的《石林燕语》记载当时收藏书籍之风盛行于世时，称“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叔祖朱弁撰写《曲洧旧闻》，其中也有“穆伯长好学古文，始得韩（愈）、柳（宗元）善本”之文字。叶氏、朱氏所称“善本”，立足于书籍的整体感觉而着眼于历史久、校勘精、内容多、形制美等多个方面，这个方面也成为后来判断善本的重要元素与基本标准。
“善本”概念的形成出现与认知使用发生在宋代，与当时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书籍制度的创新发达密切相关。中华文化历经数千载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以文治国，教育空前普及，文化繁荣发达，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彻底颠覆了以往书籍的简牍制度和卷轴制度，册页制得到飞速发展并很快进入鼎盛时期，刻书、印书、藏书、鉴书蔚成风气。由此，宋人成为创造发明和最早使用“善本”概念者乃属情理中事。
宋代之后，中华文化的发展经过元代、明代而至清代，人文学术研究渐入佳境，学人尤其注重书籍版本的选择与认定，而善本的内涵与标准日趋“实”与“细”。晚清藏书家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提出“旧刻、精本、旧抄、旧校”四标准，而清末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提出“足、精、旧”三原则，即“无阙卷、未删削”的“足本”、“精校精注”的“精本”、“旧刻旧抄”的“旧本”。其于形制、校注之外，特别强调了时代的以往性——“旧”。
当代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丰富实践和迅速发展，使学人对“善本”的内涵与标准不仅有了突破性的新认识，而且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有了极大提高。20世纪70年代末，学界开始编纂《中国善本书总目》，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不仅提出了“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善本“三性”原则，而且列出了“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等九条便于识别和易于操作的鉴定标准，从而形成学界高度认可与普遍通行的“三性”“九条”说。
进入21世纪，伴随文化强国战略和国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古籍善本的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和定型化，古籍善本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运用，也纳入了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的规划，国家制定并出台多项政策和实施意见，呈现鼓舞人心的新局面。
深刻认识古籍“善本”的文献价值、文化精神和思想意义，必须从深刻认识其概念的文化内涵入手。
古籍“善本”的文化内涵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善本”限于版本学基础领域，着眼于书籍自身的外在呈现形式、表现特点和内在要求，强调技术层面可感知、可量化、可鉴定的客观性表征，上面谈到的丁丙“四标准”、张之洞“三原则”，乃至当代的“三性”“九条”说，都属于这种类型。
广义的“善本”既包含狭义“善本”的判断标准，又深入“善本”形成和传播过程乃至背后涉及的诸多文化元素与“人”的因素，比如创造过程、创造主体、接受群体、社会影响、文化精神、民族特色、人文内涵、思想价值等方面的情况，由此进入人文精神的更高层面去考察和审视。
古籍善本，实际上“善”是“灵魂”、“本”为“道体”、“古”乃时限。善本的承载介质是书“本”，而核心在于“善”。“善”既是定性又是标准，既有量化的元素，又有“明德”的成分，所谓造福他人，不辞劳苦，自觉奉献，甘之如饴。这不仅仅是对一部书内容形式和水平质量的总体认定与评价，而且是对中华文化“以人为本”“尊道贵德”“天人合一”之整体思维模式和重大文化原则的基本遵循。“善”与“不善”，乃比较而言。就狭义而言，“善本”就是相对完整丰满、具有一定创新和领先元素的版本，富有建设性和美学性的正能量。就广义而言，“善本”又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多种潜在文化精神和思想价值，其传播的不仅仅是书本的知识系统，更体现着民族的创造能力、品德素养和文化精神。
仅以《说文解字》为例。这部由东汉古文经学家和文字学家许慎积数十年之力精心结撰的著作，系统描述汉字发展、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融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于一体，成为中国汉语言文字史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影响巨大、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汉字学经典，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理解、传承弘扬和世界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面世之初，就引起很大反响，而唐宋明清时期有新版，故多有善本。其中北宋初期徐铉奉诏校定的《说文解字》“大徐本”，影响尤其深广。徐氏《重修〈说文解字〉序》称：
臣徐铉等，奉诏校定许慎《说文解字》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万六百余字，圣人之旨盖云备矣。……唐末丧乱，经籍道息。皇宋膺运，二圣继明。人文国典，粲然光被。兴崇学校，登进群才。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固当率由古法。乃诏取许慎《说文解字》，精加详校，垂宪百代。……盖篆书湮替，为日已久，凡传写《说文解字》者非其人，故错乱、遗脱不可尽究。今以集书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倍加详考。有许氏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解字》不载者，承诏皆附益之……其间《说文解字》具有正体而时俗讹变者，则具于注中。其有义理乖舛、违戾六书者，并序列于后，俾夫学者无或致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又许慎注解，词简义奥，不可周知，阳冰之后，诸儒笺述有可取者，亦从附益。犹有未尽，则臣等粗为训释，以成一家之书。
此《序》以“重修《说文解字》”必须说明的核心内容为重点，次第展开。首先写校定情况、文化背景与“垂宪百代”的重大意义。其次写校勘的版本依据与“倍加详考”的严肃态度。最后重点叙述校定体例与增加的具体内容。诸如“详考”“错乱”“补录”“漏落”“附益”“《说文解字》不载者”与“诸儒笺述可取者”，遵循“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原则，等等。这样，既突出重点又言简意赅，十分清楚地展示了新本优于前代的“善”处、新处和优处。
由《重修〈说文解字〉序》可知，宋代“大徐本”同汉代许慎新创本、唐代李阳冰刊定本以及其他前代传写本相比，不仅在保存内容的“量”与“质”上远超前人，而且在校勘的“精”与“细”、方法的科学与取舍的严谨上也都略胜一筹，充分体现出既合理保存与继承前人成果，又勇于创新、善于出新的文化精神。由此，“大徐本”成为超越前代、领先未来的“善本”，沾溉学子、衣被后人、历代称扬乃势所必然。
与《重修〈说文解字〉》颇为相似的是，汉代许慎撰写《说文解字》其实也是颇受前人启发并继承借鉴了以往的相关成果。这在其《说文解字序》与《后叙》中有着清晰表达。《说文解字序》从远古“庖牺氏之王天下”写起，历述汉字创造发明的历史渊源与衍化流变、编撰的时代背景和文献依据，以及“修旧文而不穿凿”的原则。结尾部分指出文字乃有“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重大文化意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表达“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的严谨可信，表达“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的良好愿望。最后以“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部首分类创制体例以及书中收纳文字的来源依据收笔。其《后叙》则介绍具体成果、文化意义与突出特点，所谓“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同时也表达了弘扬光大先祖重视文字、文化遗风和德泽后世的执着精神，所谓“圣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迩被泽，渥衍沛滂。广业甄微，学士知方。探啧索隐，阙谊可传”。
值得注意的是，许氏《说文解字序》特别提到了两件事：一是周宣王时期“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二是汉平帝时期扬雄“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由此可知，许氏之前，至少有过两次撰写汉字字书的大行动。但第一次“大篆十五篇”未能传播，孔子与左氏仍以古文书写经典，许慎当然不可能见到。而扬雄《训纂篇》，据许氏描述可以推知，非亲见细读不能有此言。许氏《说文解字》十四篇并序目一篇总数亦十五篇，而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超出《训纂篇》一倍多。仅就各书结构形式看，太史、扬雄、许慎三次编撰的总体架构无大变，“大徐本”只是将每篇分为上卷与下卷，前后借鉴继承的痕迹很明显，而具体文字与内容方面的保留与沿袭更不待言。
“大徐本”有宋代雕版印刷的“宋椠本”流传于世，明代藏书家毛晋父子据以刊行了字体较大的“汲古阁本”，而清代孙星衍据宋版重刻印行收入“平津馆丛本”丁集，陈昌治又于同治十二年（1873）据孙星衍本校订印行，直到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陈昌治本，“大徐本”自宋迄今的传承脉络清晰可见。其部分善本至今流存海外。
由“大徐本”的面世与流传可知：一、古籍善本的形成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是个体、时代与社会多个方面相互配合共同努力的文化成果。二、古籍善本的创造，主要参与群体是从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甘愿奉献，充分体现着鲜明的文化自觉、斯文自任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故许慎称“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李阳冰谓“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斯翁（许慎）之后，直至小生”，而徐铉则有“成一家之书”“垂宪百代”之言。三、古籍善本的创造过程充分体现了主要参与者的文化创造能力和严谨优良的学风，体现了优秀学术文化薪火相传与“天下之公器”的内在规律性，形成了“道”在书中、书为“道”体的文化特色，故许慎有“本立而道生”之语。四、古籍善本充分体现了“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孔颖达语）推进文化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并“泽及当世”“衣被后人”的“文德”“大德”与“至德”，由此而使“德”成为“善本”的灵魂。
古籍善本“德魂”“道体”的突出特点、形成历程与世界传播，展示出其内在的强大生命活力和深厚文化魅力。正如万事万物的活力与魅力都是在运动过程中得以呈现一样，古籍善本的活力与魅力，也是在历代学人的认识使用与不断创新中，展现其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和文明发展的巨大功能，实现其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因此，古籍善本重“贵用”而忌“深藏”。
就学者而言，深刻认识、正确理解和充分运用古籍善本，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善本知识内容的领先性、治学态度的严谨性和文化积淀的丰富性，既是衣被学林、惠及人类的珍贵资源，又是助力人才成长、推进学术研究和建设当代文化的重要条件。笔者自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唐宋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有着切身体验的过程。
记得1980年仲夏，国学大师程千帆先生受邀到山东大学讲授《校雠学》课程，学校安排笔者与罗青老师专程从曲阜到济南听课，正好与程千帆先生同住山东大学招待所。受程先生嘱托，笔者每天负责全程录音，并与罗青老师一起，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稿。这是笔者第一次接触古籍善本的系统知识，并开始留意观察。四年后，当笔者考入山东大学攻读硕士课程时，文献学名家王绍曾先生负责系统讲授《版本目录校雠学》课程。这不仅让笔者对古籍善本知识有了进一步了解，而且当时结合编撰《元曲百科辞典》（业师袁士硕先生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条目，开始有目的地选择参考善本书。至1993年考入复旦大学师从王水照先生攻读博士，而《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的作者陈尚君先生为博士生开设《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目录版本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当时笔者承担《全唐文》第九册校点任务（业师王水照先生主编，香港成诚出版社1997年出版），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相结合，对古籍善本的重要意义与文化价值，有了深入认识和深刻理解。
回忆以往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中，笔者对古籍善本的感受最直接、印象最深刻、实战体验最强烈的，当属整理笺注《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这是笔者与刘乃昌教授合作完成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山东省教委资助立项支持的项目。
《晁氏琴趣外篇》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晁补之（字无咎）的词集。晁补之与黄庭坚、秦观、张耒并列为“苏门四学士”，颇受苏轼称扬。其词学东坡，王灼的《碧鸡漫志》称“韵制得七八”，《四库全书总目》卷198《晁无咎词·提要》谓“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而南宋辛弃疾亦颇受晁补之词风影响。晁补之的词虽然成就甚高且广为流传，但向无注本。所以此次整理校勘与笺注，于版本选择颇费心思，十分谨慎。当时调研考察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大、曲阜师范大学等图书馆的藏本，最后确定以较为完善的吴昌绶双照楼《影宋金元明本词》之《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为底本。同时，用明代毛晋刻汲古阁《六十名家词》本、四库全书本《晁无咎词》、丁丙八千卷楼藏《晁无咎词》、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之《晁氏琴趣外篇》、清末林大椿校辑《晁氏琴趣外篇》等对校。另外，又以清代乾隆翰林院抄本《晁无咎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以及宋代黄升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曾慥的《乐府雅词》、何士信的《草堂诗余》，明代陈耀文的《花草粹编》、清代朱彝尊的《词综》等参校。这样，反复比勘，精心校对，详加笺注，在前人传播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宋代以来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精校笺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纳入国家传统文化建设基础工程《宋词别集丛刊》印行，为读者提供了既可省去翻检之劳，又能获得重要参考的文化成果。而晁补之族弟晁叔用传世作品仅有17首，故合为一集。
在《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词》的整理笺注过程中，前贤精益求精的优良学风与文化创造的开拓精神给笺注者以很大启发。此后，古籍善本的运用，成为笔者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撑而不断有新发现、形成新成果。不论是参与承担国家“七五”重大攻关项目十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之《宋代文学史》（上、下，孙望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撰写，还是独自主持山东省重点研究项目《黄庭坚研究》，抑或是深入思考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并撰写《宋代散文研究》书稿，版本的选择与善本的利用，都成为首先考虑的重要方面，在唤醒那些休眠于图书馆“深柜”典籍的同时，亦享受学术研究的快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的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学者。伴随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古籍善本已经摆脱了“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寂寞命运，成为新世纪国家重点保护、深入开发和广泛运用的珍贵资源和文化建设的热点。我们期待，古籍善本在当代文化建设与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继续发挥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2019年6月草拟于奉贤
2020年1月28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