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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在人类灿烂辉煌的文化宝库中，是最有思想魅力的艺术奇葩。中国散文，更是人类智慧资源、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巨大宝藏，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与核心载体，思想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
众所周知，散文在中国古代，既是治国理政和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又是实践“尊道贵德”“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人文化成”诸多文化理念的重要方式。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实践智慧的艺术结晶，中国散文曾经独尊一统，持续发展数千年，而且同国家命运、民族兴衰与文人士子的理想抱负紧密相连，融为一体，集中体现着写作者“德、才、学、识、胆”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与水平。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魏文帝曹丕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而宋代文化巨擘苏轼，则认为“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宋·徐度《却扫编》）。被前贤称为“文章”的散文，其社会功能如此之大、文化地位如此之高，价值意义如此之巨，使得后代学人的散文研究，成为历代弘扬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创新建设时代新文化的重要方面。
人类进入21世纪，伴随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历史实践，中国散文研究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期。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文化强国”“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为散文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与此同时，学界对于散文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重大意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国家支持的力度与学者研究的投入更是越来越大。高新科技的发展与文化典籍数据化的运用，为开拓散文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近些年来，散文研究呈现让人欣喜的新局面与新态势：一是成长起来一批学术功底扎实的优秀中青年学者，二是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学术分量厚重的研究成果，三是研究切入角度、考察广度和思考深度都有了很大拓展而不再局限于散文本身，四是相关研讨活动和学术会议越来越活跃，五是中国特色的散文研究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创建有了新进展。
散文研究的新态势，首先得力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仅就近些年国家频频出台的文化政策看，密度和力度都是空前。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实施“文化强国”的长远发展战略。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这些内容，几乎都以散文为载体，其思想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也都离不开对散文的深入研究。《讲话》还提出了“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要求与目标，更是为散文研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供了极大的空间。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颁发的文件，对如何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做出了具体要求。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所有这些，都为散文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让学界眼亮劲足、提神提气。
散文研究的新态势，也得力于国家资金的支持。进入21世纪，散文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课题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散文研究的各类课题多达数百项，其中获得国家重大招标项目的课题也有几十项。诸如《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王水照）、《〈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钱宗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郭英德）、《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汪文顶）、《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吴承学）、《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虞万里）、《历代骈文研究文献集成》（莫道才）、《历代古文选本整理及研究》（马茂军）、《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陈戍国）、《明清骈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吕双伟）等，领衔专家既有影响深广的学界前辈，也有近年专攻散文研究且年富力强的新锐。这些获得立项资助的课题，不仅因为有了实际经费的支持，可以形成团队和规模，进行深入持续的研究，而且也因为研究者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易产生强大的思想动力，既能出成果、出思想，又能出人才、出影响。
散文研究的新态势，还得力于国家的激励机制。国家和各地政府都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奖励制度，为散文研究的深入开展注入了竞争活力。仅就2015年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来看，中国文学学科就有4项一等奖，是所有学科中最多的。这4项一等奖，除《中国诗歌通史》（赵敏俐等）外，其余3项《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吴承学）、《宋代散文研究（修订版）》（杨庆存）、《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张福贵）均属于中国散文研究成果；而中国文学学科20项二等奖中有10项与中国散文研究密切相关，如《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朱刚）、《先秦文艺思想史》（李春青等）、《文镜秘府论研究》（卢盛江）、《春秋文学系年辑证》（邵炳军等）等，占了一半。当然，这与散文内容的丰厚广博不无关系。散文研究成果获奖占比的提高，既说明学界对散文研究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又代表着学术研究的一种导向。
散文研究的新态势，更得力于学界的共同努力，相继推出大量厚重的成果。诸如《全宋文》《全元文》《全明文》之类海量的典籍搜集整理，历代大家、名家文集、全集的整理笺注如《欧阳修全集》《苏轼文集》《王安石全集》《吕祖谦全集》等，均属中华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此不言而喻。特别是最近十年来，系统化、成规模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诸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十巨册600多万字的《历代文话》（2007）、郭预衡全三册《中国散文史》（2011）、漆绪邦主编的增订本上下册《中国散文通史》（2014）等，都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杨树增近百万字的《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2017）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散文深度研究的杰作”，王兆胜《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2003）是首部研究20世纪中国散文的力作，陈剑晖《散文文体论》（2002）、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2011）、李建军《宋代浙东文派研究》（2013）、胡建升《宋赋研究》（2017）等，都是学术新锐撰著的颇具开拓性、补白性的研究成果。至于分量厚重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正是这些成果，托起了散文研究的蓝天。
总之，散文研究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国家密集地制定出台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措施与文件，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和汲取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与智慧，包括全民族素质学养的提高、“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人才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等，都需要从古代传统文化中来。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两大体裁类型就是散文与诗歌，小说与戏剧都是散文与诗歌的结合体，诗歌以抒情为主，散文则体现出更强的思想性。尽管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不学诗无以言”的情形，但是诗歌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依然无法同散文相媲美，从《尚书》到诸子百家著述，我们都可以领略到散文对于治国理政和推动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重要性。这也是散文数千年来独尊一统的重要原因。
中国散文研究目前尽管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诸多成就，但是同国家文化建设和时代发展的需要相比，还很不够、很薄弱。这种薄弱不是体现在数量上，而是体现在深度上。以往的研究主流与重点，大都集中在资料搜集整理、散文发展现象梳理或者是文本诠释、艺术欣赏等，这些大都是相对比较浅层的基础研究，虽然属于不能绕过而且必须要有的内容，但着眼点仅仅停留在这些层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的散文研究需要继续找准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
第一，散文研究要深入发掘深刻的人文思想内涵。散文既是时代与历史的载体，又是思想与文化的载体，涵盖了诸如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多个学科、多个领域。仅从文学层面研究散文，甚至仅就散文本身研究散文、仅就文学艺术研究散文，都只能是表面的、浅层的，既不能体现出深刻性，也不能发掘出、发挥出散文真正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因此，今后散文研究的开展与开拓、方向与趋势，除了继续保持文体本身、思想内容和文学艺术的研究，最应该花工夫、下力气的，应当是散文中最有思想引领价值、最具人类文化普遍意义的深刻人文内涵。如上所述，散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中华民族思想精髓的重要载体。诸如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特点的“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尊道贵德”等，这些思想理念与著名观点，都存在于散文中、体现于散文中、演绎于散文中。这里面，既有《道德经》《论语》中那样凝练精警的格言式表达，又有《尚书》《庄子》中那种或具体朴实或形象生动的艺术呈现。如果我们只就散文文体的演变来研究，或者只停留在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层面，这些虽然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甚至可以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为学者减轻翻检之劳（三十年前笔者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仅考证“散文”概念的发生与衍变，就花了数年时间，做了数千张卡片，现在电脑检索只要零点几秒，列出来的结果与数年的人工检索相差无几），极大地提高研究效率，但是却很难实现发掘前代思想资源、建设当代文化和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目的，很难实现承担文化大国与文化强国的责任、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目标。
第二，散文研究要强化国家观念。散文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散文研究是这“四个讲清楚”的学术支撑与基础前提，如果说诗歌是以发挥抒情功能为主、体现思想主张为辅的话，那么散文则是直接表达思想主张，直接体现人文精神，尽管也有抒情的元素。
第三，散文研究要树立人类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的著名论断，目前早已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理念与流行热词。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正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精髓和整体思维优秀传统的现代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宇宙一体”的世界认知，《易经》中“天、地、人”并称“三才”的文化理念，《黄帝内经》包含的系统化整体思维模式，都涵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光辉与丰富元素。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孔子的智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得到顶级自然科学家群体的如此重视和高度评价？孔子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与点赞？其实，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不复杂也并不难理解——孔子终其一生都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在考虑人类社会和平和谐、健康文明发展时，即便残酷动荡的当时，孔子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论语·宪章》）。换言之，孔子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思考现实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着眼点与落脚点，且始终不渝。孔子创建的儒家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认为，孔子“功与天地并”。笔者个人以为，孔子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建立了以“仁”学与“礼”学为支柱的儒家思想体系，而在于面对当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惨烈战乱年代，提出了高瞻远瞩的理念和思想，即必须建立适合文明发展的社会秩序。孔子以《大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三纲八目”为基础，创建的儒家思想体系，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和平安定、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我们研究散文，也必须树立“人类意识”，就是为推进人类文明做贡献，引领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有这样的高度，才有思想的深度。
第四，散文研究要建立充分自信。笔者认为，新时代的挑战、国家战略的实施与人类和平发展的需要，决定了今后散文研究将会出现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令人振奋的新局面。这种预判，是以国家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为基础，从文化强国、文化自信、文化创新、当代文化建设，到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文化走出去，乃至最近高等教育的“以本为本”“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等，所有这些，无不需要从中华文化、中国散文当中汲取营养。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国家政策外，再如，2014年3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对于“立德树人”的要求，提出国家统筹各学段、各学科、各环节、各方力量、各种阵地的思路与方法，即要从学前教育开始，实行全程育人方略，这显然需要编写中国特色鲜明的系列教材，散文必然是其中的主体内容。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2018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串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笔者认为，作为思想性很强、适用性很强和艺术性很强的散文，必然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担当主要主角，而散文研究也必须为此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以往散文研究的薄弱之处，恰恰为今后散文研究的繁荣留下了广阔空间。因此，散文研究不仅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信心，更要有前瞻性的思想准备，要在把握大势、瞄准前沿上找准着力点。
第五，散文研究要体现“致广大而尽精微”。既要从大处着眼，又要从细处着手，努力做到大而不空、细而不碎，科学严谨、相辅相成，增强系统性。比如说传统经典《十三经》已经有了数千年的研究历史，是否还需要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必须依据新资料、新发现、新理解、新方法和新手段，重新审视、重新研究、重新诠释。比如，中国古代的第一部散文总集《尚书》，其开篇《尧典》分量甚重，而首段有“黎民于变时雍”一句，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本符合作者原意的校注、句读、分段或诠释，可以说全部都是错误分段、错误句读、错误理解、错误诠释，以讹传讹，贻误后学。“黎民于变时雍”的正确句读应当是：“黎民”“于”“变时”“雍”。句中的“于”是介词，“变时”即季节变化的时间。导致前人理解与诠释错误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对“雍”字的理解。关于“雍”字，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雍和”“雍容”之类，而“雍”大都是表达团结、和睦、和谐、和顺之意。其实“雍”在古代与“壅”同，原义、本义是遮蔽、壅塞、堵塞的意思。黎民百姓“于变时”“雍”，说的就是老百姓对于季节时令变化的节点不清楚，“雍”在这里表达的就是堵塞、不明白、不清楚的意思。中国远古是农耕文明的社会，那个时代的老百姓不知道一年四季变化的节点在什么时候，由此，也就不清楚在什么时候最适宜从事耕种或收获，达到效果最好，所以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委派羲和等四位大臣分赴四方观察不同时间北斗星的位置与星象，由此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准确节点，划分四季，然后用了“敬授民时”四个字，描述颁布新农历，供百姓生活生产参考运用的情形。这样的经典，经历了上千年，那么多经学大师的研究和讲解，居然没有严谨科学的正确解释，句读错了，理解错了，解释错了，整篇文章的结构逻辑也都没有搞清楚。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头开始，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键“点”。最近（2018年11月24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朱自清诞辰120周年”大会，我们由《朱自清全集》可知，朱自清的学术研究是从研究经典《诗经》开始的，返本开新，非常典型。他的散文创作也是融汇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并结合当时的时代发展，形成独树一帜的新风韵、新品位，如果说“以诗为文”是从韩愈、柳宗元开始的话，那么真正的“以诗为文”是由朱自清来完成的，读着《背影》《绿》《匆匆》这样的优美散文，将会沉浸于具有丰富深刻人文内涵的优美意境中。散文研究要“致广大而尽精微”，就是要有高的境界、大的视野，但又必须从作品文本的细小处入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深刻指出：“几千年来，中国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这里所说“政治文化”，其实指的正是中国散文，此与“经国之大业”说相一致、相印证。
学术研究是文化活动的最高形态，散文研究不仅是文化建设、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而且是思想建设、价值引领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关系着民族振兴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期待散文研究更上一层楼，全面繁荣！
2018年12月8日草拟于福州
2019年1月6日修订于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