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思想与人类生存
——论苏轼《六一居士集叙》的人文内涵

人文思想密切关联和直接引导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最早深刻认识到这一根本问题的巨大意义，并具体生动、系统明确地形之于笔端、著述于文章且传之于后世者，当推宋代文化巨擘苏轼，而他的《六一居士集叙》于其中最为经典。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王水照先生早在20世纪就曾指出，“苏轼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是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 ；南宋孝宗皇帝赵昚则称赞苏轼的文章“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 ；每读苏轼的《六一居士集叙》，吾常深以为然，感叹王水照先生的“识人之深”与孝宗皇帝的“识文之切”。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先贤曾把“立德、立功、立言” 视为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三种境界。苏轼的《六一居士集叙》就是着眼于“立言”蕴含的人文精神，落脚于体现“功”与“德”的社会效果，来安排表达和结构全篇内容，同时又以“天地、大禹、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为轴心，展开论述，深刻阐明儒家思想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作用，突出欧阳修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大贡献，揭示了人文思想与人类生存的紧密联系，反映了苏轼对人文思想与文明发展的深刻思考与独到见解。

一

苏轼的《六一居士集叙》堪称古代散文经典中的奇葩、名篇中的极品。这篇文章不仅人文内涵深刻丰富，有着极强的思想引导性，而且全文构思立意、布局谋篇、思想境界、艺术效果都令人叹为观止。明代著名散文评论大家唐顺之以“体大而思精，议论如走盘之珠，文之绝佳者也” 称颂之，确为的评。为论述方便，兹将全文抄录标点如下：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

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是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予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叙。

《六一居士集叙》全文由三部分构成，仅763字，而思想内容博大精深。第一部分从开头到“况众人乎”，主要论述了儒家人文思想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即儒家思想之“功与天地并”。第二部分从“自汉以来”至“其孰能使之”，通过梳理自汉至宋的历史事实，突出欧阳修传承儒学思想的重大贡献。第三部分从“欧阳子没，十有余年”至结尾，描述了《六一居士集》的文化境界与编纂背景。

《六一居士集叙》以“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开头，议论起笔，如高山坠石，气势恢宏，新奇精警。其中的“言”“信”“疑”三字，正是下面展开论述的根基。苏轼首先拈出孔子和孟子的两段著名言论论证“夫言有大而非夸”的观点。孔子受困于匡国之时，曾发出“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的感慨。公元前496年，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路经匡国之地，匡国以前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为孔子就是阳虎，所以将他围困。《论语·子罕》记载此事：“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表现出孔子“斯文自任”的历史使命感、文化责任心和不惧危险的充分自信。而孟子的表述更直接，即“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 ，不仅将自己批评杨朱、墨子学说与孔子作《春秋》这两件事，来和大禹治水相比并，而且认为这三件事情的功德，与天地给予人类生存提供条件保障的功德一样大。大禹治水为人类生存创造了条件，正如李白的诗《公无渡河》所言：“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蚕麻。” 这是属于物质、物理方面的贡献；而孔子作《春秋》和孟子辟杨、墨，则是属于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方面的创造，那么二者如何能相提并论呢？苏轼用这两个“大言”之例，提出“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的疑问，以此说明“众人疑焉”的合理性。

其后，苏轼以“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儒学思想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作用，突出了舆论、道德、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凸显了儒家思想对于弘扬社会正气、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然而，人们认为这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所以“不知其功”。

接着，苏轼又引用申不害、商鞅、韩非之学对社会发展产生危害的历史事实，说明由于偏废儒家思想而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申不害、商鞅、韩非之学各成一家之言，但相较于儒家学说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推进社会有序发展的整体思维方式而言，又各有其偏颇之处。所以苏轼认为“申、商、韩非之学”是“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官宦士人“以是罔其上”，而君主又“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出现类似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来“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致令申不害、商鞅、韩非之学流行于世，导致社会动乱、生灵涂炭，“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即使是洪水之患也不会达到如此惨烈的破坏程度，由此说明了“以孟子配禹可也”的科学性。

此后苏轼引用司马迁关于“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的论述，说明和印证“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的现象，回应开头“众人疑焉”的合理性。据班固《汉书·曹参传》载，盖公为汉代胶西的著名学者，擅长黄、老之学，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曾建言西汉宰相曹参用黄、老术治理齐地，成效显著。而与屈原并称“屈贾”、写《过秦论》《论积贮疏》等作影响深广的贾谊，倡导“重农抑商”、写《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等作为人称道的晁错，二人《史记》《汉书》皆为其立传，都曾得到史家肯定。苏轼认为此二人都是非同常人的“豪杰之士”，但也难以避免为申不害、韩非之学所惑。由此可见，“众人”对“邪说”“疑焉”就更不足为怪了。

在第二部分里，苏轼屡述了自汉代以后，老庄思想或佛家思想成为治理国家的主流文化，导致社会动荡、家国灭亡的历史事实，所谓“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汉代之后五百年，韩愈力倡儒学，认为“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强调了人文思想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因此学者将韩愈与孟子相比并。韩愈之后二百年，欧阳修出，其上承韩愈、孟子和孔子的儒家学说，通过“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的文章，来弘扬“礼乐仁义”思想，以合于儒家大道。欧阳修主张文章要“经世致用”“切于事实”“不为空言”，面对“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的困境，欧阳修不改其志，正是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而“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以传承儒家学说的韩柳（韩愈、柳宗元）古文传统在宋代得到了发扬光大，“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韩愈、欧阳修）焉” ，将宋代文化的发展推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树立了一代士林新风，“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从而突出了欧阳修在弘扬儒家思想，引导社会良性发展，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历史贡献和巨大影响。

第三部分介绍编纂《六一居士集》的文化背景和作序缘由，交代了欧阳修去世十多年后，“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的态势，以及“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的情形，说明欧阳修的影响深广。与此同时，借“天下之言”高度评价了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的文化造诣，并以欧阳修“六一居士”别号收束全文，说明以号名集。全文三部分紧紧围绕《六一居士集》的编纂，深入思考儒家思想与文明发展的关系，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前后照应、逻辑严谨，浑然天成，既蕴含着深刻丰厚的人文内涵，又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说服力。

二

《六一居士集叙》以思想深刻、境界高远、勇于创新著称。

书序作为一种文体，滥觞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李唐而变化于赵宋。相传孔安国在《尚书·序》中称“序所以为作者之意”，大体昭示了序的功能。约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与《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扬雄的《法言序》等，大都立足全书，进行宏观的阐释、申述，或者兼及作者自身，是为常式。唐宋时期是序体散文发展的昌盛期，名篇迭出，尤其是宋代，书序的形象性、可读性、理论性比前代明显加强。黄庭坚的《小山词序》几乎通篇介绍晏几道的为人与性格；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更以抒情与描写兼胜、文学色彩浓厚见长；徐铉的《重修〈说文解字〉序》历述华夏文字自“八卦即画”至“皇宋膺运”长达数千年间的发展演变，注重宏观审视和发展规律的探寻，视野开阔；赵昚的《苏轼文集序》从论述“成一代之文章”与“立天下之大节”的关系入手，探讨“节”“气”与“道”“文”的联系，议论苏轼其人其文，整篇序文向议论化、理论化方向延伸；对于序的写作，不同的作者往往会有许多不同的写法，从而呈现多姿多彩的风貌。

由于“知人论世”的文化传统，为大家、名家作书序，难度甚大，尤其是像欧阳修这样的文坛巨擘，对其人其文的概括、定位就更难。《六一居士集叙》高屋建瓴、茹古涵今，立意高远、思考深刻，体现出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的大家风范。其多方面的创新出奇，以下三点尤为突出。

其一，整篇文章着力强调儒家思想对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蕴含着鲜明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以人为本”价值观、“尊道贵德”发展观和“文以载道、人文化成”等一系列的中国古代哲学理念。全文运用丰富的历史事实，以时为序、由远而近，逐层展开论述，正如清代散文名家张伯行所言：“以孟子配禹，以韩文公配孟子，以欧阳子配韩文公，此是一篇血脉。” 体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和深刻的思想性，从而说明人文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

其二，苏轼在前贤人文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将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等主张继承弘扬的儒家思想及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与杨朱、墨子、申不害、韩非学说以及佛老思想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做对比，表明积极的人文思想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将采用儒家学说则社会安定，与不采用则“乱天下者多”的现象做对比，指出“邪说移人”，“洪水之患，盖不至此”的严重后果，突出儒家思想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直接动因。唐宋时期都曾出现过儒释道三教并用的主张，但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恰当地运用都将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灾难，通过正反对比，更具有说服力。

其三，大视野、高境界。苏轼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的高度来审视、考察、评论儒家思想对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同时又特别强调对中华优秀文化进行传承弘扬的重要性，突出了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文化创造与思想贡献。而欧阳修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其格局与气度也的确如明代茅坤所说“不负欧公” 。

三

文化与人文思想对于人类发展的作用，始终是学人思考和关注的重要问题。诸如《周易·贲卦·彖传》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论语》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曹丕的《典论·论文》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杜甫的《偶题》也说“文章千古事”等，都涉及文章的作用、意义和价值，但均稍显简单与模糊。进入宋代之后，人们对人文思想的思考渐趋深入和系统，关注到文化精神对人们心理意识的影响，王禹偁甚至提出了“主管风骚胜要津” 的深刻见解，强调思想文化对社会与人心的重大影响。尤其是理学家张载明确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主张，将文化的作用提升至空前高度。然而诸如此类的观点与见解，都没有展开深入、系统的论述。

与上述情形不同，《六一居士集叙》站在人类发展与文明发展的高度，阐发儒家思想对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正如清代著名理学家蔡世远指出的那样，“非具千古只眼者不能，是何等识力、笔力！”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首次将物质物理与精神文明并举，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创造的思想文化全都属于意识形态属性，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不像大禹治水那样直观可见，容易被人承认，但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更持久、更稳定。由此突出了精神文化对人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了人的意识、精神、思想的重要性，强调了人文精神、人文修养对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意义，充分彰显苏轼思想的深刻性和深邃性，正如宋代诗人范温所称扬的那样——“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 。

苏联著名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他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千百万年中，中国一再表现出非凡的稳定性和对于古代传统的忠诚。在这个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土著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 。苏轼的《六一居士集叙》对于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和人文精神的深刻思考，至今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启示我们一定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健康发展、和平发展的高度，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

2018年3月草拟于奉贤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