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杨庆存先生惠寄给我新著之《人文论稿》，并嘱我为之写序。杨先生对我如此过誉和寄予厚望，是对我的激励和鞭策。我把写序的过程，当成向杨先生学习并重温中国古代文学进而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世界意义的过程。

杨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散文，更集中研究宋代诗词及思想文化，特别对苏轼和黄庭坚这两位文坛奇才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创新研究，近期又进一步全面探讨文化和人文思想的价值及其现代意义，几十年如一日，勤学笃志，成绩卓著，文采斐然，名震海内外。

杨先生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同事，又是我的领导。在他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对我关心备至，既表现了同事间的真诚情谊，又体现了他作为院长对院内每一位老师的关爱之情。我的办公室恰好在他的办公室斜对面，使我有机会目睹杨先生在办公室为院务操劳，不辞辛苦，勤恳工作，每天从早晨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甚至带病而忘我地坚持工作；与此同时，杨先生还坚持博览群书，每次我到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总是在低着头认真读书或办理公务，手执一支笔，办公桌上堆满各种参考书和文件，他显然已经把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和撰文总结，作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构成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作《黄庭坚研究》出版后，杨先生又很快亲自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来，让我尽享先睹之快。此次寄来的《人文论稿》，洋洋洒洒六百多页四十万字，六十篇论文，分上、中、下三编，架构宏伟，内容丰富精致，倾注了杨先生任职上海交通大学五年来的教学和创作的心血，也见证了他所一贯主张的人文精神。

这一个月来，仔细阅读杨先生的《人文论稿》，更使我获益良多。我得益于杨先生的研究成果，首先是从他对苏轼和黄庭坚的杰出研究开始。

由于我是杭州人，从小就受到父母对我谈论苏轼的故事的熏染，对苏轼有特别的感情。苏轼在杭州为官，官位不大，却留下了名垂青史的苏堤，不但为杭州人造福，还向我们树立了热爱人民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光辉榜样，在我的心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由于从我的童年时代起，母亲就反复向我讲述苏轼和岳飞的动人故事，使我对苏轼的深刻印象，与岳飞精忠报国的动人事迹联系在一起，成为我一生爱国情怀的不可移除的历史根基。

阅读杨先生的《人文论稿》，使我进一步提升了对苏轼高尚人格、杰出才华及其伟大历史意义的认识。杨先生《人文论稿》首篇《人文思想与人类生存——论苏轼〈六一居士集叙〉的人文内涵》，以顶天立地的宏伟气概，通贯历史的广阔视野，聚焦于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从苏轼的罕见奇才及其独特历史贡献谈起，却以远远超出苏轼个人成果的眼光和思路，力图引申出华夏文化发展总体规律性与宋代文化取得灿烂成果的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探索造极于苏轼人文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及其在当代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可能性，通篇展示杨先生高瞻远瞩的大家风范。

令人钦佩的是，杨先生对苏轼的研究，并不只是停留在文学层面，也不囿于苏轼的历史局限性，而是立足于人类发展与文明发展的历史平台，上升到哲学高度，从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整体观点，结合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创新必要性，着力强调苏轼所坚持的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自强健行精神及其对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价值，阐扬“天人合一”宇宙观、“以人为本”价值观、“尊道贵德”发展观以及“文以载道、人文化成”等一系列中国传统理念，使杨先生对苏轼的研究，既博大精深，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为了进一步阐扬苏轼的人文精神，杨先生还身体力行，谦虚谨慎，循礼而行，修德惠人。2021年5月底，时值苏轼常州仙逝920周年之际，杨先生亲赴常州周有光文学院，发表“苏轼人文史观与创新实践”的学术演讲，力图使苏轼的人文精神及其时代意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一步产生影响。

杨先生《人文论稿》的又一个亮点，便是对黄庭坚的研究成果。黄庭坚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黄庭坚本人在诗、词、散文、书、画等领域，独树一格，自成一家，取得很高成就；另一方面他原本是苏轼弟子，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合称为“苏门四学士”，这使他成为揭示宋代文化基因密码的关键人物。

杨先生的《黄庭坚研究》再一次展现了杨先生的卓越学术功底及其创新才能。其实，杨先生长期钻研宋代文化，尤对黄庭坚着力甚勤，创获颇多，通过细致考察和深入发掘关于黄庭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我们发现了一系列未曾被人关注或使用的新资料，并由此提出一些新见解乃至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性、突破性成果。首先，正本溯源，从最原始的历史资料的校勘出发，厘正了黄庭坚的家族世系及其家学渊源，突出其父黄庶的诗歌创作风格及其对黄庭坚的直接影响，纠正了自宋代长期流传的多种讹误；其次，通过详细梳理和全面考察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渊源流变与深广影响，明确提出其核心宗旨在于强调以继承为基础的文化创新精神；再次，系统梳理和全面考察了黄庭坚与苏轼的友谊交往史实及其对推动宋代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最后，详细梳理和系统考察了黄庭坚的散文创作与人文内涵，从哲学和人文思想的层面，把黄庭坚的优秀创作经验融入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宝库，全面展现了杨先生在文化研究中所坚持的人类意识、民族意识、历史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的深刻意义。

《人文论稿》对苏轼和黄庭坚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杨先生的文化理念和人文思想的精华。杨先生总是力图通过对苏轼、黄庭坚及其他优秀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具体研究，以人文思想为核心，阐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使他的文化研究散发灿烂的哲学智慧和时代光芒，具有崇高的人文价值。

实际上，文化的出现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和繁荣，体现和见证了人类生命的伟大价值。文化是人类生命的社会实践和个人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人类生命智慧的结晶和持续创新的能量源泉，是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合作共享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也是人类生命朝向光明未来和开拓新希望的精神动力。

文化是宇宙自然和人类生命中的精华相互渗透融合而“化生”出来的，是“天地人”三重生命长期交错互动而演变发展的优秀成果及其神奇微妙的结晶和象征，不但累积和浓缩“天地人”三重生命的丰富经验，升华了“天地人”三重生命的智慧，也继承和不断发扬了“生生之德”，使文化本身成为“天地人”三重生命的交错互动的优化成品，承载言象意象互动互通的特性，获得和具备“有无相生”和“意象互换”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而使文化具有无上生命价值和创新不止的精神，并使其价值本身也获得与时俱进的自我发展动力。

因此，文化是富有生命力的“天地人三才”长期和谐融合的生产精华，特别是人类心智独特创造的产物，在人类历史发展史上，文化始终成为“天地人三才”生命共同体的精神支柱，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发展的基础力量。文化远不是有形的文化产品和可见可感知的文化活动的集合体，也不是单纯由语言文字表达的论述系统，更不是仅仅表现为“歌舞升平”的五光十色景象，而是源自“神飞扬”“思浩荡” 的主动创造精神的表现，是“能通天下之志”的创造生命体不断更新的创新实践的产物，其内在固有的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网络，形成了文化自身的生命基础，它们之间形成的关系张力，始终在进行自我活动和自我创新中，更会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和重构。文化不能脱离人及其社会，文化更不能脱离社会和文化本身不断变动中的生命及其同整个宇宙自然的紧密联系，一点儿也不能脱离文化内在动力的不断更新过程。所以，文化的不断更新过程，也是每个人生命品格和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

中国传统优秀知识分子，历来把自己从事文化事业当成献身民族大业，报效国家的神圣活动。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梁代刘勰（约465—520），在他的《文心雕龙》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云“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三国时期，正当国家动乱，生灵涂炭的危急时刻，魏国谱学家挚虞（250—300）指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也” 。

所以，“文化，无论其认为经天还是纬地，往往具有人为属性；它都是属于人类自己的感性认知及其实践行为，在初始阶段，是各自生存方式的多元化存在” 。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生命观的集中表现，体现了中华传统生命观的特征，特别是隐含中华民族历经千百年历史经验而累积的珍贵价值观。

《人文论稿》立足于学术，着眼于文化，以“人文”为核心，紧紧围绕人文内涵、人文思想、人文精神进行思考，注重人类意识与规律探讨，注重中华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与弘扬，注重创新人才人文素质的培养。显然，《人文论稿》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新时代的中华儿女不仅要继承发扬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且，也身负全面复兴人类文化的重任。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身生命的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和精思力践，充分发挥生命的光和热，为人类思想文化在新时代的全面复兴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先生的《人文论稿》的发表，恰当其时。

此“序”行文至此，我不禁要再次衷心感谢杨先生对我的眷顾之恩，我在古代文学方面学浅识陋，只是为了不负杨先生厚望，写了以上文字，聊表敬仰之意。

高宣扬
2021年6月1日于上海嘉定嘉实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