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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这个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节点，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农历十二月最后一天的晚上，也是旧的一年结束与新的一年开始两相衔接的特殊夜晚。“除”即改变，“夕”即傍晚、夜晚，“除夕”乃改换旧年变为新年的夜晚，所谓除陈生新，又称大年夜、除夕夜、除夜等。除夕之夜是春节的重头戏，也是文人诗词创作的热点题材和重要内容。
据西晋周处的《风土志》记载，除夕之夜，有“馈岁”“别岁”“分岁”“守岁”诸活动。这在传世诗词中都有反映。南朝梁徐君倩的《共内人夜坐守岁》描述“欢多情未及，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的幸福情景，表现平常百姓家夫妇琴瑟和鸣的恩爱情景；而唐代开国帝君李世民的《守岁》“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其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则显示着帝王的气派。
唐代著名诗人几乎都有吟咏除夕的佳作。“诗圣”杜甫的《杜位宅守岁》“守岁阿戎家，椒盘
已颂花。盍簪（比喻朋友多）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描述除夕守岁、饮酒斗棋、捧炬游玩的情景，抒发时不我待的苦闷，透露出时光易逝、生不逢时和报国无门的心绪。张说的《钦州守岁》“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日来。悉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表达期盼新春的欣喜。杜审言的《除夜有怀》写其“更谒九重城”的愿望；孟浩然的《除夜》“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渐与骨肉远，转于奴仆亲。那堪正漂泊，来日岁华新”，抒发思念亲人的情景；高适的《除夜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描述除夕之夜客居旅馆的孤独与思念故乡的心境；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李商隐的《隋宫守岁》（消息东郊木帝回），都堪称佳作。
白居易作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诗坛盟主，是创作除夕诗歌用力最勤、作品最多的重要作家。其《除夜》“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暗用《淮南子·原道训》“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春秋卫国蘧伯玉五十岁时认为自己以前的四十九年都是错误的）的典故表达难以释怀的家国情愫与人生思考；其五十二岁时创作的《除夜寄微之》“鬓毛不觉白毵毵，一事无成百不堪。共惜盛时辞阙下，同嗟除夜在江南。家山泉石寻常忆，世路风波子细谙。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通过回忆与好友元稹的相同境遇，表达为国建功立业的抱负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怀念友人与家乡的心情。《除夜寄弟妹》“感时思弟妹，不寐百忧生。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病容非旧日，归思逼新正（正月初一日）。早晚重欢会，羁离各长成”，则着意抒发“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旨意。《客中守岁在柳家庄》“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畏老偏惊节，防愁预恶春。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既表达除夕夜晚“思乡”与“思亲”，又推想家人此时同样在想念自己。晚年时期创作的《三年除夜》详细描述除夕相聚称觞与夫妻守岁情景：“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七十期渐近，万缘心已忘。不唯少欢乐，兼亦无悲伤。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其景如在目前，其情真挚感人。另如《除夜宿洺州》（家寄关西住）、《除夜》（病眼少眠非守岁）、《除夜》（“薄晚支颐坐”）等，或抒发“旅泊在洺州”的感叹，或表达“老心多感又临春”的惜时，或描述“老度江南岁”的情形，无不感慨深沉。
宋代诗词名家如梅尧臣、苏轼、陆游、姜夔、文天祥等，都有吟咏除夕的佳篇俊章。梅尧臣的《除夕》“莫嫌寒漏尽，春色应来早。风开玉砌梅，熏歇金炉草。稚齿喜成人，白头嗟更老。年华日夜催，清镜宁长好”，一洗唐代低沉忧伤的色彩，以轻快的格调表达欢欣的心境。陆游的《除夜雪》“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也以轻松的笔调抒写“瑞雪兆丰年”的欣喜。姜夔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细草穿纱雪半消，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则以清新细腻的笔触，描述除夕之夜由石湖乘船至苕溪的情形与心境。文天祥的《除夜》“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以如椽大笔描述“乾坤”“岁月”“末路”“穷边”的国势忧虑与以身许国的胸襟。这些作品，无不有感而发，有大胸怀、大气魄而情感真挚。
文化巨擘苏轼创作的除夜诗最富特色。其在熙宁十年（1077）离任密州太守赴济南途中写下的《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从“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写起，又以“中途雪复作”“鹅毛垂马骔”相续，追忆“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攲栋。老农翻耒叹，泪雪饥肠痛”之情形，而以“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瓫”结束全篇，充分表现了作者关心民生、关切现实的思想境界。苏轼关于春节除夕之夜的组诗《馈岁》《别岁》《守岁》尤其弥足珍贵：
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
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为欢恐无及，假物不论货。
山川随出产，贫富称小大。置盘巨鲤横，发笼双兔卧。
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
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
故人适千里，临别尚迟迟。人行犹可复，岁行那可追。
问岁安所之？远在天一涯。已逐东流水，赴海归无时。
东邻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
勿嗟旧岁别，行与新岁辞。去去勿回顾，还君老与衰。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
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组诗创造性地采用序言与题目融为一体的方式，首先介绍了四川蜀地“馈岁”“别岁”“守岁”的春节风俗，然后交代官于“岐下”凤翔任上而不能回家过年，因此写了这三首诗寄给弟弟子由，以表达思亲思乡之情。苏轼的“序题”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关于“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的记载小有不同，苏轼序题表达的逻辑性条理性更强，诗歌内容的文化内涵也更为深厚。“馈、别、守”的动作主体是“人”，而对象则是“岁”。
《馈岁》的主旨是“感恩”。首四句突出了“农功”与“岁事”的关系以及过年的准备；次八句描述贫富不同人家的馈岁情形；结尾四句写诗人的境遇。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开头“农功”二字，不仅突出了农耕特点，而且包含决定年景收成的天、地、人等多方面因素。题目中的“馈”字，是表示赠送食物的形声字。“馈岁”是向即将结束的一年以“赠送食物”的方式表示感谢，人们将最好的食品以祭祀的方式“供奉”或“供养”给天地、神灵与先祖，虔诚地表达崇拜、敬畏与感谢。而对于族群、家庭、亲朋之间的赠送，则是感谢他们之间的团结合作、支持帮助与辛勤劳动。其中既有“天人合一”的理念，又有“以人为本”的思想。
《别岁》的主旨是“惜别”。开头四句以“故人”“临别”时恋恋不舍的常情和心态做比较，强调“人行”有再会的可能，而时间的一维性特点决定了“岁行”不可追，由此表达“别岁”心态情绪的艰难与复杂。次四句则表达“逝者如斯”和“天一涯”的惋惜、“归无时”的遗憾。其下四句以“东邻”“西舍”的同欢为劝慰，结尾四句则一反“辞旧迎新”的俗套说法，营造了“旧岁”辞“新岁”的崭新意境。
《守岁》的主旨是“珍惜时间”。首六句以“赴壑之蛇”比喻岁尾时间过得很快与无法阻止；次六句写守岁过程，先突出“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的天真执着，又以“晨鸡勿唱”与“更鼓畏添”的心态，希望时间放慢脚步，再以“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照应题目；结尾四句以议论的方式表示“明年”要发扬“儿童强不睡”的精神，珍惜时间。这是以诗诠释民谚“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并借此表达励志思想。三首诗从三个角度描述除夕之夜的三项重点习俗，充分反映了人们的淳朴、善良与勤劳，生活味浓，人情味浓，文化味浓。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繁荣期、文学兴盛期，群星璀璨，名作如林。吟咏“除夕”的诗词不仅独具民族特色，而且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奇葩。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盛大传统节日，也是集中体现民俗风情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但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它的表现形式与欢娱情景，而对春节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的发掘偏弱。
春节的起源与上古原始信仰、祭祀文化以及天象、历法等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密切相关，由远古时代人类的岁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人们感恩天地与先祖，庆祝丰收并祈福新一年获得庇护，蕴含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尊道贵德”的深邃文化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理想愿望、生活娱乐和文化心理，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春节”概念的本义乃是对特定季节时令的表达。其实，中国古代没有“春节”这个概念，历史上称农历“正月初一”为“上日”“元日”“正日”“元辰”“新正”“新元”“元旦”等，直到1914年民国政府“定阴历元旦为春节”，才逐渐流传开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将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夏历正月初一仍称“春节”。
春节是春季的一个时间“节点”，由于恰是过去一年的终结与新一年开始的“衔接点”，因此又称“过大年”。正是这种时间节点“辞旧迎新”和事物“万象更新”的特殊性，含纳了人类对于自然宇宙运行规律的细致观察与感性认识，蕴含着人类丰富而深厚的生活实践经验，也启发了人们表达感恩过去、怜惜时光消逝、期待美好未来的心理状态与精神需求。由是，“春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被不断赋予丰厚的文化内涵，逐渐成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盛大节日和传播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春节习俗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历法制定和农耕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古代传世的第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其开篇《尧典》记载了帝尧放勋（约公元前2377—前2259）制定历法的故事。其中不仅详细描述了帝尧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位大臣分别测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具体时间和确定“春、夏、秋、冬”四季的全部过程，而且记载了帝尧据此“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即366日为一年，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由此可知，“春节”与“年”的时间概念，即便不把此前漫长的酝酿萌芽时期计算在内，至少在4300年以前的帝尧时期就已经成熟并被运用于人们的生活认知与生产实践。从汉语言文字学角度看，“年”为形声字，甲骨文的字形是上“禾”下“人”，表示“人”背负着成熟的稻谷，谷物种植一年为周期，故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称“年，谷熟也”，就是把谷物的生长周期称为“年”。
“春节”时间的特定含义一般指农历正月初一，又称“元日”。但广义的春节则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开始，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其间又以除夕、元日、上元为三大高峰点，人们或敬神祭祖，或守岁迎新，或观灯赏月，以表达感恩、惜时、祈福的思想情感为核心，不断创新形式，丰富人文内涵。
春节不仅时间性、生活性和实践性很强，而且社会性、文化性和创新性程度很高，当代以来更是一项全民参与、各展其能、共同创造的大众性群体文化活动，久而久之，春节便已成为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融为一体的社会习俗。令人遗憾的是，春节习俗虽然伴随历法的产生而发展，且有许多相关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各种典籍，但进入文人的诗词创作视野却十分滞后，直到魏晋时期才有作品流传。
2017年元月28日拟于固安
2020年2月3日修订于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