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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易》《尚书》《诗经》等十三经
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庞大文化体系与知识系统的代表。传统“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骨干与主流，曾经创造了数千年的辉煌，不仅培养了中国历朝历代大批治国理政的杰出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文明发展和社会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馨香远播海外，对促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学在时代变革与世界动荡的大背景中经受了强烈冲击和巨大挫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运动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使中国传统经学在其发祥地几乎一蹶不振，似乎再也看不到“春风吹又生”的复兴希望！
然而，正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
，物极则必返。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实施“改革开放”国策，让知识匮乏的国人燃起了追求文化的强烈愿望。“经学”之元典与中国古代诸多名著一起，迅速成为人们学习阅读和开展研究的热点，逐渐透露出经学复兴的气息与生机。人类进入21世纪，众多远见卓识的有志之士，更是深刻认识到包括经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深刻人类意义以及巨大的当代价值。经学与中国古代众多优秀文化成果，被视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思想资源。于是，“文化强国”成为实现民族振兴之梦的重大战略，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则成为国人的共识。
与此同时，建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深入了解中国，成为实现民族复兴、实现中华之梦的重要内容。新世纪新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与世界发展一体化的大环境、大趋势，为经学复兴创造了优越条件，传统经学终于再度获得创新发展的良好机遇。开辟“经学”人文研究的新境界，当然是学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中国传统的“经学”概念，一般认为就是指注解儒家经典的学问，正如《四库全书·经部总叙》所称“诂经之说而已”
。此说依据基本史实和文化现象而自成一家之言，诚为不错。但是，“诂经之说”只是“经学”内容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传统“经学”的主体部分，而绝不是“经学”的全部。
中国传统“经学”，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动态文化体系和汉语言文化知识系统，是一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大学问”。这一文化体系和知识系统，跨学科、跨领域，哲学、历史，文学、文字，天文、地理，农、林、工、医，几乎无所不包，综合性和专业性都很强。同时，中国传统“经学”又是具有很强实践性和深刻社会性的“大学问”，体现着普遍的生活日用引导性和指导性，普及化程度很高。其中蕴藏的深刻丰厚的人文精神尤其值得认真发掘和弘扬。
至于“经学”概念，尽管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还可以进一步精准明确，最早的提出者也还可以进一步精确考证，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最能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实际、最能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概念，所以影响大、流传广、地位高。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传统的图书分类采用“经、史、子、集”四分法，而“经”冠诸于首；《四库全书》经部收录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这还只是传世著作的一部分，成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这些数据均可窥其一斑。
中国传统“经学”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学术创新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经学”发端，前人一般认为始自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就有十多处记载孔子整理、研究、撰述与教授“六经”的相关内容。如“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孔子本人也有“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的说法。至于《春秋》之作，则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的文字记述。清末著名学者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认为，“经学”肇始于孔子对《书》《诗》《礼》《乐》《易》《春秋》“六经”的整理和编订
，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然而，“六经”的整理和编订，还只是“经学”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与突出表现。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考镜源流”
，既要知“流”，更要知“源”。照此规则可以推知，“经学”实际上包括着“经”与“经学”两个层面，而且它们是两个本质与内涵根本不同的概念。“经”是“元典”，即上面所言“六经”之著作；而“经学”理应既包括“元典”，又包括对“元典”的研究、注疏以及相关领域的考察。据此，“经学”的范围与内容，实际上包括“经”之元典的产生及其相关内容，换言之，“经学”发轫于“经”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易》《书》《诗》记载和描述的事件发生时期，而其形成则在孔子时期，其后绵延发展创新数千年，成中华文化发展之大观。
孔子编订“六经”之后，伴随时代变迁与王朝更替，“经”之元典的界定、数量与内容也不断变化，由六经而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最后至十三经而定型。目前见到的传世典籍中，最早记载和使用“六经”一词的是《庄子》，其《外篇·天运》
云：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由此可知，“六经”概念实际上出自孔子，老子只是记载复述而已。
至西汉初年，因《乐》经失传而遂有“五经”之说。汉武帝因维护国家长期统治需要又“推明孔氏”
，“表章《六经》”
，由此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与正统，而“经学”也自然地成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代表。迨至东汉，在“五经”基础上增加《孝经》与《论语》，遂成“七经”
。皮锡瑞认为“经学盛于汉”
，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魏晋时期玄学兴而经学淡。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用，而经学进一步深化。唐人先是参考沿用汉代郑玄的《三礼注》，将《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又将《春秋》拆作《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共成“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又添《尔雅》《论语》《孝经》并刻于石为“石经”，史称“开成十二经”。宋代则将《孟子》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作“十三经”。至此儒家经典“十三经”
定型化。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经学”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动态文化体系和汉语言思想文化的知识系统。儒、释、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互济互补的三大支柱。而儒家学说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历史最为久远的本土文化，而且是中国古代数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可以说，经学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与轴心，是民族智慧的主要载体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经学的民族特色鲜明，学术成果丰富
，世界影响力深广。
以“经”称著述，旨在突出强调著述巨大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正如人们称“圣经”“佛经”一样，人们称“易”“书”“诗”为“易经”“书经”“诗经”，又有“六经”“五经”“十三经”之说，《四库全书·经部总叙》认为，“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即从其本质立论。那么，人们为什么选定“经”字来表达而不选用其他的字呢？其实，这与当时中国的农耕文化与人们的生活认知有着密切关系。
“经”，其本意与“纬”相对，是古代织布时预先在织布机上纵向安放的织线，是纬线交织时的依附支撑，也是织成布帛的基础。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三）训为“织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释为“纵线”
。而人们根据“经”在布帛生产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赋予其引申义，用来比喻重要书籍、重要典籍，不仅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丰富了其内涵，而且将人类历史实践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联系越来，耐人寻味。由此可知，“经”者，既是“经线”之“经”、“经纬”之“经”，又是“经典”之“经”、“圣经”之“经”，强调的是书籍文本内容的重要性。而研究“经”书的“经学”，不仅发展为专门的学问，而且对推动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发挥着积极作用。
的确，“经学”著作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人文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载体，而且是中华民族人类胸怀与人文品格的集中体现。经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它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又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经学”维护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五大文明古国唯一持续至今不曾间断者
。可以预见，以中国传统“经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其重要的思想观念，如以人为本、天人关系、人类意识、家国情怀、和谐秩序、个体修养等，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继续对人类健康发展和文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是由“经学”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自身特点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
中国传统经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学术演变史、文化发展史和人文教育史。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一方面是大的历史环境和综合条件影响着经学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经学”的发展变化又往往成为决定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的“独尊儒术”，从唐代“三教互补”的融合到宋代“程朱理学”的盛行，从明代的“阳明心学”到清代的“乾嘉朴学”，都是典型的案例与标志。
任何一门学问的产生、一门学科乃至科学的诞生，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其发展与成长过程，除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主要是由其内部机制的生命力来决定。中国传统“经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而盛行数千年之久，迄今依然显示着旺盛的文化生命力，主要是因为经学“有根、有用、有效”，在经世致用、人文传承、勇于创新、弘扬正气、树立学风、铸造民族精神等许多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一是“有根”。“根”即根源，这是作品获得鲜活生命力的基础。“经学”元典之产生根源于历史实践，根源于社会生活，根源于宇宙自然。儒家以“入世”著称，以人为本，关注现实，关心社会，关切民生，儒家经典也都具有这样的特色。“十三经”既不同于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作品，又不同于以抽象逻辑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哲学著作，而是记言、记行、记事、记物的“记实”文字。其思想内容无不根植于现实生活实践。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班固《汉书·艺文志》），而伏羲画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中国古代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尚书》乃“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渐，基于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云之后。勋、华揖让而典、谟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序》）。由此可知，《尚书》的内容和其本身不仅源于生活和实践，而且都是历史史实的真实记录。
汉代班固曾考察并分析《论语》成书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至于《周礼》《仪礼》《礼记》《孟子》《春秋》等，其产生渊源与内容背景之“根”更是无须赘言。
二是“有用”。“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古代仁人志士追求的人生目标。文化学术，“有用则盛，无用则衰”（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国传统“经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主流文化而数千年不衰，关键正在于其巨大的“有用”性。中国传统“经学”元典大都旨在“垂型万世”（《四库全书·经部总叙》），立德树人，化育百姓，纯朴民俗。故《尚书正义》之作“庶对扬于圣范，冀有益于童稚”（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序》），而“夫《尔雅》者，先儒授教之术，后进索隐之方，诚传注之滥觞，为经籍之枢要者也”（宋·邢昺《尔雅注疏》）。可知儒家经典皆“有用”“大用”之书。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作《春秋》的故事：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作《春秋》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儒家推行的“仁礼”之道“名实相符”；二是要通过“贬损之义”来“以绳当世”。而其效果则是“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显然是达到了设想的初衷。
关于“经学”的“有用”性，宋代张载概括得最精彩、最精辟，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冯友兰先生称此为“横渠四句”。当然，“用”又有形式之别、大小之异、层次之分。
三是“有效”。“有效”主要是指“经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经学的“有效”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方面得到验证。“经学”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经学”“主干”元典一直都是作为全国通用教材而存在，不论是在“以吏为师”时期还是在“私学”兴起之后，都是如此，不仅印制课本，而且刻成“石经”；不仅讲授传习，而且密切关联仕途科举。二是“经学”一直是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在不断地深化、细化，不断地拓展、创新，不断地系统化和理论化，不仅成就了历代一批又一批的经学大师、文化名家，而且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述成果。三是由于“经学”内容源于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经学的发展也始终呈现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升了全民族的文明素质。这三大特点反映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重点虽有差异，但在学术发展、文化传承、社会风气、制度文明等方面，在人的观念意识、风操节守、思想品格、综合素质等方面，则都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经学”在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方面都表现出持久强大的生命力，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表现出非同寻常、无可替代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现出“经学”内蕴的巨大能量和“有效”性。
中国传统“经学”的发展兴盛，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前代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高度尊重、高度珍视和自觉传承，体现着中华民族尊重历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经学”也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承模式。与此同时，历代经学家们一方面表现出坚韧不拔、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表现出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胆识与气魄，另一方面表现出“斯文自任”的强烈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心。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当代启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呈现令人欣喜的新态势，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世界影响越来越深广，国家支持力度越来越强，学界研究兴趣越来越高。比如，山东大学规模宏大的《十三经汇校》出版后，得到学界高度评价；刘大钧、钱宗武、刘毓庆诸先生分别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而入选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者，如《周易经传研究》《两汉〈尚书〉学研究》等，也都受到学界好评。文献收集的全球化、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诸如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简的研究成果，郭沂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等，也都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强烈反响。
然而，人类的发展与国家的振兴需要学界做出更大的成绩、更多的贡献。我们应当自觉地以中国古代前贤圣哲为榜样，自觉继承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经学”的治学精神、创新勇气和历史担当。为建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推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交融与创新，让世界人民深入了解中国，贡献智慧。特别是要有创建当代“新经学”的勇气和胆量。中国传统“经学”不仅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辉煌，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时代的进步和高新科学技术的发明，为我们的研究手段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树立人类意识、强化国家观念，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不囿于传统“经学”，发扬光大前人创建的汉学、宋学、朴学，创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精神，像宋代学者张载创立“关学”、二程创立“洛学”、周敦颐创立“濓学”、王安石创立“新学”、朱熹创建“闽学”一样，深入发掘“经学”中的人文底蕴，共同创造当代“经学”研究的新面貌、新体系。
2015年9月3日草拟于紫竹半岛
2020年1月30日修订于南郊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