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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之争，主要体现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价值观、话语权和规则之争。规则之争的核心是话语权，话语权之争的核心是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坚实的国际法基础，代表着先进的法学理念，为国际法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价值追求，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法话语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1]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导向，完全不同于西方虚伪的普世价值。蕴含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中的诚信原则， [2] 是指引国际关系和国际规则建构的基本原则。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金钥匙。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三大“赤字”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3] 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讲话提出“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将“信任”列入全球治理的“赤字”问题之中。 [4]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四大赤字”有增无减，实现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5]
四大赤字主要是当前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带头破坏现行国际规则和秩序的结果，使中美陷入国际规则和秩序之争。美国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主要破坏者。 [6] 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完全不讲信用，不仅破坏国际法规则，还反来污蔑中国不讲规则、破坏秩序。美国主导的规则目前呈现两个新方向：长臂管辖和西式“人权”“民主”等价值观问题。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操弄规则，旨在阻滞“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损害中国的发展权，妄图对中国施加规锁，将全球治理“规则”“私有化”，垄断全球、国际规则话语权。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的“邦法家规”并不能等同于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这种“邦法家规”式规则是一种话语和制度陷阱。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鼓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观相反，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背道而驰；中国不接受“以西方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一命题。 [7]
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怕的是中国不服从他们的规则、有自己的规则。在中美经济摩擦中，高科技和互联网等工业标准、规范属于战略资源。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所指向的规则，正是中国当下真正能跟美国竞争的东西。现在西方强调气候变化，中国一直强调“双碳”，就是针对气候问题的规则之争。孟晚舟案背后，是美国害怕华为公司主导电信市场、影响世界科技规则。规则之下，是制度体系。拜登政府怂恿欧盟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 [8] 拜登政府还拼凑小集团与中国对抗，先有AUKUS， [9] 后有Quad， [10] 不断制造事端。拜登政府将中国排除在“全球民主峰会”之外，在全球人为制造价值裂痕和敌对阵营。将中美竞争歪曲为所谓的“民主”之争，本质上是中美之间的规则之争。中美竞争不仅涉及两国力量对比变化，更涉及两种人权理论、 [11] 两种政治理念、两种全球秩序构想的竞争。在美国政客手中，民主、人权等早已失去本来的价值品格，纯粹成为打压他国的话语工具。中美博弈及其背后的规则之争，还会以其他不同的价值、话语体系表达，比如国家安全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和疫情紧急状态治理等。
当前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政治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 [12] 一方面，美国奉行单边和保护主义，不讲诚信，违反、破坏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建立的国际法律秩序、制度和规则，妄图将其国内规则变成国际规则；另一方面，美国又利用国际话语权和优势地位，污蔑、打压、遏制中国。美国制造的国际政治信任赤字，使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体系面临巨大挑战。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既有跌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13] 的极大危险，也有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还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责任。然而，美国却在人为制造“脱钩”。当前，美国政府利用“自我中心、权力政治、功利实用”的“三原色”绘制对外政策谱系，妄图将多彩的世界扭曲为黑白胶卷下的非此即彼，撕裂世界、乱中取利。美国政府已经将“大国战略竞争”视为“首要威胁”，一些美国政客为了一己之私，不惜以中美关系做赌注，极为危险。
随着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等原因，美国无力、无意继续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放弃了国际交往中的基本信用、善意和诚信。“霸权稳定论”已经失灵， [14] 引发关于国际社会可能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心。 [15] 美国奉行单边和保护主义，背信弃义。全球权力体系呈现去中心化和分散化等特点。 [16]
将竞争对手视为死敌， [17] 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思维定式，不少美国政客看问题的方式是非敌即友 [18] 。特朗普不承认拜登为合法当选总统，导致国内政治分裂、极化严重。就连拜登也承认，白人至上和恐怖主义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投射到国际上，随着中美实力对比不断接近，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将中国构造成协调国内不同路线的共同“敌人”， [19] 导致国际社会走向分裂和对抗，国际秩序遭到极大破坏。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遗产”对拜登政府下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层次影响，中国已从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变成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兼采前两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寻求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同时又与盟友联手打压中国，加剧对中国的科技绞杀战。 [20]
话语权之争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先导。按照福柯有关话语权、权力和知识三者关系的论述，知识与权力交织在一起形成话语权，话语即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运行就是话语权之争和通过话语权展开的斗争。 [2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主导着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形成并支撑着霸权帝国。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秩序演化为美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操控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动态过程。美国一些政客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规则中操弄话语权，其标志从早期的“黄祸论”“东亚病夫”“法律东方主义” [22] ，到“红色恐慌”“冷战思维”，再到“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和“武汉实验室泄露”等各种阴谋论，最后是赤裸裸的谎言，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面对新冠病毒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美国一些政客站到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借机大肆抹黑、污名化中国，操弄双重标准，自己存在严重人权问题，还将人权问题当成地缘政治武器。
扭曲的话语已经将中美关系从“贸易摩擦”引向美国政府眼中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战略竞争和对抗。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债务危机、“黑命贵”运动等多重政治效应叠加，美国对外转移危机的动机更加明显，对华全面竞争、对抗的政策进一步加强。美国先是对中国发动贸易摩擦，接着调整为科技脱钩，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上实施对华全面围堵，还拉帮结派对中国搞知识围堵。现实中，美国借疫情采取了全球危机和紧急治理模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扩大制裁范围。美国及其盟友还以安全和民主价值为借口，禁止美国投资中国军工企业，将华为、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美国还利用人权谎言，制裁打压中国。 [23] 欧盟基于谎言对中国相关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将中欧双边经贸投资问题完全政治化。就连美元国际支付体系也被美国用作进行单边制裁的工具。为了打压中国，美国已经歇斯底里。
全球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背信弃义，缺乏基本的大国政治诚信。 [24] 美式民主制度失灵引发国内信任危机，美式民主输出带来残酷的战争。美国频频采取单边霸凌行径，炮制《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行政令，滥用“长臂管辖”，其中的典型是孟晚舟案和阿尔斯通案 [25] 。美国完全不顾国际政治诚信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全，屡屡造成人道灾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随着大变局下国际环境动荡不安，中国涉外领域的立法存在严重不足。为此，按照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法治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 [26]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27]
中国引领世界走出当前国际规则扭曲困局的唯一出路，是以包含诚信在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等领导人面临的首要外交课题就是在国际上辨认“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28] ，统一战线成为赢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大变局”下，中国应当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推进国际经贸规则的建构，尤其是高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伟大旗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动摇美国以美元信用为支撑的全球霸权地位。
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建构急需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所言，我国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解决全人类问题做出更大贡献。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安全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要倡导以诚信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权主义，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基于诚信的规则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世界各国要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制度规则“软联通”，促进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
国际经济和商贸制度规则的核心是信守契约。 [29] 在国际法所有价值中，诚信是基本原则，最有代表性，规则体系最为完整，最能揭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乱象的根源，也是我国法学界研究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本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视角，从话语权入手，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导向作用，分析国际经济规则 [30] 建构理论的演进，探讨现行国际经济法治诚信规则存在的不足，尤其是美国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破坏性影响，探索国际经济法治诚信规则建构的中国方案。
“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31] 中国先贤早已揭开了王道、霸道和强权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参与和主导国际经济法治规则建构指明了方向。就连美国学者也认为，美国是否能在亚太地区站得住脚的关键取决于其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然而，美国能够在艰难情况下以坚定的姿态获得盟友信任吗？ [32] 澳大利亚在美国煽动下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签订的潜艇购买协议，转而和美英合作建造核潜艇，让法国出离愤怒。美国背信弃义，失信于人，已是有“霸”无“道”，其霸权已经失去根基。中国谋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立信”为基，追求“义立”之王道。 [33]
[1] 2018年12月10日，习近平主席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强调，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2020年9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讲话，正式将这六项价值称为“全人类共同价值”。
[2] 参见宋洪云《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6年第4辑。
[3]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32页。
[4]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第3版。
[5]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2版。
[6] Richard Haas， A World in Disarray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New York：Penguin Books，2018，p.312.
[7]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惠康教授2021年11月20日在第六届东湖国际法律论坛上的发言。
[8] 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CAI谈判。
[9] AUKUS，指拜登政府倡导设立的澳英美三边安保联盟，取自三国首字母或简称。
[10] Quad，指拜登政府倡议设立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
[11] 有关基于自由价值观的人权理论和基于平等价值观的人权理论的详细分析，参见强世功《贸易与人权（上）——世界帝国与“美国行为的根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
[12]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第3版。
[13] 修昔底德认为崛起大国与既有统治霸主的竞争多会以战争告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则认为，中美可以避免跌入该陷阱。
[14] 霸权稳定论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首创，但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罗伯特·基欧汉提出“后霸权主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修正。See Jacob Katz Cogan，Ian Hurd，and Ian Johnsto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onal Organiati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13，16，62，393.
[15] 石静霞：《“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16] 参见Joseph S.Nye，“The Kindleberger's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9，2017，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December 1，2020。
[17] 有关敌友论的详细论述，参见Schmitt，C.， Theory of the Partisan ： Intermediate Commentary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by G.L.Ulmen，New York：Telos Press，2007。
[18] 金焱：《中美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专访格雷厄姆·艾利森》，《财经》2019年9月16日。
[19] 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国际观察》，2020年第4期。
[20] 周琪：《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及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展望》，《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
[21] Lisa Downing，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ichel Foucaul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71.
[22] 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 and Modern Law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3] “H.R.6210-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 House Committee on Rules”，https：//republicans-rules.house.gov/bill/116/hr-6210，Dec.20，2021.
[24] 吴兴唐：《政党外交工作的回忆与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313页。
[25]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马修·阿伦：《美国陷阱》，法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26]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2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28] 王俊生、田德荣：《论中美“关系危机”》，《国际观察》2020年第4期。
[29] 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克利夫·M.施米托夫将国际商法和贸易法定义为合同、信守契约与仲裁三位一体。
[30] 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的经济规则、贸易规则、金融规则、投资规则、环境规则、卫生规则等均指法治规则。
[31]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31页。
[32] Kurt Campbell，“Explaining and Sustaining the Pivot to Asia”，in Nicholas Burns and Jonathon Price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Defense ，Washington：Aspen，2014，p.74.
[33] 参见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荀子认为，霸道亦需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而美国现在已经从霸道走向根本无“道”的强权、强盗。只有靠有道、有信的规则治理，才是最聪明、成本也最低的治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