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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民俗文化的变迁问题，国外学者做过一些深入研究，如美国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1961）、法国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1967）、美国马歇尔·萨林斯的《甜蜜的悲哀》（1996）等，从不同角度对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从文化的视角对乡村文化的类型、模式、功能等所做的理性研究；二是从民俗的视角对乡村文化载体进行的描述研究；三是从工业化批判的视角，探讨城镇化进程对农村社会整体生态的破坏。虽然具体国情不同，但这些成果对世界范围内传统民俗文化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国的城镇化，从晚清时期就已起步，而真正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则是从1978年开始推进，2000年以后发展非常迅速，到2012年年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2.6%。在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广大乡村从人口、产业结构到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乡村民俗文化也经历了式微的危机、传承的低效和发展的艰难。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说的，从传统上讲，中国文化一直是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一旦村庄消失，文化也会随之流逝。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在带动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破坏着村庄及其内含的乡村文化。
针对这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我国学者从两个主要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是从城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分析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文化的影响、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冲突与矛盾、乡村文化如何在城镇化进程的冲击下重建等。如有学者指出，城镇化的推进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社会治理、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三方面的深刻变化。 [27]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桎梏造成了城乡的巨大差距，加上“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对农村空间的挤压，使得城乡文化发展出现了生态失衡，而村落的拆除也就意味着拆除了祖传的民俗和邻里文化，拆除了乡土的那份质朴感，甚至拆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 [28] 也有学者认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乡愁文化的凸显，不是偶然现象，折射出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背景下现代人的心灵迷失和精神失落。这就要求回归“人”本身，关注普通大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俗文化的旨趣是一致的。因此，加强民俗文化保护，积极融入人性维度，观照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是安放“乡愁”、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路径。 [29]
二是从民俗学的视角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是社会史的取向，考察具体民俗的发生学和变迁史；90年代以后逐渐转变到文化史的取向，理论资源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比较集中地探讨节假日、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俗事象的日常生活价值；2000年以后，通过民族志方法进行个案研究成为主流。如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民间小戏，详细考察分析其产生和发展的复杂过程，指出这些民间戏曲遗产，都是历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即使有的小戏是群众中有戏曲专长的艺人所创作，也在演唱和流传过程中经过了群众的加工和润色，因而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30] 90年代后学者们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多元。有学者认为，民俗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从日常生活到遗留物再到日常生活的历程，提出民俗研究应该关注生活世界，以“民俗生活”为取向。 [31] 有学者指出，中国节日体系是一种成熟的文明的缩影，里面蕴含着“中国人重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以及欣赏柔美、重团圆的美学和伦理观念” [32] 。近二十年来，关于特定民俗的个案研究广泛开展，如有学者研究箬山渔村的家族文化，挖掘中国沿海渔村的家族自治组织，并探讨其在居住关系、继嗣关系和村落空间关系等方面的制度建构特点。 [33] 也有学者从中国礼俗文化的变化中思考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指出，乡村民众生活中的礼俗文化，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维持作用，具有基层政治管理的意味。乡村社会中随处可见的民间庙会、宗族祭祀、节日演剧、婚丧嫁娶等仪式活动，“构成了一个个具有政治象征性的文化场域，以其强大的惯性和感染力，深深地影响着广大村民、市民的生活节奏与文化认同感，有力地维系了由国家统一管辖下的地方社会的生活秩序” [34] 。
综观已有关于城镇化和民俗文化变迁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从城镇化视角对乡村文化演变的研究较多，但相对宏观和笼统；二是从民俗学视角对传统民俗进行的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致力于提高材料的精确性、客观性，注重研究的科学化。整体来看，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对城镇化给传统民俗文化带来的冲击以及传统民俗在这一过程中的变迁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传统民俗不断式微的客观状况，但对民俗进行传承性保护的研究相对不足，也缺少对如何通过教育途径有效传承民俗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