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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俗的作用和目的，英国的班恩做过详细论述，她说：“研究传袭的信仰、惯习与故事的各种形式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可以晓得他们的特性有多少是普遍于人类全体，有多少是由于种族及环境的，这很可以帮助民族学的研究。……在心理学方面，则可明了人类初期的心理，晓得天真未齿的人类对于生命及自然的观念，并探索宗教、道德、哲学、科学美学、文学等的起源。” [9] 18—19世纪欧洲东、中部发展起来的浪漫的民族主义支持者发现了民俗在重新塑造民族形象、建构民族精神方面的作用和价值。西方学者所探讨的民俗文化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古代神话、歌谣、寓言故事、仪式和信仰的，并且绝大部分内容与宗教相联系，民俗文化的教育价值和广大民众的精神信仰密切相关。从研究角度来看，国外有关民俗文化教育价值的研究更多地从民俗学和民俗运动的角度，将民俗文化植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来探讨其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价值，因此，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在探讨民俗文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功能。
在我国，研究者对民俗文化价值的思考与对民俗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相伴而行。前文所述的我国从古至今的不同时代关于民俗的关注和记载中，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研究者对民俗文化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尤其是关于民俗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与价值，几乎为所有时代的所有研究者所认可。
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余年时间来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有一个数量从少到多，类型逐渐多元的过程。早期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文学作品中的民俗资料展开，如《红楼梦》中的民俗事项，毛泽东《寻乌调查》中的民俗资料，《回族民间故事集》、唐诗等这些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民俗主题内容。随着研究的推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实践民俗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如九寨沟的藏族民俗、广西龙脊民俗、传统京剧服饰民俗、土族轮子秋民俗，以及萍乡、西府、康巴、顺德、湘西等不同地域的特色民俗资源及其开发等。同时，人们关于民俗价值的研究主题和相关成果也越来越丰富，研究内容更加多元，广泛涉及歌谣、舞蹈、节日、文物、服饰等不同形式和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从普遍意义上探讨民俗事象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史学文献价值、社会经济价值、教育教化价值的研究也大幅度增加。
在各类关于民俗文化价值的研究中，一批学者从价值中立的视角探讨民俗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如有学者认为，民俗文化不是“古老文化的遗留物”，也不是“文化较低的民族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的无学问阶级里的东西”，“民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社会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文化载体进行传播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 [10] 。作为一种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对民众的文化熏陶以及对民众群体文化认同感的提升作用。“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被民俗所涵盖的一生，他按照民俗的约定来到了这个世界，在民俗的范畴内获得自己最基本的知识，依据着民俗的规定成长、交际、嫁娶、生儿育女直至死去，依照特定的丧葬民俗离开这个世界。可以这么说，民俗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编织了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在被网着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生活文化网住了其他的人，大家都在按照这张网的纲线而行事。” [11] 从最普遍也最朴素的意义上说，民俗就是民众的生活，是个体的人所在的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模式。在传统的、慢节奏的、人们活动范围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中，那种熟人社会所提供的共同的生活场域和生活模式对个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个体成长发展的“始发纽带” [12] ，它赋予个体以安全和导向。“它们让个体以作为一个部落、一个社会或宗教共同体的一分子，而非作为一个人，来认识自己。” [13] 通过与部落、与族群融为一体，遵循一致的规则行动，个体会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个体沉浸于民俗文化编织的社会生产生活场域中，无形之中会通过各种民俗事项中的群体规则，获得对社会中父子、长幼、主客亲疏等人伦关系秩序的认知及行为定位，从而被形塑成特定的社会角色。而个体对群体规则的认同、服从，又反过来强化社会群体的规则与秩序，使社会群体可以相对稳定地延续和发展。
除了从普遍意义上探讨民俗文化在个体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更多研究者站在人类社会近现代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强调民俗文化的民族性及其社会政治价值。就如18—19世纪欧洲的德国、芬兰、瑞典等国家的很多学者，通过挖掘和弘扬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重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有效提升国家的精神凝聚力。一些学者直接把民俗与国情关联在一起，认为“所谓‘国情’首先当然是国家的经济、政治的国情。但是，事情决不限于这些。……我想特别指出流行于广大人民中间的风俗、习尚及其相连的心理状态在国情上的意义。风俗、习尚本身，既是国情的构成部分，同时又密切地联系着其他国情的许多部分” [14] 。也有学者在深入考察和观察最基层的社区民众生活时，深深感受到国家的在场，意识到民俗活动总是被以多种方式组合进国家体制之内，成为国家的基础构成。另外，“新兴的国民国家为了实现全体国民的整合，必须致力于‘国民文化’的建设，而要建设国民文化，自然也就无法回避如何面对被视为传统的民俗文化这一关键性的问题” [15] 。还有学者认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固守和传承是对本民族——国家的一种忠诚，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表现。……因为民俗文化包孕了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和历史，承载着一个民族——国家的记忆和情感，即民俗文化本身就潜存着具有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基质” [16] 。
除了宏观的民族性文化基因载体，民俗文化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重要机制之一，还体现在其对广大民众的综合性熏陶教化作用。那些在特定群体内世代流传的神话故事，可能无形中引发了群体成员的向心力；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传播的谚语民谣，不知不觉中会给人以熏陶和启发。有学者认为，“在中国任何一个乡村和市镇里，都可以收集到许多谚语。这些谚语，内容非常复杂，包含着关于天文、气象、人情、职业等知识。它是民众经验的宝库，民众思考的渊源，而且直接间接地都有相当的教育作用。歌谣至少可以滋养民众的心灵，使他们对人生、事物发生兴趣和理解；传说往往不但给他们以知识，而且注入一种道德的教训。其他，像民间趣事、谜语等，也大都有智慧的或伦理的启发作用” [17] 。有学者认为，传统乡村民俗文化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教育形式，“传统乡村社会的诸多民间故事传说、民间信仰仪式、民俗活动、祖训家规、民谚俗语乃至儿童游戏等，具有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延伸法律法规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对于乡村民众社会角色形塑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18] 。民俗文化真正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核心机制，是民俗可以无处不在地，或显性或隐性地发挥国民教化作用。有学者指出，“民俗文化包含一系列哲理和原则。生活世界是充溢着‘一般意见’或‘常识’的世界，有它自己的本质结构和它自己的具体的因果样式，有属于这个经验直觉世界的时空形式，诞生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民俗事象往往都在表达‘一般意见’，其中的基本构成是‘常识’。所谓一般意见是指意义是人们所共同理解的，而常识强调的是不言而喻，无论是一般意见还是常识都表明对一个事件、一个活动的意义认识和经验不仅仅是个人感受，而是人们对它的参与是相互交流的，在交流中达到共同理解” [19] 。虽然这种社会群体生活的一般意见或常识，一方面以实践样例的形式提供给个体生活路径和方式的最普遍的样态；另一方面也可能固化和限制个体创造性的个性化发展，但在个体自我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民俗生活提供了一种最自然、经济、有效的教育引领方式。
除了在宏观整体视角下对民俗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进行探讨，也有学者从德育、思想政治教育、体育、艺术教育等维度阐述民俗文化的教育价值。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诸如文明礼貌、尊老爱幼，热爱集体、团结互助，爱国爱家、遵纪守法等淳风美俗，这些风尚习俗，“凝结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各族人民共同的社会知觉和社会体验，熔铸了各族人民共同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动机，表达着共同的社会态度和社会理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汲取民族传统美德的丰富营养，民族传统美德必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大放异彩” [20] 。有学者认为，民俗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美国民俗学家萨姆纳认为，民俗是社会意识诸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母体。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说，民俗是权力结构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民俗表达了不同场域中社会行动者的处境和利益，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力和意志。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社会整体发现、接受和传播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民俗生活的过程。” [21] 正因如此，民俗文化传承同时蕴含着建构意识形态、优化社会环境和增进文化认同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22] 同时，“民俗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是从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和民俗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它以外显的感性形象使人产生愉悦感，并有着独特的内在意蕴” [23] 。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人们对民俗文化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重视，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经济振兴的关联也越来越多。有学者认为，“在当今世界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开发能反映民族性格、代表民族特征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已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24] 。也有学者认为，“民俗文化可以代表民族文化的主要传统。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将会使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建设更趋完善和全面” [25] 。还有学者从国家发展的视角辩证地指出，“在像中国这样被动地、被迫以现代化为指向的新兴国家的意识形态当中，由于不同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心不同而往往致使民俗与传统逐渐地具备了两重属性：一是把民俗看作封建、迷信、落后的‘四旧’，是应该被摈弃和予以克服的‘负’遗产；二是把民俗或传统理解为民众生活情感的结晶与历史性的创造，进而也往往会把它们当作‘民族精神’得以依托的‘故乡’或祖国文化的源泉” [26] 。不管具体的关注点是哪里，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民俗文化的积极价值越来越认可，也越来越重视。
在充分认识民俗文化所具有的丰富价值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开展民俗教育的问题。事实上，民俗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孔子讲“礼失求诸野”，将乡野民俗同士大夫阶层中具有教化规范意义的“礼”联系起来。而在我国20世纪早期的文化启蒙和平民教育推进过程中，开展民俗教育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凸显出来。鲁迅在1931年倡导进行“国民文术”研究时，讲到整理各地的歌谣、理谚、传说、童话等，明确指出要“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周作人于同年征集绍兴儿歌和童话，目的也是“存越国风土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
从整体上看，当前关于民俗文化价值的研究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在研究方式上是民俗文化价值的一般性研究和具体案例研究并存。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出人们在观念上对民俗文化的重要价值的高度认可，但对民俗文化价值有效利用的途径和策略的研究相对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俗文化价值的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