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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民俗文化研究历程概览
人们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以后。但在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之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已经对民俗文化进行了诸多思考和研究。尤其是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欧美学者对新大陆的风俗、制度等民俗内容的关注。他们比较新大陆与欧洲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并从文化视角对所谓的“文明人”与“野蛮人”文化进行价值和观念的阐发。之后，西方的思想家把与原始人、东方民族相关的问题与社会、宗教、政治观念的起源等联系起来，强调人类风俗的多样性，而正是这些不同的风俗和自然地理因素导致了不同的制度、信仰和行为，由此得出结论，人类的价值具有相对性。这样，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逐渐形成。如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认为，神话、史诗及各种今天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类型，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造，从这些神话史诗作品，可以发掘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及社会习俗。寓言、谚语、逸事等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到了18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了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思潮。“如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笔下的‘高尚的野蛮人’一样，当时的农民被浪漫主义者赞美为健康朴素的古代文化的传承人，而流传于乡村社会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仪式信仰则被当作幸存的古代文明。” [2] 在此立场上，欧洲各国学者对民间文化进行了丰富多元的研究，并逐步影响和扩展到美国等其他国家。
德国是民俗研究的摇篮。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者赫德尔（Johann Herder,1744-1803）认为，古代农民的文化就是德国文化，拯救德国民族文化的关键在于发掘和重建德国的民间文化。德国传播理论学者本菲（Theodor Benfey,1809-1881）通过详细描述印度故事经由阿拉伯流传到欧洲的过程，揭示了古代欧洲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欧洲古代文化的印度起源论的观点。另一位德国学者诺曼（Hans Naumann,1885-1951）认为，民间文化起源于上层社会，之后流传到民间，在逐渐丧失其贵族特征的同时，演化形成了民间文化。这些学者的研究走在世界民俗研究的前列。
英国的民俗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德国学者的影响。英国关注民俗研究的主要是一批古物学者。1846年，英国古物学者汤姆斯（William Thoms,1803-1885）提议用“民众”（folk）和“知识”（lore）合在一起的“folklore”（民俗学）来指代过去关于民俗文化的种种不同的表述方法，被大批学者接受和认可。这样民俗文化研究有了“民俗学”这个正式的学科名称。但英国早期的古物学者对民俗的关注更多停留在对民俗文化的收集收藏上，在系统地分析阐释这些收藏方面严重不足。直到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出版《原始文化》一书，从进化论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历史，提出了民俗文化的“遗留物说”，认为传统民俗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不具有特殊的现代意义，反而是需要改革的对象。
法国的民俗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德国和英国的影响，在研究立场和观点上存在从民族主义到进化论人类学分析，再到通过文本分析强调民俗文化的美学意义的转变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学者吉纳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提出民俗学是一种研究民间习俗与民俗生活方式的科学，其研究必须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欧洲的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家的民俗学研究普遍具有比较突出的民族主义倾向，注重通过发掘传统民俗文化，尤其是民歌、民间故事等，激发和弘扬民族精神。 [3]
美国的民俗文化研究就如其国家发展一样，起步相比于欧洲诸国要晚一些，但在规范化和系统的学科建设方面属于后起之秀。美国较早的民俗文化研究主要关注欧洲移民的口头文化，20世纪后开始转向美国本土化的印第安人文化。美国学者纽厄尔（William Newell,1839-1906）于1888年建立美国民俗学会。汤普逊（Stith Thompson,1885-1976）于1949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可授博士学位的民俗学专业，并建成独立的民俗学图书馆。道尔逊（Richard Dorson,1916-1981）在印第安纳大学把民俗学专业扩建成独立的系，并出版发行《民俗学研究所季刊》，使美国的民俗学学科建设进一步完善。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一批民俗学研究者成长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民俗学研究思想和方法，诸如故事程式理论和情景研究理论等，对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体来看，欧美等西方国家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在研究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变化、扩展、丰富的过程。学者们对民俗文化的关注点经历了作为“他者的民俗”“本地的民俗”和“作为交流事件的民俗”等不同的定位。 [4] 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从较早的古物收集、文献考据，到历史地理方法、田野作业方法，再到文化的方法论（文化模式、功能主义）、文本的模式（形态学研究）、结构主义（象征学、解释学），以及再后来的精神分析法、民族志诗学（海默斯）、演述理论（鲍曼）、女权主义、本真性（本迪克斯），等等，呈现出多元化倾向。 [5] 在研究立场上，或者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强调民族文化的振兴，或者从文学视角强调民俗文化的美学价值和创作，或者从人类发展的视角探讨人类的进化特点，具体的立场和视角虽然各异，但无不在充分发掘传统民俗文化这一人类重要演进成果的当代价值。这些研究中所涉及的具体民俗文化事项，虽然更多是基于研究者所处的地域或国家，与我国的具体民俗文化存在很多差异，但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形成的民俗学研究理论对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从我国民俗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相关研究与国外研究的诸多关联。
（二）我国民俗文化研究的基本历程
在中国，关于民俗的记录历史悠久。在《易经》《诗经》《礼记》《山海经》《离骚》等先秦的经典作品中，广泛散布着我国古代神话传说、民歌风俗等民俗事项内容。而且在那时，人们已经在考虑和重视民俗的社会功能及其发挥，如在中国古代教育著作《学记》中就有“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内容，强调风俗的重要教化价值。《诗经·周南·关雎序》中有“美教化，移风俗”的表述。在李斯的《谏逐客书》中，也有关于“移风易俗”的论述。
到了汉代，不仅《史记》《汉书》这样的史书中记载了当时的诸多民俗内容，东汉的应劭还著书《风俗通义》（亦有称《风俗通》），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专门阐述事物的种类名号，分析解释当时的风俗，成为我国现有资料可考的第一本以民风民俗为主要内容的民俗著作。此书序文中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尚书》：‘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觐诸侯，见百年，名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由此言之，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 [6] 这段话，清楚地表达了作者对风俗内涵和功能的认识。
汉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民风民俗更加丰富多元，相关的记载和研究也更加丰富。唐朝的《旧唐书》《新唐书》、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岁时广记》、明朝的《帝京景物略》、清朝的《如梦录》《古今风谣》《帝京岁时纪胜》《乡言解颐》《通俗编》等诸多的史书和民俗著作，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我国各地的民风民俗，为专门的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清末民初，湖南萍乡人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此书分浑朴时代、驳杂时代、浮靡时代及由浮靡而趋淳朴时代四个阶段对我国从太古到明朝的各类风俗进行了记录和介绍，同时也对这些风俗的形成、特征、影响等进行了分析阐释，兼具资料梳理和学术研究的属性。作者在著作的“序例”中也阐明了自己的写作初衷：“亮采夙有改良风俗之志，未得猝遂，乃以考察为之权舆，又以为欲镜今俗，不可不先述古俗也。自惭晃陋，搜讨频年，东鳞西爪，杂碎弗捐，自开辟至前明。几千年风俗，粗具端末，虽芜杂谫陋，不值覆瓿，然正风俗以正人心，或亦保存国粹者之所许也。故述鄙意而举其例如左。” [7] 从以上所述中不难看出，作者著这本《中国风俗史》，一方面希望通过对传统风俗的研究改良当下的风俗；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保存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这种思想和立场与我们当前的民俗研究基本一致。
民国时期，一批留学人员开始把日本和西方等国家关于民俗文化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引入国内，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研究活动。较早开展研究的是鲁迅和周作人，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基于对歌谣和神话的兴趣开展了相关工作，回国后也积极倡导和推进歌谣等民俗文化内容的研究。鲁迅在1913年首先提出建立民俗文化组织的倡议，他说：“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 [8] 周作人则在其《儿歌之研究》（该文1913年12月发表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一文中在国内首先使用了“民俗学”这一术语。之后，北京大学设立了诸如歌谣征集处、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风谣学会等多种民俗活动组织，并创办《歌谣周刊》，开展了多元化的民俗实践调查和理论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广州、杭州、上海、厦门、山东等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学者引领开展了民俗文化的调查、搜集整理和学术探讨活动，出版了《北平风俗类征》《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民俗学》等一系列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批在民国时期就深入开展民俗文化研究的学者，诸如容肇祖、顾颉刚、杨成志、钟敬文等积极呼吁宣传，推进民俗研究的发展和深化，并提出明确的民俗学建设规划。在1966年前的十余年里，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民俗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在这段时间里，民俗研究对象开始扩展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但一些民俗学者提出“先进与落后”的社会分化意识，把民俗与落后联系起来，认为民俗反映的是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调查，把民众的生活民俗进行梳理归类，但实际上是作为社会批判、反思和摒弃的内容来对待。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民俗学研究主要站在人文学科的立场，以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对作为广大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民俗关注不足。虽然当时关于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民俗在民俗学研究中被边缘化，但它们却是民族学和社会学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后，在一批民俗学者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国家对民风民俗更加重视。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明确指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各省市也纷纷成立民俗学会，一些博物馆也从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目的出发，搜集整理和保存民俗文物，举办多种民俗物品、节日文化等的展览活动。同时，一些大学的民俗类课程也开设起来。1998年，在国家学科调整中，民俗学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专业人员的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相关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也得到快速提高。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研究民俗的视角和立场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全面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以往相比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和支配自己的时间，空间流动也更加自由便利，这为人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提供了可能。于是，人们从前熟悉的民俗民风开始逐步恢复起来。人们开始从正面积极的角度看待和研究民俗现象和问题。
整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民俗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些曲折和起伏。在1979年前，受“除迷信，破四旧”的影响，人们对民俗的关注主要是以摒弃、批判为基本取向的，当时虽然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鲜有关于民俗研究的学术文章见诸报端。查阅中国期刊网，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民俗研究文章是萧兵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发表的《屈原名字生辰民俗解》和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发表的《万舞的民俗研究——兼释〈诗经〉〈楚辞〉有关疑义》。在此之后，民俗研究开始真正起步，每年几篇、十几篇学术文章发表。到1987年、1988年前后，各地的民俗学会纷纷成立，相关研究也迅速发展，每年发表的文章快速增加到几十篇，甚至数百篇不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十五年里，人们对民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传统民俗本身的挖掘、整理、描述和介绍；而在1995年后，民俗研究开始较多关注民俗的文化教化功能和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包括在很多乡村地区，伴随着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而几乎消失的乡村民俗如何传承的问题受到重视。认识到民俗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教化功能无疑是民俗研究的一大进步，对其复兴的探讨也无疑会丰富和推动我国新文化建设的步伐。
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者们关于民俗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社会史取向，重点探讨特定民俗的产生背景、机制以及发展演变的历程。这一时期，我国的民俗学者在研究方面充分借鉴了泰勒、安德鲁、弗雷泽等学者在人类学、民俗学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俗学理论研究资源快速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方法体现出一种文化史的向度，采用诸如民俗志、田野作业、蹲点考察等方法，比较集中地关注诸如节假日、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内容。
就已有的研究来看，民俗学专业人员主要把“民俗”作为研究对象，把民俗文化传承作为根本目的，致力于提高材料的精确性、客观性，追求民俗学的科学化，侧重于进行不同民族地区的个案研究。当前把民俗作为工具与手段，通过民俗进行的研究比较少。而且，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人们的热情参与高于理性分析，一些文章从对民俗价值的感性笼统认可出发，提出学校、社区、政府等不同层次和部门如何传承和发扬传统民俗的优势，如何促进民俗复兴的策略。其中的很多策略看似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但实际上因为对民俗本身缺乏细致的理性分析，认识过于模糊和笼统，往往造成具体策略也无法落到实处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