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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百年征程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制度建党体系研究”（2021GH0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变迁及构建研究”（19ZDA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赵宬斐
一百年来，历史发展跌宕起伏，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百年叙事及叙事体系建构，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现代国家建构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叙事中，彰显出对于国情、党情、社情的精准认知与逻辑推论的深刻表现，也由此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深刻精辟的理念思路与实施方略，对国家和人民的现实发展具有伟大的引领与指导意义。
从20世纪初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图对战后世界关系与秩序进行重新安排与调整。帝国主义国家再次走向重新瓜分世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霸权道路，中国也由此陷入西方列强入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之中。面对百年之巨变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知识结构和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国人不得不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如何重建民族复兴与国家建构的叙事逻辑等一些现代性问题。
一是传统家国天下体系之变。从19世纪上半期，西方列强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构后就立刻转向对东方中国的入侵与掠夺。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西方各种现代性思想也迅速传入，对中国社会“传统家国天下”思想带来很大冲击，国人发现中国传统的以家国同构的观点及以儒家文化维系的“家国天下”观念已无法有效应对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内忧外患下，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艰难探索如何有效地“在认识外来文明的过程中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文明和政治、社会制度”
[1]
。围绕着用什么样的现代性方案拯救中国及中国道路向何处去等重大历史性问题进行探索，在此艰难探索过程中不但自觉地提升了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现代性意识，也有效地促进了国人对国家与民族认识的觉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对“家国天下”怀有深沉的责任感，开始突破传统的“皇权神圣” “朕即国家”的“家天下”观，自觉地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凝练出新的民族观与国家观并广泛和深入地进行传播及践行，中国自此走上民族解放之路。二是传统知识结构开始瓦解。清末民初之际是“一个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刻”，这也“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进一步的伟大的分裂”
。伴随着西式科学与民主的传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知识谱系中开始增加了民主、科学、自由、启蒙、救亡、独立与解放等现代性观念，这也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尝试从西方现代性所孕育的理性、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科学性和主体性等观念里找到能够帮助传统摆脱危机的方法论与现代性方案。三是传统自然经济的崩溃。从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确立，立刻进行全球扩张，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始走向瓦解。中国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矛盾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转向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国外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尤为重要。随之国民肩负起双重革命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本国的封建统治。
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重新走向富强，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集体性焦虑，由此他们“由‘边缘焦虑’引发的期待重回世界文化中心地带的不可遏止的冲动”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这种冲动凝聚为一种关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现代性问题意识。如何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能够建设一个主权完整的现代国家，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叙事逻辑去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现代性焦虑，也是他们亟待要解决的现代性重大问题。“叙事是一个独特的体验和思考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话语表达方式”
，其实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是将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人们的经历组织起来的一种模式”
，叙事逻辑主要由C.布莱蒙提出，他认为叙事主要按照“可能—过程—结果”序列进行功能展示。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先后采用了不同的叙事逻辑架构，尝试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有农民领袖按照传统的农民战争叙事逻辑进行太平天国运动；有处于庙堂之上的洋务派按照“中体西用”的叙事逻辑进行的洋务运动；有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按照资本主义改良叙事逻辑掀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按照资产阶级革命叙事逻辑发动的辛亥革命运动等。种种叙事逻辑在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的征途中戛然而止，主要因为这些叙事无法真正解决中华民族危机，实现救亡图存。由此，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叙事逻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反思过去仁人志士采用的一些叙事逻辑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叙事逻辑，那就是坚持以国家和民众的诉求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导向进行叙事。这种叙事主要表现为以“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的革命叙事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现代叙事等两大类型叙事。
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叙事是在确立了“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的主题之后，按照十月革命的经验元素、大革命的可塑元素、土地革命的情感元素及抗战的民族精神元素等序列开展，一方面彰显出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的叙事主题诉求；另一方面实现了从革命叙事主题的确立到序列元素的建构。
叙事主题是指叙事中所要表现和传达的中心思想。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主题就是如何运用革命叙事摆脱西方列强凌辱，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自觉承担其伟大历史使命，确定以“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为现代革命的叙事主题。从此以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彻底得以改变。
“民族复兴”是民族意识、民族自觉、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精神的凝聚与样态展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自觉是伴随着近现代中国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秩序，走向民族复兴、国家独立和中国现代性道路探索中逐渐生成与发展的。早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1922年）宣言中就确立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现代性主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具有现代民族意识自觉的政党，已然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解放与独立的主力军。毛泽东在《湘江评论》（1919年8月4日）第4号发表的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现代政党力量早已经融入中国革命叙事逻辑之中，并成为重要的引擎，“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
如何建立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民族富强的现代独立国家成为当时国人最迫切的现代性诉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既要彻底摆脱传统家国天下的传统专治，又要走出与欧美等国家建构的模式。在如何建设现代国家的探索中，许多组织、政治主体和运动经过多次努力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担负起伟大历史使命，义无反顾地向前。中国共产党的二大把“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明确地写进党章，并且深知摆在近代中国社会面前的两个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如果没有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现代国家的建构，那么围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意义与价值目标就会失去依托与保证。其实，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主题就昭示在革命叙事中，蕴含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叙事逻辑之中，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知识储备与革命实践经验以积势蓄能的态势转化到革命活动的具体运用。
没有叙事便不成为历史，因为只有通过叙事“一连串的事件才可以转变为一个序列，划分为时间，以一个过程来表现，其中事物的基本内容可以发生变化”
。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历史具体语境出发开展革命叙事，按照十月革命、大革命、土地革命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等序列事件展开。在叙事构成中衍生不同的经验元素、可塑元素、情感元素和民族精神元素，为革命叙事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一是十月革命的事件序列，借鉴经验元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与借鉴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首先选择“以俄为师”进行组党建军。组党建军是向俄国革命学习的序列中关键的逻辑论证与经验摄取，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成功经验，然后“以苏为鉴”摆脱局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敏锐地洞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现代性方案，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二是大革命的事件序列，提供可塑元素。“叙事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模式”
。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洞察革命事件，依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对革命领导权的现代性探索；同时，积极推进建立各革命阶级的大联盟，代表工人和农民阶级积极开展工农运动，把国民党改组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在革命斗争中，为争取广大民众支持积极开展民众教育运动，领导广大民众支持和配合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为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人民基础。三是土地革命的事件序列，培育情感元素。土地革命指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深厚的情感支持。首先，满足情感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为一种现实导向，解决农民的根本需求，满足农民的情感诉求，促进情感共鸣。其次，获得情感认同。土地革命中，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积聚和发展农民力量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以此取得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认同。最后，衍生情感支持。建立最广泛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带来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大力支持。广大民众的支持不仅筑造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关系，也促进了统一战线的现实化。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满足农民真实情感需求的基础上带来情感认同，情感认同衍生情感支持，三种情感元素很大程度上诉求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现实关怀，逐步形成了来自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与情感意蕴。
四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事件序列，凝聚民族精神元素。中华民族抗战以来，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次伟大的民族抗战中，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展示出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首先，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共同进行社会实践，逐渐形成彼此互相认同的思想品德、道德取向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思想、热爱祖国的情感等共同心理因素的综合映现。其次，在这次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重塑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的思想情感中，中国共产党以此调动抗战的积极性、增强抗战的向心力，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大团结，共同维护民族利益，反抗外敌入侵；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承担着反法西斯的重任，取得了抗战的彻底胜利，改变了过去中国被列强欺凌的软弱形象，使中国国际地位大为提高，成为伟大抗战叙事中的中流砥柱。
在跌宕起伏的中国革命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场域中明确了独特的革命叙事主题，在进行革命叙事中逐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契合，有力促进并衍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实现了“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为开启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找到了存在的证明。
革命叙事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最重要的核心议题就是建设与发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核心议题的确立，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现代性叙事的战略转向。中国共产党从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序列出发，以涵盖中国理论叙事的凝练与现代化道路探索两方面内容构成，致力于寻找能够解释现代化进程多样性的存续和流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中指出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的重要性与伟大意义。这个判断充分证明构建中国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表明中国急需原创性的理论建构。这种理论不但能够反映和体现历史发展规律，体现现实需求，指导具体实践，关注民情解决民生，同时能够给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提供智慧与借鉴。
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中，一直致力于“中国问题”与“中国实践”，创造性地把西方现代性转换为“中国化”，并以“中国化”的方式建构“中国理论”。中国理论实质上是“聚焦和解答中国问题得来的各个概念、经验、范畴、判断、推理、原则、规律、法则等等思维成果”，是“按照一个逻辑框架，变成一个逻辑自洽、条理分明、理性完备的学科化、系统化的理论系统”。
“中国理论”是“来自于能为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即人类问题贡献智慧和方案”
。能够揭示客观真理，满足现实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需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置放在中国复杂的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中去寻求对中国问题更科学有效的解答与中国方案；同时对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而建构真正契合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解释。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述系列思想都是“中国理论”的具体内涵。正是由这些丰富的内涵构成的“中国理论”成为中国新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指路明灯。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社会、国情与实践等全方位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理论”的完善与成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理论”引领下，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中不断修正、移植和创新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方法和视角，对建构现代性及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等十分坚信。但是，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以及在道路探索中会遇到哪些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也作了充分的估计。毛泽东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伊始就指出：“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就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
“起房子”其实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且对漫长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可能会遭遇的种种险阻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把工业化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经过“一化三改”
策略赋予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以崭新的含义，并“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失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与环境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探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与转变，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全面性的社会现代性变革，可谓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第二次革命”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其界定为“新的伟大革命”
。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放弃了过去单向“线性”思维方式而采取多向“立体”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的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积极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仅仅用四十多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征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人类现代化浪潮之中。在新时代、新格局与新发展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传承和贯彻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下，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同时统筹考虑和安排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实现作出的一次重要的战略擘画，基于现代性探索历史以及丰富的现实实践经验的同时，赋予了以中国道路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以无限发展潜力与空间。
中国共产党百年叙事体系是沿着国家与民族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等现代性路线进行建构的；虽然涉及诸多的维度和内容，但核心的叙事议题突出叙事聚焦，凝练叙事概念，界定叙事逻辑，确定叙事目标和百年叙事的系统性整合，以促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叙事体系新建构。
聚焦一般是指“描绘叙事情景和事件的特定角度，反映这些情景和事件的感性和观念立场” [2] 。围绕中国现实需要什么样的治理及如何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把叙事聚焦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面。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中国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也是一整套紧密相连且相互协调的制度序列；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制度执行能力与效能。中国共产党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叙事聚焦在目标、制度、景观与危机等上面。一是目标聚焦。中国共产党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聚焦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全面改革的同时，不断制定阶段性计划，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明确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把目标聚焦作为身为聚焦者行为活动的要求和标准，相互形构并不断探索新的治理方式，推进治理政策转型的实现。二是制度聚焦。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聚焦构建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兼具系统性、科学性、完备性、规范性的制度体系，以系统、科学与规范的制度体系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驾护航。三是景观聚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也是一种统筹或者治理的“景观”，这种“景观”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效与结果及人民群众对国家的治理期望、感受及评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构成一种双向互动的景观聚焦，广大民众深切感受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四是危机聚焦。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的各种挑战、风险层出不穷，一些突发性的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在这种形式下，如何科学有效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通过有效治理消除各种风险与危机，保持国家与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挑战意识，聚焦于危机，高度警惕由于全球化和社会结构与变迁带来的风险和挑战；高度警惕如何克服传统治理之下产生的治理危机或治理失效等风险与挑战；高度警惕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固化、利益集团化、因循守旧观念障碍等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必须加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中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历史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叙事概念是一个紧密而复杂的叙事建构系统，由许多标识性概念构成。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叙事主要指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用来讲故事的一套方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打造了一批反映民族复兴且具有符号意义的话语资源，同时把话语与视角、声音、频率等相关元素进行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一些叙事新概念。
一是对“中国梦”话语叙事的凝练。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人民的发展角度出发，提出了伟大的“中国梦”这一重要的标识性话语，并将“中国梦”话语不断充实并丰富，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并在实践过程中彰显先进性。这既是“中国梦”话语视角合理性的阐述，也是叙事概念建构的重要内容。二是对“四个自信”话语叙事的凝练。“四个自信”话语是中国话语体系自主性和原创性的贡献，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维度、理论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新的叙事体系提供了路径引导。“四个自信”话语表达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话语体系，能够不断唤起民众的自信、凝聚民众的自信、坚定民众的自信、提升民众的自信，能够激发民众以新的精神风貌和奋斗姿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能够激励民众义无反顾地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是增强“四个意识”话语叙事的凝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话语是对百年历程中党的革命叙事与建设叙事话语的凝练，是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深度凝练，也是在新时代与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全党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话语的凝练。“四个意识”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格局和新发展下话语叙事走向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历史性转化。
中国共产党百年叙事体系建构的前提必须要明确叙事逻辑。“叙事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处处最大程度地还原着情境中具体细节的、在细节中流动的、允许矛盾的逻辑形式。”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下的叙事逻辑是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由富起来到强起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真正实现“站起来”。“站起来”的叙事逻辑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彻底结束被奴役被侵略的具体情境，标志着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从此也开启了转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并且引出了新的逻辑推论及蕴含的思想新方向：“富起来”的叙事逻辑。“富起来”是接着“站起来”的叙事逻辑继续展开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明确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国家经济状况产生巨大变化，让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富起来”带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经济的稳步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彰显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产生积极的经济思想功能。由此，“强起来”的叙事逻辑正是顺应“富起来”进行深入推进。“强起来”的叙事逻辑，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新的“历史性飞跃”，正在把最美的蓝图转变为现实。“强起来”意味着中国正在不断开辟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新境界与新征程，同时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提供多样化的方案与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因此，从百年历史征程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叙事逻辑源于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内在逻辑，三者之间互为影响互为促进，呈现一种螺旋式的演进路径，也表明了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叙事逻辑指向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一直坚持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明确写入党章并时刻践行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民为中心深刻阐释了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二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主体性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物质与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根源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与伟大实践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正是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汲取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够带领人民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千秋伟业；正是把人民作为发展的力量源泉，依靠人民的首创精神，才能够持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踏上新的征程。三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既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促进了共同富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共享”本质上表现为共同享有，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是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要更加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民情与民意问题，采取更加务实有效的方针政策，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使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具有保障性及可持续性，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叙事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叙事坐标上，革命叙事、建设叙事、国家叙事、意识形态叙事、现代化叙事等的嵌入进一步拓宽了叙事空间，丰富了叙事体裁。站在百年历史大视野下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叙事体系，不仅是对叙事建构的系统整合与优化，更是展现叙事逻辑的创新发展。
一是从革命叙事到建设叙事。“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共产党为了救亡图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等诸多具有斗争性的革命话语叙事，引领广大民众进行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拼搏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为今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也由此从革命叙事转向建设叙事，基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国情现实，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战略性地开启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叙事议题。二是从意识形态叙事到现代性叙事。“意识形态叙事是‘意识形态’和‘叙事’交叉形成的复合概念。”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历史复合概念的书写逐渐突破了单一的民族救亡、国家独立的意识形态叙事转向更为复杂的现代性叙事。现代性叙事本身意味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兼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深入挖掘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蕴含的现代性叙事的价值与理念，以此来指导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现代性叙事。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中国现代化转型优势的同时，倾向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合理性需求，更关注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开放精神等现代性价值。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过去革命时代的宏大意识形态叙事进行调解与整合，汲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现代性价值，为深入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跨出旧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以现代性取代单向度线性的革命进程，积极开拓现代性叙事丰富内涵。三是从民族叙事到人民叙事。民族叙事发端于中国共产党呼吁全民族同仇敌忾，打造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及认同感，体现以生存为本位的逻辑研判的同时实现全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宏伟目标。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与解放之后，中国社会发展逐步从民族生存宏大革命叙事转向对人民美好生活叙事的追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进一步反映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叙事方式中，深刻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整体福祉系统规划及对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高度关注。这是民族叙事发展到人民叙事的一种时代必然，也是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具体化构建了中华民族从被压迫到独立，从贫弱到富强的时代推演，同时拓展了人民叙事的丰富内涵。四是从国家叙事到全球叙事。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两种国家叙事，即“人民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种国家叙事的统一”
。经历28年的艰难革命历程，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迅速转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等各个层次与领域，而这些领域与层次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与静止的，都与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性，需要立足于世界，与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深刻、频繁的互动，否则就会被全球化的浪潮所吞没。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导，深刻意识到全球化时代国家叙事要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要逐步适应全球叙事的主旨，即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全球叙事的发展，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积极呼吁人类社会共呼吸、共命运，把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追求。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即走出一条具备时代跨度与大变局共存的中国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个时代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叙事中，中国共产党正在带领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迈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不断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在这个伟大时代中，中国共产党肩负伟大的使命担当，正在进行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代叙事话语演变，其中内聚着“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及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导向，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叙事话语与叙事目标，这种现代叙事与中国的现代化形式、现代化逻辑产生通用的叙事内核，促使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调度有衡、层次分明、周延备至的叙事元素；同时赋予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多种叙事元素与“现代化强国”的结缔运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强国的整体把握，也体现了新时代对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一种现代叙事表达。
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正以现代叙事的形式书写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当前，我们要牢牢抓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我们党必须准确抓住战略机遇期，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加有效地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开拓中国发展新境界。
（已发表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