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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玉玲
2019年，恰逢伟大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在这场被公认的中国式的“启蒙运动”中，据统计，这一时期从外国涌入的各种“主义”多达330余种，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主义文化”现象。
在众多思潮中，最终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现实原因。在这之后的一百年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传播、结合、融合、创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由一种外来的学说逐渐成为融入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实践道路的灵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历史变迁，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和角度发生了多种变化：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照搬、困惑、反思到创建的过程，这与中国的社会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可否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全盘西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抽象的学院化等等的曲折道路，但是，在每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先知们以中国的社会实践和具体情况为引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不断地建构着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近年，面对着现代性发展的种种困境和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中国学界和政界提出了“中国道路”，力图超越西方经典现代性面临的问题，积极以中国方案开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方向与世界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文化转型、政治制度更迭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中华民族往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非常迫切地摆在了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面前。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盛，多达三百多种的外来思潮涌入中国，直接证明了当时的旧中国对于新文化的迫切期待与需要。但是，当时的旧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根源在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民族心理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共通之处等等。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与新中国的创立与发展历史一同起伏跌宕，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古老的中华文明历史上，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似乎与生俱来。如“大唐盛世”“宋代的繁荣”等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她的自信与骄傲，中国的封建帝王一直在“君权神授”的传统文化中，坐着千秋万代的美梦。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中国千年的封建王朝终于遭遇了她最强的对手——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交流与战争的过程中，多次屈辱的失败使中国的精英阶层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魏源、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清朝末期的进步人士，开展了洋务运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学习西方的技术并以此来克制西方，才是中国的出路之所在。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主张学习与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与器物，但是却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用西学的目的是为巩固与维护封建社会的王朝统治，挽回大清王朝江河日下的衰败命运。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保守派与革新派之间做了一个调和，渐进的改良是当时各个不同的阶层都能够接受的最现实的选择。不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没有挽救清代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结局。不过，这些改良虽然只是停留在器物的阶段，但是，已经击碎了中国封建帝国的文化傲慢与自信，打开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国门，它已经为文化与观念上的变革做好了前期准备。应该说，“被动”是旧中国接受外来思潮的主要特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社会现实的逼迫，社会实践逼迫旧中国在观念上、文化上必须改变。
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后，“变”与“不变”是当时社会争论的主题，这是封建制度与西方现代性文明之间的对抗，争论的结果“变革”是必然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选择。问题在于，如何变，往哪里变呢?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面临着历史上最重要的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随着对西方社会的制度、文化、教育等等全方面的了解，使得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并向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与文化开炮。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反对中国传统礼教与孔孟之道、反对封建专制与迷信、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与新文字。打碎通常与重建是相伴而来，打碎旧文化之后的新文明以何为尺度呢？既然西方的各个方面都优越，效仿与追随西方似乎就成为了一种最佳的选择，在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之中，确实存在着这样“全盘西化”的思潮。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正式提出了全盘西化一词，他说：“我们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
1934年，陈序经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并断言：“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胡适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表示了对于陈序经先生这一提法的赞同。虽然，当时提出全盘西化的愿望是强国与抵御西方列强诸国，但这一提法还是刺痛了保守派的神经，并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与拒斥。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盘西化的主张与中国文化传统主流价值观完全相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于“祖宗”留下的东西保持着最高的敬畏，这与中国文化中所遵从的“孝道”文化直接相关，对于长辈顺从听命，对于祖宗留下的纲常法纪无条件地服从，就是孝道的核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史的主流价值观，而全盘西化的观点与此完全相悖，全盘西化的观点甚至也遭到了受过西方教育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反对。1935年，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坚决驳斥“全盘西化”的主张，并强调了对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坚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
。另一方面，民族情感与自尊心对于全盘西化的不认同。自1840年起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入侵与掠夺，引起了民众对于西方国家强烈的敌对情绪。纷纷主张以西方国家为师，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与制度，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却一直没有走出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提出废除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等合理要求，但是却没有被通过。不仅如此，中国反而重新被西方列强瓜分为殖民地。这不仅是引发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而且再次让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的面目，追随资本主义国家、走西方的道路，根本无法改变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外交官陆征祥参会后无奈地说“自古弱国无外交”，自此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同时成为五四运动提出的目标。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民族使命中诞生。显然，全盘西化的道路无论是在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系上，还是在当时的民族情绪与历史任务中，都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不可能被选择为中国社会的实践道路。
全盘西化的道路走不通，退到封建王朝中的闭关锁国又不可能了，在这样的迷茫时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旧中国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非常著名的一句话，直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导思想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实际上，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已经提到马克思，并把他称之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在之后的十余年时间中，廖仲恺、刘师培等知识分子先后都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和一些基本的观点，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也曾经接触到马克思的思想，并自称为“中国社会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真正被中国接受还是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使中国民众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真正面目，彻底泯灭了对于西方道路的幻想。正如毛泽东所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另外，在此期间，俄国退出一战，并且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称联合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这些现实因素的累加，使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现的“新大陆”。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晚期的一个主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被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人们组成了各种学习小组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要重塑一种文明，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为这种文明找到了现实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全新的社会形态与希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一种宗教般的信仰拥抱马克思主义，期待着就此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般而言，一种外来文化在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播与被接受，都要经历一个曲折甚至血腥的抵御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被认同与接受，确实超乎寻常的顺利，这其中固然有十月革命的胜利等现实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与共通之处。首先，马克思思想中对于社会性的强调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集体”轻“个体”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中，“国”与“家”的地位远远大于个体本身，个人服从集体。马克思学说中一个核心精神就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只有社会合理、健全，社会中的个人才是完整的。因此，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构想，在那个理想的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符合当时中国的民情。其次，马克思学说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引起了共鸣。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民众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还是比较粗浅与直接的，共产主义常常被简单化为物质上的平均主义，这不仅直接引起了当时处于被剥削与压迫之下的中华民族的情感共鸣，而且“均贫富”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中农民起义的目标。梁启超曾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和早就流行于中国商朝时期的井田制度处于“同一立脚点”
。孙中山更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
。随着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理解，又有人把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大同思想”比较，在其中找到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共通之处。大同社会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对于理想社会的乌托邦设想。在大同社会中，人人劳动、没有私有制，没有特权与世袭制。可以看出，儒家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确实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再者，由于中国没有成熟的议会民主制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因此，西方民主的、渐进式的改良不适合20世纪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方式，即由无产阶级发起与承担主力的暴力革命，恰好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所需要的方式。以上三个方面的共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通了文化上的壁垒。
综上，我们认为，五四时期，中华民族在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又面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命面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承担这一重任，两者既有内在的价值观上的共通之处，又有外在的历史现实的逼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自此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开启了中国革命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的模仿与思想的直接转移、更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种融合与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简单地说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革命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与千篇一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多种多样与各种形式的：有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式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解读的形式之间甚至是互相矛盾与截然不同的。在本文中，我们不对此进行过多的分析与评价。我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再创造是评价这一理论真伪的唯一参考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有所侧重，并以不同的理论形式展现出来。通常中国的学界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这样划分：1840—1919年是近代，也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19—1949年是现代，是指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年至今天是当代，也被称作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一划分清楚地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分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开始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并不顺利，不仅在理论上经过了激烈论战、经历了极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为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五四运动之后，以“俄国为师”，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到苏联学习，他们带着强烈的向往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并深受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感染，以为在中国可以“如法炮制”苏联的道路与胜利。在这部分人中间，有些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对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时期，直接走向了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式的错误道路，并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失误。众所周知，1927年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采取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策略，这是模仿苏联的革命方式，但是却遭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与巨大的牺牲。“痛定思痛”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认识到了一点，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道路，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中国革命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同时，中国革命主体的侧重也转向了农民，而不是工人。提出这一道路转向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如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一切真知灼见都必须从亲身实践中产生，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着重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再三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因此，必须选择适合中国的方式与道路。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更是直接批判了教条主义，并直白地告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这些都直接尖锐地指向了那些照搬苏联道路的“抽象的理论学家们”。他们把普遍原则抽象地提炼出来，并直接地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认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应该”符合理论的规则，这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根本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明的那样，“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也就是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分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政治革命”与“发展道路”前后不同的两个部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也是非常曲折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依旧是最大的敌人，并且，教条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发展到了极致的程度。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国际形势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西方国家的封锁及其对于苏联经验的迷信，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是中国思想界的唯一样本，并被官方所提倡与推行，这就是后来所总结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阶段，教条主义一直是其最主要的敌人。理论一旦产生并在现实中经过验证并起到重要作用之后，就容易被固定化与绝对化，被推崇为唯一的绝对真理。然而，历史的进程与实践活动却是鲜活变化的，用僵化的理论去裁定活生生的现实，必然导致教条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毛泽东，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自己的思想中多次地批判教条主义，然而，他们自身却常常被后人教条化得最为彻底。恩格斯在晚年曾经明确地指出，当他们把原理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当他们只是把抽象的原理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时，唯物史观就立即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如同昆虫的“蜕变”一样，每脱去一次教条主义的旧壳，就获得一次新生。这是它与苏联社会主义命运最终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教条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苏联社会主义瓦解的主要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变通”的思想，作为中华文化之典籍的《周易》一书中的“易”字，就包含着变化的含义。另外，儒家的核心精神“中庸之道”，其最核心精神在于中正平和，因时制宜，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这些传统文化积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不走极端、审时度势。在每次面对教条主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及时整风、修正思想路线，重新回到中国的现实寻找最适合中国的道路，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固定模式。1978年5月，中国思想界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发起者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袖，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纠正“左”的错误而开展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的讨论。在此之后，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从“政治革命”转向了“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建设。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践样本的全新道路，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新挑战，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创造。邓小平同志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最早提出了这一设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自此，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地调整、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在经济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政治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分配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文化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他多元性文化的相统一。简言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其他制度合理性相结合，从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一直相伴随着，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具体的社会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实践指向，直接面对中国问题。从中国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一直秉承着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这一过程的创造者与执行者。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那就是学术研究上的不断推进。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对于马克思原著文本不断地进行着解读，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应该是最广泛与最深入的；对于马克思哲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批判精神的反复讨论，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批判性借鉴，这些都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每一次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解放思想的讨论中，中国学界都起着引领作用。
经过百年来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已经由一种外来学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实践融合成为了中国化了的“指导思想”，如同两条河流最终交汇形成一条新的河流一样，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在当代创建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不是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也不是以往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道路。在中国道路的建构过程中，在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同时，也逐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也可以说，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世界，新文明形态的探索应该是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主要世界历史意义之一。我们知道，现代性起源于西方文明，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全球的典范与目标。然而，在当代，启蒙运动过去了两百多年，在现代性的充分展开之际，现代性中所蕴含的内在矛盾性也日益突出，种种负面后果已经出现，以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文明是否还有能力解决，现代性之后的文明形式应该往何处去？在当代的历史境遇与现实困境面前，中国道路的建构与中国智慧的展现，为解决这些全球问题提供了一种中国式的解答方式。这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通常被认为是从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在随后召开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宏观的意义上来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百年的开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称为“新时代”的原因在于，面对的问题与以往不同。如果说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的是中国革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主要面对的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但是，在新的历史现实与全球问题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的是全球问题。众所周知，当代全球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第二，与资本现代性相伴随的消费文化的盛行，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也使得贫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第三，全球国家与地区逐渐呈现为“中心—边缘”的分裂趋势，落后国家在经济上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在文化上日渐丧失民族自身的独特性，等等。显然，上述这些问题是以“资本”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性道路发展的负面后果，随着现代性的完全展开与全球化的广泛扩展，这些问题更为突出，并成为自启蒙以来当代世界发展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一般来看，在原有的文明形态之内是不能解决其自身造成的问题的，正如中国的那句成语，不能“以己之矛，攻彼之盾”。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跳出原有的发展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出现，或许能够为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引领中国社会实践的同时，也在探索解决全球问题的可能。因为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全球面临的问题。纵观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他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日趋成熟，中国成为国际公认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原来的“自助型现代化”转向了“辐射型现代化”，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思想观念、制度、文化形态等等在全球影响力的加强。
面对着新的历史定位与全球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也随之进行了更新，出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生活”“共享”“绿色”等等新的内容。这不仅是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对当代全球问题的回应。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都是与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历史条件直接相关，根据具体的历史现实及时作出调整，这也是该理论一直具有活力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在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不同的。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几次根本性的转变，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过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这一概念的提出，直接区别于以往的“物质生活”，打破了单纯的以经济进步为核心的发展观，意味着发展观之内涵的重新定义。在新时代，新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发展理念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总结以往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方面的单一进步，都可能造成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必须多方面协调一致地发展，才是最佳的方案。
纵观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经历了几次关键的转折：毛泽东思想开创性地确立了中国的具体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继承与发扬。在进入21世纪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从中国国内与国际社会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个时代问题，这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在中国国内，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基本的原则，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具体指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构成，并强调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在实践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共同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在第二个百年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认为，对于全球性问题的回答，能够更为突出地体现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既是理论上的指导观念，同时也是具体的实践途径。他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原则和实施的途径，并认为这是解决目前人类面临挑战与威胁的方案。不仅要在中国推行，而且希望全球携手共同构建，因为在新时代，地球是一个“村落”，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人类共同体的理念是建构在“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的，与传统的发展观不同，新发展理念强调了共享与绿色的原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唯有互利共赢、走绿色发展的和平道路，才能建立起美丽清洁的世界。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人类政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四个方面的因素，是诸多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应该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在文明形态与发展模式上的同一化或者说西方化，恰好相反，各个国家和地区应该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与个性，在经济上开放互惠，在政治上彼此尊重、平等协商，在文化上互相包容、交流对话，在环境上绿色低碳、走可持续的生态文明道路。尤其是在文化上，“和而不同”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出的思想，这一观点被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体系之中，对此，在十九大报告中有很多的论述，“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如同自然界有多个物种一样，人类的文明形态越是多样，则越是繁荣与完善。因此，各个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不是附属与主宰、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同化与殖民的关系，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对话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世界向度，在面对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进行审视的同时，也面对全球问题，它为全球的发展与解决现代性的困境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与文明方向。
黑格尔曾经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来比喻哲学，以此来解释哲学的反思精神。一般而言，哲学的反思精神或者指向内心、认识自我，或者它的锋芒指向外部，如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毫无疑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后一种。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的历史，从最初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的选择，直至今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对中国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引领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成、新时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中国道路的建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百年几次里程碑式的转折，每次的转折都与该理论的创见直接相关。在新的百年之际，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定位的中国实践道路，在建设中国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同时将开辟出一条新的文明形态与发展道路，这种新的文明类型应该是超越现代性的局限与范围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正在显露于当代的理论构建与中国道路的实践之中。如果这种可能成为了现实，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理论上的创见与国家实践之间的关联如此紧密，而且一种理论百年来不断地推陈出新，自我修正与发展，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创造了它独一无二的历史。
（已发表于《理论视野》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