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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世荣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1937年春夏在延安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时的重要内容，至今已经过去80余年了。而关于“两论”的研究，一直未停止过，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争论，主要涉及“两论”的思想来源及其价值问题。关于“两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涉及它和苏联教科书、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而关于“两论”的价值问题，“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论’只有实践意义，没有理论价值，有的甚至是连实践意义也一并否定”
。本文认为，“两论”不仅具有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它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哲学基本内容，还在于它从根本上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把旧哲学定位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把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定位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学术界关于这一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概念的含义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旧哲学不仅具有解释世界的功能也有改变世界的功能，而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哲学，难道就不需要以解释世界为前提吗？实际上这样理解是有偏差的。马克思话的含义不是在认识论的范围谈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而是针对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而讲的。
第一，“两论”从认识论角度论述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
我们知道，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缺陷，是从理性至上主义的思维方式论证了感性世界是由超感性世界的共性、普遍性决定的，并预设了超越性世界中的共性，普遍性的绝对性、至上性，在理论上始终找不到从超感性世界走向感性世界的桥梁。旧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力图用感性对象性概念克服唯心主义的局限。由于不了解实践的作用也只能用感性直观面对自在世界而不是人的现实世界。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以实践为基础的改变世界的哲学。这种改变世界的哲学需要一个包含着新观念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不仅是变革人们对旧世界理解的思想武器，也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因此，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不仅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成功交给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真正找到了把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变为现实的活动和力量。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的主旨，“两论”从认识论角度论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实践论》的主要贡献，一是系统地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马克思的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哲学的定位，主要不是从认识论角度论述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关系，而是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定位。他强调旧哲学是在抽象思维概括出的世界本源范围内的世界，不是真正的现实世界。同时旧哲学主要是指德国哲学，即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哲学。而马克思是要在世界观上超越观念决定论，在现实中批判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哲学。毛泽东在论述辩证认识的运动时，论述了认识过程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但是他强调认识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完成了认识的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而且他强调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重要，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而人的实践活动是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统一，是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这样，毛泽东就具体化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实践活动的内容。这既超越了把“普遍”视为绝对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又强调了人类的实践活动面对的是不断超越自在世界的现实世界。这就从认识论角度论证了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基础，改变世界是认识世界的必要结果的思想。
第二，“两论”体现了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我们知道马克思创立以实践为基础改变世界的哲学，超越旧哲学的世界观；其历史观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论述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据和条件，是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毛泽东的“两论”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实践论》开篇直接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这就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奠定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他又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这就从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态度的立场上论述了阶级利益不同，决定其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也不同。就是说，哲学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不同阶级的哲学都包含着不同阶级的价值立场，它要反映的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表达什么样的人的价值诉求问题。他明确地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同时，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
，强调理论为实践服务。这就表明毛泽东的“两论”不仅仅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著作。也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不仅选择了为中国的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服务的价值立场，也选择了党的指导思想。
“两论”不仅继承了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还具体深化了马克思哲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内容。
第一，实现了认识论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认识论的统一。
在实践中列宁主要批判的是俄国的马赫主义者用系统的主观唯心主义，如“物是感觉的复合”，公开地反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并论述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维，从抽象思维到实践的认识辩证过程。虽然强调了实践观点的重要性，但没有以实践为基础系统地论述认识论的基本内容体系。毛泽东认识论的最大贡献，是以实践为基础论述了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将辩证法和认识论结合起来，并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结构体系。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认识论规律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发展过程。在《矛盾论》中，强调我们对事物认识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使认识不断深化。论述了认识的辩证法和认识的基本规律。
在唯物辩证法领域，马克思、恩格斯整个辩证法思想的主要贡献，一是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使其转变为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并论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二是以实践为基础，强调辩证法的实质是革命和批判的；三是以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系统地分析了资本的矛盾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到了列宁时代，在《哲学笔记》中他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并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但需要“证明和发挥”
。遗憾的是列宁未能对两大问题展开“说明和发挥”。《矛盾论》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系统地论述了矛盾问题的方方面面，并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逻辑，“说明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第二，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要求，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从理论上直接论述三者的统一。毛泽东“两论”的最大贡献是把哲学的世界观转化成认识论和方法论。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强调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即物质和意识谁是本原的问题是哲学的最高问题；而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第二方面即思维能不能和怎样反映存在的问题，作为认识论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列宁的贡献是把恩格斯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明确概括为认识论上的两条根本路线的对立，把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还是从感觉、思想到物，看作是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对立。“两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转化为认识论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并把世界观基本问题转化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二是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转化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转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内在地要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明确这种表述。《实践论》一开始就强调，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是认识论中的基本问题即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转化成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即人们认识事物是从主观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这样就把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机统一起来。正如《矛盾论》所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这样就不仅系统阐明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以后的论著中还具体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事实”不是具体的表面的现象，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发展着的事物的本质。只有从本质出发的事实中才能不断探求出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实践证明，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正确与否，而且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哲学世界观的正确与否。由此，毛泽东把哲学世界观问题转化为认识论和思想路线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切入点，从而为实现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哲学基础。因此，从理论上看，《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以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不仅是世界观，要求人们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按规律办事；又是认识论，要求按对规律的认识改造客观世界，还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具体转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他阐明了从世界观上的对立统一到矛盾存在的普遍与特殊，到矛盾存在的主次要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关系，再到作为内在矛盾如何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实质。这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辩证法体系。在毛泽东看来，辩证法不仅是世界观、认识论，更是方法论。在世界观上矛盾是普遍存在，不同事物的矛盾又各不相同，在方法论上就要求我们学会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准确把握矛盾分析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强调工作中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主次，也不能只抓住主要矛盾而忽视次要矛盾的解决。
正确的世界观转变为指导实践的方法论，中间要经过正确地认识世界并转化为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以落实。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理论与实际怎样结合的问题，主观和客观如何统一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怎样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就是要解决人的认识和行动，如何自觉地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在实践中，就是要解决如何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问题。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因此，《实践论》主要阐述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就是解决二者如何统一问题。《矛盾论》中系统地论述了矛盾问题，特别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问题，就是解决如何认识矛盾、如何分析矛盾、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
第三，社会根本矛盾、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关系的系统阐发。
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源和动力，但是如何区别不同的事物以及如何认识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人类如何认识千变万化的事物，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根据是什么，自人类社会以来还没有哲学家对这一问题作出系统的说明。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集中论述了社会根本矛盾、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关系原理，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根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使事物发展呈现出阶段性。
《矛盾论》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是事物区别的根据，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是科学分类的基础。但是同一事物会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毛泽东看来，社会根本矛盾是贯穿同一事物发展过程始终的矛盾，它规定过程的性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同时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主要矛盾的变化使事物的发展呈现阶段性。就是说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根本矛盾在特定阶段上的集中表现。毛泽东举例说，马克思用辩证法分析人类社会，得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的结论。这一根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
，就是说“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中表现，又是贯穿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过程的根本矛盾。被这一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会有许多大小矛盾存在，其中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且矛盾的两个方面也不是均衡的而是有主次之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和方向，但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有些矛盾激化了，有的暂时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发生了。就是说事物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基本矛盾没变，但受根本矛盾制约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所代表。具体表现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就是说，主要矛盾是受根本矛盾的制约，不能离开根本矛盾考察主要矛盾。
二是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有根据和条件的，不是任意的，是受根本矛盾制约的各种矛盾博弈所造成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如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的根据和条件决定的。一是国内资产阶级的生产和消费受到了限制，不得不扩大势力范围消除危机。这就造成资本扩张过程中殖民地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二是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力图用这样的方式化解国内危机，这使得资本主义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这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历史条件，离开了这些历史条件，无法说清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这一阶段和上一阶段主要任务的区别。正如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经过四个阶段，但每一阶段的变化都是有条件的。如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化，也是由于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导致的。而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任意的，是有客观依据的，取决于国内外各种矛盾的较量，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使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才导致共产党不仅要动员全民族进行抗日，而且还要处理和国民党的关系，即如何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问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表现。所以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不同阶段中心任务的区别。因此主要矛盾转化的根据一定是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主要矛盾转化的机制是由处在这一过程的社会主体所认识到，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包括思想观念转变和组织结构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的，只有认清主要矛盾变化的根据、条件，社会的主体才可能确认当下的主要任务，实现理论和实践在新基础上的统一。总之，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与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
我们知道，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要么是解决了理论上面临的困境，要么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才形成的。“两论”的贡献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人民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实践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决定了他们在理论上的任务也不同。毛泽东是在中国这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俄国的特殊国度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主要是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实现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什么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和实践相结合。这里我们主要从马克思为什么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谈“两论”的哲学贡献。
第一，毛泽东从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上，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必要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虽然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教训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这种结合必要性的概括和总结。这一选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实现的。经过了五四时期三次大论战和30年代哲学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论争，才使马克思主义在同形形色色的敌对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和传播开来。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多次向西方学习，都不能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先进的中国人从多次的失败中逐渐认识到“中国人必须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思想武器才可以抗御帝国主义发展自己”。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挽救不了中国，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库中学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思想武器也宣告破产了。因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问题在于，以往选择的思想武器为什么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产生巨大的社会作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希图借用新的宗教信仰来拯救农民，医治社会，不可能不失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管是主张学习外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还是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及其政治制度，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改造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即都没有把封建主义的思想和专制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统一起来进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相对于封建主义思想而言是进步的，但对于在中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即解决中国的劳苦大众而言又是落后的。即他们不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其进步性，但根本上是改造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问题，是不可能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就是说，封建社会的文化传统是封建统治阶级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而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和灵魂。而这些都根源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改变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改变整个封建社会的。以往中国人所选择的思想武器，不可能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根源作出科学的分析，更不可能给中国人民指出改造社会的根本路径和斗争方向达到救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先进分子如陈独秀、李达、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以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客观依据，论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是改造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理论武器。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源，一切思想领域的斗争都根源于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就像李大钊所说，孔子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两千余年，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对的权威，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
。因此，要进行社会革命，不能仅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进行，要改变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状态，不仅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根本上是挖掘封建统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土地占有制。这就指出了一条改变中国社会的通路。同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在价值观上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根本体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要想获得解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所有才能获得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质上是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解放提供思想武器的学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内部条件。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普遍性需要和不同国家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证实和发展。虽然，列宁也讲“资本主义”的完成，已经从理论上证实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性，但在实践上必须和各国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证实和发展。
第二，毛泽东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为二者结合的必要性提供支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它是一种理论，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这种普遍性能否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仅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认识中国社会特殊性，更要寻找二者结合的基础和方式。分析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寻找解决中国矛盾的特殊方法。他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看作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之中包含着共性，没有脱离共性的个性，也没有不具有共性的个性，并强调要在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上下功夫。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片面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第三，毛泽东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论二者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实践论》以实践为基础主要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其核心是解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强调的是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他特别强调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毛泽东不是不看重间接经验、书本知识，而是强调只有把书本知识变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时候才是科学的。而把理论、书本上的知识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还必须通过实践，离开实践的真知是否正确无法证明。所以毛泽东突出实践的观点，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强调间接经验也必须转化为直接经验。就是要解决把马克思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总之，“两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有其重要贡献，对于我们当前认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方法论意义，毛泽东强调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人们的认识不仅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还要靠从实践中提升的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系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以中国特殊问题为导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