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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百年。2020年6月5日，在“红船精神”的发源地嘉兴南湖的湖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分会以“唯物史观与建党百年”为主题召开高端学术论坛，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党校、科研院所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的哲学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百年探索与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路径研究”“建党百年来唯物史观研究的范式创新”“面向未来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与中共百年党史的研究方法”“唯物史观与红船精神的当代形态”等论题进行了充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学会秘书处选择、归类、整理、编辑，部分成果集结成刊即《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2021》，呈现给各位读者。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新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作为学会会长，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为这期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刊作序，我想，“百年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逻辑与世界意义”是最为恰当的题目。
今天，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深望建党百年史，我们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即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沿着这一道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成功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应当如何回溯百年党史？全国上下围绕建党初心、历史事件、红色基地、杰出人物、优良传统、精神形态、理论创新、组织建设、群众路线等丰富多样的话题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重书辉煌百年党史。但是，多样性的回溯和总结不能淡化甚至忽略深度把握贯穿百年党史的根本主题和主线。那么，什么构成百年大党奋斗的主题和主线？人民的根本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如果说，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今180余年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追求与奋斗主题，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初心和根本使命，那么贯穿百年党史的主线，也成为百年大党超越其他一切政党的最重大贡献，就在于道路创新：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顺利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进入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正在奋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是这一主题和主线在新时代的伟大继续。这一道路不仅展现新的规律性进程，更展现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路向。只有站在文明境界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本质内涵与价值维度。在总结百年党史之际，对这一主题和主线认识的深刻程度，标志着我们党在道路自信、文明自信所达到的自觉程度和成熟程度。全球对这一道路文明的理解程度，标志着世界对未来人类新文明道路的价值认同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在共享、共识的文明境界上理解中国道路。之所以作如此重大判断，是由成功开辟这一道路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所决定的。文明是道路的灵魂。这一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是对自鸦片战争180余年来以何种现代性道路来救亡图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现代性的“中国之问”的科学解答，也是对如何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现代性危机、超越苏联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困境的“世界之问”的中国创造与中国解答，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式解答世界现代性道路探索的“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开创人类新文明路向、催生全球新变局的最主要标志，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全球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意义上，对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言，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不仅展现新规律地平线的现实制高点，更显示人类新文明路向内蕴的道德与价值境界的制高点。在此，我们需要深度考察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百年大党道路创新的文明逻辑；第二，百年大党道路创新文明探索的原则经验；第三，百年大党道路创新文明探索的世界意义。
现代性道路不仅展现为规律性进程，而且是超越传统的文明之路。发现、探索、选择一种现代性道路，不仅是对道路规律性客观趋势的把握，更是对其内在价值体系、文明架构的认同与追求。文化是价值体系的积极表达，而文明是文化的自觉状态。它的使命之一就是将一种现实道路、发展方式和社会存在辩护地表达为一种合理的、规范的、自觉的文明状态。如果说，一种表现为规律性的现代性道路追求科学理性的制高点，那么，一种文明价值体系则追求道德、价值的制高点。现代性道路就对象性而言直接呈现客观在场，但是在文明自觉意义上呈现为对主体而言的价值指向；这一客观对象性表现为必然性的现实在场，而文明价值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指向未来，成为规范和引领现实道路的目标指向。自鸦片战争180余年来，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追求和奋斗主题，就是探索一条现代性文明之路来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和主线不仅表现为现代性道路的“中国之问”，更表现为是否合乎文明，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维度。这是道路创新的文明逻辑。文明逻辑成为道路创新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一以贯之的价值灵魂。因此，道路创新是合乎规律性和合乎文明价值性两者统一的行为方式。回溯以往，前人对这一历史之问的应对和解答屡遭失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正是成功开创中国新现代性文明道路、解答“中国之问”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性道路创新的文明逻辑，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唯物史观超越以“天演”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文明道路，进而以“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超越僵化教条的“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的基础上，不仅开辟了中国新现代性革命道路，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更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文明逻辑。唯物史观不仅是揭示人类道路内在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更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价值旨归和人类新文明路向。
作为新现代性文明道路历史开篇的思想前提，中国新现代性文明道路首先“新”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道路创新的伟大初心和价值追求，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道路创新上的文明逻辑，就是用唯物史观重新揭示世界历史性趋势和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批判和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经典现代性文明道路及其思想表达。中华民族在现代性思想自觉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就是从“天演”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与此相应，这构成从西方文明道路转向中国新现代性文明道路的重大思想前提。
西方列强在建构世界历史霸权图景之时，就是用“文明—野蛮”二元对立论来书写文明逻辑。当年马克思在四卷本《资本论》中就深刻指出：资本逻辑不仅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上显现为超越传统的最先进的现代性，而且在意识形态构建上也努力将资本逻辑表达为人类最合理的现代性文明逻辑。在西方列强看来，他们侵蚀东方，就是“文明”对“野蛮”的“解放”。这一文明的主要思想表达就是基于霸权实力至上的“天演”进化论。在洋务运动主张“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即“道器分离”失败之后，郭嵩焘提出“不仅要关心西方制度、更有必要关心西方思想”这一著名主张，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主张用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明观”的“天演”进化论来教育国民、改造中国，作为中国自强保种的文明之道。康有为的“两极进化论”、梁启超的“群力进化论”和“新民说”、谭嗣同的“心力”进化论、孙中山主张的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通过暴力革命而达成的“突驾（飞跃）进化论”，甚至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所公然主张和宣传的判定“中西古今”之论的标准，都是以西学为本的进化论文明观。无论是主张进化论的改良版（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还是革命版（孙中山等），他们所宣扬的进化论主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与西方近代以来启蒙现代性的自然法则一脉相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道路那种私利至上、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明观”的中国表达。西方进化论被当作一种最先进的现代性文明主张而被国人接受。这一进化论的文明意识形态最终在五四运动中被抛弃而为唯物史观所取代，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通过“天演”进化论所表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明观”在历史实践中必然导致三大崩溃。一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两极分化、阶级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全面崩溃；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对立、冲突而导致人生存的自然基础的全面崩溃；三是全球分裂、对抗，东方从属于西方，导致世界体系的崩溃。三大崩溃彻底撕裂了西方文明的伪装。三大崩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分暴露，战争撕去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一切伪装，将一个贪婪、侵略、剥削和霸权的丑恶的资本主义面貌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深刻教育和警醒了国人。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初进化论倡导者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欧游心影录》中所指出的：代表西方文明价值观“自由放任主义”“科学万能”的西洋镜被戳穿，阶级对抗、帝国主义和科学破产等使西方现代性文明形象轰然崩塌。至此，必然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明矣”，“中国不能效法欧洲”，进而，进化论文明价值观大厦也必然随之而垮塌。这是西方文明观的彻底破产。
其次，以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为目标的进化论在指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上屡遭失败，实践证明此路不通，警醒国人必须改旗易帜。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吃尽了被奴役、被剥削的苦头，近代中国史就是中华民族奋起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奴役的历史。对西方资本现代性霸权，中国人的态度是尖锐矛盾的。失败的结局迫使中国人羡慕西方发达的现代性文明，既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更要反抗西方列强“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向西方学习仅仅希望由此抵达西方现代性文明彼岸而实现民族复兴，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这一矛盾心态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的弊端暴露无遗，尤其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罔顾中国利益的丑恶行径激怒了国人，西方从现代性文明、道德、价值制高点上彻底跌落下来，变成丑恶的化身。因此，中华民族埋藏于心底数十年的屈辱瞬间爆发为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革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与西方现代性文明道路的彻底决裂。
在进化论价值观破产崩溃、国人再一次陷入精神彷徨之际，在“五四运动”这一文化自觉、文明转换的洪流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走另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希望。对于中国人而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在落后国家可以用苏维埃政权力量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道路，唯物史观成为新现代性文明道路的思想旗帜。这极大地启迪和鼓舞了中国人走俄国道路。在中国现实场域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辟中国新现代性的道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视和解答了中国现代性道路之问，得出结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引领中国现代性道路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从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才能开辟出中国新现代性革命道路，才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因此，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是中国现代性文明道路历史逻辑演进的必然表现，是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性文明道路选择的重大转轨，从以往亦步亦趋跟随的西方现代性文明道路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现代性文明道路。
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史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作照搬照抄、跨界平移、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不能救中国。陈独秀、王明等人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唯物史观西欧逻辑”，将马克思“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剪裁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现实，结果导致两次大革命的失败。文明是民族的，不能将西欧文明照搬于中国。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石破天惊地指出：一切真知，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是从实践中的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国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必须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必须通过中国工农大众的实践检验，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必须转化为“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以“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取代照搬照抄、简单跨界平移的“唯物史观西欧逻辑”，是开创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历史开篇的第二个关键思想前提。只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实际出发，将唯物史观西欧逻辑转化为中国逻辑之后，才真正探索、发现、开辟了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真正有了希望。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道路创新使命的主题从革命转向发展，如何发现和探索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成为文明逻辑的主线。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文化上“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只能“一边倒”，主要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经验。但是，即便如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在通读苏联科学院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对于其中的许多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作了许多批评。另一方面，认真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写了《论十大关系》等著名文献。结合中国文明实际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创造中国新现代性文明道路，成为全党聚焦的重点。然而，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探索未能完成。原初由列宁领导开创的“苏维埃+电气化”模式，在列宁之后的苏联逐步变得教条僵化。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将苏维埃制度建设、文明建设排斥在现代性变革之外，将现代性仅仅视为“工业化、电气化”等技术性范畴；二是形成了一整套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苏联僵化教条的现代性道路，造成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发展所走的“老路”，也同样具有相似特征。一是将现代性仅仅锁定为技术性维度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二是形成了一整套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阻碍了中国全面现代性的进程。“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解放思想，用“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关键一招掀开了“走自己的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就是开创中国道路即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历史。这一道路成功地超越了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也成功地超越了苏联僵化教条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世界潮流。40多年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开辟出来的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展现了中国发展的新规律，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同时实现了让人民富起来、中华民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价值目标，创造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让道路化为一种文明的治理规范和价值选择。然而，正是在这一时代，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取得的辉煌成就触动了原初的西方全球霸权体系，因而遭到一系列的不理解、抵制和攻击。能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解放带向灿烂未来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却在全球文明合法化之途中受到严重挑战。中国新现代性革命道路解决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不再挨打的问题，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解决了全体中国人民富起来、不再挨饿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道路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还未解决不再“挨骂”、成为全球公认的新文明价值规范的问题。现实道路的可行性、必然性使中华民族实际地“占有”了这一重大规律性道路机遇，但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文明资格还未被全球完全承认。围绕中国道路的合法性议题，全球文明之间依然在持续对话，并依然存在着极其尖锐的争论。
第三阶段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在全面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实现中国新现代性强国目标。在这一阶段，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作为指导思想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新现代性目标，更明确了走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不仅要展示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新规律性特征，更要展示百年大党的使命不仅在于通过新现代性道路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需要以此走出一条人类新文明道路，从而推动全球大变局的加速进行。至此，百年大党开创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文明逻辑，才完整呈现。
百年大党道路创新的文明逻辑积累了丰厚深刻的基本经验。反思这些基本经验，将使我们直接面对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必须阐明的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双脚站在中国大地上，面对百年大党开创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实践经验，系统阐述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文明论。具体而论，它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明价值的优先性。百年大党之所以致力于道路创新、开辟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伟大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宗旨和价值目标。这一伟大初心源于自鸦片战争180多年来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追求和奋斗目标，同时实现这一伟大初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本宗旨，能否实现这一伟大初心也构成了180余年来检验和判别各个政党、政治派别优劣的根本标准和历史尺度。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最伟大历史贡献、超越其他一切政党和政治派别的优越性正在于此，而贯穿百年党史的主线也正在于此，总结建党百年基本经验聚焦的关键主题更应当在于此。这是百年大党的首要价值、文明原点。
第二，文明价值的贯穿性。百年大党道路创新的历史，始终贯穿着客观逻辑与文明逻辑。由此我们判定：根据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存在着双重维度。第一重是客观存在的维度，中国新现代性道路超越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也超越苏联僵化教条的社会主义经典现代性的“老路”，开创了现实的、客观的、必然的新现代性道路，开创了新的规律性进程，构成客观逻辑。有了这一客观逻辑，才能使百年大党伟大初心的价值目标和人民的“中国梦”成为现实而不再是空想。这是科学理性的直接现实。第二重则是价值性的文明维度。百年大党道路创新的伟大初心在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决定、指导、推动开创道路实践的根本动力和灵魂维系，因而具有原初的价值优先性。作为道路创新满足创新主体的属性和关系，价值—文明维度始终贯穿着道路创新的全程，作为文明和价值强大动力，推动着道路创新不断深化和完善，这就是文明逻辑。与此相应，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双重维度的：实践作为唯一客观的真理检验标准，检验着我们的道路创新理念、认识是否正确；同时，实践作为唯一价值关系的检验标准，检验着我们的道路创新是否满足主体的需要和追求，是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在实践的双重检验中，客观逻辑与文明逻辑相互交织、相互促进，构成百年大党道路创新的完美画卷。
第三，文明价值的引领性。如果说道路创新客观维度呈现为现实在场，那么文明价值指向未来，具有超越现实在场、指向未来的超越性和目标性。文明价值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是现实的未来目标和“中国梦”，因而具有根本的指向性、指导性和引领性。文明逻辑将客观逻辑提升到价值的原则高度。我们只有明确地了解未来目标，才能走对路、创新路，才能实现道路创新的使命。
第四，文明价值的规范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意义。如果说，道路创新的客观维度主要回答“是”什么，那么价值—文明维度则回答“为”什么、“应当是”什么，进而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辩护意义。今天，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经过实践的反复客观检验是正确的，在第一维度上具有充分的客观根据。党在道路创新中也始终秉持“人民中心论”伟大初心的价值原动力，道路创新根本上为了人民、坚定依靠人民、创新成果为人民共享，因而深受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认同、全力支持和由衷拥戴。但是，在全球对话中，依然受到其他文明价值的挑战，仍然需要“讲好中国故事”、充分阐明其文明的价值优越性。
第五，文明价值的时代性和使命性。每一个历史时代，文明逻辑都具有阶段性的使命。在开创中国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阶段，道路创新文明逻辑的使命性集中表现在“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一价值目标，以及开创新的革命道路的合理性、合法性辩护。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创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之际，其文明逻辑指向“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并且建构一种超越西方也超越苏联现代性之路的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道路。而在今天，进入新发展阶段，道路创新的文明逻辑旨在“让人民强起来”，不仅要建构民族得以强起来的国家规范，更要建构人类新文明价值规范，这就是时代的使命。
百年大党道路创新文明探索的世界意义，在于以中国价值、中国文明、中国方案解答了现代性道路的“世界之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文明标识，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价值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开创人类新文明道路。
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之“新”在于科学解答“马克思之问”，超越西欧资本现代性逻辑的历史单线论，从而创制了世界现代性道路的新图景。在现代性意义上的“马克思之问”，就是指是否存在着超越或不同于西欧资本逻辑主导（规制）的现代性进程？如前所述，正是在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与教条主义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撞击。历史表明：唯有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才能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也才能刷新世界现代性道路的新图景。
马克思在现代生产意义上对资本逻辑现代性展开了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资本逻辑是造成第一个现代社会样态的基础、本质、核心和决定性因素。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资本现代性逻辑表现为西欧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铁的必然性”当然首先是指世界历史意义上，资本主义作为前此以往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取代传统社会的必然趋势，或曰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道路的世界历史性趋势。其次也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导致资本逻辑的必然灭亡。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现代社会仅限于资本现代性社会，更反对把这一“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即“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之问”恰好正在于：他始终追问“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道路”的现实可能性。这一追问起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而在晚年回答《祖国纪事》编辑查苏利奇提出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经典现代性的峡谷而直接抵达社会主义彼岸的问题时进一步明确化为一个选择：“俄国公社┅┅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所谓“瓦解逻辑”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关于“西欧的铁的必然性”逻辑，即资本现代性逻辑，而“直接过渡”逻辑却是指示着一种异于西欧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逻辑。马克思的回答是：“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证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这被后人称之为著名“东方道路”思想，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东方化的道路想象，更是对现代性东方道路的科学预见。超越将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作为教条化、单线论的理解，正是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地发展、不断开辟现代性的东方道路的关键。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正是通过深刻批判教条主义将“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因而阐发了关于现代性东方道路思想。列宁正是通过破除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主张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想教条而发动十月革命，破除了资本逻辑现代性一统天下的原初格局，开辟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现代性道路的“列宁之问”及其解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是通过深刻批判陈独秀、王明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著名论战中将西欧资本单线论逻辑强加于中国社会的教条派思想，在中国的场域中深刻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创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才能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破除将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教条化和单线论的束缚，创制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三位一体的。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就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和思想引领；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现实根据和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正是在中国的场域中破除将唯物史观西欧逻辑教条化的束缚、创造性地解答“马克思之问”、探索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进程中出场的。
为现代性道路的“世界之问”提供中国方案，不仅增强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文明自信，更为中国新现代性道路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中国方案为世界上那些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了新路径、新价值、新规范。“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然而，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文明逻辑走向世界正在遭遇西方旧全球化时代的文明观的阻截和挑战。全球分裂原初就是资本逻辑现代性导致的必然的崩溃后果，全球分裂不仅仅是实体的，更是文化、文明、价值意义上的。西方原初19世纪“文明—野蛮”的文化框架到20世纪亨廷顿倡言的多元文明冲突的世界框架，都是在维护旧全球主义价值观。究其根源，是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以西方原初单一资本逻辑霸权宰制的旧全球化时代正在被中国崛起所倡导的多元主义、平等交往、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时代所替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世界体系衰落的不仅限于经济，而且整个旧全球化体系在动摇和崩溃。中国崛起所改变的不仅是全球经济体系，更是全球治理文明体系。因此，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成为全球大变局的轴心事变。与此相关，“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正在转换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价值正是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内涵的世界表达。
中国新现代性道路解决了中国人民“挨打”“挨饿”问题、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在走向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中国道路将彻底改变旧全球主义秩序和文明的进程中，必然挨西方旧全球体系维护者的“骂”。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中国思想走向世界展开全球文明对话，推动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必然伴随着持续的对话、论辩和冲突。
对话冲突围绕一个关键问题：沿着新现代性道路崛起的中国能否以及如何跨越所谓旧全球化时代文明逻辑维护者念念不忘的“修昔底德陷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仅在极力遏制中国崛起对于美国的首位霸权的挑战，更在维护旧的全球霸权主义秩序和规范。在他们看来，按照旧全球主义秩序逻辑就是“丛林法则”，主张“国强必霸”，而霸主颠覆必经过一场全面战争。中国崛起带来的后果，肯定会引发一场新旧霸权主义的战争。西方按照旧全球主义文明逻辑看待中美冲突，将之看作是霸主地位转换之争。他们不理解，中国崛起并不是像西方想象的那样是超越美国当霸主，而是要深刻变革全球治理的文明逻辑。这一变革，正是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文明逻辑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按照不同的全球治理文明逻辑，至少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即“力”“同”“和”。
第一条道路，所谓“力”，即强力或暴力，即用霸权主义、实力政治方式，将自己的文明逻辑强加于全球之上。在中美阿拉斯加谈判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颐指气使地宣告“根据美国实力地位”的事实，美国就有理由对中国提出若干不合理的要求。美国一直秉持这一文明逻辑，主张“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按照这一逻辑，可以用武力任意侵略中东国家，用制裁对待不服从这一文明逻辑的中国与俄罗斯。显然，这正是旧全球化时代霸权主义文明逻辑的必然表达。按照这一文明逻辑，就是继续维护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全球体系，让世界人民继续在全球霸权主义支配下受苦受难。全球各国人民永远没有真正地独立自主的平等自由的主体地位可言。
第二条道路，所谓“同”，全球价值的倡导者主张超越地域空间和文化差异而抽象出一种全球“普世价值”，即大同的全球伦理作为族际普遍交往的道德共识，这也受到全球越来越多的人的响应。然而，抽象的“普世价值”制定的背后依然是一种“伪装的西方价值标准”。正像很难用一种世界语去取代各国民族语言一样，呼唤制定全球性“黄金规则”，以抽象的伦理原则作为全球行动的准则，是困难重重的。
第三种道路，所谓“和”，即是在多元差异的文明之间和睦相处、文明互鉴、共生共荣。“君子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天下治理”主张在今天全球治理的积极表达，是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文明逻辑的全球规则。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就是丰富的多元文明村，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性发展的多元主义世界，没有霸权，多元文明之间呈现新的全球价值，国无分大小强弱，地位一律平等，各民族虽然文明有差异，但是合作共赢、文明互鉴、共同发展。这一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主张符合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也能够成为未来人类新文明道路。
是为序。
2022年2月20日
（已发表于《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