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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世艳 董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们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向大众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就进行本土话语转化，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意识，20世纪3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众语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话语以教科书形式普遍推广。这种以教科书为载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体系化，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传播的效率，然而也带来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内容的简单化的后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迎来大众话语自觉和新大众哲学建设时期。当前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的融媒体创新和主阵地、主渠道的全面铺展。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话语意识培育（1921—1934）。
伴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利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办夜校、识字班，在扫盲启蒙的同时，向工人、农民、黄埔军校学员、北伐军、红军官兵等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话语主要表现为精英对大众的话语培育。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陈望道等译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比如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荷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等。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基础之上，他们也开始尝试地著书立说，比如《现代社会学》《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之基础知识》等。
这一时期主要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精英负责大众话语生产。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传播方式为从精英向大众单向传播，传播媒介比较单一，如报刊、学校教育、夜校等。
第二阶段：革命时期的大众语运动和大众哲学（1934—1935）。
20世纪30年代中期，救亡与启蒙的话题越来越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中，如何建设听得懂、说得出、写得出的大众语成为时代任务。当时汉字拉丁化成为一种时尚。故而，以瞿秋白、陈望道、聂绀弩、吴玉章等人领导、上海左翼文联发动的大众语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认为，就语言文字改革而论，打着“启蒙”旗号的白话文变革并没有达到大众启蒙的目的，相反，远离底层大众，是大众不愿去看也看不懂的“骡子话”。白话文的倡导者们不肯抛弃语言观上的精英意识，不肯真正走向大众，仅仅满足于用“的了吗呢”取代文言文的“之乎者也”，而不肯运用大众的语言艺术创造大众能“说”能“听”能“看”能“写”的大众语。真正的大众语必须代表大众的意识，“用卑贱者群底话写”，是“大众自己写”“为大众写”“写大众”。
语言文字改革是近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改革的共识是文言文经数千年流传积弊日深，不适合大众启蒙和社会发展。可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文字取代文言文呢？这一点并没有形成共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革命的语言和语言的革命都需要大众话语。由于文盲多、识字率低、受教育程度低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运动。文艺大众化面临着棘手而又亟须解决的语言大众化问题，到底是采用文言文、白话文、方言，还是采用拉丁文（世界语），这一问题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阶层激烈争辩的话题，并在1934年3月到10月形成一股不小的思潮（运动）。
客观上，由于文盲的大量存在，再加之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颠沛流离，大众语运动无果而终。这也说明：虽然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创新须契合民族话语形式，但是只追求语言文字的通俗性，不与大众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注定是行不通的。
这一时期，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成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所结集出版的《大众哲学》多次再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话语之典范。
第三阶段：陕甘宁边区的冬学和新文字运动（1936—1945）。
这一时期，借助汉字拉丁化，陕甘宁边区的识字扫盲活动成效显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最大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与大众需求相契合，同时顺应抗战需求。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建设普遍采用识字组、冬学、民众教育馆、互助学习等形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大众被唤醒，投入到生产实践和革命斗争中去。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大众文学和大众哲学著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明确地界定了“大众化”，并指出实现大众化的路径之一是“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也完成于这一时期。这两本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和大众话语表达的高峰。
第四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识字扫盲运动、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建设（1949—1966）。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权具有了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认同度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了三次识字扫盲运动，大众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标志着当家作了主人的启蒙大众开始自觉地生产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出现了自下而上的话语成长模式，农民业余学校和读报组遍布大江南北，国家重视编写和推广马克思主义教科书。
第五阶段：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自觉和新大众哲学（1978—2012）。
改革开放时期，逐利的诱惑和西方思想不断冲击人们的头脑，大众的观念更多元。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建设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自觉。在利益和思想的碰撞中，精英和大众都争当大众话语生产的主体。伴随着电视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大众传播的形式也趋向多样化。这一时期出现了续写的新大众哲学，特别是有了专门的马工程教科书。
第六阶段：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的融媒体创新和主阵地、主渠道的全面铺展（2012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大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大众利益诉求更加分化，大众媒介话语更加多元化。高校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的主阵地，高校思政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的主渠道。
纵观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大众启蒙、革命、建设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从未缺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在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越来越成为大众的理论武器，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表达日益自觉自为，大众在新媒介日益普及的今天也愈益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越来越丰富。
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形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与大众日常话语的双向互动与转换：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下沉到大众日常话语，吸纳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是将大众日常话语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提升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变为强大的精神动力；理论只有深入人心，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历史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实践历经三种模式演变。
其一，自上而下的精英话语培育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直至20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大部分还未译成中国文字”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形态，最初是中国的知识精英话语的形态。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原初来到中国，只是形形色色外来思潮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脱颖而出，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俄国的成功实践不无关系。但是，除此之外，也跟早期的知识精英们特别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具有远见卓识不无关系。尽管有些研究者存在“学院派”倾向，往往是“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
，但是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实现大众启蒙继而赢得民族独立的基本方向是确定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知识精英们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满腔热忱地举办夜校和识字班等，对劳苦大众孜孜不倦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并在此基础上培育了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形态。
其二，自下而上的本土话语成长模式。马克思主义知识精英们一开始就注重马克思主义宣传效果，强调“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
，做到“引车卖浆者之流”都能听、能懂、能说、能运用。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解，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还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众语运动，旨在建设一种人民大众也能听能说能写的大众话语。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语言建设并不具有绝对独立性，它始终依附于物质世界的强大，继而才能实现语言文化层面的强大。这一运动形式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种拥抱大众、相信大众、引导大众参与理论创新的模式却被保留了下来。后来延安时期的冬学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兵文学哲学运动基本上都是以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形式繁荣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不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主要是通过发动群众参与来完成的话语繁荣，大众与精英层面尚未实现真正的话语互动，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尚未走向真正的自觉自主，占主流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话语体系。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精英话语培育模式，还是自下而上的本土话语成长模式，主要采用政治运动和组织传播形式，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生成提供了良好的大众话语基础。
其三，媒介视域下的大众话语创新模式。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话语传播的媒介技术与平台越来越先进和人性化，无数网络大众通过技术赋权在互联网空间和社交平台纷纷发言发声，异常活跃。客观上，新传媒时代的到来为大众话语权的落实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我国目前正处于新传媒时期，各种新兴媒介与平台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媒介与平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不过，总体而言，机遇多于挑战。新传媒时代以“自媒体”和“我叙事”为典型特征，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建设提供了便利的媒介环境与技术平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网络舆情，把握大众所思、所想、所惑、所欲，能够更好地为大众代言。同时，马克思主义知识精英还可以通过入驻主流媒介与平台，创新马克思主义媒介话语形式与内容，引导社会舆论走向，传播马克思主义话语，营造网络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生态。马克思主义知识精英与人民大众借助新传媒平台可以更好地实现话语互动，继而推动新传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程始终坚持理论话语的通俗化导向，坚守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百年历程表明：话语总是时代的心声，坚持话语生产的时代性与通俗性，注重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展开博弈，注重对大众的话语引领；信守话语承诺，坚持话语兑现，注重与大众的思想情感交融。
1.坚持话语生产的时代性与通俗性，注重传播媒介的多样化
话语往往打上时代的烙印，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也总是与时俱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在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聚焦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呈现了大众启蒙与民族独立的话语形态。在新中国建设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聚焦社会主义改造和争做社会主义新人的时代烙印，呈现了大众自主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浪潮的时代烙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聚焦国家如何真正富起来和强起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问题，呈现了大众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改革创新中发展自我和完善自我的话语样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历程说明，无论是在哪个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都不能不带有相应的时代特征，具有差异化的话语内核，这正好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同样是对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和中国国情的折射，带有作者所处时代的个人境遇印记和差异性的写作技巧等。
话语的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本要求，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只有通俗话语才能打动人民大众，拉近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也提到要“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坚决“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他还提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话语往往是能够交流、对话、论辩的“活人的话”，而不是非驴非马拒人民大众千里之外的奇异话语，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真正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所需、为大众所用的群众话语。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这样说，“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
。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需要借助新兴媒介的技术平台与载体。艾思奇曾经指出，不仅理论需要软化，文体也需要软化。张闻天在延安时期也说，“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一切的性能。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发达的条件下，许多科学上的成就，都应该运用到宣传鼓动上来”
。要善于运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媒介，比如广播、电视、报纸、文艺、美术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不仅要善于运用传统媒介技术与平台，还要善于创新载体。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紧跟科学技术前沿，运用新兴传媒技术与平台，重视使用最新的媒介话语。早在延安时期，张闻天就指出：“要使现代的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等，成为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
在201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特别是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新传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积极传承历史经验，同时与时俱进，注重运用最新媒介和平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营造主流媒介话语，使马克思主义媒介话语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继而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2.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话语博弈中注重话语引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大众的理论自觉和话语自觉并非一帆风顺，往往是在与其他话语博弈中，才赢得其真理性。迄今为止，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经至少三场大的话语争论。其一，20世纪传入中国之初的主义与问题之争。争论的焦点为：中国向何处去的“主义”与“方向”重要，还是一点一滴改良中国社会问题重要。这场争论主要是知识精英之间的理论论战，争论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宗旨，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其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论辩主要围绕艾思奇与叶青的哲学分歧展开，涉及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层面的哲学论辩。争论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普及，受众面日益扩大。不少群众纷纷给艾思奇写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其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真理标准和哲学范式之争。这一次争论的议题极为广泛，涉及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范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诞生以来，就产生了形形色色不同的解读范式，比如以恩格斯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解读范式、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范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范式、实践哲学的超越论解读范式、人道主义或人学的解读范式等。这些解读范式都存在着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的倾向。如何重塑并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科学性、人民性与实践性的科学理解，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长期聚焦的议题。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掌握大众往往是各种思想论辩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敢于同各种错误话语作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论争一直都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经受了大众话语的历史考验。真理越辩越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技术赋权，各种话语借助各种媒介平台竞相发声。在众声喧哗之下，如果马克思主义话语失语失声，那么也会失去对人民大众的吸引力。因此，历史地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从来不惧怕话语竞争，善于通过各种传播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这是宝贵的历史经验，应该坚持下去。只有坚持话语博弈，敢于亮剑，善于运用新兴传播媒介，巧于与形形色色的思想展开论辩，才能澄清是非，继而引导大众辨识话语真相，涤荡错误声音，摒弃似是而非的论战，最终实现大众的话语向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提升。
3.信守话语承诺，坚持话语兑现，注重与大众的思想情感交融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实践性，其根本使命在于掌握群众，践行理论，通过实践的力量增强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物质力量。自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植根中国丰沃的土壤，密切联系群众，推动理论的实现。思想从来不能离开利益而存在，否则思想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利益是大众的利益，在中国化进程中一直将群众疾苦放在首位，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最终赢得群众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建设并不仅仅指语言建设，远非单纯的话语转换和语言建构就可以完成，而是根本“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成功与否，是大众实践中的自然的话语认同。此外，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不能是中国共产党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白，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过程中与大众的对话与话语兑现。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本质上是与大众的对话形态，毫不回避大众利益关切，始终将大众利益放在首位，各项政策制订与实施都旨在真正解决大众关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认同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话语、人民话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并非为了让少数知识精英把玩，或者是制造体系后供大众膜拜，它总是与大众的利益、情感、需求相关联，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表达总是与大众情感相连，聚焦而不是回避人民大众实践需求与心理需求，继而有的放矢，付诸行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话语表达从来不是大众的话语独白，更不是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话语独白，而是精英与大众互动的艺术，是民生民声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