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洪贞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将笔墨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我们共同商定的,因为中国画笔墨问题,是有关中国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笔墨作为中国画的物质载体,其最初是为表现绘画内容服务的。随着中国画的历史演变,传统哲学逐渐渗透于中国画的画理画论之中,从而影响了中国画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画从最初的“技艺”,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形态。伴随着中国画的演变,笔墨也经历了一个由物质性向精神性转变的过程(即作为物质材料、技法手段之物质性的笔墨,随着绘画义旨的演变逐渐有了人性的感觉),最终成为中国画的核心要素。
在中国绘画史上,对绘画义旨及笔墨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画家及理论家有很多,其中唐代的王维、宋代的苏轼、元代的赵孟頫以及明代徐渭与董其昌,则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对绘画的认知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中国画的发展方向。“诗佛”王维对佛学的体悟不仅影响了其诗歌创作,而且也影响了其绘画创作,他将禅境转化为画境,影响了中国画的审美取向;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把中国文化思想方面的成就浸透于绘画艺术中,使中国画趋于“形而上”义旨,他们对绘画意趣的追求,使得笔墨语汇得到提炼,笔墨精神得到彰显;元代赵孟頫的“书画一律”使绘画“逐步超越了‘物象性的描绘’”,笔墨也由“绘”逐渐向“写”转化,绘画书写性更加自觉;明代的徐渭与董其昌,在继承传统文人画写意精神的基础上,把中国画推向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特别是徐渭,在艺术义理和艺术境界上打通草书与绘画内在联系,使笔墨超越“图形”的藩篱而走向审美独立,真正实现了中国画“技”与“道”的统一,徐渭也因此成为中国画笔墨演变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正是基于此,洪贞将徐渭笔墨作为研究中国画笔墨的切入点,在系统梳理中国画笔墨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徐渭笔墨在整个中国画笔墨历史演变中超越形的藩篱,由物质性向精神性转化以及促成这种转化的动因进行了系统研究。
以往学者对笔墨的研究多着眼于笔墨的物质性及其与主体精神性融合上,而对于笔墨超越“图形”的藩篱,脱离其所表现的对象而最终走向审美独立,并未做出令人满意的阐释,因此,也就未触及到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笔墨”之灵魂。在中国画笔墨演变史上,徐渭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对其笔墨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对徐渭笔墨这一个体研究,既有利于对整个中国画笔墨的认知,也有利于对中国画形而上艺术精神的理解与传承。
令人欣慰的是,洪贞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将徐渭笔墨与传统文化相观照,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体”与“用”的关系上阐释“笔墨”形而上的义旨,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画笔墨的哲学意涵。他将徐渭笔墨研究拓展为对整个中国画笔墨语言体系的重新梳理与建构,并提出了笔墨境界“三层次”说(即笔墨经历了一个由“无我之境”向“有我之境”再向更高一层“无我之境”的演变过程);同时,结合徐渭的书画作品,从技法与义理两个层面对徐渭“草书入画”作了深入分析,指出“草书入画”不仅是指形而下技法层面的“书画同法”,而且更是指形而上义理层面的“书画同构”,从而准确地揭示出徐渭绘画“世间无物非草书”的艺术义旨,深化了中国画笔墨的研究。
总之,对于徐渭笔墨研究,洪贞并未拘泥于“笔墨”领域之内,而是站在文化视野的高度,结合徐渭所处的文化场域及学术思想,对徐渭笔墨进行文化审美与哲学观照,深刻揭示了徐渭笔墨的哲学意涵,进而阐释了中国画笔墨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联系,以及笔墨由自觉逐步走向审美独立的文化根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洪贞将徐渭(乃至整个中国画)笔墨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2022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