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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是中国当代美学界接受得最多的理论思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开始理论的中国旅行，在90年代达到理论译介和接受的高峰。“法兰克福学派”本身是一个理论发展历程较为复杂而且经历过多次域外理论旅行与接受的理论，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国阶段对其理论发展历程尤其重要，“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让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工业理论和大众文化研究理论走向成熟，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90年代以来的中国引进阶段应该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另一段“域外旅行故事”。相比“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阶段”、20世纪60—70年代的“德国返乡”进行“理论重建”阶段，“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旅行”应该纳入作为一个理论整体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发展史。而在“中国旅行”过程中，由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和思想语境的复杂变革，“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旅行”又有不同的“理论对接”特征，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步译介接受中的“批判/质疑/反对”、20世纪90年代到21时期初期以来译介接受高峰期的“认可/接受/赞同”以及21世纪晚期以来已经基本纳入中国美学关于域外理论的常规叙事过程。“法兰克福学派”的“域外旅行故事”的另一层意涵是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旅行”，我们可以发现、反思以及进一步探讨对“域外文论”的理论研究态度与方式，亦可深入思考“域外理论”如何才能更加充分有效地融入中国本土语境，进而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单纯从时间上看，作为一种“域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译介和引入不算早
，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本身的“晚期发育”的原因；但如果从接受反应的客观时间距离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国的接受又是十分及时和迅速，基本上，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的理论观念诞生不到二三十年的过程中，他们的理论就开始被中国学界所关注，这主要有赖于“法兰克福学派”在欧美的学术化进程的发展
以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美学“西学东渐”的新一轮热潮。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旅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初步译介、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的理论译介高峰、21世纪以来的理论全面接受；在理论接受的态度上则展现出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质疑/反对”、20世纪90年代到21时期初期以来译介接受高峰期的“认可/接受/赞同”以及21世纪晚期以来“全面接受中的常态化”；在理论接受的方式则展现出述评式介绍、翻译式引进、系统性推介、研究性探究以及批判性应用等方式。可以说，一个学派曾经引发了中国当代美学界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哲学观念、理论话语和批评实践方面的诸多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中国学界开始初步译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译介以评述式介绍以及部分的翻译式引进为主。这个时期的理论引进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基本上是哲学学科的学者们最早关注到“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以北京、上海等地对“域外学术”关注比较早的地区的学者团体为主。两个刊物在此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译介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哲学译丛》
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引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阵地，1978年第5期刊发了涂纪亮的翻译苏联学者福格列尔的《法兰克福哲学一社会学学派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初步介绍；1978年第6期该刊刊发了两篇文章介绍“法兰克福学派”，分别是郭官义翻译的苏联学者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和“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和燕宏远翻译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者克劳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评介》，前者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关系，总的理论立场还是在“述评式介绍”层面上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纲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之处，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没有脱离消极批判的取向，只能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中体现批判理论的消极主张；后者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德国晚期资产阶级精神生活的关系，对“法兰克福学派”与斯梯尔耐、叔本华、尼采和狄尔泰、“新康德主义”、韦伯等人的社会学与文化批判的联系做出分析，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理论运动式的关联。两篇较早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既是介绍，同时又是评述，评述大于介绍。但总体来讲，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内部研究没有触及，而且基本坚持了“介绍—批判”的介绍路径，也体现了理论初译期间的特点。紧接着《哲学译丛》开始对“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开始了较为集中的介绍，比如燕宏远在1979年第1期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时译为霍克海默尔）；在1979年第6期介绍了马尔库塞。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另一个集中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杂志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主办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曾用刊名：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该刊在1980年发表了于汎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人物》，简要介绍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林一在第5期评介了评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该刊在80年代初期还持续关注了“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研究资料和文献，如1982年第6期发表了李国海译的苏联学者Я.Γ.佛格列尔的《七十年代中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发展倾向》；1982年第12期发表了张庆熊翻译的波兰学者科拉科夫斯基撰写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但这些资料文献仍然还是在“评述式介绍”的层面上开展的，基本上还是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一个“准马克思主义运动”
。
除了这两个刊物的集中译介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哲学界也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介绍和评述。《国外社会科学》杂志1979年第2期还发表了潘子立翻译的西德学者赫·杜毕尔撰写的关于马丁·杰伊的《辩证法的想象》（1973）的介绍性文章，其中论及了关于1923—1950年“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发展历史；《哲学研究》1980年在第4期发表夏基松先生的文章《当前流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做出介绍，描述“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简史，概括其基本理论内容，并对其社会革命性质、任务、动力等学说做出分析，是国内较早地阐释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该文简洁意赅，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做了提纲挈领的理论评介；王守昌在《湘潭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3期分别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弗洛姆；国内学者欧力同较早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朱庆祚、欧力同1983年第2期在《社会科学辑刊》杂志联合撰文《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的辩证法”初析》，阐释分析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等理论著作，对“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内涵、意义特性等做出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热”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学术界对美学的关注逐渐增多，对国外美学理论的译介也已经开始启动，在这个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研究也开始受到国内学者较多的关注。《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9期发表美国学者J.墨菲著李吟波译的《艺术与社会领域：法兰克福学派》。作者从“知识继承”的角度对马克思与美学关系做出了十分精当的阐释，特别是对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争论不止的问题“马克思有没有美学”“马克思和文艺理论有什么关系”等做出了具体分析；文章从马克思对欧仁·苏的著作以及对拉萨尔的《冯·济金根》一剧的批评，以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所展现出来的美学和艺术思考中做出分析阐释，认为马克思的见解同他的整个哲学观点可能是一致的，但没有形成完整表述，到了卢卡奇的阶段，马克思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出现了方向性的改变，“他把现在已普遍为人所知的‘批判现实主义’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
，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走向，也使马克思的美学展现出新的图景；由此，作者提出，“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是代表了卢卡奇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的变化，既同“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
，又在批判的层面上展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功能，所以“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其实也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提出的美学理论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非宿命论哲学的总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散布的艺术理论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地联系在一起的艺术理论断然决裂。”
，这是迄今为止笔者发现的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研究中比较清晰具体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学、艺术理论关系的文献，相关理论观点现在仍然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刘继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发表文章《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及其商品拜物教性质、技术理性哲学、启蒙辩证法的文化宿命以及浪漫主义怀乡病特征做出分析，也是从美学和文化理论上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做出较为全面揭示的一篇理论文献。这些理论问题既是“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和文化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理论的译介无疑对当时中国美学理论的发展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20世纪90年代在时间衔接上的过于接近，所以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译介和发展仍然是80年代以来的延伸。
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的理论译介高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中国当代美学界已经开始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作为一个西方“美学重镇”来对待了，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和美学观仍然是重要译介内容。张伟在《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发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观剖视》、黄力之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4期发表《艺术本质问题上的契合和差异——卢卡契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比较研究》等，都是从艺术、文化和美学角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做出分析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兴起，“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艺术和美学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起到了明显的“理论润滑”的作用，也客观上催生了“美学热”的发生，美学作为社会“显学”的性质已经开始凸显，“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传输的进度以及国内学者消化理解“法兰克福学派”过程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理论接受方式上的翻译式引进、系统性推介开始发动，研究性探究以及批判性应用成果也不断涌现，虽然当时受资料、语言等条件限制，作为一种美学思想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当时看来仍然属于少数人的学问但正是因为促成，这样也让当时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具有了一些前卫和前沿的性质。
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中国当时的美学研究已经到了“言必称‘法兰克福学派’”的程度，不算是太过分的判断。首先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译介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两大丛书及著作的出版功不可没。一是重庆出版社推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是由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共21册
，出版时间跨度从1989年到2010年，可以说恰好是“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在中国译介接受的“黄金20年”。这套丛书产生的理论影响是巨大的，毫不夸张地说，所有从事“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的初学者特别是大量的硕士生博士生最初是阅读这套丛书的相关理论之后走向各自的研究道路的。这套丛书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著作有多部，特别是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1989）以及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90），这两部著作对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书系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该系列图书于1998年出版，时间上略晚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该系列共计划出版30种左右，内容均是突出展现西方批判理论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前者不同的是，该系列多是采用“自选集”翻译的形式，可以说是批量译介西方批判理论的思想精华，其中涉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不是很多，仅有本雅明等个别理论家。但是这套理论丛书有另一种理论影响，那就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大背景中，突出批判理论在西方最新的发展状况，这客观上为中国学界进一步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特别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的突出位置及影响，这套丛书的出版自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译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引领的作用。其次是国外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介绍性著作的译介进一步推进。英国学者马丁·杰伊的重要的理论著作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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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于1996年4月在国内出版，可以说打开了国内学者系统了解“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一个窗口；另外国外几部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历史的著作，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美国学者斯蒂芬·布朗纳的《批判理论》、英国学者雷蒙·盖斯的《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德国埃米尔·瓦尔特—布什的《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德国学者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等著作的相继翻译出版，对国内学者进一步吸收引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再次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代表性专门性著作的翻译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代表性理论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本上全部被引入到中国，典型的有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等。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在中国至少有三个译本；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单向度的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在国内不但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被阅读，而且已经作为畅销书在读者中流传。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域外美学理论派别而言，理论著作的译介是研究的中介，也是研究的初始。理论译介是一项漫长的工程，也是研究的基础，很多理论译介者是研究的权威人士，这对国内美学界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是一项善莫大焉的工作。最后是相关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展开。20世纪90年代乃至以后，国内美学界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可谓如火如荼，典型性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不断涌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状况被打破。“美学的”和“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成果呈浪潮式不断推出。如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于1987年出版，是国内较早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研究的力作；王才勇的《现代审美哲学新探索——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述评》1990年出版，提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展现了现代哲学美学的新的探索，代表了国内美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重要的认识角度；欧力同、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1990年出版；朱立元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于1997年出版，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以及与“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有明显理论关联的卢卡奇、布洛赫、布莱希特等均做出充分的理论解析，对国内学界了解和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晚近以来的如赵勇的《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士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进书的《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均强调从美学出发，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有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乃至21世纪以来从美学和文化角度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晚近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有王才勇等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和赵勇的《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两本著作已在批判性阐释与理论分析运用方面展现出不俗的理论影响，另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现了全新的阿多诺的著作，包括《启蒙辩证法》《最低限度的道德》《美学理论》（修订本）《黑格尔三论》（阿多诺选集）《认识论元批判》《道德哲学的问题》（阿多诺选集），可以说为接下来的阿多诺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文献；本雅明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19世纪的首都》《启迪：本雅明文选》均在20世纪末期以来出版修订本，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现均对国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左右至今，是“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译介介绍最重要的理论时期，大范围的理论译介、接受和研究可以说已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法兰克福学派’学”，同时也让“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发展中的“中国阶段”成了不可忽视的阶段。从理论发展的内部而言，密集而集中的理论译介接受则让“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美学发生了成功的“理论对接”，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由此也进入了中国美学元叙事的过程。
纵观中国当代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引进，在理论路径上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段上和文本译介的形式具有较为直接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基本上是以单篇论文的“评述式介绍”为主，到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与海外译介的规模化效应出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译介开始以专著、丛书的形式出现，而且开始了探究性研究和批判性应用，大大扩大了译介接受的范围，也提高了研究的水平；其次是引进路径与研究范围的关联性较为明显，在“法兰克福学派”刚刚引入中国的时候，以《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等哲学学科专业性的国外译介杂志为主，地域上、语言上、学科上和专业上的优势占据了很大的成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译介“法兰克福学派”已经不限于个别有专业优势的杂志，译著的出版占了大量的比重，规模译丛的推出以及大型文库在理论接受上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理论繁荣的作用；最后，在理论路径上，存在着由俄苏学者的转译、再译向欧美译本转译、德语译本转译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译介基本上是俄苏学者的理论介绍文章的再译居多，如1978年《哲学译丛》最早发表的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献作者都是苏联学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译介渠道开始转向欧美。
理论接受路径上的特征也展现了“法兰克福学派”中国旅行过程中特殊际遇，客观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域外旅行故事”增添了中国元素，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法兰克福学派”中国接受的“美国路径”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发展的“美国阶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让“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发展的“中国阶段”变得更加不可回避。美国学者斯蒂芬·埃里克·布朗纳曾总结道，“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受到欢迎，是因为“吸引了其第一位历史学家马丁·杰伊提出的‘1968年的一代’”。
他用了“从退却到新生”的说法来概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阶段”，他提出：
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批判理论在主流学术圈仍然被认为是异类，甚至在进步知识分子中间也被认为有些异乎寻常。然而，随着新左派的衰落，法兰克福学派逐步被纳入学术界当中。批判性法律研究、批判性种族理论、批判性性别研究开始质疑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与观点。不过，伴随下层群体从公共生活的暗影下浮现出来，对一个一体化统治体系的全面抨击开始减弱。新的重点放在对抗宏大叙事和公认的西方传统准则上，乃至对抗大众文化也混入其中。社会批判理论及其一致性，逐渐陷入危机。它的变革目标采取了越来越随意的形式。
相比“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发展“美国阶段”的学术化进程，“法兰克福学派”从欧美进入中国则经历了“再学术化”的过程，这种“再学术化”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先经历“新左派”与社会底层文化的公共化过程然后再进入知识化渠道，而是一开始就作为一种知识分子话语而且是精英化的知识分子学术话语亮相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也曾经被视为“异类”，从一开始受到批判，但时间十分短，能够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少之又少，反而，研究、谈论“法兰克福学派”者倒是呈现出一种前沿性的理论姿态，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没有像它在美国那样是在理论对现实包括对大众文化的抗拒中沉浮红进而走向批判理论的危机，从一开始，“法兰克福学派”就被纳入了学术的轨道，而后来乃至现在更无“危机”只虞，只有在不断的话语重复研究中陷入理论走过场的尴尬，这也导致了它没有能像在美国那样通过对美国大众文化抨击而展现出深刻的批判性。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对接（Theoretical Linkage）”。“理论对接”不同于单向的理论译介和接受，“理论对接”是在理论的译介和接受中生成主导型理论话语与主要理论趋向的活动，也是在接受和影响中展现本土理论更新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以及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研究在大范围译介和接受“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不仅在研究对象上确立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的优势地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开始进入当时中国美学研究的主阵地，更主要的，通过“法兰克福学派”，中国当代美学在接受“域外理论”方向和理论研究的格局都发生了一定的更新变革，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与的中国美学研究在进行复杂的“理论对接”的结果，这方面的内容在体现了中国美学在接受“域外理论”的普遍心态和影响，并在语境、主体与对象等层面展现出中国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话语的各种表征。
先看语境。“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美学进行“理论对接”时值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及文化转型
的关键期，有的研究者曾从文化纪年的角度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从文化‘纪年’的意义上看，1992年是‘商品话语’狂欢的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1993年是‘欲望膨胀’与‘价值倾斜’的一年，1994年是‘文化论战’的一年，1995年是‘东方主义’的一年，1996年是‘世俗化’的一年，而1997—1998年则是‘多事之秋’。”
这种语境无疑是适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引入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消费文化的崛起，还是大众文化的勃兴，都让“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张在“理论旅行”过程中有了尽情呼吸的思想孔隙，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勃兴造成的一种理论空气上的特殊的舒适之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引入还是体现了一种“拥抱式”的欣快，这种特有语境也让“法兰克福学派”和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对接”展现出一种特有的融洽。中国学者高旭东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修订译本的“再版序”中提出的一段话概括了本雅明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在中国的接受经历：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流传史或接受史，贯穿整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想转型：从最早的西学同好小圈子（特别是“西马”和“现代派诗学”小圈子）里对它的激赏，到建筑理论界、电影理论界、艺术评论界对它的发现；从校园诗人和“地下文化”叛逆者的人手一册，到新兴半商业化媒体和“自由撰稿人”阶层对其文体的模仿；从80年代文化精英象牙塔里的一件秘籍，到21世纪初城市小资白领恶补“波希米亚”“都市游荡”和“颓废”的识字课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步一步地完成了从“艺术”到“商品”的成长史。用一种本雅明的方式来形容，“如果它能开口说话”，其自身的异化或物化，当远比所有对它的学术讨论更能给我们提供思想的原料。
非但本雅明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中国有这样的经历，《批判理论》和《启蒙辩证法》均有类似的经历，从中可以见出中国语境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对接”的历史与趋势。尽管很多研究者曾经注意到：“事实上，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理论，都是产生于自身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自身尚且需要不断地重新语境化”。
但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中国“重新语境化”还是没有充分地培育，也来不及培育，它就瞬间风靡了。文化转型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引入在中国美学研究领域造成了一种鲜明的影响，进一步催生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接受为起点，中国的文化研究热潮和大众文化研究热潮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起步，一时间各种文化研究应接不暇，正是这种“理论对接”的结果之一。
然后看主体。“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具有独特的理论气质，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内部，“他们在理论上的完整性毫不退让地拒绝向他们寻求实现其观念的社会力量妥协”
，所以能够让他们在理论上赢得尊重；“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具有非凡的艺术造诣，他们对文艺和美学问题有独到的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美学研究中艺术造诣匮乏的普遍现状构成了一种“补充性”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还具有传奇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的特殊出身以及在“二战”前后特别是在德国纳粹主义下备受恐惧折磨甚至被迫逃亡中产生的浪漫主义与怀旧主义，又让他们的理论气质蒙上了一层特有的“救赎”和“弥撒亚”气质，如本雅明，汉娜·阿伦特把本雅明的人生经历概括为“一连串此起彼伏的瓦砾堆”，
她说道：“回首往事，本雅明一生深陷其中的，编织着才具、天资、笨拙和倒运的牢固网络甚至在启动其作家生涯的第一件大好运中就已见端倪。”
德国学者洛伦茨·耶格尔则把阿多诺理解为“一部政治传记”，认为阿多诺是一个“在‘解释’中找到自己目标的真正知识分子”。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尽管经历各异，理论发展与掘进的语境具有特殊性，但他们从精神和文化角度探究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他们独特的思想气质和批判精神更能引起中国美学研究者的认同，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美学能够进行成功“理论对接”的主体因素。“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特殊的精神气质既是他们个人的精神特征，同时也展现了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和时代的特点，他们的精神气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语境赋予的，那些综合性的个性气质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以哲学美学介入社会文化批判研究有特殊的影响，让他们的批判理论展现出独特的视角，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对“反犹主义”与“极权人格”的研究就具有一种特殊的哲学指涉意义，这种哲学指涉意义在落实到具体的社会语境过程中也指向了一种特殊的主体哲学，让他们的理论在主体层面上更加强调批判性、否定性甚至反抗性等这些极具主体力量的价值内涵。
在“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美学“理论对接”中，这种批判性、否定性、反抗性的美学价值内涵获得了“正向理解”的应用，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同。欧力同、张伟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贯穿社会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化问题、人性与社会心理问题，“带有浓厚的社会现实感”
王才勇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由于变化了的时代使得实际革命变得不可能，于是他们就回到精神领域，希冀着从精神和文化角度实施这样的批判和改变。又由于不合理的社会被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主宰，批判就只能诉诸另一种理性，一种体现于艺术与审美中的理性，那就是人的本质力量。”
这些理解对“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美学的“理论对接”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特殊语境中，这种“正向理解”也让“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顺利纳入知识分子话语通道，所以，中国美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接受既是一种美学选择，更是一种知识分子姿态，“法兰克福学派”成了在中国推进审美现代性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援手，他们手中的批判理论的迷人之处也有效地置换成了一种关于中国和世界现代性问题思考的知识分子话语，代表了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思考的最重要的“理论炼金术”，这不得不说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中国美学“理论对接”中的一种“意外收获”。
再看对象。在中国美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解析和研究对象是他们的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特别是大众文化理论和文化工业理论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个状况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法兰克福学派”刚刚引入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学界接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较多的是哲学方面的解析，可以说接受的是一个“哲学的”“法兰克福学派”，当时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最早进行理论译介和研究的基本上是哲学领域和哲学学科的相关研究者，特别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学科的相关学者居多；美学学科的大范围成功加入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除了美学学科研究对文化理论、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当然的亲切感之外，不能排除文化语境在其中所起到的左右。20世纪90年代恰好是中国文化研究崛起的时代，按赵勇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大众文化最受关注的时代，“而在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借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观点，对大众文化采取了批判的立场。”
而从美学上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迎来了一个不算意外的“文化转向”的时代，按高建平的观点，美学的“文化转向”代表了当代美学复兴的一种力量，而当代美学复兴就是要经过文化研究并超越文化研究的一种复兴，这种状况“与从西方引进的一些学术成果有关，如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派，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法国的艺术社会学研究，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对美学的文化转向功不可没。另外一个层面，这样一种“理论对接”可以说也部分地符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大部分背景，即大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真的具有一个美学与文化理论的背景。洛伦茨·耶格尔在论述阿多诺的思想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发展存在一个美学占主导的时期，为此，他曾为阿多诺的哲学理论发生美学的偏移发出感叹，认为在阿多诺那里，“美学是革命的主宰。”
非但阿多诺如此，众多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美学和文化理论方面的研究曾引起了世界性的注意，被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称为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转折。可以说，中国美学在“法兰克福学派”接受研究中所展现出来的成绩对这方面的理论转折也有明显的推动，中国美学界的“法兰克福学派”热和“西马”热具有同源性的理论研究契机，作为一种结果和影响，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繁荣美学理论的作用，一个“美学的”和“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美学界的热议和充分被接受，丰富了中国美学界的理论图景。
作为一种西学话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像百年来西学东渐历程中的其他理论思潮一样经历着本土化和中国语境的话语重释，在中国旅行仍然发生着各种理论应用的变形和重塑，这种理论变形和重塑既体现了理论接受对象在另一种语境中的话语演变过程，同时更展现了中国语境对“域外文论”理论重塑力量。在以往的研究中，当我们面临某种“域外文论”，更多考虑的是“域外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乃至产生的影响焦虑，但实质上，自20世纪初西学东渐开始，中国文论在接受“域外文论”产生的不全是理论影响的焦虑，甚至这种理论影响的焦虑占据的内容多少仍然有待探讨，倒是中国语境对“域外文论”的话语重塑被忽略，我们常说理论的旅行，但赛义德意义上的“理论旅行”中产生的理论变化的三个层次，即理论的增值、发展与变异，在中国文论中“变异”的因素不容忽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中西文论比较互渗研究的一种思路，中国文论发展中有“西方”，西方文论发展中更有“中国”，从而凸显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刘康曾经指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内容，包括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以及在中国被转换的理论，反过来对西方理论的影响等。在方法上既是历史化的，又是元批评的。”
按照这种“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元批评的思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语境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重塑及其转换。
理论重塑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域外文论”导致了本土理论的变化，这是一个“他者”化“我”的过程；二是在接受中对“域外理论”的理论重塑，这是一个“我”化“他者”的结果。首先看“法兰克福学派”导致了中国美学理论发生了哪些变化？概而言之有三方面：一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中国美学界客观上起到了带领中国美学走出艺术哲学研究的苏联话语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中国美学理论在主导型话语方面发生变化，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孔径，中国美学在主导价值观念和话语选择上整体呈现出从俄苏向欧美转型过程，这个过程影响至今；二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普遍意义上为中国美学界在讨论“西马非马论”
的问题上促进了共识，客观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合法性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国美学界改变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整体认识；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促使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消费文化研究找到了批判性阐释的标靶，让大众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立场的确定有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并产生了一种饶有兴趣的影响，在大众文化批判中更加让大众文化获得了认可和接受：大众文化研究越批判越火。
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也伴随着中国美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认识的变化。中国美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具有一个明显的理论态度上的调转，展现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批判/质疑/反对”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认可/接受/赞同”以及21世纪晚近以来彻底让“法兰克福学派”纳入中国文化研究理论叙事过程的变化。这种态度的转变其实展现了中国美学对“域外文论”的一种理论重塑的惯性和趋势，非但“法兰克福学派”如此，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的西方理论不同程度地都具有如此的命运。有的学者曾感叹：“中国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接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奇怪的是，素来对西方激进左翼思想怀有天然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最初采取的却是一种拒斥态度。”
这种判断符合基本的事实。但最初的“拒斥”持续的时间并不久，很快这种“拒斥”就被强烈的认同取代。在20世纪9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理论研究中已经很难见到“拒斥”的声音了。这种理论态度的背后展现的是中国美学理论话语的支配观念的深度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吸引中国美学研究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理论观念的挑战性，马丁·杰伊曾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哲学与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前辈之间的区别，是它拒绝把文化现象还原为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反映。”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理论观念既是它在中国遭到“拒斥”的原因，同时也是后来被广泛接受的背景。到了20世纪9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理论观念已经开始与中国美学研究中的类似问题的反思走向了高度的一致，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能够在中国美学研究中成功登陆并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中国的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法兰克福学派”在大众文化生产层面上更与中国语境中的美学问题研究具有共同的理论诉求，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美学的文化转向。美国学者詹姆逊在《文化转向》中曾从后现代主义影响角度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产生以来西方批判理论在整体语境变化中产生的理论内部的增值及其悖论，认为与传统和经典相联系的现代主义反抗艺术已经被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中的拼贴与戏仿所代替，从而导致了主体的死亡和新理论观念的诞生，“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断裂为一系列永恒的现在”；
詹姆逊所言的文化转向是一种深层次的理论变革，在中国，文化转向导致的这种变革也有所展现，而且比詹姆逊分析的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转向不仅影响到理论，更影响到人和人的生活交流方式，中国的大众娱乐和消费文化鹊起后文化生产方式变革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中国挺进造成了一种奇妙的汇合，加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接”的生长语境，客观上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周边问题的延展及其研究倾向的变化，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影响不断凸显。
但也存在着这种“影响”的不可以偏概全的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所指的对象和内容与中国美学中所讨论的文化生产中的问题仍然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解析中国大众文化也面临更重要的阐释裂隙。比如，就大众文化而言，中国当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研究究竟对大众文化是一个什么态度？大众文化是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对象，但更是语境生产要素，可以说，中国当代美学在对待大众文化还是以肯定性评价为主，在这方面，所谓的批判研究实际上是以暗含的肯定研究为前提的，因而，语境生产要素的力量压倒了批判性的声音，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和大众文化研究是背道而驰的。况且，在中国，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集中涉及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本身的内容有一定差异。
比如，关于阿多诺的研究，美学界比较看重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中的文化理论，但我们在突出阿多诺的文化和美学理论时似乎都忘记了，阿多诺面临奥斯维辛的恐惧之后曾重提布莱希特的名言：“文化大厦是建立在狗屎之上的。”
这也正是阿多诺发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呼声的重要背景。在中国语境中，阿多诺对文化的否定性理解被有效地剔除了，阿多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整体地在文化转向的语境中被混沌地解读着。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认同性接受就不仅仅是一种“背景论”的驱动的结果，而再次展现中国美学文化转向大语境的理论重塑力量，是在接受中对“域外理论”的“他者重塑”。
“他者重塑”意味着无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获得怎样的认可和接受，它毕竟都是“外来的”，不是“自己的理论”，但同时，我们的话语环境与理论水平无疑又需要这样的“外来”的理论，更主要的是，这种“外来的”理论在语境、主体和对象上与中国美学的知识建构与价值观念还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我们对它既认同接受，但“外来的”理论的天然的与中国本土理论的难以完全融入的特性，在这种状况下，“他者重塑”就发生了。“他者重塑”首先从认同性接受开始。比如，中国学者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研究者“不仅是一般上的西马学者，同时也是很大程度关注艺术问题的德国西马美学的著名代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是因为对不合理社会的鞭挞以及矢志要改变和救赎这样的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犀利之处曾让中国美学界为之欣喜，但欣喜归欣喜，最终“中国的学术界只是把社会批判理论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学者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它的与众不同的学术语言。”
所以，“他者重塑”又从学术化美学化的角度发生。“法兰克福学派”当然不拒绝学术，但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学术化的研究最终依据的是批判的经验社会学。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中曾说：
“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对当代科学来说似乎相当容易回答。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论是关于某个主题的命题总汇；这些命题之间紧密相连，有几个是基本命题，其他命题由基本命题推出。与派生命题相比，基本原理的数目越少，理论就越完善。理论的真正有效性取决于派生的命题是否符合实际。如果经验与理论相互矛盾，其中之一必须重新加以检查。不是科学家未能正确地进行观察，就是理论原理出了毛病。因此，就其与事实的关系而言，理论永远是—个假说。如果理论的缺陷在我们加工材料的过程中开始显现出来，我们就必须准备改变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种学术理论，但这种学术理论不同于以往，它强调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研究代替哲学思辨，在学术上走向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霍克海默和他的哲学同伴曾经雄心勃勃，他们的理想是以这种学术理论面貌出现的文化理论为核心，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通过学术研究与文化批判的合一改变传统学术理论中“经验与理论的矛盾”，“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正是以这种学术姿态才在当代文化理论发展中博得声名。但中国语境下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过度追求理论化和美学化的倾向展现出与“法兰克福学派”元话语的一定程度上的距离感，让“法兰克福学派”在学术化和美学化的过程中进一步经历了“他者重塑”的过程，这种状况使“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成为一种批判理论的“中国形式”，批判理论成了一种“美学理论”，是在美学层面上切入和发生的。这种理论重塑的过程与结果也正说明了不能简单用西方的批判理论来把握中国当代的美学问题。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需要一种立足中国语境中的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不是“西方批判理论的中国化”，而是基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审美经验的文化理论。这也需要我们从“得与失”的角度真正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有效应用于当代美学研究的具体方式，在“域外文论”与中国语境的自洽性之间做批判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