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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文化交融更为深入、观念碰撞更为激烈、思想文化交流更为活跃、意识形态交锋更为尖锐的当下，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最强音中，基于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以及创作实践、理论批评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扮演的独特角色，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特别是现实主义文论需要在思想整合、理论创生、价值重建、文化自信等方面承担起、发挥出积极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要系统总结中华民族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过程中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轨迹和演进逻辑，从总体上把握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取得的主要创新成就和利弊得失，对影响当前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予以总结和梳理。
为了纠正当时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现代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发展过程中争论激烈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在长期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1942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以及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文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艺界的整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革命现实主义学说，标志着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正统地位的确立。此后，周扬、胡风、冯雪峰、茅盾、以群、何其芳等我国当时一大批著名的文艺理论专家和学者们，对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展开了多维度的广泛深入探讨，革命现实主义成为抗战胜利之初我国文艺界的主导力量。新中国建立后，综合考虑新中国的国体、同苏联的传统友谊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等当时的历史现实条件，我们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向苏联“一边倒”。具体到文艺工作方面，就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当时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第一准则。1952年5月，在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在将“延安讲话”阐释为中国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导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指南针的同时，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中国文艺界开展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的标志性事件是1953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近三十年来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文化思想的主导，是文学艺术的方向”
。周扬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努力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水平，同时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一切爱国的、愿意进步的作家都转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轨道来”
会议期间，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阐释和强调，并力求将之整合进中国新文艺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之中。中国文艺界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时期。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的政治社会形势随之发生重大的转折和变化，苏联思想界、文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1954年12月，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接受作家西蒙诺夫的建议，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进行重大修改，删去了定义中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句。这引起了苏联文艺界的大震动和大讨论，苏联文坛逐渐“解冻”。这一系列事件同样动摇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文艺界的崇高地位。在此历史背景下，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
的观点。同年6月，周扬在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创刊号上发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正式传达并阐发了毛泽东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思想。“两结合”随之引起了国内文艺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在1960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被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成为指导、支配此后二十年我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方针。
“文革”结束后，“两结合”实际上已成为与文艺创作实践相脱节的空洞口号。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没有继续把“两结合”作为最好的创作方法，而是在文艺创作上倡导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在我国文艺界引发了一场时间跨度长、范围涉及面宽、多学科专业研究者们都有参与的“现实主义大讨论”，“现实主义”一度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文艺界学术研讨会、文学学术杂志专栏的核心词汇。
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延续现实主义大讨论的热情，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
中。自八十年代中期起的现实主义大讨论和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反思传统观念为出发点，围绕文艺理论、文学史、创作实践等多层面展开，深入广泛地探讨了中国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的内涵及基本特点。但这一时期学界的对现实主义的论述，有的缺乏深入的分析而流于对表面现象的归纳，有的固守自己的概念言说而没有强有力的信服力，甚至出现了无原则地扩大现实主义边界的所谓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同时，在讨论和争鸣中，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和冲击，现实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体系受到严峻挑战与结构，呈现出“碎片化”、严重边缘化的情状，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的重构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以来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及其重要的时代任务。
本世纪之初，随着现代性理论的深度介入和渗透，现实主义也被置于现代性视野中进行整体检视。在此过程中，现实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固然得到了更多层面、维度的所谓“立体呈现”，但对于现实主义的伤害大于收益、解构多于建构，现实主义概念变得更加模糊不清，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众声喧哗中被淹没。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时代氛围，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总结新时期文艺工作的经验，提出并阐释了文艺理论与批评领域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为推进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形态和话语建设，提供了导向和发挥了引领作用，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观和理论批评观之重构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把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提升到了新的高点，我国的文艺生态和文艺理论批评生态得到了显著改善，现实主义文学观及其发展创新问题也逐渐成为新时代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热点性问题。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向文艺工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五点“希望”，希望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以“更具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文艺评价体系”，“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希望”，一方面是当前的文艺创作中依旧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体系、成系统的重大文艺理论和批评成果仍然数量偏少、质量偏弱，文艺批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譬如，报纸的文娱版面有时会夹杂一些“类批评”的文字；电视或视频、直播平台上的综艺节目会时不时掺杂些文艺话题和弹幕；某些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也会有一些关于文艺话题的帖子、感慨或评价——然而，颇显“繁荣”的文艺评论背后，有的只是没有主调的凌乱。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中呈现出的新态势和新挑战，我们应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对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新检视和深刻反思，“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活”，“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推进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建设。
怎样总结、反思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成就与不足？怎样在文艺理论体系和话语建设过程中体现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怎样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再出发？怎样在传承、发展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同时谱写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论的新篇章？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层面看，在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文论何为”与“文论为何”始终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回应，需要对文艺创作与文化自信之间的互动关系、文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民族国家塑造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作用等做出进一步的反思和解读，进而提供与我国当下主流思想文化发展趋势相一致、与时代精神和思想主题相符合的建设性阐释。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解决一段时间内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
的过程；重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唯物史观理论的叙事功能、激活其现实品格与批判视野，也将得以实现。
当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状况和新挑战，给反思和总结“文论何为”提供了新的价值坐标系，即我们的文艺创作、理论批评应该积极回应现实和时代主题，“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由此，我们更需要以一种全新的问题意识、思想姿态、价值导向、理论目光，对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作一番深入而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总结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改革开放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与时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和消费主义思潮大幅扩张渗透的影响下，我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领域均逐步发生结构性变革，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新的社会语境和时代风气的浸染、影响下，我国的现实主义文论也出现了新的面貌和走向，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学界所普遍关注的有关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诸多论题、论争、话题、思潮等，要么被悬搁、边缘化而逐渐淡出了学人们的视野，要么因受到解构和后现代思潮影响而被逐出原先的领地，与此相应的是，一系列新的论题和领域产生并走入了学术讨论的中心，由此导致了当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之问题意识的转换和新的理论问题域的生成和展开。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进入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的关键阶段，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增长动力从过去的要素、债务驱动逐步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全球视野看，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中美博弈、竞争明显加剧。具体到技术媒介和思想文化领域，消费主义思潮进一步蔓延，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引发传播方式出现革命性变革，大众文化、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领域的世俗化趋势明显，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文艺创作、理论批评的走向和现实样态，文艺多样性的时代特征更加明显，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分化更为严重，文艺价值观发生裂变的问题更为严峻。与此同时，学界对于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如何传承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认知和立场上尚存在一定的非科学化和反理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从新儒学的立场出发，颠倒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作“以儒治国”“以儒兴国”，倡导所谓的尊孔读经，并借此否定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现实主义文论传统，以及否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性成果；从异见立场出发，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在思想文化上的倒退，甚至将之攻击为“强化集权政治”“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从全盘西化立场出发，制造文化关系上的二元对立，否定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文论建构的意义，甚至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视作“复古”；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等同，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立场方法和结论，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精神，并以全盘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创新文学观念和方法论方面的时代任务；放弃甚至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文学现象、总结文学规律，甚至蔑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普遍价值；在总结文学史写作和文艺发展规律方面，以“碎片化”手法、“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打着重新认识、评价现代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的幌子，将细枝末节的问题恶意放大，以达到抹黑、诋毁中国革命文学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学成就的目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这一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重大主题，或视之不见，或奚落攻击，蓄意在文学的党性与人民性、主旋律与多样性关系上制造二元对立，借后者否定前者。同时，文艺理论碎片化、文学价值狭窄化、历史意识虚无化、文艺批评自媒体化等现象时有呈现，造成文艺乱象、丑象孽生蔓延，已经到了亟需激浊扬清、革新文风的时候了。
自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现实主义文论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积极、健康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得到了扶持和激励，承载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不再遭到围攻，主旋律正能量开始集聚并持续绽放。中国当代文论与批评领域中原先存在的思想混乱、价值错位、解构主流的状况显著改善，某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负面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对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思想缺失进行批判反思和正面倡导的声音开始逐渐响亮起来，文坛生态开始逐步改善和恢复。在此过程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引导是强有力的，采取的措施是积极有效的，遏制住了一段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批评领域存在的生态恶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弱化、社会主义文学价值观遭受围攻、种种错误思潮横行肆虐的状况，先前文艺理论与批评领域中主流意识形态处于被动的状况明显好转。同时，我们要始终头脑清醒，文风的改革、文弊的涤清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文艺政策调控、文艺批评引导等方面，推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艺发展规律的有力措施，逐渐激发出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力量，不断推进、持续深化我国当前文艺理论批评领域已经形成的良好态势。
文艺创作是一项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反映着精彩纷呈的社会现实生活，满足着不同群体的精神和审美需求，渗透着创作主体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情趣，这决定了从风格类型到功能指向，从题材内容到借鉴资源，从作品类型到创作主体，从文艺体裁到传播载体，多样性是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最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一，风格多样化，即文艺创作存在“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
等不同的风格类型，这与人们“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
密切相关。其二，功能多样化，即文艺既具有“教育”和“启发”功能，也能让人在“休闲”“消遣”“娱乐”中获得美的享受。也就是说，文艺要能在情感交流、认识社会、启迪教育、思想熏陶、休闲娱乐以及文化审美等不同层面发挥作用，“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适应“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
。其三，题材多样化，即文艺既要能够反映“英雄人物的业绩”，也可表现“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既可展示“现代人的生活”，也可表现“古代人的生活”
；不仅要“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
，单就某一种文艺类型而言，不同题材的文艺创作也要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其四，资源的多样化，此即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对于中国古代和外国文艺作品中进步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充分学习和借鉴。
当前，在文艺多样化中仍存在着一些特别值得警惕的问题。比如，一部分人割裂“多样化”同“主旋律”之间的关系，片面地将文艺的“多样化”理解为文艺的“多元化”或文艺的“自由化”，这是完全错误的。再比如，由于市场、资本、现代媒体等要素的介入，部分民众在文化消费过程中出现低俗化、庸俗化、粗鄙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不会提升个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位，反而会腐蚀人的理想和信念，导致文化情操的失范和审美趣味的畸形。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过程中，如何既满足人们在精神、文化上的多样需求，又能促进文艺的多样化发展，成为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应当予以特别关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我国当前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正确把握文艺的多样化规律，在文艺创作与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之间寻求平衡，以及认清文艺“多样化”与“多元化”、“自由化”与“主旋律”之间的根本差异，对于推动文艺创作特别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文艺问题时，均强调文艺创作在内容、形式、功能、风格等方面的多样性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样非常重视和倡导文艺的多样化规律，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词中对“二为”方针和文艺多样化的倡导，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倡文艺要“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
，可以说都是对文艺多样化特征和规律的深刻揭示和把握。当代我国的文艺实践表面，在弘扬主旋律的基础上提倡多样化，在追求“多样化”的过程中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共识。倡导文艺发展的“多样化”，绝不是提倡文艺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当代中国文艺的多样化发展，既不是不分主次、没有方向的多元化，也不是被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牵着走的没有筋骨、缺乏精气神的杂乱化和娱乐化。同样，当代中国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也绝不是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的“多样化”，而是“二为方向”统领下的多样化。以上所述，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和拓展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发展创新的广阔道理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关于新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这样讲到：“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我们应该将这段话所体现的宗旨看作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发展繁荣的总体性的导向与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是完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支撑和驱动的。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导引，“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落实和“高峰”作品的产生均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与“以人民为中心”文艺导向之间在历史实践、社会现实、思想谱系、理论逻辑等诸多方面的必然联系，而对此进行深度阐发也正是新时代中国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核心问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讲话中更进一步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在此次讲话中，习近平还特意引用了茅盾和柳青这两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话来阐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与创作新时代“人民史诗”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总结性地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这些话语为我们思考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创新性发展和深化，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参照。
在构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过去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话语和价值体系，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了社会现实，在面对新的文艺现象、文艺事件和文艺思潮时，旧有的阐释话语和阐释方式正在变得捉襟见肘，与此同时，新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话语和价值体系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同现实生活相脱节，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在面对变化了的文艺观念、文艺实践而出现的“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的情况依然非常严重。正是由于理论与实践、批评与创作的这种脱节和疏离，文艺研究者在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时所显示出的理论解读能力、批评阐释的力度和理论建构能力显得较为匮乏。对于这种状况，我们应该给与高度的关注和警醒。当前我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展，既要克服上述状况，也要面对来自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全球化挑战、移动互联网以及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的冲击，还要适应文艺在形态、观念、实践等方面的重要变迁，因此，如何以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观，去引领新时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话语和价值体系，势在必行。有必要指出，这里所言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观，在思想谱系、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属性等方面，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内核，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文艺和美学领域的丰富多姿的实践性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同样是关乎文艺理论和批评之研究深化、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即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基本国情、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时代特征、坚持不懈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相辅相成、有机融合，其中，中国化是构建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基础前提，时代化是创新要求，大众化是努力方向。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中国化”，既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般规律和基础理论、基本观念，又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的文艺、文化现实，重视在本土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发展民族化的内容和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共性”同中国文艺、文化问题的“个性”间的辩证统一。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从现实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艺领域的发展状况、面向世界的进一步开放姿态，要求建立具有鲜明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思想、话语和价值体系。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时代化”是指文艺理论和批评要始终伴随时代变革和历史演进的要求，能够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具备“当代性”，发展出“当代形态”，不断开辟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发展的新境界。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时代化”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观念同我国现时代的重大理论命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相关联，在面向当下“中国经验”的过程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命题”，实现文艺理论和批评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发展。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大众化”强调要呼应人民大众的精神渴望和生活理想，坚持现实主义文论的“人民性”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文艺创作、理论批评需要走出“象牙塔”，把理论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把批评眼光投向大众文艺创作实践，把抽象的文论和批评语言转变为人民群众听得懂、说得清、喜闻乐见、常用惯用的表达方式，将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实践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事例、所思所忧的问题结合起来，增强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亲切感、感染力和渗透力。
坚持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也是建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话语和价值体系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要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
，因此，“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凸显问题意识，是现实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现实主义创新发展的需要；只有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能够回应时代问题，才能推动学术进步。问题意识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在正确的价值牵引下，我们对问题的剖析才能做到准确有力。我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是指面对中国当前的文艺实践和文艺发展现状、重要的文化思潮和文艺现象进行提问的意识，是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现象和文化经验进行批评实践和理论总结时应该具有的批评、分析、阐释和理论提炼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要使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介入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的具体话语实践之中，介入文化生产、传播、流通、消费全过程，以及视听阅读、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现象之中，推动文艺理论与批评从纯理论诉求转向对现实的关切，从逻辑推演转向实践追求，从理论世界转向日常生活世界，从单一的逻辑抽绎推衍走向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的重新塑造。具体来说，建构具有中国风范和气派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话语和价值体系，要重点把握好以下方面：第一，体现民族性。从古代到现代，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对文艺作品的阐发中，我国积累、储存了极为丰富且宝贵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话语资源，创造出了具有体现自己民族传统的精神认同。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话语和价值体系构建，要在坚守中华文化本体立场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理论资源的挖掘和阐发；在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的同时，实现古代优秀理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当代文论与当前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第二，体现原创性。只有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问题、研究现实问题，及时总结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才能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文艺理论观点，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学科、学术、话语和价值体系。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和价值体系的构建，应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并将之与文艺创作实践和文化建设经验相结合，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新体系、新观念、新方法。第三，体现系统性。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要特别注重加强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建设，体现出理论和批评的系统性。要善于从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提炼出符合当代内涵的标识性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建立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融会当代中国经验的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
在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中，以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观引领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还要努力做到以下方面：一是要立足于本土、立基于中国，礼敬传统、弘扬传统，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艺思想精华的挖掘萃取中，突破思维和观念上的唯西方倾向，克服文论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命题进行解读和诠释时，不能从西方文论中寻找理论支持、进行强制阐释，而要立基于中国文化自性、特殊性的具体土壤之中，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文论的元典精神，努力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中国文论和批评的特色、话语、价值和意义。二是面向当下现实、紧扣当代实践。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必须紧扣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现状和文艺实践。我们强调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要面向当下现实、紧扣当代实践，一方面要与古代文论展开思想义理层面的深度对话，避免进入脱离现实的复古保守主义；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强现实维度、扩展时代视野，尽量使我们的阐述和结论符合中国思想文化、文艺经验的历史真实和社会现实。三是注重文化语境、实现视域融合。我们要正视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转型过程中古今断裂这一事实，而在传统文论和现当代文论理应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文化整体这一事关文化统序建构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的思考和研究需要在古今打通、建构性阐释两个方面多下力气。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的内在思路，首先必须还原到历史和现实文化语境中去，在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交汇处发现各种新论题、新论域，不断克服“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抽离出中国文化语境的不足。我们期望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建设能够在古今、中西层面上实现视界、语境上的相融合。四是彰显人文魅力、注重理心融合。总体而言，中国古代诗论、画论、乐论、书论、文论中的诗文评体例，在彰显所观照对象的人文魅力上是成功的、有效的；西方现代的系统化、逻辑化体例在概念表述、理论构建等方面固然有其优势，但移用到评述中国传统诗词曲赋和评点式文论和艺术理论，就会遮蔽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人文色彩，丧失对研究对象细致入微的感性和审美体验。我们说，揭示发展规律和展示人文魅力是辩证统一的，只有把理论思维与感性体验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今、中西在“理”与“心”上的融合与对话。由此，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就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建构的过程，我们得出的一切结论以及建构起的一切话语和价值体系，都不过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而非最终定论。唯此，新时代中国的文艺理论批评才能成为“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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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拥有独特的地位，能够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价值体系的构建起到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入、广泛地参与了我国的思想文化转型，相关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呈现出崭新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的提出，为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许多新的具体的任务和目标，其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新论题和新论域，需要我们对中国现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代新的思想和文化语境，综合分析近四十年来引入的西方文论在诠释力、移用性等方面与现实需求的契合度和发挥作用的效果；同时，我们要面对文艺创作、理论研究、批评实践中呈现出的新态势和新挑战，在深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化、全球化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价值立场、发展方向、创新路径、思维方法、学术旨趣，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之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持续建构和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