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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起源于东方，这里的“东方”，包括从中国、印度经伊朗高原、两河流域，直到巴勒斯坦和埃及。但凡谈起人类早期文明史，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言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
2021年，在三星堆古文明遗址接二连三地发现的珍贵文物，震撼了中国与世界。作为当代中国十分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是距今3100年至4800年（前2800年至前11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专题研究，不但发现了城墙遗址，还挖掘出大量的精美文物。三星堆出土的珍贵文物有力地证明了近5000年前古蜀国的存在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2021年5月以来，考古学家又发现500多件新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完整的金面具、青铜神树、神树纹玉琮等“国宝”。由此可以联想到5年前浙江的良渚古城文明与埃及金字塔文明携手亮相于全球的重大考古发现。
现在，从良渚到三星堆，包括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廓遗址在内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再次证实了早在5000年前，中华大地就有良渚、三星堆文明，和当时的埃及一样，已进入早期文明国家的行列，有着文明城邦的存在，也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明、三星堆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一些相似之处。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祭祀文物——上下三层、栖息着9只神鸟的青铜神树，带有“鸟占祭坛”纹饰的良渚玉器，与古埃及以神鹰为象征的荷鲁斯神护佑王权似有相当一致的内涵；据推测，这次从三星堆出土的、附着于青铜头像上的黄金面具，与百年前发现的前14世纪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黄金面具，均为质地精致，制作美轮美奂，在数千年后仍然熠熠生辉的举世惊人的世界级精美艺术珍品。四五千年之前，亚洲东端的古代中国与亚洲西侧的古代埃及，竟有如此融会贯通的文明，这顿时拉近了世人心目中两大古老文明的距离！
在现实生活中，埃及这个神秘的国度吸引着包括数万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地探寻。据说，前5世纪，希罗多德曾到访埃及，这位享有西方“史学之父”之誉的希腊思想家在其代表作《历史》中留下了名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
此外，希罗多德还留下脍炙人口的名句：“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的确，千百年来，尼罗河哺育着辉煌灿烂的埃及文明。每年6—9月，定期泛滥的尼罗河水冲刷着河岸，在尼罗河两岸留下厚厚的一层充满有机质的肥沃黑土，而这正是埃及农耕文明的基础。由此，埃及人对尼罗河情有独钟，深深地热爱和崇拜着这位“埃及大地的母亲”。古埃及人把他们的家乡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称为“凯麦特”（Kmt），古埃及语意为“黑土地”，以区别于周围的沙漠“红土地”。只是这一称呼伴随着外族的入侵、古埃及文明的湮灭而逐渐消逝。
在前3100年前后，埃及前王朝最后一位君主那尔迈统一上埃及与下埃及，在尼罗河谷与尼罗河三角洲交汇处建立起古埃及统一王国最早的都城——“白城”孟菲斯，这里也是上、下埃及即南、北埃及的分界线。在前4世纪马其顿希腊人统治埃及时，将埃及古都孟菲斯的埃及神庙“普塔神灵之家”（Hwt-Ka-Ptah）的读音按照古希腊语拼写为Aigyptos。今天“埃及”一词，是现代英语中Egypt的音译，和法语Égypte一样，其拉丁文词根Aegyptus来自于古希腊语Aigyptos。不过，自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埃及以来，阿拉伯人，包括大多数埃及人在内，均将这个国家称为“米斯尔”（Misr），阿拉伯语原意为“辽阔的国家”。1500年来这个称谓被沿用至今。在中国古籍中，大约从唐朝学者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中称埃及为“勿斯离”（Misr的音译）开始，基本上均是以“米斯尔”这一音译为基础，宋朝周去非的《邻外答问》也用“勿斯离”，宋朝赵汝适的《诸藩志》称“勿斯里”，《明史·西域传》叫“米昔尔”“密斯尔”。直到19世纪末，近代中国人跟随西方而将这一国家称为埃及。
埃及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全球著名非洲史学家编写的《非洲通史》第一卷谈道：“人类发源于非洲的‘一祖论’假设被普遍接受以后，已经有可能用全新的见解提出人类在埃及乃至全世界的生息繁衍问题。” 至少我们可以说，尼罗河畔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约175万年前，原始人群已生活在尼罗河西岸。埃及河谷一些旧石器时代的文物，可以追溯至六七十万年前。在前6000年之后，埃及已进入新石器与铜石并用时代。在前四千纪，涅伽达文化II和涅伽达文化III，通常被称为埃及史前文化或前王朝文化，是古代埃及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位于今卢克索以南尼罗河西岸的希拉康坡里斯古城（Hierakonpolis）等地已出现城市与城邦国家，希腊人称之为“诺姆”，至此，埃及已进入文明时代。
被誉为“埃及史之父”的前3世纪埃及祭司马涅托（Manetho）奉命撰写的《埃及史》，系统地整理了从前王朝时代到他所生活的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朝的古埃及文明。从前约3100年前王朝最后一位君王美尼斯创建统一埃及的第一王朝开始，到前332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前，马涅托将埃及历经的31个王朝分成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王朝五大时期。在长达近三千年的这段历史长河中，古代埃及形成了人类最早的统一王国，发明了文字，创造了独具特色、绚烂多彩的法老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
在王国大一统的古王国时期（约前2686—前2181年），埃及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奴隶制专制王权，农业发展，贸易繁荣。其君王斯奈夫鲁远征努比亚（位于埃及南部与苏丹北部之间的尼罗河领域地区），进军西奈半岛，开采矿产，开始了埃及与地中海、印度洋其他民族的贸易，从黎巴嫩进口雪松，从蓬特（今非洲之角索马里一带）获取乳香、象牙及芳香树脂。
在前26世纪执政的斯奈夫鲁则以存留至今的世界最大的“大金字塔”而闻名于世。其儿子哈夫拉除留下吉萨的第二大金字塔外，还有巍然矗立的著名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加上其子孟考拉的金字塔，胡夫祖孙三代君王在吉萨留下最著名的金字塔群。作为古埃及法老文明的典型象征，吉萨的金字塔以其建筑雄伟精致而被列为全球人类文明古迹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在1000年之后，埃及进入帝国时代——新王国时期（约前1550—前1069年），尤其是第18王朝为法老埃及文明的全盛时期。经过图特摩斯一世、哈特舍普苏特（整个法老时代最著名的埃及女王）历次所向披靡的大规模军事远征，到前15世纪图特摩斯三世执政时，埃及已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西亚北非的军事大帝国，其疆域北起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尼罗河第四瀑布（位于今苏丹首都喀土穆附近），图特摩斯三世被誉为“古代世界的拿破仑”。
虽然到前14世纪，在内外交逼下的埃及帝国已开始衰落。但第19王朝君王拉美西斯二世又恢复了埃及在西亚的霸权，并于前1285年与赫梯帝国在卡迭石（今叙利亚霍姆斯附近）展开了古代世界最大规模的战车交锋，之后双方又经过难分胜负的16年战争，签订了古代世界第一个国际和平条约。
即使在法老时代的最后阶段——后王朝时期（前664—前332年），埃及政权分裂、国力衰退，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和波斯人等四方异族入占埃及，但也一度经历了被称为“埃及复兴时代”的舍易斯王朝时期，第26王朝法老尼科二世（约前610—前595年）开凿沟通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建立地中海和红海舰队，雇用腓尼基水手成功绕航非洲一周，并为争夺叙利亚、巴勒斯坦霸权，支持亚述，与新巴比伦王国进行战争。
在持续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埃及不仅与南面的努比亚和蓬特地区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且与从西亚的两河流域到包括东地中海地区，如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以至北非的利比亚和南欧的希腊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由此，埃及得以实现贸易技术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促进社会的进步，既有助于古代埃及文明的昌盛发达，也为远古时代的西亚北非社会经济发展乃至更大范围的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前3500年以前古埃及人发明的象形文字，经过法老时代由繁化简的演进，已由图形文字发展为由表意、表音和部首三种符号组成的象形文字，从繁复的圣书体、祭司体演化为民用的草书体，最后产生了字母。大约在中王国末期（前18世纪），埃及人已用象形符号制定了24个拼音，由此古埃及人成为世界上最早创造字母的民族。尽管这24个拼音只是辅音符号，没有母音符号，但这些具有24个子音的表音符号从宽泛意义上而言已经是字母了。古埃及人的这种字母在前1500—1000年传到与之经商往来的腓尼基，经过腓尼基人的改造与增补，成为腓尼基字母，正式成为世界字母文字的基础。在西方，它派生出古希腊字母，后者又发展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由此成为所有西方国家字母的来源；在东方，它派生出阿拉美亚字母，由此又演化出印度、阿拉伯、希伯来、波斯等民族字母。古代埃及人依托象形文字，创作了从宗教铭文、教谕文学到散文故事、世俗诗歌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构成人类文学史上丰富多彩的宝贵遗产。
以金字塔、岩窟墓、太阳神庙和方尖碑等为代表的埃及建筑艺术也独具魅力，再加上古埃及人在天文、历法、水利、纺织、制造、冶炼、医学、数学、建筑等领域均取得精湛而杰出的伟大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说，古代埃及有着悠久辉煌的文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即便是在进入异族统治的希腊化时代，埃及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桥梁。在前3世纪的托勒密王朝时期，不仅建造了著名的亚历山大灯塔，它和金字塔一起被列为古代文明建筑的“世界七大奇迹”，它以400英尺的高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而且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这里收藏着那个时代东西方世界最丰富的文献古籍，广泛招揽世界各国的学者贤哲到此进行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包括“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在此确定了地球的周长，数学家欧几里得在此撰写了代表作《几何学原理》，“力学之父”阿基米德在此讲学。饱学之士的四方云集加上浩繁巨量的丰富典藏，使这座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中心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的美誉，在公元前后数世纪，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东西方文明传播、融汇、创造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亚历山大城，东西方文化的汇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传，托勒密二世为在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希伯来圣经译本，特邀请巴勒斯坦犹太各部落72名博学之士来亚历山大译经。这72位通晓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犹太文人在持续近百年的时间里集体完成了犹太希伯来圣经最早的译著——《七十子希腊文译本》。作为犹太—希腊文化光辉结晶的这部译著，为地中海地区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和皈依者所使用，并在1世纪流行于巴勒斯坦地区，成为基督教最早的《旧约》译本，并对日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以及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倭马亚王朝到9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埃及处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统治之下，阿拉伯人在埃及进行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推动阿拉伯移民与埃及当地居民通婚融合，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的推广，最终完成了埃及的阿拉伯化。10—12世纪，法蒂玛王朝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了国势强盛的什叶派伊斯兰帝国，疆域东起叙利亚、巴勒斯坦、汉志和也门，西至马格里布。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昌盛，建成闻名于世的爱资哈尔清真寺。作为法蒂玛王朝首都的开罗，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随后的阿尤布王朝创始人萨拉丁率领阿拉伯联军成功挫败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成为阿拉伯人爱戴的民族英雄。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年）在前期以制止蒙古人西侵和消灭十字军残余势力而著称，为埃及赢得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初叶，经由埃及的东西方贸易繁荣，军事、经济、文化兴旺的马木鲁克王朝达到中古埃及的鼎盛时期。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19世纪初叶，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面对东西方交逼的民族危机，果断实施富国强兵的近代化改革，促进了工农业生产，使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实际上使埃及赢得了自治地位。
20世纪中叶，在经历1952年七月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洗礼后，现代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凭借悠久灿烂的文明底蕴、关键独特的地缘方位、规模庞大的综合国力，再加上历任总统的雄才伟略，使埃及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东地区大国与强国，尤其是其对外关系，对阿拉伯世界拥有无可比拟的重大而独特的国际影响力。
具有“克里斯玛” 领袖魅力的杰出政治家纳赛尔不仅成功地领导了七月革命，开创了现代埃及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新纪元，而且具有高度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强调要为阿拉伯民族的团结、统一、强盛事业作出义不容辞的引领性贡献。事实上，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确促进了阿拉伯世界的启蒙与觉醒，纳赛尔在取得苏伊士战争伟大胜利后成为阿拉伯世界万众拥戴的民族领袖，埃及也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与领导。
作为中东非洲政治和文化大国，埃及也是阿拉伯国家中军事上最强的国家，在中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埃及处置阿以冲突的外交方针，直接左右着现当代阿以冲突的演化轨迹。从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开始，直到1973年十月战争，埃及就成为四场阿以战争中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战力。在纳赛尔时期，埃及始终是阿拉伯世界反以斗争的领导者、抗击以色列最坚定的前线国家。其继任者萨达特总统，不仅以主动而顽强的十月战争打破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打破了中东阿以间“不战不和”的僵局，更是在1977—1979年以耶路撒冷之行、戴维营谈判、埃以和约缔结等一系列果敢行动，实现了阿以由战争向和谈演变的里程碑式的历史转折，实际上开创了中东和平进程。此后历届埃及政府一直在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和平展开持续不懈的积极努力。至今为止，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上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均得到国际社会各方的公认与重视。同时，现代埃及也在其他中东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容低估的国际影响。
另外，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走廊，是连接从印度洋、红海至地中海的国际航道枢纽，每年约有10%的国际海运货物通过这一航道运往世界各地，苏伊士运河的畅通与否，直接影响着日益密切的东西方经贸联系，乃至全球化下整个世界经济常态化运行。这在二战后历次阿以战争，以及2021年3月因“长赐号”货轮事故而造成的运河堵塞危机中可见一斑。
中国与埃及同为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相互间的关系却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既促进了中国的丝织、瓷器制造技术和造纸术、指南针、火药三大发明的西传，也推动了古代埃及的制糖技术、琉璃制作技术和医学的东传。近代，面对西方殖民列强的侵略压迫，中埃两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同仇敌忾，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相互支持。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两国友好合作史的新纪元，也标志着新中国与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突破，对中埃两国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非洲国家关系的影响深远。
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埃及与中国战略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默契合作。一方面，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埃及人民反帝反霸、捍卫国家独立主权的正义行动。在建交当年，苏伊士战争爆发，从政府政策声明、急需物资与资金援助到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游行，全中国上下明确支持埃及维护独立主权、民族尊严的反侵略战争。当萨达特在十月战争后主动实现中东和平进程的突破、缔结埃以和约时，中国也不是像苏联和当时许多阿拉伯国家那样对埃及加以粗暴指责，而是肯定埃及为解决阿以争端所迈出的“勇敢的一步”，陷于国际孤立困境中的埃及政府将中国这种充分的理解与支持视为雪中送炭之举。另一方面，埃及人民也对中国的正义事业给予积极而宝贵的有力支持。埃及始终坚定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大业。纳赛尔总统一再表示，中国人民统一台湾的斗争是符合公理、正义与和平的事业，严正谴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军事挑衅，明确要求联合国对新中国敞开大门，并在1971年10月联大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表决中投了赞成票。另外，埃及也支持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1989年12月，埃及热情邀请和款待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埃及；1990年5月，穆巴拉克总统出访中国。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实际行动，埃及向全世界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西方以侵犯人权为由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等讨论人权问题的多个国际场合，埃及也是坚定支持中国，挫败了某些西方国家无理指责中国的图谋。
世纪之交，中埃友好合作关系更是进入高度稳定和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双边关系的深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非洲、阿拉伯世界多边合作的发展。1999年4月，中埃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埃及又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2004年，埃及在推动中方与阿盟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前，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及之后的健康发展，也得到了非洲大国埃及的全力支持。
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埃这两个东方文明古国就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在近现代反殖反帝斗争中又增添了相互同情和声援的珍贵情谊。在1956年中埃建交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两国在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相互帮助中成为患难之交和真诚朋友。在65年后的今天，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又面临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机遇。
尽管2011年以来的中东变局使埃及的政治、经济及其地区国际影响力受到不小影响，但中国与埃及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各自发生怎样的变化，双方都始终相互理解和尊重、相互信任和支持，始终追求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继续保持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2014年12月，上任仅半年的塞西总统便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埃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1999年以来的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埃及不仅是文明源远流长、规模与国力居前的非洲与中东大国，而且如纳赛尔所言，其地处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世界交汇之地，拥有世界上关键的地缘战略位置。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同塞西总统会谈中，双方达成两国发展战略和愿景对接的共识，决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将埃及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不仅签署了《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和《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经贸、能源、金融、航空航天、文化、新闻、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用以指导两国未来5年各领域的全面合作，而且见证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二期揭牌、中资企业同埃及签下27亿美元新首都建设项目大单等一系列成果文件的落地实施。
中埃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是两国在传统友谊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现实需要的必然战略抉择，契合两国在迈向民族复兴关键新时期以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与目标。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处的埃及，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方与西方、亚欧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通和贸易要道，苏伊士运河走廊是连接南海、印度洋至红海、地中海的海运枢纽，埃及不仅是历史上陆海丝绸之路交汇的重要节点，而且在今天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战略支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中，埃及对非洲和西亚地区具有明显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正是基于“百年未有之世界变局”的国际背景与双边合作的强劲动力，六年来，中国与埃及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建设“一带一路”进程中迈开积极步伐，开展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务实合作，包括频繁互信的高层往来与政策沟通、成果丰硕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密切务实的贸易投资合作、稳中有进的资金融通合作、丰富多彩的民心相通工程，取得一系列惠及两国人民的可喜成果。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塞西总统发来贺电，表示热烈祝贺，并且在7月18日会见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时再次表示热烈祝贺，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令举世瞩目的奇迹。塞西总统表示，埃方视中方为真正的朋友和可靠的伙伴，将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地发展双方各领域合作，以建交6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埃方希望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同中方进一步开展基础设施、工业园区、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成为中国企业进入中东和非洲的重要门户。中方也表示要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支持埃方加快工业化步伐，增强科技能力，提升发展水平。深入推进两国执法、安全合作，维护好两国共同安全。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埃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不断深化两国抗疫合作。塞西总统专门委派特使携抗疫物资访华。中方也多次向埃方捐赠防疫物资，提供最新版防控和诊疗方案，开展专家视频交流，援助口罩生产线、医疗器械。2020年12月，中埃签署《关于新冠病毒疫苗合作意向书》，积极推动相关机构加强在新冠疫苗研发、生产和使用领域的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和中埃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埃及成为非洲第一个同中国合作生产新冠病毒疫苗的国家。双方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在并肩抗疫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携手开展惠及第三方的国际抗疫合作。
建交65年来，中埃双方已成为坚如磐石的伙伴挚友，两国继续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给予明确而坚定的支持。中方坚定支持埃方继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埃方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坚定支持埃方反恐维稳和去极端化的努力。埃方也十分珍视同中国的历史友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安全的努力，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借涉港、涉疆、涉台、涉藏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坚定支持中方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历经历史岁月与国际风云的考验，今天中埃两国已成为塞西总统所言的真正的伙伴与可靠的朋友。双方的合作领域宽广无限，合作前景光明美好。在国际事务中，双方也愿意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坚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保障全球治理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埃全面战略合作的继往开来，无论是对双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好地维护两国核心利益，还是对引领中国阿拉伯与非洲多边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共建的深入可持续发展，乃至对双方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参与和作出切实贡献，推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与完善，均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语重心长地表示：“埃及谚语说：‘比时间永恒的是金字塔。’在我看来，最永恒的是埃及人民崇尚变革、追求自由的伟大精神。今天的埃及承载着传承文明的希望，肩负着探索复兴道路的使命。中国坚定支持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努力，期待埃及成为地区稳定支柱和发展标杆。”我们期待中国与埃及这对战略合作伙伴朝着构建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共同努力，将双边关系打造成中阿、中非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样板，更好地服务于两国民族复兴伟业与人类进步事业。
余建华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