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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节内容已发表，参见郭雷庆《试析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与民主模式的选择》，《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1期。
为何西式政治发展道路会导致或恶化分离主义问题，影响国家建构？其内在逻辑在于西式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激发相关分离因素的环境。这主要体现为：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西式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西式政党制度的“民族化”使得多党竞争异化为多族竞争；西式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此环境下，一些民族或地区的民主诉求便和分离主义的倾向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继而相关分离因素得到激发，并逐步演变成分离主义运动的政治现实。
不同国家推动政治发展的原因和方式可能各不相同，实行的政体模式可能有英式民主、法式民主或美式民主等，这些差异并不妨碍我们对西式政治发展模式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即在西方民主体制下，主要的政府官员都是通过多党竞争式的自由选举产生的。 [35] 其中，“多数原则”是其主要特征，即根据选票的多寡，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产生政府。这种由多数决定选举结果的民主也被一些学者称为西方“多数制民主”。然而，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种体制容易异化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
从人口总数的比例上看，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般包括一个主体民族和数个主要少数民族，并形成多元聚居的民族结构。在这种民族结构基础上的选举容易成为“民族普查”，人口数量占优势的主体民族在选举中经常“无往不利”，进而长久把持着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而为了保持这种局面，主体民族精英便常利用这种成本低廉、容易煽动的民族情绪获取选票，加强民族身份认同，提高主体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如试图将主体民族的语言定为国语，将其宗教奉为国教等，限制和削弱少数民族的权力，使其在政治体系中被固定地边缘化，从而造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多数”。这一类型的民主政体又可被称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即在一国内，主体民族单独控制国家政权，拒绝与少数民族妥协与分享国家权力，并试图创立一个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 [36]
它极易造成主体民族“多数人的暴政”。这在政治上表现为主体民族精英可能会削弱甚至剥夺其他少数民族的选举权，使其在议会或总统选举中一直充当边缘角色；在经济上可使物质资源分配大幅度向主体民族地区倾斜；在文化上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习俗等进行强制“同化”。这样，在西方“自由”选举体制中处于劣势的一些少数民族精英便会首先利用本民族独特的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等加强民族认同感，组织和动员本民族群众，而后一方面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和斗争；另一方面利用跨界民族、宗教等因素寻求国际支持，最终掀起分离主义运动。比如在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四国，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便激发了一些主要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分离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如苏联的俄罗斯族、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它们掀起分离运动主要是因为其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这是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的另一种结果。
一般而言，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 [37] ，它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 [38] ，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在多民族国家，政党与民族或族际关系结合以后，就被运用于族际政治，成为民族斗争或民族间政治互动、博弈的工具。 [39]
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身份是重要的社会身份，民族分歧是较为突出的社会分歧。在多元聚居民族结构下，各主要民族彼此之间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存在较明显区别，并形成了多个自成一体的民族聚居单元，整个社会被这样的“区块隔阂”（segmantal cleavages） [40] 所分割。在这种以民族分裂为主要特征的多元社会中，政党的组建往往会沿着民族分歧展开，政党边界与民族边界接近重合，形成了民族政党。 [41] 它是以某个民族为基础、代表某个民族利益，并以实现本民族的利益为根本目标的政党，是一种族体化的政党。 [42] 民族政党不同于我们常说的“民族主义政党”，两者在政治纲领、成员组成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民族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一般都把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其成员包含了各民族、各阶级、阶层的力量，构成一个政治大联盟或统一民族战线 [43] ；而民族政党实质上是将民族竞争引入政党政治之中，其主要支持者几乎全部来自于同一民族，并服务于该民族利益，在利益追求上具有排他性。在某些后发多民族国家，民族政党出现的很早，独立之前的反殖运动就沿着民族界线分裂开来，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大会党（代表泰米尔人利益）、尼日利亚的北方人民大会党（代表豪萨—富拉尼族利益）等。在其他国家，独立期间或者之后引入的选举政治，促进了民族政党的产生，如马来西亚的巫统（代表马来族利益）、印度的泰卢固之乡党（代表泰卢固人利益）等。不少发达国家也存在民族政党，如英国的苏格兰民族党、北爱尔兰新芬党，加拿大魁北克人党，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等。 [44]
在民族政治生活中，民族政党扮演着民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它们集中本民族的利益要求，动员民族的成员，为争取和捍卫本民族的利益而斗争。 [45] 然而，在竞争性的多党选举制下，民族政党对于国内民族关系和政治稳定的消极影响更为突出。这表现在：
第一，赢取更多选票是政党上台执政的关键，为此，民族政党需要制定迎合本民族选民诉求的纲领及政策，并对他们进行组织和动员。在此过程中，一些民族精英可能会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扩大民族矛盾、触犯其他民族利益的方式来竞取选票，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和政治形势复杂化。如缅甸若开民族党是一个民族政党，选民基础为若开族佛教徒，以维护若开族佛教徒利益为宗旨。为了在2015大选中与民盟及功发党竞争，它利用罗兴伽人与若开人的民族矛盾与冲突作为竞选筹码。2012年5月，若开民族党领导人埃貌博士说“若开邦应按照以色列最初建国那样成立”，应该烧毁罗兴伽人的村庄，若开人应重新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6月，民族党颁布一项种族政策提案，这项提案非常接近种族隔离政策，“采用将各个地方罗兴伽人从佛教徒的若开迁移出去的方法，在每个城镇和村庄将若开的罗兴伽人和佛教徒若开人分离开来，通过与联合国展开谈判和国际合作方式，短期内将非缅甸国民的非法孟加拉人安置在第三国” [46] 。
第二，由于主体民族的人数占据相对优势，大多数选区也大都分布在主体民族聚居区内，这就促使主要政党更多考虑主体民族的利益诉求，而轻易忽视少数民族选民的诉求，使得选举往往成为主体民族内部不同政党间轮流执政的游戏，少数民族政党则被边缘化。第三，通过打“民族牌”获胜的政党执政后可能推行带有强烈“单一民族”色彩的国家政策，如制定或修改宪法将本民族语言和宗教定为国语和国教，实施有利于主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推行带有“同化”目的的文化和教育措施等，甚至以“国家名义”打压其他民族及其政党。最后，多党竞争异化为多民族竞争，某些政党竞争失利往往同时意味着该民族国家地位的边缘化。其政党将会向中央政府提出自治诉求，寻求联邦制架构或建立民族自治区，一旦中央政府满足不了这些诉求，则可能会转向分离主义。 [47]
自由化伴随西式民主化而来，意味着开放党禁，放开或扩大言论、新闻、结社、出版自由等。这可能为潜在的分离倾向转变为政治现实提供了导火索。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1998年5月，苏哈托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印度尼西亚走上西式政治发展道路。然而，伴随“新闻自由、开放党禁、自由选举”而来的首先是一系列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和高涨的分离主义运动。马鲁古省在1999年到2000年间爆发宗教冲突，中加里曼丹省在2001年爆发族群冲突，共造成数千人死亡。这些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的起因都只不过是一些看似平常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移民和资源开发问题等，但在民族和宗教分裂明显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些问题都演变成较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在军队和政府严密控制下的新秩序时代，这些问题都被掩盖和压制下来，而当西式民主化开启后，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大为削弱，伴随着各项西式民主化自由化措施的实施，这些掩盖的问题和矛盾以一种扩大化的方式揭露出来，而这些问题又随时成为政党竞争、选举夺票可资利用的手段。比如安汶主教理事会主席曼达基公开指出，安汶事件与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有关，它涉及总统候选人的利益，通过制造不安和恐怖气氛，将推动选民选择被认为有能力创造社会安定的强力候选人，他表示马鲁古冲突的重新点燃是争取政权的一个方式。 [48] 除了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亚齐等分离主义运动的高涨成为印尼政治发展进程中另一个突出特点。
自印尼宣布西式民主化以来，诉诸武装分离的“自由亚齐运动”重新高涨，它的支持者从马来西亚和世界其他地区陆续返回亚齐。原来藏在山林中的自由亚齐分子也重新出现在亚齐城镇街头，积极散布独立言论。他们利用清真寺的布道、研讨会和公共集会传播其独立言论。在哈比比政府时期的几个月间，武装的自由亚齐组织增加了袭击的数量，主要针对印尼的国有财产。在自由亚齐泛滥的比迪区、北亚齐和东亚齐区，军队和自由亚齐武装爆发了若干次激烈冲突，造成许多平民伤亡，以及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被大肆破坏。可以说，从1999年末开始，亚齐各地的行政机构已陷入瘫痪，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正如《印度尼西亚媒体报》所说，“从法律上讲，亚齐仍然是印尼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但从实际情况看，亚齐已经独立。省长的话没有人听。县长得不到承认，军队被赶走，警察逃走。雅加达和包含中央权威的所有东西都受到嘲讽” [49] 。
可见，在拥有强大潜在分离倾向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性政党和中央政府来维系，国家的分裂风险将会大大提高。然而，西式政治发展道路所带来的自由化和政治开放容易使这种维系统一的力量受到削弱甚至丧失，给民族分离势力带来政治活动空间，对国家统一造成严重威胁。 [50] 在此过程中，西式自由化的新闻、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成为民族精英煽动分离主义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而语言、宗教、民族关系、经济差距、跨界民族、传统聚居地等因素成为他们得以利用和加工的丰富“素材”。曾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米·吉拉斯早就清楚地知道，没有铁托的强权和南共的控制，在多民族的南斯拉夫，最微小的分歧也会酿成大的动乱。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