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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大利亚政府2016年的调查，在澳大利亚居住的人在家中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根据人数多少排序，依次是英语（72.7%）、普通话（2.5%）、阿拉伯语（1.4%）、广东话（1.2%）、越南语（1.2%）以及意大利语（1.2%）。英语从第一代英国移民到来后，就是澳大利亚最通用语言。原住民则部分保留使用母语。而第一第二代移民通常都是双语人士。
在澳大利亚，采取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放弃严格的单一语言同化主义政策，转而承认当地土著以及语言背景多样化的移民的语言权利。 [73] 公共政策的这一变化，是由于体会到亚洲语言作为国际贸易工具的重要性，认识到承认各个语言群体的认同要求、促进国内文化和语言的多样化，这二者乃是社会整合的基础。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人们便已经观察到，既然作为澳大利亚国语的英语仍然是主要的交际工具，那么，“以族群为依归的另类方案”，即单纯地提倡少数群体的认同，便不可避免地存在加剧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现存的权力分化趋势的危险。因此，澳大利亚的公共政策已经发生变化，采取更加复杂的文化多元主义语言政策模型，既提倡使用少数群体的语言，同时也推广和提高人们对使用较广的另一种语言的运用能力。 [74]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的实践，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各种语言问题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正如威廉所说：“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树立了典范，值得具有类似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国家认真研究。” [75] 澳大利亚的《语言问题国家政策》是根据下列原则制定的。第一，澳大利亚英语是澳大利亚的国家语言，这种独特的澳大利亚式的英语，能和其他的英语相提并论。第二，澳大利亚境内不同口音的英语，可以辨别出说话者的社会阶层。一定要使所有澳大利亚人学到标准的澳大利亚英语，这样才能使某些人避免处于不利的处境。第三，国家机构必须使用简单明了的英语，禁止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文字；地名要继续使用土著语言名称，以保持澳大利亚的环境特点。第四，土著和托瑞士岛屿的语言，包括“克里奥尔”和“洋泾浜”等方言都是合法的沟通方式。政府计划和服务的资料应提供这些语言的翻译。第五，凡与土著有关的决策应先征求土著的意见，并让他们参与决策的过程。第六，英语以外的社区语言，满足了大部分人的交际需要，这些非英语背景的人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他们所说的语言服务，并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学习母语。 [76]
简言之，澳大利亚的《语言问题国家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确保英语的支配地位；保护其他语言的稳定发展；提供除英语外的其他语言的服务工作；提供学习第二语言的机会。在工作重点方面，澳大利亚语言立法非常注重确立并巩固澳大利亚标准英语的支配地位。1987年的《语言问题国家政策》明确宣布英语为澳大利亚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并申明，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保护澳大利亚英语的种种社会变体的独特用法，并同时要求其公民在正式、公开的场合，尤其是教育界，使用标准英语；广告、教育、公共事业则严格要求使用英语的“最高标准的正确形式”；澳大利亚英语作为世界各地英语的一种国家英语变体，在国内、国际上使用标准澳大利亚英语时应该“充满自信”。 [77]
同时，澳大利亚语言立法还注重加强英语外其他语言的教学。澳大利亚在1987年制定了本国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符合澳大利亚国情，有利于种族融合和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国家语言政策。1987年的《语言问题国家政策》明确表示，希望所有澳大利亚学生除英语外至少学习一门其他语言，全面实施“全体居民都学习一门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政策。此项政策主要是针对那些母语为英语的澳大利亚人的，要求全体澳大利亚学生至少学会一门社区语言或在地理政治或经济发展方面有重要意义的其他语言，并贯穿于义务教育全过程。
另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外语语种的选择上采取了多语言、多文化的措施，并根据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如1987年澳大利亚《语言问题国家政策》中强调了加强阿拉伯语、汉语、法语、德语、印尼语、日语等9种语言的学习。1991年提出了《澳大利亚语言和语言权利政策》报告，该报告实际上推行以英语为国语的政策，同时法律上承认学习和使用其他语言。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的实践，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语言问题提供了蓝本，澳大利亚被公认为世界上语言规划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78] 1991年发布的白皮书根据变化了的形势确定了包括前面9种语言在内的共14种优先语言。白皮书还建议每个省均应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从白皮书所列的14种优先语言中选出8种作为本省的优先语言。为了鼓励学生学习各种优先语言，联邦政府对学生每选一门优先语言提供300澳元的特殊津贴。这种多语言、多文化的政策可以有效避免外语语种单一化问题的出现。
整体来看，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经历了放任、同化、文化多元和优先化等阶段，其特点表现为：凸显多元文化精神，强调语言的经济功能，逐渐明确和具体，但仍面临不确定性。 [79] 澳大利亚《语言问题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强调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并重，这样才能有效地处理好母语和外语的相互关系。 [80]
在欧洲人大规模移民澳大利亚之前，据估计，当时原住民有250多种不同语言，方言则更多。欧洲人对原住民一开始就采取灭绝性屠杀政策，并在法律上宣称澳大利亚是“无主地”。后来原住民被限制在“传教区”或“保留区”内。由于欧洲移民长期的灭绝和同化政策，传统的原住民语言和文化已经面目全非，有些语言消失了。2014年，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特雷斯海峡岛民研究所发表的有关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的一份调查报告——《社区、认同与福祉：第二次全国原住民语言调查报告》提到，2005年第一次对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进行全国调查时，澳大利亚的250种原住民语言中，有145种还在使用。九年之后，即到2014年进行全国第二次原住民语言调查时，只有120种还在使用。 [81]
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制定了以多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为特点的国家语言政策，成为英语国家中第一个有这种政策的国家，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护和发展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 [82] 1987年的“国家原住民语言项目”为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提供项目资助，其主要目标是保护、维持、抢救、评价和欣赏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1989年的“原住民教育项目”使各州相应地获得了资金支持，但这些资助的目的是让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获得更好的教育服务，而不单是为了发展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语言和文化。根据《澳大利亚语言及识字政策白皮书》，在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的管理下，一项定期拨款方案出台了，即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行动计划。该计划为每个州/领地的地区语言中心提供部分资金，方便它们开展适当的语言活动，同时为地方群体和教育项目提供资金，这些拨款虽然远不足以解决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面临的艰巨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挽救和发展任务，但是原住民可以借此控制其语言的命运，并以社区为单位，开展许多有益的工作。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政策走过了从“自由放任”到“同化”再到“复兴”三个阶段。各阶段的语言政策并非凭空出现的，而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息息相关。 [8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实行吸引大规模移民的政策，以此为工业发展及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如雪山水电工程和灌溉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当时，“新移民很快就会发现来澳大利亚来对了，并使用英语……而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大量非英语背景的移民很显然仍然保持其自身的文化和语言”。移民社区语言是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放任政策时期，移民语言没有受到政治上的干预，较好地保持了语言的多样性。从20世纪初开始，“白澳政策”抬头，社区语言遭到排斥。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个多元文化社会，遂于70年代、90年代制定了相应的语言政策。1987年《语言问题国家政策》的颁行，对社区语言采取支持的态度，社区语言迎来了发展机遇期。 [84]
澳大利亚并没有一个英语以外的大语种（比如美国有西班牙语作为英语以外的大语种），反而有很多较小的英语以外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使用。在家使用时间较长的、地位较稳固的语言（如意大利语、希腊语、德语、马耳他语和荷兰语）的使用人数在下降，有一些已经被挤出二十强，如荷兰语、马耳他语和法语，而阿拉伯语、亚洲语言（汉语的粤语、汉语普通话、越南话、他加禄语）使用人数上升，马其顿语和他加禄语首次闯入十二强。如果这个趋势不变，阿拉伯语、汉语方言粤语和越南语将取代意大利语和希腊语，汉语普通话和西班牙语将取代德语，成为最常用的移民社区语言。
“优先语言”这个词和澳大利亚联邦对学校语言教学的资助模式有关，而且，这个词语的内涵是变化发展的，现已不再使用，在联邦拨款方案中，被“英语以外的语言元素”所取代。起初，优先语言指的是1987年《语言问题国家政策》所列举的9种语言和1991年《澳大利亚语言及识字政策白皮书》所列举的14种语言。然而近年来，这个词则指学校开设的较大的传统欧洲语言，如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现代希腊语。现在又增加了一些社区语言，如越南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但不包含较小的主要是课外开设的社区语言，也不包含亚洲语言。 [85]
1994年，联邦政府拨出大笔资金支持“澳大利亚亚洲语文教育基金”所列出的语言，即汉语、印尼语、日语和韩语，资金用于：（1）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2）提高教师、学生结业时的水平；（3）编写课程材料。此前，澳大利亚学校的亚洲语言教学不强，这次拨款旨在使亚洲语言在师资培训和教材编写等方面赶上欧洲传统语言。学习亚洲语言的一个重要和直接作用就是服务澳大利亚“亚洲优先”战略的实行。1994年澳大利亚颁布了更为明确的官方语言政策——《澳大利亚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研究战略》，将学习亚洲语言提到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该战略旨在澳大利亚学校全面实施亚洲语言和文化项目，以帮助政府学校与非政府学校促进4种主要亚洲语言（汉语、日语、印尼语和韩语）的学习，支持通过课程来研究亚洲，提高澳大利亚普通民众和主要亚洲国家民众进行交流的能力。 [86]
1984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部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国家语言政策》，该文件明确规定语言政策的4条纲领，其中第4条是提供各种语言（包括英语以外的语言）服务，如口译、笔译、电视、电台和图书馆翻译服务。
澳大利亚多语言媒体遍布全国，规模相对较大，蓬勃发展。以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来论，国民对杂志的消费量是很大的。只要有需求（都在大城市），报纸和其他非英语的材料（如录像）随处可得。电视和电台节目使用多种多样的语言。图书馆针对不同的社区，藏有各种社区语言的图书和音像资料，许多大学图书馆有大量的英语以外的读物和研究资料。总的说来，这些材料为那些懂得英语以外的语言的人提供信息，也为特定语言提供教学和研究资料，为社区语言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持。政府之所以支持这些项目规划，源于1987年《语言问题国家政策》确定的社会公平和丰富文化的政策。然而，21世纪以后联邦政府的态度从非常支持转向更加放任自由，对语言问题的责任意识也从公共概念转向个体概念，结果是语言和社区项目得到的直接援助减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向母语非英语移民提供英语教育，经费由联邦政府提供，语言服务项目由地方政府具体操办，服务对象众多。 [8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规模移民迫使澳大利亚制定了一个独特的有关社区语言口译的语言政策，由于当时很多移民家庭不讲英语，不久政府就发现一些重要机构（如医药、法庭、移民中心、房产机构）需要口译。没有口译服务，有些社区的顾客根本无法接待，而从社区内部寻找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充当口译最经济划算。这些能够做口译的人身价倍增，他们的语言才能可以使其从事体面的白领工作，这些人后来成了为政府口译服务的人才基础。
1973年，澳大利亚逐渐向多元文化重新定位，开设“紧急电话口译服务”，以应对紧急情况（如急救、报警），使用者只需支付市话费用。刚开始，在悉尼和墨尔本用8种语言提供紧急电话口译服务，不久，该项服务迅速扩大，服务中心、语种和紧急服务的种类都大大增加。1974年，紧急电话口译服务更名为“电话口译服务”，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服务项目，提供口译、分诊和问询服务。该项服务涵盖的约90种语言，主要由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提供，因为既提供口译和咨询服务，也提供移民所需的笔译服务，所以是独一无二的。信息和公告（如选举、社会保障、法律问题、法律权利、教育制度、图书馆设施）一般有20种文本。开始时毫无计划可言的语言规划行为最终成为1987年《语言问题国家政策》四大关键领域之一（语言服务）的基石。
语言教学是地方事务，学生应该学习多少种语言，州和州之间差异很大。有些州只要求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累计约2年即可，而其他州可能要求整个12年都要学习一门英语以外的语言。也有少部分采取“沉浸式”教学，如在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原住民语言和社区语言没有被排除在外，即不直接通过学校，主要是通过替代机构授权。“优先语言”和“亚洲语言”通过学校传授，但是有些语言如汉语和现代希腊语也通过社区语言项目广泛开设。许多校内意大利语班通过插班开设，但是这些班级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支持，并由意大利政府负担费用。海外政府及其相关语言推广机构的帮助至关重要，资助形式有提供资金、免费的教学材料、语言顾问以及资助大学讲师席位等。许多语言项目依赖此类资助而生存。
1973年，联邦政府开始在北领地实行双语教育制度。虽然许多教育专家和原住民将这个项目视为“双料”教育——既教原住民语言和英语，也教相关风俗文化，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过渡性政策，其终极目标是提高英语熟练程度。通过这个项目，原住民语言教师得到训练，通过参加教学，获得了社会地位，并将该语言和文化择要教给学生。然而，1998—1999年北领地逐渐停止了对此项目的拨款，转而资助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校项目。
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公民的语言能力建设。《就业服务法》规定英语的能力是参与澳大利亚社会的基础。在各族群的社区里英语的重要性是没有争议的。英语熟练程度的重要性随着英语成为商业和网络语言而提高。因此，“委员会议”彻底支持和强烈建议，继续为成年人移民施以英语课程训练。2009年，陆克文政府启动《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研究计划》，两年内斥资6240万澳元，主要用于在高中设立更多亚洲语言课程；其目标是：到2020年，至少12%的12年级毕业生能够流利使用四门亚洲语言（汉语、日语、印尼语和韩语）中的一种，能够胜任与亚洲的商贸工作或达到大学的语言要求。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90年的《世界人类集体权利宣言》、1992年的《在国家、民族、宗教、语言上属于少数之权利宣言》、1996年的《世界语言权利宣言》都一再强调语言是一种基本权利，语言政策必须尊重以人为主体，并且配合文化多样性与语言复杂性制定而成。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属于提倡多元语言主义政策，该语言政策源于处理大量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所产生的问题的需要。
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主要针对英语、原住民语言和社区语言这三类语言的地位或教育。英语总是被放在政策优先考虑的地位，即使是在文化多元政策中，确保英语地位也是政策的前提。随着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变化，原住民语言和移民语言逐步受到认可和尊重。 [88]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在澳大利亚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的压力下，语言政策的总体方向发生了转移。澳大利亚政府加强了英语教育在国内外的作用。除了继续支持原住民语言教育之外，政府也希望提高原住民的英语能力。在语言政策和具体措施方面，从兼顾社会文化目标和经济目标，转向经济理性主义，不再强调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国家语言政策的这种微妙改变，实际上使原住民被迫放弃本族语言转向英语，结果导致原住民的语言流失不断加剧。 [89] 所以，虽然澳大利亚的语言和文化项目依然得到社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具体的政策目标指引和政府援助，这些语言文化项目将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