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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洪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西北大学哲学学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天下中国的‘土’与‘洋’”。我主要研究政治哲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哲学。这些年来也关注我们中国学者如何思考政治哲学的问题，尤其是世界秩序、政治秩序的问题，所以就绕回来关心“天下中国”这个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关于“天下”这个概念讨论得非常多，我就借这个机会讲一下我这些年对“天下中国”这个概念的思考。
“天下中国”的概念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土”；另一个是“洋”，也就是“陆地”和“海洋”这二者对于中国的关系。我的讲座主要分几个方面：一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关于亚洲各国及中国的论断，二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天下中国”或“天下”（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说法，有些讲“天下体系”，有些讲“天下秩序”或者讲“新天下秩序”），即关于当代天下这个问题的讨论，尤其是赵汀阳教授的一些讨论。三是对“天下中国”内涵的定位。在过去它会被认为是“陆地”，或者说华夏文明是“黄土文明”或“陆地文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讨论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的比较，会讲蓝海文明和黄土文明的区别。这就把中国文明跟“土”或者“陆地”连接起来。在这方面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比较典型，所以第三个部分主要结合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概念进行讨论和思考。最后希望介入一点海洋的思路，从海洋去理解天下中国的概念。
首先从黑格尔开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有着三段论的逻辑理念，在他的整体思路中，整个历史演变的方向是从东到西的。差不多在他提出历史哲学的时候，即19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历史时刻属于欧洲。19世纪初年最强盛的国家都在欧洲，美国还是一个新国家，即我们后来讲的新世界和旧世界。黑格尔作为一名哲学家，他预言到这个世界的未来是属于美国的，20世纪的秩序中心点在美国，美国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中行使它的使命。这是他在历史哲学里面的话。很快在欧洲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从20世纪初年到中期，基本上世界的舞台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从欧洲转到了美国。虽然他讲历史从中国开始一路往西到印度，再到犹太文明最后到日耳曼世界，他那个时代世界的核心在日耳曼，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的演变的确再度往西，越过大西洋到了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美国秩序，世界的核心就在那里。但是现在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包括美国也在看中国。如果黑格尔说的是对的，那么历史的脚步正在从东往西，越过太平洋往中国来，所以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的秩序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到，近些年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咄咄逼人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个世界属于美国秩序引领的世界，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挑战，不认为中国的理念可以取代美国秩序；新保守主义则认为美国是理想的世界霸主。其实没有谁是永恒的霸主，美国领导的世界需要进一步维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黑格尔讨论三种地理形式：平原、高原、海岸，把中国划分为平原。当然，实际上中国不仅仅是平原。黑格尔把中国划分为平原流域，是从传统文明的生发地来说，他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讨论美国在地理上的优越性。相比美国，德国周边全部是陆地国家，在一圈有可能成为朋友也有可能成为敌人的国家的包围之下。所以德国人比较勤奋，但是美国是没有的，美国周边没有强邻，所以黑格尔通过地理因素明确分析过美国为什么会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采用的还是黑格尔的思想，他们认为，首先，美国的地理周边有没有强邻；其次，美国是离岛，可以不借助自身的一些利益。所以从这些角度讲，美国是理想的世界霸主。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黑格尔所讲的大海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都会被激起勇气去超越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去从事征服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在他们看来，海洋只是中断陆地的天线，他们和大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黑格尔在讨论大海与精神的关系时包含几层意思：第一，关于海洋本身，他强调海洋会激发人类对于无限的追求和超越有限的勇气；第二，海洋会让人产生两个欲望，一是从事征服和掠夺的欲望，二是追求利润和从事商业的欲望。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商业文明的发展确实跟海洋有关。第三，追求无限、追求征服和掠夺、追求商业的利润，这是体现海洋精神的人类活动，也是我们亚洲各国包括中国所没有的，即没有超越土地的海洋精神。
在很大程度上，国内学界，包括从80年代讨论黄土文明与蓝海文明的时候，基本上就在使用这个套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那么长时间里会落后挨打，因为我们没有蓝海文明和海洋文明。这种思路可能会有一点问题，那就是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使得人们对自身所依赖的这个文明传统产生了过度的怀疑或否定。在讨论中国自身的传统时，比如讨论中国历代政治史，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的政治传统，认为我们中国没有一整套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还有更简单的，就是说中国从秦朝以来2000多年的政治都是专制，“专制”两个字包括了整个中国政治史。其实不然，钱穆对从秦以来的政治制度方面有着深刻的论证。
从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去思考，我们中国是不是只是一个陆地的中国、土气的中国，和海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中国其实是跟海洋有关系的，那么这种“洋气”跟我们的陆地“土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怎样从海洋看陆地？我们要借着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去思考这几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方面，关于“天下中国”。这20多年来，在我们中国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领域，中国学者所讨论的“天下”概念，引起一些西方人士的关注。我们先看看什么是“天下中国”，一些关键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比如许倬云讲天下秩序是一个和谐的文明秩序，是一个有弹性的、能够跟其他因素相包容的、多元渐变的秩序。许纪霖讲文明中国的新天下，主张中国的真正崛起不只是经济方面的或其他实力方面的崛起，其背后一定需要有一套文明的支撑，我们需要以中国的智慧来重建未来世界的多元文明秩序。这里多多少少能看到，这些学者基本上把天下秩序看作对现存世界秩序的一个替代，而且不仅仅是现实的替代，还应该是比现实秩序更好的替代者。包括孙歌，他谈东亚的时候也会提出天下来对比。在中国，至少天下的传统比国家的传统更强大，所以就没有形成后来欧洲文明体系下的民族国家模式。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可以是西方现代帝国秩序的更好替代。这些学者基本上看法一致。更加典型的是韩毓海，他通常被认为是“左”派学者。他讲过几个方面，第一个，中国传统上是多民族的，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边疆和内陆共同构成一个天下格局。第二个，礼乐中国要实现礼乐王道政治，需要跟天下苍生心贴心、手拉手、同冷暖。毛主席的人民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此类似。他认为，要恢复中国的天下秩序，不是要尊孔读经，而是要尊马（马克思），所以这些年他倡导读马克思、读毛泽东。
在哲学界研究这个问题受关注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赵汀阳。他提出了“天下秩序”或者“天下体系”，从2005年到2016年不断阐发这个思想，其主要思想在2005年的《天下体系》中已基本展现。赵汀阳关于天下体系的基本态度，其实跟前面的学者没什么区别，认为我们的天下秩序可以成为现在民族国家体系更好的替代者，在这点上是共同的，虽然说在具体的解释上有所差别。他对天下体系有一个哲学的论证：为什么要天下体系，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坏世界，现存的国际秩序，也就是我们所处的民族国家体系，还没有一个在超越民族国家体系或者主权国家之上的能够解决国家之间冲突的机制。坏世界体系具体表现为，第一个是民族国家体系，其中国家是最大的政治单位。第二个是国家之内有秩序，国家之间无秩序。国家之间基本上是霍布斯所讲的自然状态，当然霍布斯是通过建立主权国家去解决自然状态里人与人之间相互争斗的状态，从自然状态转变到政治状态，这解决了国内的人与人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根本问题，从纯粹的自然人关系变成国家之内的公民关系，因而能够和平共处。但是这个思路没办法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争端。赵汀阳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难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整体无序的世界、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世界、一个暴力主导的世界。第三个，赵汀阳论断，西方政治学所主导的整个体系或者说我们现有的这个世界秩序，基本上是由16—18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家所建立的，这个政治哲学是从国家去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去看世界。
他要回到我们的传统里面找一些资源去支持他的理论、来理解这个天下的问题。赵汀阳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个是地理意义上，讲天下就是普天之下；另一个是心理的天下，即民心，但这部分赵汀阳讨论得很少。民心成为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很难的设想。还有一个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天下，是指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者乌托邦。他要讲的是，中国的天下体系是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政治世界的统一体。他在一定程度上宣扬周朝的天下体系，否定从秦以来的郡县制。他设想的是，用天下体系去解决坏世界的问题：第一个是以天下观天下，即不是以民族国家去看世界，而是以天下观天下、以世界看世界，这当然也是从传统中引用的材料。第二个是中国天下秩序的理念更多地强调和平与合作，在于化敌为友，化他为己。相反，西方政治哲学里更多的是征服和支配，也就是黑格尔所讲的大海会激起人们对于征服的欲望，同时会强调冲突。第三个是一个天下的原则是天下无外、实际上是四海一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解释为普世。民族国家体系是地方性的，而天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把过去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倒转过来了。我们通常说中国特色，西方是普世的，所以我们有时用特色去反普世。赵汀阳的这个观点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中国传统才是普世的，西方的并不是普世的。
我认为赵汀阳的整个讨论里有两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个是把天下体系理解为西周王道秩序，也就是把天下体系看作王道，把当今的世界秩序看成霸道，以力服人，然后以中国古代的王霸之争的思路去讨论中国跟西方之间的根本差别（我后面会简单介绍一下干春松，他也有类似的想法）。他的一个问题是，基本上会忽略掉西方近代之前的政治思想，其实那里也有很多王道的思想，包括希腊哲学里也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他基本上不讨论罗马帝国的问题，不讨论希腊哲学的普世性，也不讨论基督教的天下的问题。第二个是他在讨论天下体系时不断地强调，中国的天下体制是最好的政治体系，但他的这个论断有歧义：有时候他会讲这个天下体系并非不可能实现，它是一个将来的理想，有时候他又会强调这个东西不在于它的实现，而在于让人知道现实有多么糟糕，知道现实距离理想有多远。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简单举个例子，马克思所讲的未来社会将来是可以实现的，但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多是在语言层面，意味着永远跟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实现，始终是作为现实的一个映衬、对照而存在。对于这两个概念，天下体系究竟是哪一个？赵汀阳没有明确表明。
另外，研究儒学的学者干春松，他有一本小书，名为“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总体的思路与赵汀阳类似，但是影响不如赵大。干春松讲儒家的王道跟世界秩序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为什么要重新回到王道。首先，他也是针对现代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进行批判，认为这个体系遮蔽了世界的精神。其次，民族国家体系会去寻求力量的均衡。再次，现代政治体系的基础是利益和私欲。他用儒家的王道去回应世界秩序，把儒家王道看作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观念，超越了国家民族本位。最后，用以德服人代替以力服人，类似于赵汀阳讲的王霸之争。他分析中国跟西方的政治差别，倾向于儒家的王道是建立在同情和美德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教化和榜样去确立对于他者的吸引力。而赵汀阳基本上忽视了西方的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思路，即从普遍主义或者世界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世界秩序，这在干春松这里是有的。后者从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再回溯到康德跟斯密，基本上回溯到苏格兰启蒙思想来对抗霍布斯跟洛克的英格兰传统。从苏格兰那条线下来一直到当代的哈贝马斯等人，可以看到西方也是有着一套普遍主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回到儒家的王道，它在西方本身也存在。所以他这里给自己的整个论证埋下了一个木马：如果西方有类似王道的理论，我们可以借鉴它，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儒家的王道？第二个，他讨论王道政治立足在民心，这一点也是跟赵汀阳共同的缺点，因为民心是很难讨论的，我们无法揣测。第三个，他跟赵汀阳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还是儒家的王道政治究竟是未来可以实现的理想，还是只是用来衡量现实的一个标准，这两种概念的乌托邦或者理想是不一样的。
在这些年的讨论里，对天下秩序思想进行明确批判的也不少，其中代表性的有两位上海的历史学者：葛剑雄和葛兆光。葛剑雄很早在《统一与分裂》这本书中讨论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他认为，中国是保守，天下也是保守，这个思路基本上跟80年代初讨论的蓝海文明和黄土文明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即儒家的天下观一方面把普天之下视为王土；另一方面把天下理解为中原王朝统治下的疆域范围，尤其是汉族文化，这是他对天下中国传统的一个批评。但他也认为，农业发达的传统导致中国没有向外扩张的需求，它依靠自己的土地已经足够养活这个土地上的人了。但是他认为这事实上阻碍了传统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葛剑雄的批评着眼于传统中国的封闭性和农业文明。葛兆光的批评则是，“天朝”意味着我们是全世界的中心，天朝中心实际上是自我想象。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是一种想象，一种自满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这个想象从地理事实上来说，中国很难说是世界的中心；从政治事实上来说，想象的天下被万国所否证。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无论是贸易上、文化上还是思想上的交流，都证明了中国已经不是天朝了，只是世界万国里的一国。但是当时的中国是不承认的，因此天下只是一个自我满足的想象，这个想象的天下实际上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政治上都得不到支持。
实际上葛兆光的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没有意义。因为其实每一个伟大的传统都会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大家去看地中海，为什么叫地中海？它的意思就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看中世纪欧洲的地图（TO地图），中间有个T，外面有个O，一个圆，一横一竖的交点，就是世界的中心。基督教中一横一竖的交点就是耶路撒冷——他们的圣城，但是现在耶路撒冷是不是世界的中心呢？从地图上来说怎么画它都是中心，在地理上世界中心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政治上也没有，中心都是自封的。在20世纪初，英国一位著名地理学家绘制的世界地图，把伦敦画在地图的中心点上，因为在19世纪把伦敦画在中心点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19世纪初年。因此，葛兆光从想象的角度去说天朝中心是自我想象也不是没有道理，它确实只不过是诸多共同体中的一个。但要说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就是错的，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一个强国都会认为自己是中心，这是世界地图的决定。
对这部分做个总结，对天下秩序无论是批评的还是提倡的，基本上都没有从海洋的角度或从土的角度来讲。我们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讲莫非王水、莫非王海。我们的基本思路还是天下中国就是陆地中国，离不开土气。
然后我们看看怎么讨论“土”。关于“土”讨论最多的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的讨论很有启发意义。这本书里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不那么积极的概念。在整个讨论里，他讲到两个群的极限，对西方来说，群的极限是国家，而中国的群的极限是天下。其实他当时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天下是个模糊的概念，所以他比较少触及天下，更多讨论土、乡土的问题。他通过讨论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去看中国社会的基层。一个社会的基层格局，就像扔块石头到水里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即同心圆的结构。他认为这是构成我们中国的伦常体系，也就是差序格局。这个人伦的差序格局都从自己推出去，然后和自己发生关系的那一群人所发生的一轮一轮波纹的差序。所谓差序，一定是我在最里边，是这个波纹的中心，扔一块石头到水里，越靠近里边越是跟我亲近，越往外肯定是越陌生，所以会构成一个差序。差序格局是一个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它跟西方社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对比。
我们先讲他乡土社会里的“土”的问题，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但他在整个讨论中慢慢用这个基层社会结构来涵盖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如果到了西伯利亚，不管是什么天气，都要种地，要种一些种子，看能不能种出什么来。这就在讲我们这个民族跟泥土分不开，用民族跟泥土的亲缘来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土的亲和性和附着性。再来看他的“乡”。乡的最大特征是封闭。我们在乡之中是相互隔离的，各安其乡就是表达这个封闭式环境。当然封闭也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封闭的。第三讲熟人社会。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个熟人的社会，就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他把这个东西跟现代社会作对比，比如我们现在住一栋楼里，对面的邻居可能都不认识，而在乡土社会基本上大家都认识，而且走在路上，你会认出来这个是哪家的孩子，这就是讲熟人社会不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第四，这个社会是个信任社会。费孝通举了当时西洋人对中国的印象，觉得中国人还是守信用讲礼仪、不会轻易背信弃义的，但是他讲的信任是一种礼，礼貌、礼制，而不是靠契约。乡土社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的社会，我跟你口头约定就表示信任，而不是靠签字去信任，这是一个不靠签字画押的信任社会。
再来看看同心圆社会的关系，即一块石头扔在水里形成一圈圈的这个圈子的中心以及跟波纹之间的关系。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同心圆波纹的性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亲属关系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都是相同的，这个网其实是自我中心的。这里的自我中心不是否定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都是主观社会关系的一个中心点，去看这个向外推出去的关系。这个关系大概有几个特征，第一个是同心圆网结构，每个人都处于自己社会关系圈的一个中心，这个结构是对于我们每一个自己的共同性。第二个是差异性，就是说，这个结构一定是从内往外出的，在同心圆的波纹中，波纹越往外越大、越淡，关系的远近和影响的大小越往外推关系越远，感情也越薄。
如何看待这个波纹结构呢？第一个，总体上它是一个静态的描述，它假设我们投入一块石头到水里，然后会形成一圈一圈，都是很祥和的，所以总体是静态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心，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第二个，它是一个孤立的描述，就没有考虑中心和中心、波纹之间会有交叉的融合，会有冲突的碰撞，他提到一点点，但是没有去展开思考。第三个，总体上是平面的描述，它体现着这个社会关系的共时性，但没有体现历史传统的连续体问题。这个结构描述不了历史连续体，只能描述大家同时在这个空间里的关系，无法描述前后的关系。
在费孝通关于乡土社会的描述中，有几点没有展开充分讨论。第一，一开始他讲基层社会，但是他也用这个结构去描述中国社会本身。第二，他认为乡土社会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处于工业社会，甚至他后来提到信息社会。那么，现在这个国家的状态已经不能再用乡土中国来概括，应该用城镇，他后来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也在讲我们一定要抛弃农民思想，这就涉及乡土中国已经不适应现代世界的问题。
我觉得他的理论存在一些矛盾。他一方面讲中国社会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现代的社会，意味着这个东西已经落伍了、过时了。但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差序格局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深入我们骨髓里的东西。那意味着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个东西始终还是存在，因此他很明确地讲不能轻易否定这个格局。那我们怎么去思考他留下来的这些矛盾呢？比如说他关于历史的描述跟它的价值的认识；怎么样去延续这个传统的东西呢？这里最重要的其实是从乡土天下讲到中国人的泥土性、乡土性，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特性吗？所谓的“乡土社会”中是不是也蕴藏着不一样的资源，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前提呢？
在转到的海洋之前，我们看到，费孝通对乡土社会的整个描述其实很有意思，他用水来描述这个结构，一块石头丢到水里形成波纹结构，所以这个乡土社会是用“水”来描述的。在过去关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讨论里，从水的角度进行讨论的也很多，但是基本上是河流，讲大河的文明。在西方也有从河流的角度研究治水跟中国的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但比较少地去讨论海洋的问题。这多少也是跟中国或西方对中国是黄土文明的判断有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学者都会讨论，陆地中国是不是就完全是一个土的中国？有西方学者讲过，欧洲人有能力把自己的海上霸权延伸到海外的时候，创造并且维持远在另一个半球的殖民帝国，这带来一种非历史性的概括，希腊人和英国人是海洋居民，这种假设掩盖了复杂的实际情况。其实中国的海洋活动并不比欧洲少，而且在一定时期之内，我们的海洋活动可能更多，海洋的军事实力也更强。那么，为什么中国过去很少关注海洋的问题？至少我们的正史或典籍里比较少地讲海洋的事情。唐晓峰说，古代的中国不可能有海岛文化，海洋绝不是进步的摇篮，海洋是世界的边际。但有些南方的历史学家不认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包括从陆地到南洋到东南亚的整个活动，但我们的历史并没有把这些列入政治政策，不会认为海洋是金色的摇篮。李零在他的思想地图里也有同唐晓峰一样的看法，把海洋看作世界的边际。我刚才讲过，西方也曾经是这样，把海洋看作陆地的边际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TO地图基本上是欧亚非三大洲，那时候并没有美洲，交叉点在耶路撒冷，周边的圆圈就是整个是海洋和诸天，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外边都是被海洋和天空包围，在那个地图上海洋也是世界的边际。因此，这其实并不能用来说明传统中国对于海洋有多么的无知。
当然这里有两个概念，一是，对于海洋究竟是作为屏障、边际还是通道的问题。在《地理世界霸权》中讲到，在比较早的时候，希腊人跟腓尼基人对于海洋的看法就是不一样的，希腊人把海洋看作一个屏障，腓尼基人利用海洋贸易通商做生意，所以把海洋看作通道。这个书的作者费尔格里夫认为中国没有腓尼基人所拥有的那种海上通道，虽然中国的海洋是一个巨大的圆弧形，但是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海洋强国，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中国人不做陆地的居民。这是他的判断。他认为，西方文明的地理大发现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这个时候海洋因素进到中国。中国也因此出现了两种力量，一股来自陆地；另一股来自海洋，并且给中国的历史带来了新的支配因素。源于海洋的这个欧洲势力必然从南方进入，因此那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些历史研究会重新突出海上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这也使得中国的文化观念通过亚洲的海上航路得到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朝鲜与日本，还有东南亚一带，甚至通过郑和的航线到达印度洋区域，再到东非。如果没有海上的贸易，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没有办法在东南亚发生重要的影响，而传统的海上贸易，实际上跟中国的海上活动密切相关。这是费尔格里夫的说法。也有不少人会讲传统中国在海洋文明史里发挥的作用，讲到9世纪也就是唐末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就开始参与到东南亚和印度的港口市场中；宋朝时，中国的海运推动南亚和东南亚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所以，从彼时到14、15世纪早期，中国就已经成为南海地区在商业和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海洋国家。它实际上不只是一个陆地国家，这还是一个海洋的中国或者海洋的亚洲。日本学者上田信从海洋的角度研究明清的中国。他的研究更多地从海洋的角度考虑亚洲，要重新做一个描述中国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海洋秩序。他的历史性描述认为，从我们东边的海洋开始，一路到南海到印度洋，整个中国的文化圈或者亚洲的海洋秩序在元和明清时代不断建立，他认为元明清建立的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而不是传统的中华帝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海洋因素带进来。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元明清这三朝的命名是抽象的，跟之前所有朝代的命名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世界帝国跟之前的家国天下的帝国性质的不一样。讲到整个海洋的发展，上田信从元明清划分下来，以300年作为单位，中间再分两个单位，一直讨论到2160年，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2160年会出现一个新的时代。你可以看到，这位历史学家研究很传统的东西，会嫁接到现实的世界秩序里。
通过这个我们希望说明，中国是土的，也是洋的；是陆地的，也是海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黑格尔的亚细亚各国和海洋不发生积极关系的这个论断，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准确的。黑格尔基本上是以对一个静态的中国、一个属于陆地的中国和不变的中国的认知作为基础，所以他看到了一个静态的属于土地的不变的中国，但没有看到一个动态的属于海的流动的中国。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这个不变的印象？新加坡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认为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内部的；另一个是外部的。内部的原因是中国自身的经典和典籍的高度修辞化，这种修辞化在传统的正式话语里不断重复，混淆了基本观点和制度的连续性与政治的停滞。就是说虽然一定程度上它有延续性，但是这个延续性并不是一成不变，它实际上有很多变化，但是被描述为政治停滞、没有什么发展，从而塑造了一个不变的中国的形象。外部的原因在于，来中国传教或任职的一些耶稣会士，包括外来的传教士，在描述晚明和清代早期中国的过程中，把中国描述为具有文化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在黑格尔的讨论中，中国从先秦到清朝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西方的思想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值得讨论的制度变化和思想创新，以至于不变的中国成为18世纪欧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识。王赓武在讨论中国的时候会把海洋中国纳入进来，但是他也认为海洋中国实际上是理解中国的一个次要的传统，至少从正统上来说是一个次要的传统。但是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即中国其实一直是海洋和陆地的共有，而且中国地理本身就是部分陆地、部分海洋的结构。另外，福建、广东研究中国史的很多学者，比较反对把中国完全看作陆地的中国，因为厦门跟广东离海洋很近，更多的人下南洋，有更多海洋因素的传统追溯和活动，他们会认为海洋跟陆地共有一个中国，那么分享的天下中国既是陆地的中国也是海洋的中国。海洋的中国从来都有历史事实，只是说我们怎样去更好地理解海洋、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洋气”，如此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土气”。国家的建设跟我们文明的自信有很大关系。
对海洋中国的这个讨论以黑格尔作为开始，还以黑格尔作为结束。通过这个讨论我们看到，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其实是其认知的误区。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运转次序来讲，一直是从东到西转。现在，太平洋以东，美国成了东方，我们在它的西面。这个东西方怎么去界定？其实还是海洋的问题，中国跟美国之间是太平洋的问题。更好地理解海洋也就是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国家。在未来，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前我曾经想写一个东西叫“政治哲学与水火土气”。气就是空中，讨论未来世界秩序的情况可能要涉及空中。海洋秩序已经经历500年了，从大航海时代，英美这一套海洋帝国的体系取代了传统陆地帝国的心态，变成了海洋跟中国的秩序，但是未来更大的竞争应该会是在上面，而不是在土里跟水里。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关于海洋对于理解中国的重要性问题，希望借此去突显中国不仅仅是陆地的，也同样是海洋的。
主持：谢谢陈老师的报告，我们现在进入互动环节。
提问：
1.陈老师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从天下秩序过渡到土地的问题，这需要一个论证过渡；另一个是，我觉得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讨论海洋和陆地，实际上有点儿把海洋和陆地对于中西方文明的意义固化了。
回答：
海洋和陆地的抽象化的根本问题是，海洋到底在各个文明本身的历史发展中对其社会制度，特别是它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最为关键的。土地本来就是土地，海洋本来就是海洋，在这个层面它们是怎么发生作用的？黑格尔的讨论也不过是基于欧洲本身历史的发展，它拓展了世界的海洋，航海大发现对它的社会发展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中国文明发展或者向东发展过程中，海洋起到了什么样的内在的、系统的作用，然后对比它们。
我从你的第二个问题开始作答，是黑格尔本身固化了二者的。从他的描述来说，欧洲就是有海洋的精神，而亚洲各国是不跟海洋发生关系，即陆地的文明。甚至说，他即便把中国和印度放在河流文明那块儿，还是跟海洋没有什么关系。这应该说是18、19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很明确的观点，包括从文化上、制度上对于中国的一些静态的或固化的看法。
但你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当时也考虑过，想过怎样从天下秩序的讨论过渡到费孝通的这个土上。当然你可以想象领土包括领海，但是确实我们的整个历史文献里还是对土描述得更多一点，关于海的文献，包括航海技术或航海记录还是出现得很少。其实海洋，尤其是对于元明清时代，在东南沿海一带发生过很大作用，他们讨论天下中国，并没有关心到陆地跟海洋的问题，也可以说领土、领海还有领空。我想突出的是，他们在讨论的时候，陆地跟海洋的区分是不进入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的，而这个恰恰是整个现代政治秩序里最为关键的东西。施密特有本书叫《陆地与海洋》，就是在讲300年来整个欧洲的秩序。实际上500年来确实是欧洲对于世界的征服和殖民的过程，整个现代秩序确实是海洋因素超过了陆地因素，因此才会成为一个海洋性的世界。至少到目前为止，整个世界还是处在一个海洋秩序里，英美至少现在还是强势。为什么突然从天下秩序跑到费孝通的乡土问题上去，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些讨论其实没有意识到海洋跟陆地的区分基础，有时候我会更倾向于说，实际上历史是有偶然性的，并不见得西方对于海洋的拓展是有目的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无目的产生出来的一个意外结果。整个现代的海洋秩序实际上是欧洲秩序在世界的扩散，因为当时它的整个政治体系或法律体系只是针对欧洲内部的各个主权国，慢慢随着这套法治体系的全球化，所有国家才会成为平等的主权国家。总之，海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赵汀阳先生提到的中西之别可不可以理解为实际上是一种传统与现代之别？而并不是中西之别？因为传统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然后现在西方的现代性比较突出一点。
回答：
这大体上没错，但也不能说完全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因为他确实在讲西方的时候基本上是只讲西方。其实民族国家在西方也是现代的事情，古代并不是民族国家体系。然后在讲中国王道的时候也确实是用中国古代的东西，尤其是西周的体系。他始终认为西周跟秦以来的体系不一样，西周那个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天下体系。中外的对比实际上变成一个古今的问题，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你的看法。他在讲西方的时候基本上批评的都是近代的民族国家体系，他不会去讨论在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那里确立的世界，他主要用我们这个天下体系去批评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
3.读赵汀阳的书，感觉他的研究让哲学走出去了。您也说比较欣赏他的思想，那您是怎样看待盘活中国思想的这个方式？
回答：
我觉得，我们中国学者还是很好学的，或者说至少100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的不同思想，即便有一些东西，像孟德斯鸠、黑格尔对中国有很多批评，我们也还是接受。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我们中国的学者包括赵汀阳确实在慢慢地做不同的尝试，怎么去思考中国自身，也跟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关。为什么欧洲在18、19世纪会对中国评价那么低，实际上跟欧洲实力的崛起有很密切的关系。慢慢地，也许我们也进入一个需要去思考的时代，不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而是会去思考自己的问题。包括赵汀阳讲天下秩序，虽然很多细节上的讨论也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对于马基雅维里和施密特的批评，但是他自己理解中国的一套概念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另外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对“家”的思考，孙向晨先生出了一本书《论家》，这是延续了之前对家与孝以及亲子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跟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对于家以及国与家的关系的讨论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中国学者试图去挖掘传统的思想资源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根基在哪里这个问题。比如说“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于家基本上是否定的，虽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里面，也享受家庭的良好氛围，但是家是带来负面影响的一个因素，是压在个人身上的负担。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去思考中国思想里的一些元素，这些传统的元素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或生活本身，对于未来更为美好的世界，对于我们追求美好生活，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它，而不是根据西方思想家的外在判断。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未来的研究趋势，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出一些思考、出一些理论、出一些思想，或者需要别人去参考、去学习的。
点评（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刘宇教授）：
听了陈老师的精彩讲座，我简单谈一点收获和思考。第一个收获是在研究方法上。陈老师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天下中国这个话题的丰富文献，这是一种做学术研究的非常可取的方式。就是说你想做一点创新就需要占有足够的文献，对这个话题有足够的了解，然后你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推进。这是对我们做研究的一个启示，陈老师做了很好的示范。第二个收获是在主题上。虽然陈老师非常谦虚地说好像没有提出什么样的理论，来对天下体系做一个论断，但实际上这里隐含了一个很厉害的招数——解构。他在前面大量铺陈我们所熟悉的甚至是几乎达成共识的关于天下中国的思想，之后悄悄地引入了一个新东西，就是海洋中国。我们熟悉的传统的天下中国是建立在陆地的基础上、建立在泥土的基础上，这样建构起来的“天下中国”就把中国的未来所能担当的角色限定在陆地上。如果天下中国只限于这个陆地，也就是说始终是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现在，那就更没有办法去展望未来。未来中国要走出泥土，走向海洋，甚至要超越海洋。所以，陈老师把“海洋中国”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就已经隐然把现在流行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天下概念解构掉了。陆地的天下中国的概念，一方面历史上的依据不充分，另一方面也缺乏理解未来的实践指导意义。
陈老师提出的海洋中国的概念是一个新概念，我们在这个新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展开想象。如果说天下中国是一个想象，那么我们在海洋中国的视域下也可以展开想象，我认为这个想象要比泥土上的中国的想象更有意义。它不但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而且能够直面当下的现实。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就是靠着海洋打开的，而不是靠着泥土打开的。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在与全世界的交流和竞争中产生出这个辉煌的当代中国。海洋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通道，也是一种屏障，作为通道而言，它是我们中国发展的契机，我们的改革开放借着这个通道使国家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越发展就越会受到传统海洋国家的抵制，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屏障、是我们面临的困境。所以，只有采用海洋中国的概念才能理解当下的发展导向的这个现实。
因此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有价值的，它能引导我们向未来拓展，如果中国真要成为世界性的强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建立在海洋基础上，甚至要超越海洋文明。如果用传统的天下中国的思想体系，就无法完全理解海洋的秩序怎么去构建，因为传统中国是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建立在东亚的一个比较封闭的圈子里的中心和边缘的结构。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个结构，在海洋这样一个畅通无阻的、没有任何支撑点的茫茫大海上迎接甚至构建新秩序，所以这个概念能够将我们的眼光指向未来的理解方向。还有，提到海洋中国这个概念，它能够跟我们传统所理解的陆地中国形成一个张力，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可能处在陆地中国和海洋中国的紧张之中。海洋中国这个概念不但可以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跟世界的关系进行拓展性的思考，而且也可以用来理解我们中国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后，我也想提一个自己的想象，我们能不能再提出一个更高的中国。陈老师也引申出来了，就是水火土气四个元素的结构。土已经有了，火没提到，水就是海洋中国，气可以进一步做拓展。在空间上理解，气就是太空，也可以把气理解为内涵意义上的，就是信息。信息不受物质性载体的限制，它可以在空中无限传播。中国现在不断推进5G技术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全面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我们要向英美那样建立一个海洋帝国是不可能的，固守陆地中国也是没有前途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太空中往气这个方面进行弯道超车，有这么一个宏远的设想。其实这个观点已经包括在陈老师的演讲中，我听了之后感觉是高屋建瓴，深受启发。
主讲人回应：
我今天很高兴，很感谢刘老师给我的谬赞，因为我自己其实最初并没有关心中国的问题，还是跟施密特有关系，用他的整个框架去理解现在的陆地秩序和海洋秩序。当然，关于陆地秩序跟海洋秩序，他的研究最初只涉及欧洲本身，尤其是大陆的德国，或者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秩序跟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秩序。这两个欧洲国家之间是怎样以一种秩序打倒另一种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整个欧洲秩序在全球的扩张。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源头还是施密特关于近300多年来的现代世界秩序的两个元素——海洋跟陆地的探讨，但他主要是用其来分析欧洲的秩序。简言之，就是整个现代的国际法体系是怎么样通过海洋和陆地两者之间的斗争在政治世界里延伸出来。而讲到气的问题，我不敢去讨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老师们讲这个气讲得太好了，我不敢去碰。而在未来的世界秩序里，空间应该会是一个更大的发展方向。在海洋方面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东边，比如美国，其实未来的政治竞争也是跟空间有关的。政治学里讨论海洋的已经有很多，像施密特、马汉；讨论陆地的更多，像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以地缘政治作为讨论地理，或者从世界地理的结构谈论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但是，未来也许空中的力量会更重要。我们的导航就是建立在空中，北斗导航就是我们努力发展的最好展示。
我讲水火土气的问题，看着是很有雄心的，但实际上是无从下手的一个问题。火是什么呢？可能战争就是火。我现在大概是先讲一讲土和水的问题，火跟气没敢去碰，它们也许是永远是完成不了的一个想法而已。当时只是想着水火土气的政治哲学维度。当然，从我们中国的角度，其实不是这四元素，这四元素其实是西方的，而我们是五元素——金木水火土，跟西方还是不太一样。
我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这么高的评价，我是通过过去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想去看看我们中国学者怎样去思考世界秩序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年比较活跃的学者，从里面发现一些政治哲学问题。非常感谢老师和同学们。
（2020年11月9日“西北哲学讲坛”；录音整理：金海贝；修改审定：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