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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立新
今天我想就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组织和建构，跟大家做一些交流。我从自己的专业领域谈谈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怎么研究、怎么往前走。我会就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界定和使用做一些说明。
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的观点。首先，这里讲的“形态”概念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形态。它是什么意义上的哲学形态呢？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经过100年的中国化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一个特殊的语境——改革开放。这个语境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一种特殊形态，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都不一样。当然，我讲的“不一样”不是根本区别，而是直接呈现出来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意义上的哲学形态是狭义的，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学方面和表达方面表现为教科书体系意义上的各种理论形态。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讨论有多个版本。如，以北大的黄楠森老师为代表的形态，它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理论。当然要首先讲清楚“辩证唯物主义”（以下简称“辩唯”）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历唯”）的概念，对它的理解可能各不相同。还有一些形态，例如，80年代有人提出要把两个主义，即辩唯和历唯统一起来的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马恩提到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因此大家开始讨论“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形态。我认为这种理解是拿“实践唯物主义”来否定和取代“辩唯”和“历唯”。另外，在实践唯物主义下又有几种理解，有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高清海老师提出不应讲本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本体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客体的辩证法，是关于主客体关系的理论，这又是一种理解。这些理解代表了当代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形态的一些理解。我今天要讲的既有第一层意义上的形态，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谱系上本身就是一种形态；也有第二层意义上的具体形态，即要去探索更具体的表现形态、表达形态和教科书体系。
第二部分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哪些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或问题不仅针对马哲，中哲、外哲、科哲、伦理学都会面临（宗教学不太一样，它可能面临其他一些问题）。
第三部分就是“新时代”，我们必须把这个元素加进来，因为我们离不开自己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了“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一个时代的划分，进入了新时代，语境就要有新的转化和发展。马哲研究怎么去守正、怎么去创新，需要提出一些原则和思路。
首先要讲，学术界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什么背景下讲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那么中国特色的哲学怎么建构？马哲怎么建构？这是一个大课题。
我们要在这个背景下来谈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中国特色”是一个具有时代感、民族感的概念，是中国话语的表达。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们还是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把它的精髓讲出来。但是又不能简单地“照着讲”，还要“接着讲”，这就要有新东西——中国特色、本土化。2020年1月，习近平同志到云南腾冲（腾冲是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的故乡）发表讲话，我们要讲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艾思奇是讲好中国化、本土化的典范。这个“讲好”不仅是语言的表达，还要在内容上乃至行动上更能贴近中国的人和文化，要带有民族的特色。
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种翻译：过去通常是Marxist Philosophy；还有一种机械的翻译是Philosophy of Marxism，这个翻译很机械，是不合适的；最后是“马克思的哲学”（Marx's Philosophy）。合写《读〈资本论〉》的法国学者巴里巴尔，写了一本名为“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马克思自己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并为后人所继承发展的哲学。那我们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Marxist，但是不能用in China，因为这只是表明了地域，只是一个区域、空间的概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了中国，与中国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格局。它产生于当代中国，但又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它回应了时代的问题，回答了社会实践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国化”不是加了几个中国哲学的概念就行了，它一定要与中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但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包含民族的东西，像《实践论》里讲的“知和行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就是中国化的一个表现。
关于这个主题，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研究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第二，研究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第三，这个研究目前遇到的困难；第四，这个研究如何发展、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些问题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所蕴含的四个方面。
下面谈第一个问题。时代已经加入，我们不能脱离这个时代。过去我们说，十月革命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好像它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但其实早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作为理论的宣传就传递到了中国。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到现在已有80多年了。所以现在马哲就应该包括在现代中国哲学之中，因为不能说毛泽东的思想是外国哲学，其思想是中国的，但又跟传统的中国哲学史不一样，它至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紧密联系的一种当代的中国哲学。否则，说当代中国哲学除了新儒学外，其他的什么都不是，恐怕也不合适。那么，如果仅说马哲，中国传统哲学与它怎么结合就是一个大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代表的这种理论体系外，还会有民间思想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提出了相关的思想。
我们现在谈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讲的。为什么？因为在哲学体系的建构上，我们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思想的解放。所以，这个时候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探讨的真正春天。
从1980年代开始出现了几种讨论。首先是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讨论。有人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搞早了——早产儿，早产怎么办？就需要“补课”。补什么课？马克思晚年考察东方社会发展的时候讲了，东方社会既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同时又要补足现代文明，要充分地向西方发达文明学习。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什么会进步？就是因为坚持了两个方面不落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坚持改革开放。有一位俄罗斯院士讲过一个观点，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是有道理。他说，我们俄罗斯搞社会主义转型为什么会失败，而中国为什么能成功，主要有两条原因：第一，你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很科学，有历史主义态度。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我们说毛泽东晚年有错误，但他仍然是民族的大英雄，他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个就不得了，虽然后来他可能犯了一定的错误，但不能彻底否定。这是我们的历史主义态度，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的影响。第二，你们做得比较好的是改革开放，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俄罗斯比较早地放弃、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否定了这个对民族发展道路极其重要的关键性项目。所以，我们有些东西的确就是东方社会理论给我们的启迪，而且这是个富矿，还可以继续挖掘。
这就涉及世界历史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九条，其中最后一条讲的就是要学习和坚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但其落脚点在哪呢？就是这个理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看看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大走向、大历史观怎么来支撑这些思想。我们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没有学透，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共产党宣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简单挂钩，认为《共产党宣言》的自由人联合体说的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就有些牵强附会了。
接下来是实践哲学的讨论。现在的实践哲学研究对哲学史上的实践哲学讨论得比较多，比如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康德的实践观念等。但是在80年代他们研究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取得的重大进步是什么呢？就是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这是列宁讲的，这个观点毫无疑问被我们接受了。但目前仍然有人不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实践的观念仅仅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但不是马克思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我的观点是，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点不能错。只有坚持这个观点，才能既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又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这是80年代讨论的问题，在今天还没有完成，但是实践的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大家的脑海中了。
价值哲学现在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我专门写过一篇小文，就是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反对普世价值的说法，但是我们坚持人类有共同价值，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现在的人类共同体有一个哲学基础——人类共同价值，各个民族、各个集团、各个主体的层次有不同的价值，但是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这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放到今天来看，我觉得仍有很多可以启发我们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的马哲对时代的呼应比较热烈，而今天这个问题不太平衡，马克思主义中什么讨论得比较热烈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是现代性当中的资本逻辑；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话语，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在政治哲学上的规范性。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就像高台跳水，站得越高，扎得越深；你离现实越近，扎得就越浅。哲学也是这样，它看似抽象，不像具体的社会科学那么更直接、更实证，但是它的思考更深入，因为它对事物的总体、对事物内在联系的把握更深刻，这是我们哲学的一个优势。无论是什么样的哲学，它的思考就在于具体科学所缺乏的那种高度和深度。不要以为关注现实问题好像就没学问了，恰恰相反，你只要恰当地运用理论去关注现实的环境，就会既有理论又有现实。我们搞研究的就应该用这种哲学的方式去关注现实，不要远离这个时代。
下面我们要说说“新时代”。刚才讲到要关注新时代的发展。新时代是怎么样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就进入新时代了。之前叫什么？叫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进入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新时代。这个时间的跨度是从2012年跨到2050年这38年的过程。但如果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话，是33年。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实践的概念；这是一个政治判断，也是一个科学判断，因为它是对时代决策的把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们的新时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他经常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就是历史思维。我们现在在哪里？现在就到了新时代，这是一个进步。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规划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有很多指标，值得我们去研究。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区别在哪里？现代化中的矛盾是什么？规律是什么？现代化当中存在哪些价值问题？这些研究都挺有趣的。
有一种观念，把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分得特别清楚，学科是分得比较清，但是现实的语境和文化生态中有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西方的、外来的，还是本土化的、中国的？这个问题不能非此即彼地去判断。在我看来，中国化、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了中国现代思想的文化。要按照学科区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怎么划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其理论的、学术的追求，但是要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怎么结合？就是以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为导向。现在无论哪个学科，马哲、中哲、外哲都有这种导向——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世界和平发展为目标。
说到美好生活，过去我们讲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追求。现在对非物质的一些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包括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甚至十九届五中全会出现的新名词——养老需求。养老需求里要开始有银色经济。现在我们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新阶段了，养老需求提得更高，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一大部分。
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中国价值，这些对象应该进入我们的研究范畴中。同时，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的精神，这些在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都影响着我们的中国化，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理论不能够一成不变，不客气地说，很多书本都很老了，我们读的文献、思想、现实研究的东西要与时俱进。
下面我们讲讲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研究什么？研究的东西当然有很多，但在这里只讲一个，中国特色研究什么？有一个主题，就是时代坐标在转换，哲学的重心也在转换。当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还是追求的目标。和平与发展还是单边与对抗，这个指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关注的是变与不变，时代本质没有变化，但它的具体特征、力量对比之后，一些新的矛盾就出现了。
另一个时代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就是一个单项选择题——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九大，历届党代会标题用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么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么是开辟伟大道路，要么是推进伟大事业，讲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路，我们怎么走？首先要边看边走，现在这个路不是阳光大道，不是闭着眼睛就能走的，也不是做好了拿着拐杖就能走了。其中，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什么关系？顶层设计就是科学理念、理性设计，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经验式的探索，是感性的地方。当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中国的一百年是个什么逻辑？我们叫主旋律。这个主旋律有两个，一是现代化，民族要先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才能讲现代化。一百年的一个问题是追求创造这些现代化的条件。二是理论上、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有多种文化，像传统的儒释道、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等，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指导，中国人最有利的东西就是包容。我们讲文化融合，当年印度的佛教来到中国，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马克思主义开始是外来的，但是对中国有用，中国人把它拿过来改造发展，就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方面是我们分析中国百年历史很重要的底色。
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问题。这是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5号在中央党校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这是一个大命题，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觉得这个理论也是要概括提炼的。在本科生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个教材上，概括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9条4个方式。
此外，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又怎么看？2013年的5年之后2018年的1月5日，对应了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九大，习总书记概括了5个方面的中国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第一个实践是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第二个实践是新中国成立近70年，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领导中国人的实践，然后是近代以来170多年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自由的艰辛的历史实践。这里包含了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史文化、中华的优秀文明历史。其实每一个判断都可以是一个问题，但最难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与5000年的历史文明相联系。我们简单讲就是文化自信。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这是新时代的一些大问题，比如二者是怎么统一起来的？统一的条件是什么？
今天我们还在探讨前进和曲折、传承与创新。这些辩证的观点都是中国道路当今发展中越不过去的问题。现在讲两创——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怎么做？重视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让人们去穿长袍马褂，而是一定要与现代化的实践相契合，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比如文化发展的基础有没有标准？弘扬传统文化时哪些是需要弘扬的、向上的、向善的文化？我们要从规律角度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整个中国道路的发展环境创新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去看中国道路，它是辩证的，就是既要看它的中国特色，但又不能够局限于只讲中国特色。我们既要看到它的民族特色，又要看到它的世界意义。那么怎么看待它的世界意义呢？总的来说，要把中国道路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当中，包括把中国文化发展放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去看，放在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它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追求正义事业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独一家，社会主义的500年发展历史是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曲折探索到取得巨大成就的500年。再者，它是正义的。1995年我到马克思的墓前参观，墓碑上写了一句话令我很感动，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正义的任务、是一种精神，这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任务。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讨论什么是公平，但值得讨论的是如何实现公平和正义，所以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高度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正义事业角度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接下来我们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哲学对时代问题关注不够、聚焦不够，存在着脱离实际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个理论的东西，只要概念和概念推导就够了。文本研究的确很重要，史料也很重要，我们的研究一定要基于思想的发展，但是前提是要有时代的关怀。另一方面是理论修养准备不足、哲学思维比较老旧、缺乏自己标志性的范畴，更重要的是缺乏对世界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关键是我们的理论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认为，一个理论能不能实现，首先取决于这个理论能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所以说，自己要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世界在干什么，对时代问题要有所关注，不能脱离时代。
第二个问题表现在缺乏哲学的自觉和自信。过去我们讲文化自觉，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自觉，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哲学不自觉，文化难以自觉。因此，文化建设首要做的是建立哲学的自信和自觉。我们在相当范围和程度上还是学徒。学徒是要当的，但不能一直当，我们要有平等的对话，如果一个学生总是在老师的羽翼下成长，自己不独立成长，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话语和学术活动，那么其学术作品也成长不起来。包括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一般都是学着说、照着说、跟着说，从习惯上缺乏对着说和接着说。当然，国外的研究很重要，有了这些东西后自己开拓，用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一些新鲜的空气、新的视野。外哲也好，外马也好，要能够真地让它启发我们。我们不能永远做学徒，要不停往前走。
第三个问题是，这些不足给我们带来的还有语境问题。别人讲的，我们简单拿来，对不上。比如，哈贝马斯讲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等，西方的现代化成果和竞争程度比我们高，发展比我们快，我们就不能随意用他们批判现代性的一些话语。所以语境问题要注意，有些学者简单套用后现代的话语来分析中国当前的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我们要恰当地理解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不要简单地去讲解，不分场合地去套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介入，应该要结合我们当前社会的问题，找出有哪些共性的问题，摒弃那些不是一个水平和一个时代的问题。
后两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不足，而是世界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比如当今世界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一个概念，叫时代之路，中国有新时代的时代，那么世界范围的时代之路是什么？时代的问题是什么？世界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其中就提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纵深拓展出现了利益全球化、反全球化、区域全球化的一些趋势，已经不像原来的同质化，比如全球化遇到新的问题、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世界力量的具体变化、东西方文化的问题。《共产党宣言》里讲的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和东方的关系现在不能那么简单地延续了，至少在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上，这个逻辑已经变了。
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遭遇尴尬。全球公平、国际秩序的问题更加突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崛起。
面向现代化以及现代化对我们的挑战，哲学怎么办？我觉得应该由我们自己去回答这个现实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尽管很多现实问题不一定都由哲学回答，还有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等。例如，中等收入陷阱。2005年世界银行的《中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是指国民人均收入和GDP人均收入为3000美元到1万美元之间。如果在这个收入区间停滞不前，就进入不了高收入的国家。我们2035年要在人均GDP方面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需要考虑是不是跨越中等收入线。在跨越这个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的、深化的改革。因为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需要在深化改革中来解决。再如，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用伯罗奔尼撒二十七年的战争来说明——一个新兴的国家去挑战领头的国家，最终两败俱伤。很多人就拿这个例子来讲中美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正确地判断中美关系，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铁律，中美关系并非必然要发生战争，而是应该寻求和平发展的道路。还如，塔西佗问题。塔西佗是一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公权力机构，如果失信于民，无论你讲假话还是真话，老百姓都不信。这个问题是习总书记在兰考县考察时提出的，他说我们要摆脱或克服塔西佗陷阱，要密切联系群众，从严治党。
经济发展带来了知识教育的问题，这就涉及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人的现代化包括公民道德素质等。现代化是以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标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相关制度等方面对先进文明的运用。所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标是什么？2035年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那么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是什么目标呢？这个的目标没有定量数字，是一个定性的东西，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没有异议，其还有一个表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理想——共同富裕。如何建成自己的现代化体系是一个系统的问题。现代化建设中有没有一个价值标准？当然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权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讲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和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要看到传统的包袱，但也要看到它深厚的传统资源，这两者要辩证地对待。所以我们讲的现代化、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是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这是我们追求的价值。
最后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路径。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上，我们怎么进行？一是在中国特色上下功夫，这不仅在语言风格上，更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解读中国道路、概括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位学者提了一个概念，他说这个逻辑不叫实践逻辑，也不叫历史逻辑，这个逻辑最重要的是中国逻辑。中国逻辑就是要考虑中国特色，它要概括中国化的一些内在规律，表达当前我们的研究，像实践哲学、发展哲学、生活哲学、价值哲学，这些都是重要抓手。从学科上讲，有些管理哲学、政治学等就要以这些为抓手，例如，面对比较美好生活、聚焦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问题，中国学者应力求凝练具有中国风格的新的学术概念和研究范畴，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
二是要加强哲学方法论的整体性研究，形成历史研究、经典研究、原理研究、方法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发展思路。不要单纯去研究某一个方面，要综合地进行文本、原理和方法的研究，要从不同程度、不同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研究里面，要以马哲为主导。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探索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契合点和连接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外国哲学精华相融通的，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整体，不是某一派，它应该有一个主流构建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追求，在寻求新的增长点。
不管是哲学的方法，还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只要是解决问题，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要善于用学科的方法，同时也要兼容其他学科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鼓励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比如将马哲与中国哲学相互交叉、融通古今，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核心的一个小平台，具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发展的理论形态，类似这类方向性的小学科。我觉得更需要关注问题意识、研究问题，通过问题来研究理论，而不是构造一个教科书式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不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体系。所以，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同志讲了三个原则，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里讲的构建是构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则，当然也包括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第一点讲的是民族性特色的基础，讲历史性；第二点讲的是创造性、时代性的特点；第三点讲的是体系和专业，讲学科的体系、专业创新发展。
作为学者怎么做好学术研究？就是要守正创新、要继续发展、要回归和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它的本性有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批判性。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是要改造社会，超越狭隘的眼界和成就。崇尚实践，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现实感，我们不要限于光搞历史文本，而要把理论同现时代的实践都联系起来，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研究，还要关注现实和未来，强调对时代生活的深层次把握和对未来趋势的前瞻。
（2020年11月15日“西北哲学讲坛”；录音整理：赵婧辰；修改审定：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