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内容

中国是典型的多重转型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经历了体制转轨、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全球化、经济与产业转型等交错复杂的挑战。本研究重点从微观层面观察个体和家庭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互动，围绕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关键指标，主要探讨就业的充分性、市场化程度、正规性与灵活性，从人力资本回报和就业转换视角评估劳动力市场的效率。

1.充分的就业：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

观察21世纪以来20年劳动力市场上主要运行的指标发现：总体上中国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大体经历了从2000年前后的“固态僵化”、2005年前后的“冲击无序”，到2010年前后的“建立重整”，再到2015年以来的“逐渐完善”的变迁历程。经济运行的活力与劳动力市场表现密切相关，劳动力市场总体上达到了较为充分的就业，家庭和个体层面的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挑战，青年失业率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群体与区域分化等现象成为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劳动力市场建立并逐渐完善，劳动参与率趋于提升，失业率趋于下降（见图1-1和图1-2）。但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年轻群体的失业率偏高。尤其，人力资本较高的大学生群体，就业不充分不利于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职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一个较大的效率损失。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同时受到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的叠加影响，而短期的摩擦性失业有可能越来越多地转换成长期失业。

女性更容易成为“沮丧”的劳动者，突出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低、失业率低、工作转换更少、转换周期更长。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教育回报率与男性的教育回报率差距拉大，加剧了家庭内部比较优势的分化，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下降，生育、养育成本提高也加重了女性就业的机会成本。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面临显性或隐性歧视，不公平、不友好的就业环境迫使女性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选择继续升学，但就业问题并非得到根本解决，只是将就业矛盾一再延后。中国的体制转轨与文化价值观变迁并不同步，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如0—3岁婴幼儿照护发展滞后），女性肩负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面临生育选择和劳动供给的权衡，也是二者矛盾冲突的代价的主要承受者，生育、养育成本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较大，重返劳动力市场面临职业发展的脱节问题。

劳动力市场上不同人力资本构成的群体呈现两极化的表现。高中学历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较高学历和较低学历对应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加快转变，工资的快速上涨使得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企业更倾向于以资本和技术（包括机器人）替代劳动，这也是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智能化和自动化对常规性劳动的大量替代大多体现于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分布中处于中间位置的岗位，“机器换人”加速了就业的两极化，中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者面临更大挑战。

本地与外来劳动者的总体表现趋同，外来劳动力更具灵活性。在城镇劳动力市场发育初期，外来劳动力面临劳动力市场歧视，就业机会不多，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低、失业率高，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劳动力市场需求持续强劲，外来劳动力的表现逆转为劳动参与率更高、失业率更低。而且，外来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主要集中于市场化部门，尽管更容易遭受金融危机等外部风险冲击，但其适应调整能力也更强，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更佳的灵活性。

劳动力市场表现是经济总体运行的信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成为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基石，劳动力市场发展也为经济发展提供要素支撑。中国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差异较大，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又存在高度关联。东部较发达的上海、广州等城市，代表了经济率先发展的地区，其劳动力市场也拥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失业率等良好表现，而经济相对发展滞后的东北地区如沈阳等城市则表现为劳动参与率较低、失业率较高，经济缺乏活力与劳动力市场缺乏效率表现同步。

2.就业的市场化：从国有部门转向市场化部门

劳动力市场发展是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关键，支撑了中国21世纪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体制转轨实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广大劳动者陆续从公共部门和国有部门流向市场化部门。但是，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之路也不平坦，当前劳动力市场发展中还遗留着未完成的体制转轨痕迹。

总体来看，劳动力市场体制转轨大体经历了如下过程：2001—2005年，国企改制进入攻坚阶段，城镇劳动力从国有企业快速转入市场化部门。2005—2010年，体制转轨基本完成，从国有部门（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向市场化部门就业转移的步伐明显放缓，以股份制方式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合作成为就业创造的新形式。2010—2016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市场化部门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城镇劳动力迎来了从国有（准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转移的“第二波浪潮”。尽管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但国有部门（经济）在城镇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城镇本地家庭参与劳动力市场过程中与公共部门或国有部门产生关联的比例仍然很高，市场化改革道路并未完成。

从劳动力市场体制转轨可以窥视地区之间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为何沈阳（东北地区的典型代表）国企改制大刀阔斧地率先启动，而未能保持持久的市场经济活力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沈阳（东北）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体制影响强度持续减弱，与其他发展水平相当的省会城市（武汉、西安甚至福州）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这意味着所谓东北人都要进公共部门或国企就业的特殊偏好并不成立。沈阳（东北）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正规、高效的市场经济主体发育滞后，私营经济部门就业扩张缓慢。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市场化改革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也未表现出“稳步推进”，从劳动力市场来看，表现出一个“急速推进—徘徊反复—稳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尤其2005—201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部压力，还是外部冲击下的“国进民退”，这些议题还值得深入探讨。

3.就业的正规化：从非正规部门转向正规部门

劳动市场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长期共存是当今世界存在的普遍就业状态，就业正规化程度是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重要反映。非正规就业大多表现为较低的劳动收入、较差的劳动权益保障和较低的社会保障覆盖。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变的过程，劳动力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制度等覆盖面快速扩大。城市正规就业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1年的43.8 %上升至2016年的75.1 %（见图1-4），相应地非正规就业比重逐渐下降，就业质量逐渐提高，劳动力市场监管更加规范。

劳动力市场正规化程度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反映。21世纪以来，不同地区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比例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但是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东北地区的沈阳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然后逐步恢复上升的发展过程，这可能是国企改革冲击的反映。大批原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产业工人下岗，失业率上升，失业群体再就业往往进入到非正规部门，之后逐步恢复转变为正规就业。在被调查城市中，福州的正规就业比例曾经在2000年前后处于最低水平，仅有18 %的劳动者从事正规就业，在2010年也出现略微下降，然后再次上升的趋势；而上海的劳动力市场正规化程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正规就业机会，但性别差距趋于收敛。2001年女性的正规就业比重只有37 %，男性的正规就业比重为49 %，到2016年这一性别差距从12个百分点缩小到2个百分点，正规就业比重达到了70 %。这种收敛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女性群体的就业质量得到改善，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更为平等地获得正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带来了积极的就业影响，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带来的较高人力资本和获得正规就业机会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还有一种相对负面的推测，由于没有获得正规就业机会的女性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表现为正规就业比重提高，但劳动参与率下降。

人力资本水平是获得正规就业机会、进入正规就业部门的重要影响因素。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从2000年前后的12年提高到2016年前后的14年，意味着获得正规就业机会的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多为接受过高中教育，与此相反的是，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00—2016年基本没有变化，2005—2010年甚至还略有下降。非正规就业者主要为技能水平偏低、技能单一化的“4050”人员和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经验不足的年轻劳动者。从全生命周期（分年龄段）来看，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程度与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呈现相似特征。

从就业正规化程度可以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特征。对比来看，拥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劳动者在正规就业选择上存在明显的优势，正规就业比重远高于外地城市户口和外地农村户口群体，更好的社会保障和签订稳定劳动合同的工作主要由城市本地人口获得。在流动人口中，城城流动人口的正规就业比重明显高于农民工，这主要归因于两个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趋势是，城城流动人口的正规就业比重已经与城市本地户口劳动者趋近，这意味着随着劳动力市场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户籍排斥不再显著影响获得正规就业的机会，正规就业在户籍上表现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分化，这种差距从深层次来说是人力资本水平差异造成的区别。

非正规就业的就业质量明显更低，非正规就业意味着缺乏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从工资收入水平来看也处于弱势，正规就业的小时工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正规就业。国有集体控股企业、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绝大多数都是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广泛分布在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中，未来就业正规化的过程主要取决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同时也要面对新经济新业态（如平台经济）等新挑战，对非正规就业的内涵和评价需要重新审视，劳动力市场制度也需要相应地调整。

4.就业的城乡一体化：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

流动人口是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大量农民工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关键的劳动供给保障。劳动力从农业农村部门转移到城镇非农部门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重要特征，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也是劳动力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21世纪以来的20年，城乡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快速变化，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也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深刻调整。

城市本地户口劳动者、城城流动劳动力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相对关系变化见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快速转变。第一，城城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最高，且与城市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工资差距逐渐扩大。本研究估算表明，2001年城城流动劳动力工资水平与城市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为1.25，到2005年工资差距有所缩小，到2010年和2016年，工资差距再次扩大到1.45和1.38。第二，城市本地户口劳动力与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再缩小、之后再次扩大的变化趋势。城市本地户口劳动力与农民工的工资差距从2001年的1.30扩大到2005年的1.72，之后下降到2010年的1.19，到2016年这一差距再次扩大到1.44（见图1-5）。第三，城城流动劳动力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其与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2001年城城流动劳动力与农民工的工资差距为1.62,2005年扩大到1.91,2010年虽有所回落，但仍高达1.72，到2016年工资差距再次扩大到1.98（见图1-5）。

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与技能需求结构都出现了快速变化，工资差距变化正是这一结构性转变的直观反映。20世纪、21世纪之交，“民工潮”风起云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偏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劳动者需求持续扩大，“民工荒”现象显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技能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都面临短缺，农民工工资水平大幅上升，2010年前后出现了工资差距收敛现象。然而，这一趋势并未延续，劳动力市场供给形势发生变化的同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驱动的就业需求结构也加快转变，劳动力市场偏向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技能劳动者，普通劳动者面临新技术（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替代，工资差距再次出现扩大。可以说，2010年前后农民工与城镇本地劳动者工资水平差距缩小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供给侧”，那么，2016年二者收入差距再次扩大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侧”。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积极的变化，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逐步提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也在提高，对于农民工的传统认识也需要改变。

5.外部风险冲击：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劲。突如其来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首次考验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抵御系统性外部风险的能力。国际金融危机对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影响较大，这些部门大多是市场化部门，集中了大量民营企业和流动就业人员。不同群体遭受冲击程度及其应对方式存在差异，背后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协调性矛盾。

流动人口首当其冲地遭受系统性外部风险冲击。2010年第三轮CULS调查显示，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间段，即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城城流动就业人员的小时工资水平出现停滞，其中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小时工资大幅下降17 %，可见市场化部门的制造业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尤为严重（见图1-6）。农民工的小时工资仍然保持小幅增长，但增速明显低于城市本地劳动者，尤其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小时工资增幅仅为4.3%。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制造业农民工面临的形势比城城流动人口更好，实际上差异在于应对冲击的方式不同，农民工更倾向于面对外部不确定性风险时选择返乡，本质上可以理解为短期失业，也就意味着没有非农收入，农业农村发挥了“就业蓄水池”功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约2000万农民工临时返乡，危机退潮之后又逐渐回到城市。

城市本地劳动者在面临外部风险冲击时得到了较好的就业保护。调查显示，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间段，城市本地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失业率没有大幅提高，工作时长保持稳定。一定意义上，这反映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但覆盖群体并不均衡。相反地，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高度集中在市场化部门，对于外部风险冲击反应非常灵敏，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表现，但同时也意味着特定劳动者群体的脆弱性。如何权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出了这一关键问题，也给了我们启示。

6.人力资本回报：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

衡量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重要性的一个关键指标是教育回报率。教育回报率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其中需求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供给则受到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影响。

21世纪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素质持续提升，20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较2001年增长近2年，最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2020年的9.91年，10年间也仅增长了约0.8年。对比来看，劳动力市场上的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增长很快，得益于教育事业发展和高等教育扩张。但是，城乡差距仍然明显，农村户口劳动力较城市户口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了约3年，这成为劳动力市场分化的关键因素。

教育回报率在2001—2010年趋于上升，2016年略有下降。模型估算显示，每接受一年教育的回报率在2001年为7.75 %，之后逐步上升，2010年上升到9.78 %，到2016年下降到9.39 %（见图1-7）。这一估算结果与领域内相关研究基本一致。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技能溢价不断上升，教育回报率从1990年前后的2.5 %—4 %上升到2000年前后的8 %—10 %，但2010年之后教育回报率变化趋于稳定并有所下降。教育回报率提高表明劳动力市场中对技能的相对需求在提高，即使经历了教育扩招的供给冲击，但由于对技能的相对需求增长更快，接受更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仍然是十分可观的。2016年之后的下降可能与经济增长相对乏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以及技能需求结构变化有关。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女性的教育回报率变动更为剧烈。男性的教育回报率在2010年之前上升，2010年后相对稳定，而女性的教育回报率在2005年和2016年出现两次明显波动。虽然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在提高，但是女性的教育回报率低于男性，反映出经济增长放缓、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市场变化对于女性的冲击更大，女性的人力资本折损和效率损失更高。

年轻群体的受教育年限回报率在2016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1980年前出生人群受教育年限回报率逐年上升，1980年后出生人群的受教育年限回报率低于1980年前出生群体，且在2016年呈现明显下降。年轻群体教育回报率的下降可能与供给侧和需求侧因素均有关。供给侧主要是由于教育扩招导致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扩招导致大学生规模增加；需求侧因素主要与近年来经济发展放缓、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经济下行对年轻群体的冲击更大，经济增长减速可能导致新增高质量就业机会减少，适合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减少。

城市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回报率最高，且呈现稳定提高态势，而外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劳动力教育回报率明显偏低，这反映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显性和隐性的就业保护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地劳动力进入高质量、高收入水平的就业岗位。外地农村户口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持续提高，也意味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开始加速分化。破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仍然是人力资本积累。

职业教育正在面临劳动力市场筛选的重大挑战。研究估算显示，各教育阶段回报在2010年前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16年出现下降，尤其是女性下降幅度更大，而最突出的特征是中职和高中的教育回报率差距明显缩小（见图1-8）。劳动力市场是检验教育水平有效性的重要场景。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中专/职高、大专、本科学历的教育回报率依次提升。相对于高中，中职的教育回报率下降幅度较大，导致中职与高中的教育回报率差距缩小，到2016年已经趋近，中等职业教育相对于高中通识教育的优势几乎丧失。中职教育回报率变化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1970年前出生群体的中职教育回报率逐渐提高且始终高于高中的，而20世纪70年代出生群体的中职教育回报率趋于稳定并接近高中的，而80年代出生群体的中职教育回报率逐渐下降且完全趋同于高中的，不同代际的中职教育以及中职学生生源的相对质量发生根本性变化，也是当前“普职分流”矛盾日趋尖锐的根源。

城市之间教育回报率差异也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反映。沈阳、福州教育回报率大幅下降，武汉、西安在2010年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但2016年出现下降，相反地，上海在2016年仍然保持上升态势，广州则保持稳定。教育回报率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对于高技能人才需求不足，也是人才外流和产业转型升级滞后的因素，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则表现出较强的活力和竞争力，东北地区代表性城市沈阳则深陷困境。城市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教育回报率稳步提升是吸引人才的内在动力。

7.工作转换：劳动力市场效率改进

工作转换是实现个人职业升级和劳动力市场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但是，理论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标准的合意“工作转换”程度，完全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工作转换，而面临动荡冲击的劳动力市场会存在频繁无序的工作转换，一个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转换，并且这样的工作转换可以带来劳动力和工作岗位的更好匹配。

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从无到有，工作转换特征也在发生变化。2001年前后，工作转换的发生频率很少，仅有不到16 %的劳动力存在工作转换，到2005年工作转换的发生频率明显提高，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进行过工作转换，但随后又开始回落，工作转换趋于稳定，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建立之初经历了短暂冲击，之后运行逐渐稳定（见图1-9）。

工作转换频次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背后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发育程度。工作转换的性别差异较大，男性的工作转换频次明显高于女性，结合女性参与率较低、失业率较低的表现，大致可以勾勒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趋稳但僵化显现的典型特征。城市本地户口劳动者的工作转换频次明显低于流动人口，当劳动力市场遭受外部冲击，所有群体都会受到冲击，但首先恢复的是城市本地户口劳动力，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恢复和重构相对滞后。

工作转换周期总体上趋于拉长，主要原因可能不在于工作机会更少，而取决于劳动者更多样化的就业需求。平均工作转换周期从2001年的0.6年延长到2016年的1.7年，一方面工作转换发生频次下降，而另一方面工作转换的周期变长，反映出工作转换的决策更为谨慎，体现了劳动者对高质量就业的更高追求，即从“有工作”升级至“有好工作”，相应的匹配需求难度加大，转换周期更长。当然，对于女性来说，就业转换周期拉长还存在客观因素制约，生育和家庭照料迫使女性在中年阶段就业转换周期延长。此外，对于高中学历劳动者的工作转换周期拉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劳动力市场分化，即较高学历和较低学历对应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工作转换周期更短，而中等学历劳动者的就业匹配难度更大。 Uya6JO7V5g/1+MfqfF84Ekk7msVSdl6bMQwNycheTwEe1f2yB+Fj+k0KyoKyjg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