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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播媒介与文学存在方式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毋庸置疑，从文学传播的历史来看，媒介是文学发展的发动机，不同时代的文学传播既是对当时媒介形态的适应，同时又是这一时期媒介形态的集中体现和社会景观的外在反映。文学的发展演变证实了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工具，它还决定了文化的类型、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和范围。在适应人类文化发展与传播需要的过程中，文学传播媒介的持续更新不断改变着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也改变着文学的基本形态和存在方式。同时，全球化与信息化、大众娱乐和消费文化勃兴，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并存，以及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与介入等，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当代文学处在一个全新的文学生态中。在这一新的文学生态中，媒介融合所塑造的新的文学场域逐渐成型。一批又一批青春文学作家以异乎寻常的创作方式与竞争态势跻身当代文坛，并推出了众多被称为“第三出版物”的杂志书（MOOK）。出版界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媒介形态广阔的发展空间，将杂志书与历史、人文、科普、文学、影像等内容迅速对接。杂志书成批量地涌现，形成了一种新的出版潮流，青春文学凭借这一载体完成了“加冕”，通过有异于前辈的文本写作、市场对作家作品的营销、作者与读者另类关系的构建等一系列标新立异的做法，对“浅阅读”时代日渐萧条的文学期刊市场形成了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与“震荡”。
这一时期，以饶雪漫、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的“70后”“80后”生人，凭借他们的才力和对市场敏锐的感知能力，写下了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在文坛崭露头角。年轻人初出茅庐，风头正健。精明的出版商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无限商机，将他们推到前台或者招致麾下，聘为主编或主笔，出资创办青春文学杂志书。如，郭敬明的《最小说》、张悦然的《鲤》、饶雪漫的《漫女生》、韩寒的《独唱团》等。他们凭借耀眼的星光，庞大的读者群体，构建起了年轻人自己的新的文学生态。经过包装的青春文学杂志书如今已然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裹挟着青春锐气与时尚朝气的融合媒介，成功地吸引了同龄读者。同时，在青春文学杂志书的辐射和带动下，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在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10%，这一数据相当于所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所占份额。杂志书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被推向高潮。
这些面向青少年群体、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青春文学杂志书，销量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消费社会、现代传媒、资本神话、市场意志、网络科技这些外在因素直接或间接参与到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使青春文学表现出了一系列有异于之前文学的特点。第一，现代传媒对文学生态进行着全新的建构。媒介文化不仅冲击和改变了青春文学的外部文化环境，而且也进入文学生成机制的内部，使创作主体身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文学传播的机制明显地走向市场化，而读者则越来越分众化。第二，商业化的文学生产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性质。青春文学积极融入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文学工场形成，作家观念转变，以杂志书为载体，青春文学写手们开始了兼容市场身份与文学身份的大胆试验，作家编辑以二合一的身份充当了文学传播的主体，文学评论也唯市场马首是瞻，作品世俗化倾向及商业消费的气息日渐浓郁。第三，消费社会的到来，娱乐的力量无处不在，青春文学回归文字游戏娱乐的最初功能，“娱乐至死”全面提升了受众的地位。第四，青春文学作家自信的反抗姿态、恣肆的语言、天马行空的想象为老气横秋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风，他们的作品改变了中国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二分天下的格局；他们所创办的青春文学杂志书大获成功，为文学期刊在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压力下走向繁荣开创了新的道路与平台。第五，青春作家瞄准青春、抒写青春，他们在青春及其体验的本真写作中，把凝聚其中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变化集中地反映出来，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文本和社会转型的世纪景观。第六，网络科技与传媒改变了读者的文学阅读习惯与消费行为，开创了第二媒介时代新的阅读时空。
“从文化角度来看，时间意味着神圣、道德和历史；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传媒法则毫不留情地穿透进读者的日常生活世界，构建出让人见所未见的新维度，精神文化领域潜在的多样性敞开了，文学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职责重负与规训职能中解脱出来，以自由为核心的游戏精神逐渐成为文学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游戏、放松、大众、宣泄等特性的凸显使文学具有了“人间气象”。阅读的快餐化、观看的影像化、思想的平面化、消费活动的粉丝化，对传统文学期刊呈现方式及运作程式都构成了极大的冲击。
媒体的评论，网民、读者的追捧，学界、业界的各种争论，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编辑和作家们就像一群闯入中国文坛的不速之客，搅动了文坛的“一池春水”。而传统文学期刊《收获》 《人民文学》 《当代》这些老牌的杂志，发行渐趋萎缩，只能维持几万的月销量。两相对比：一面是严肃文学曲高和寡，一面是青春文学活力四射；一面是纯文学期刊惨淡经营，一面是青春文学杂志书创造着日渐高企的发行数字。这不仅使一些体制内的作家在“主战场”风采不再、归于平寂，同时市场与资本的结合也催生出一批适应市场价值的创作群体。青春文学作家群体创办杂志书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
与市场热销、读者追捧相对应的是，国内主流文坛对这股青春文学作家扎堆创办杂志书的浪潮仿佛熟视无睹，甚至是漠然置之。其间，也出现过时断时续的批评与争论，如一度成为社会热点的“韩白之争”。持批评立场的意见中，或认为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出现是消费文化的产物，他们的成名是媒体炒作的结果，他们的创作是一场青春期的文学实验，在“实验”风潮中的创作呈现出市场化、娱乐化、时尚化的倾向。“仅仅由于钱的缘故而不为其他任何缘故的写作和出版活动，在当下文学里占有压倒多数；与这一点相对应的当然就是，在动机里排除了牟利因素的文学写作已经成了极其偶然和特殊的事情。”
青春文学杂志书遍地繁华的背后是泥沙俱下的污浊与浮躁，青春作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不管是前辈对“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的不屑，还是“使中国小说几十年如一日地平庸出现了转机”的热捧，青春文学杂志书已经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并且以它独特的魅力，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成为学术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然而，看似风光无限的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研究状况并不乐观。由于新兴的青春文学杂志书介于图书与期刊之间的尴尬身份，触及了图书期刊管理和市场容纳的敏感神经；青春文学杂志书所书写的校园生活、少年情怀似乎还是一种情胜于理的简单倾诉；而编辑风格的时尚化、娱乐化、影像化以及营销活动的市场化则使纯文学期刊最终将它拒之门外。以上诸多因素大大影响了学界对于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关注。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几年，对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研究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以青春文学杂志书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时有出现，相关论述也渐趋丰富。当然，目前所见的这些研究成果，由于研究者视野的狭窄、理性研究的匮乏以及相当程度的门户偏见，大多囿于青春文学杂志书的文本内容分析，对青春文学杂志书编辑生产、作品传播、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还寥寥无几。
我们作为这场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着的文学现象的亲历者，对这种全新的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如何进行学理性的阐释？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文化消费的大众化、消费活动的符号化、网络传播的迅即化，它们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主体、生产过程、流通渠道以及读者接受？怎样在世俗意义上理解青春作家的成功，怎样在专业意义上来理解他们的作品？是充满困惑的叹息，还是满怀信心的期待？
如果依照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仅仅进行文本分析是难以解释与青春文学杂志书相关的种种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的，更无法认清这些事件、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文学变革的契机。但是，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延伸到与文学紧密相连的各种文化层面中，多方位、立体化地追索青春文学杂志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则可能揭示青春文学杂志书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鲁枢元先生认为，“在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着一个有机的、生长的、开放的系统。而能够从整体上、从其内在联系上对这一系统作出阐释的，恰恰是被遗漏的‘生态文艺学’。”
生态文艺学侧重考察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状态与联系。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对抗，及相互间的制衡长期存在。而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这种冲突与对抗以及彼此间的此消彼长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文学空间结构犹如一个生态场域，文学内部诸元素之间、文学与社会外部文化环境之间彼此制约、相互共生。因此，与青春文学杂志书相关的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文学生态的发展变化问题。生态文艺学理论为我们研究青春文学杂志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在本文中，为了研究的方便，根据艾布拉姆斯文学活动是由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四要素构成的观点，我们稍作变通与增加，将世界，具体到当代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也就是国家政策的规制、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的变迁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等文学的外围世界，并且将它们看作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外部生态。而将作家/编辑、传播媒介、文学文本、读者等直接参与到青春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其他要素看作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内部生态。所谓外部生态与内部生态只是相对而言，并不存在严格的区分，只是一种研究的角度。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在这里，马克思把艺术视为精神生产的一种形式，并在以后的论著中多次谈到从物质商品生产、消费的角度去看待艺术生产中艺术家、艺术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本雅明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他认为艺术生产是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艺术家是产品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艺术作品，读者或观众是产品的消费者。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当前的青春文学生产、文学消费、作家、编辑、读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强调了传播形式的重要性，它提醒研究者在关注传播内容的同时，还要注意传播渠道的特殊性，麦克卢汉认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
学者王晓明也指出，文本虽然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唯一部分。在它的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比如出版机构、发行渠道、作家社团、读者反应等，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了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这些理论与观点落实到青春文学期刊研究上，给我们的启示是不仅要重视研究这些刊物发表了哪些作品，传播内容对读者产生了哪些影响，还要重视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流通的影响与改变，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品的物质载体及其装帧设计、编辑理念、风格、营销策略等传播手段。有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了青春文学杂志书中最有代表性的四种杂志书——郭敬明的《最小说》、张悦然的《鲤》、饶雪漫的《漫女生》、韩寒的《独唱团》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新的文学生态为研究背景，运用文学、传播学、社会学、期刊编辑学等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把青春文学杂志书置于当代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生态环境中，重点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青春文学杂志书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第二，在文学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作者、编辑、读者、媒介在青春文学杂志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与变异；第三，青春文学杂志书文本和传统文学文本之间的区别，特别是青春文学杂志书有异于传统文学文本的叙事策略；第四，对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发展困境作出分析并就可能的解决办法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本研究不以青春文学杂志书相关作品的文本分析作为研究重点，而是选取青春文学杂志书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来探讨其生产、传播、消费、流通这一文学生态链条的构建、延伸与异化，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对策。
由于青春文学杂志书是一种处在行进当中的出版物，其“是非功过”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后，历史的回眸也许会做出更公正的评判。在这一旋涡中，笔者不揣谫陋，大胆尝试，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就教于方家，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青春文学杂志书从创办到现在已经过去快十年了，十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在我国迅速发展，媒介融合传播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新趋势。在这一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下，年轻的作家、编辑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走上了文坛，对现行的文学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改写着整个文学的版图，影响着文学期刊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以及无数青少年的阅读空间。文学写作的历史命运是历史运作的结果，历史运作遵循历史的文学价值规律与择汰标准。这对于文学期刊来说，文学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就会通过文学呈现的载体被一点一滴的渗漏出来。青春文学的繁盛和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畅销成为当下一种鲜活的文学现象，它为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样本。
在青春文学杂志书发展大潮中，年轻的作家、编辑以迥异于传统文学期刊的发展路径，借助同龄人狂热的追捧，市场资本的介入以及先进的营销理念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生态场域——青春文学，初步形成了一个完全自足的编读供需市场，青春文学杂志书所具有的独特研究价值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青春文学类作家进入文坛的独特方式意味着国内图书、期刊出版发行体制的裂变，开展相关研究，可以为这一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思考。
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三人的成名之路来看，他们均凭借“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身份引起出版商、媒体的关注。紧接着，在相关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的引荐下，出版商为他们注资出书，媒体跟进大肆炒作，青少年读者争先恐后购买，图书销量上百万，震动文坛。而饶雪漫则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依靠在网络发表小说，居高不下的点击率，为她成功从网络小说向纸媒转型奠定了基础，出版商伸来的橄榄枝为她的小说传播锦上添花。有评论家认为，青春文学挟市场之威叩击文坛，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传统作家要进入文坛，一般需要在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或者获得文学奖项，通过前辈在创作方面的指引，一步步走上文坛。而这些年轻的作家，绕过传统的文学机制，实现了传统作家也许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实现的梦想。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可以为国内图书、期刊的创作与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思考。
第二，市场资本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对该模式效应的研究可以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饶雪漫，每个青春文学杂志书编辑的背后都有一个市场运作的团队。他们通过市场调研，确定选题，然后组织创作团队讨论，设计故事、人物、框架，拟定写作提纲，最后交由某一作家执笔写作。极具个性化的文学创作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了为完成任务的“命题作文”和流水线作业，所有人都是这一商业流水线的部件。探讨这一新模式的“模式效应”对国内青春文学杂志书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研究成果可以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第三，青春文学杂志书自足的编读供需市场逐渐形成，相关研究可以为传统文学期刊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青春文学杂志书主要抒写青少年青春期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和人生感悟。青春的孤独、忧伤、迷茫和叛逆配上青春作家华丽、优美、诙谐、调侃的语言，非常适合这个年龄段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他们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促膝谈心的朋友。在阅读中，他们宣泄了内心的忧愁与感伤、叛逆和反抗。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追捧着心目中的作家、编辑，以购买杂志书的实际行动坚定地支持着同辈的明星作家。作家、编辑、读者之间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青春文学产业链和自足的编读供需市场。青春文学杂志书这种独特的存在方式，适应了消费社会对文学发展的需求，开展相关研究，可以为传统文学期刊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青春文学杂志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传播媒介形态，它不仅仅是文学的生存手段，也是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媒介融合传播时代，杂志书的出现对文学的发生、发展具有结构性的反作用，建构了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首先，从文学发展状况来看，都市消费文化的兴起使文学创作、流通、接受及表现形式、价值规范等方面发生了时代性的转变，文学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定位被世俗的感性愉悦和平面化的日常艺术消费所遮蔽。因此，在消费文化背景下，从文学生态学的角度研究青春文学杂志书对读者文学接受的异化问题对于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养成、新时期社会思潮的引导以及我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和有效呈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从杂志书的未来发展来看，当今社会已然进入媒介化社会阶段，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学艺术与现代电子传媒的互动既是扩大大众艺术审美空间、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机遇，又客观存在着文学沦落的巨大风险。文学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介进行文化传播，编辑如何用新的编辑理念和编辑方式将文学、市场和大众的需求融汇在一起，来建构文学传播的新方式、新方法与新途径等都是学界和业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既可以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做出前瞻性思考，又可以通过对目前我国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实证研究为业界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再次，从目前我国文学发展来看，资本运作与市场策划进入文学领域，快速改变着文学诉求与文学期刊的阅读景观，传统文学期刊发行渐趋衰落，青春文学杂志书快速成长，受众、市场反应狂热而相关研究相对滞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文学、文学期刊未来的发展，对市场力量的认知与借用，作家群体的培养，与读者的关系构建，作品的市场策划、推广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将文学、传播学、社会学、编辑出版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并开展跨学科研究，本研究将为进一步开展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研究成果将填补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杂志书是一种介于书籍与杂志之间的出版物。对于国外杂志书进行研究的文献，由于语言以及地域所限，目前我们只能搜集到零星的与日本杂志书相关的资料，诸如日本杂志书出现的时间是20世纪末，内容主要是提供各种生活资讯，以及附送赠品的营销手段等。
国内学者研究青春文学与期刊的著作数量众多，但涉及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研究较少。一方面基于杂志书在国内文学界尚属新事物，人们尚未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因而无法判断其现实影响和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杂志书介于书籍与杂志之间的模糊身份，国内出版政策不明朗。
目前，关于杂志书研究刚刚起步，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从文献检索的结果来看，与青春文学杂志书相关的文章，业界的新闻报道多，学界的理论研究少。在CNKI 数据库中搜索1998—2013年有关青春文学的研究成果总计117篇。其中，有关杂志书的研究成果只有20篇。目前可检索20篇的研究论文足以说明国内对杂志书研究的落后，把青春文学与杂志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少，总体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青春文学的关注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路径：文学视角、文化视角和传播学视角。其中，文学视角主要从主题角度着手，或对20世纪青春文学“题材史”和“主题思想史”进行梳理，探索“青春主题”丰富的民族、社会、文化、文学内涵及其在百年文学史上发展流变的规律与原因；或对单一的创作主体或文本进行专题探讨（刘广涛《二十世纪中国青春文学史研究：百年文学青春主题的文化阐释》，齐鲁书社2005年版）。文化视角的研究则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审视当代青春文学现象，认为青春文学是消费文化的产物，青春作家开始逼近偶像，以迎合和自恋为本位，其创作呈现出市场化、娱乐化、时尚化的倾向[马建高、王旭《遍地繁华的背后——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的“青春文学”现象探析》,《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而传播学视角所进行的研究认为青春作家利用网络等新媒体所提供的“共享媒体”来宣泄自我的表达欲望，并实现与他人的即时分享与共鸣，传播障碍渐趋消失，文体边界开始松动，青春文学以此获得了较之主流文学更大的创作自由和传播空间。
2.对杂志书的特点分析
这一研究的成果大多认为杂志书贴近当代人们的阅读口味，兼具图书的深入性和杂志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有助于缓解人们读书需求与时间短缺之间的矛盾。在出版形式上，采用杂志的方法，可以根据内容确定开本的大小，但出版时间相对灵活，这样就为编辑把某一选题做深做透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同时，杂志书适应了全媒体时代人们对资讯个性化的需求，是大众传播向分众化传播发展的必然。如张翠萍的《杂志书怎么样——一起来谈谈》、王长国的《小小资文学的青春地图——张悦然作品论》、邓茜彬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商业文学》、张敬文的《80后——我把青春献给你——论80后文学独特的文本特征与文化现象》、于一爽的《比书更杂志，比杂志更书》、懿冰的《杂志书既流行又小众？》、单士兵的《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杂志书》等文章。
3.对青春文学或杂志书展开批评性思考
批评者认为，当下的青春文学杂志书是仿制式生产，依靠媒体的炒作扩大影响，青春作家盲目自负但底气不足，个体作品的质量落差很大，是文学市场化、时尚化、影像化的产物。代表性研究成果如燕舞的《描一描畅销书眉眼：隐约看到网络化和娱乐化》《青春文学杂志书，是明星炒作还是文学新概念？》，白烨、冯昭的《80后，徘徊在市场与文学、追捧与冷落之间》，梁晓声的《“80后”现象是中国式的文化现象》，张柠的《“80后”写作：偶像与实力之争》，鲁直的《杂志书乱象》等。
4.对青春文学或杂志书产生背景与热销原因的探讨
这些研究把青春文学杂志书热销的原因归结于：时尚前卫的流行因子、娱乐化的价值取向、中间化的生存之道与明星作家的影响力。代表性研究成果如李明德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研究》，史卫静、刘萍的《当文学杂志邂逅“青春”》，蒋家平的《作家明星化的社会根源及其价值迷失》，刘宁的《大众传播对时尚写作和时尚阅读的影响》，赵光卫的《消费文化语境下当代文学困境研究》，李雅宁的《主编名气、杂志内容、营销手段三大法造就MOOK书火爆销售》，凌子的《青春文学畅销的四大理由》，马建高、王旭的《遍地繁华的背后——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的青春文学现象探讨》，徐妍的《满目繁华与遍地危机——2005年青春文学的文化批判》，高瞻、尹荣荣的《解析青春文学及青春文学出版现状》，蒋楠的《“新概念”下的青春文本：解析“80后”文学创作热》，杜聪的《大众传播视野下的“80后”文学现象研究》，王媛媛的《杂志书的市场营销与品牌构建研究——基于国内文学类杂志书的发展》等。
5.青春文学杂志书的运作与市场管理研究
研究者认为杂志书一般用书号出版，在编辑和运作上采用期刊、杂志出版的一些形式，走的是“打擦边球”的路子。针对目前市场的状况，重要的是将杂志书这种出版形式明确下来，并且在管理上落实为一种制度，将其与以书代刊区分开来。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张爱华的《媒体融合时代的期刊运作方式研究——以 〈新读写〉 为例》，魏央的《杂志书：中间化生存之道的胜利》，陈晓阳、邓飞燕的《论当前图书杂志化的合理性及其问题》，朱胜龙的《“图书性杂志”——违规的“擦边球”》，肖武的《“以书代刊”两面观》，李旭、王昕的《“杂志书”现象与思考》，彭莱的《从市场看MOOK 的运作与管理》，李奕的《理念、策划催生杂志书》，吴欣欣的《路金波式营销与畅销青春文学》，吴乐平的《杂志性图书：一种值得探索的期刊出版模式》，张健、任珊珊的《杂志书热销，难掩身份模糊》等。
6.杂志书的组织方式研究
杂志书介于书籍与杂志之间的特殊身份对图书馆书刊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图书馆如何合理实现馆藏的组织形式及划分管理。研究者认为在Mook出版尚未合理化的情况下，考虑到大多数Mook出版周期较长，图书馆应该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来管理杂志书。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宾锋、邓慧的《图书馆杂志书的组织方式探讨》，丁明刚的《Mook现象及其管理》等。
7.对某一具体的杂志书进行个案研究
代表性研究成果如方韶毅的《〈读库〉 思维说》，朱明清《“80后”青春文学研究》，陈婷的《郭敬明现象的出版传播学解读》，夏青、侯彦婷的《解析读图时代文学杂志的形式风格——以 〈南风〉〈最小说〉 为例》，刘丹丹的《真实与细节—— 〈读库〉 的审美趣味与人文选择》等。这些研究多着力于某一具体杂志书的编辑方针和文章风格以及市场推广特点等。
8.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发展前景探讨
杂志书代表了一种新的出版趋势，即图书的杂志化和杂志的图书化，有的用刊号，有的用书号。针对目前杂志书发展的乱象，研究者建议可以采用优胜劣汰的办法，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面，做调查研究，选择一批出版多年、周期稳定、发行量较大、特色鲜明、经营状况良好、在读者中建立了信誉的杂志书，主动给他们发放刊号，让它们由杂志书变成名副其实的杂志。以此为契机，给其他出版社开辟一条增办新刊的通道。如果哪个出版社有意创办新刊物，就采取先出杂志书的方式，稳定出版两年以后，达到相应条件，就正式发放刊号。这种方式，可以鼓励出版社组织编辑队伍，培育原创能力，哪个出版社杂志书办得好，就有可能多得刊号。研究者普遍认为在未来几年内，杂志书的流行面还会扩大，其发展形势普遍被看好。具体成果如钟华生的《办全球视野的杂志书》，寻卓越的《青春杂志书，杂志新时代？》，杨旭、孙雯的《青春文学杂志书究竟能走多远》，田志凌的《娱乐化是青春文学的根本趋势》，邓晶晶的《当下畅销书市场点评》，徐宁的《青春写手办杂志能走多远》，梁子民、毕文昌的《杂志书的发展空间》等。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目前对杂志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杂志书这种新型出版物产生的原因、市场状况、目标受众（读者）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还未从传播学、编辑出版学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层思考，如写作文本，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营销理念、传播效果等研究。寇泽梅在其硕士毕业论文《当代中国杂志书研究》中涉及青春文学杂志书《最小说》，但仅仅是对它的受众进行分析。其他有关青春文学研究的论著也偶有涉及，但更多是从商业化角度将其视为娱乐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缺乏专门深入的文学传播效果方面的解读，因此关于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1998年5月，台湾城邦出版集团成立了专门的杂志书（MOOK,magezine+book）出版社——墨刻出版社。台湾的杂志书也是百美俱呈，旅游、时尚、美食、理财投资应有尽有，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杂志书在台湾的引进，杂志书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发展困境，以及读者购买杂志书的消费动机与消费需求等方面。如台湾学者陈郁宜在《初探杂志书Mook在台湾的引进及其发展困境》一文中，通过对目前台湾出版市场的资料分析，及访谈引进杂志书的墨刻（MOOK）出版社总编辑吴素香，对杂志书的缘起、杂志书的特色、杂志书在台湾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探讨杂志书在台湾出版市场的发展潜力及面临的困境。台湾硕士研究生张馨之在她的毕业论文《文化产业全球化——以 〈Taipei Walker〉 生活情报志为例》中，以文化产业全球化的观点来关照引进日本生产文化在台湾制作杂志书的事实，探讨日本生产文化在台湾角川书店制作杂志书手法上的改变，从消费全球化的角度检视《Taipei Walker》的内容构成，以及杂志书消费群体的特色。台湾学者缪安琪在《消费者购买杂志书的消费行为之研究》一文中，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购买过杂志书的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探讨消费者购买杂志书的动机以及消费者购买时的喜好与需求，为出版社策划销售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从搜索到的文献看，台湾在杂志书的研究方面，更注重生产与消费，其研究的实用性更强。
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是一把在浩如烟海的资料文献中、在纷繁复杂的现实活动中寻找规律的“钥匙”，这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把“社会学的想像”（米尔斯，Mills,1959: 6）和体察建立在“捕捉历史”与现实“深描”的多维平台上，从时间的序列和空间的延展上描述媒介信息与社会变迁的“撞击”和“互动”。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原理、原则的体系。它所涉及的是研究的哲学基础、价值倾向、理论范式、逻辑体系。
本课题根据研究需要，将在研究中交叉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
1.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法
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学的“母体”上诞生的，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学本质上是相通的。本研究虽着眼于一个新兴媒介形态的变迁，但研究问题的时间跨度、媒介使用与技术更替的复杂性以及变迁要素的多样性，使得本研究涉及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编辑出版学等多个领域。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方法（即海根在其《社会变迁的原理》中提出的科际综合研究法）在这一研究中的利用十分重要。另外，探索青春文学传播与期刊媒介之间的关系，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在媒介融合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必须放在由于媒介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全球化”浪潮中来展开，因此，必须借鉴多个学科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的恰当运用，实现本项跨学科研究的新拓展。
2.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是专门对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收集、出版的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文献研究方法就是对文献进行查阅、分析、整理并力图找寻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既可以作为一种单独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某一学科，同时也可作为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
许多符号都记录着历史的片段，同时也都是一种象征、一种意义。这些文献资料成为理解过去如何传承或递交的主要方式。玛瑞安·赫布森曾把历史比拟为一系列答复电话，她引述德里达论述胡塞尔的话说，“一份已经接收到的可读的文献，使我有可能再次反过来质问传统所传给我的这些东西最初的、全部的意图是什么。本身只是媒介的后者的存在，以及总体上对远距离通讯的开放性就正如胡塞尔所说的对不断的质问开放”。
只有在对各种文献充分占有的基础上，才能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甘肃省图书馆、CNKI 期刊数据库、新浪“资料共享”数据库、政府网站，这其中既包括了理论、原著以及研究性的文献，也包括了笔者所做的田野调查记录、分析以及访谈过程中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等。
3.问卷调查法
作为定量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调查调查对象的大众媒介接触动机、使用频率、内容偏向、传播效果和媒介传播期待，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在各个样本区采取随机抽样调查和非随机抽样（包括偶遇抽样、立意抽样、雪球抽样、定额抽样），多种抽样方式互相比较，尽量减少调查结果的随意性，从而科学地推断出对对象整体的看法与趋势。
4.访谈法
文化人类学把人类行动（human action）看作是一种文本（text），这种文本的构建更多的掌握在该民族文化的“文化持有者”手中，我们访谈的任务就是建构对这一文本“解读”（reading）的“场域”，然后在众多的描述性、“碎片性”的文本中抽取、分析、归纳真实的观点和态度。文本本身是一个符号序列——言谈、书写、姿势——它们包含了解释。“一门对人有帮助的学问，一般不是那种能使一个人支配另外一个人，使一个人利用另外一个人的技巧，一般不是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手段，而是一种‘离我远去’的理想，这种理想没有直接可见的用途，却具有启迪人生、改良社会、陶冶情操、深化思想的力量。”
吉尔兹的“近经验”（experience-near）和“远经验”（experience-far）的并置观（juxtaposition）认为，在访谈中，理解访谈对象本人的观念，并不需要直觉的完全“移情”或以某种方式进入访谈对象本人的头脑中去，移情可能是一个有用的辅助物，但交流主要依赖于交换。在普通的谈话中，存在着信息的重复和理解的相互校正，直到交谈双方取得一致或意义被共同设立之后才停止。因此本研究中访谈法的运用主要包括结构式访谈法和非结构式访谈法。根据访谈问题和访谈对象的实际情况，二者交替使用。结构式访谈按照预先设定的问题依次提出，请访谈对象逐个回答，非结构式访谈即在特定的“话语场”中，根据议题的转换，就某一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或拓展。在调查点上，笔者通过对青少年群体、学界、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等不同对象的调查与访谈，深入分析了青春文学杂志书的传播效果和发展前景。作者开展访谈共计46人次，录像37段、照片300多张，所有访谈都做了录音。这些原始口碑资料是本研究的基础材料。
5.个案分析法
近几年创刊的青春文学杂志书就有几十种，本文以近几年出版的青春文学杂志书——《最小说》《鲤》《漫女生》《独唱团》——为个案，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内容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当前青春文学杂志书在我国文学传播中的实际表现及影响因素。
本论文在消费社会和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青春文学杂志书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的研究，对青春文学杂志书近十年的发生、发展、传播途径与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进一步探讨了青春文学杂志书传播机制的构建与发展前景。
本课题研究是首次将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的重点放在传播研究、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和影响研究上，从而使文学研究从以文本研究为中心向以读者研究为中心转移，为青春文学研究探索一种新的视角。
根据笔者对中国图书出版史料和期刊发展史的考察，笔者认为杂志书的出版渊源与中国古代出版丛书与类书的传统有一定关系，杂志书这种出版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受日本Mook文化的推动，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1.青春文学与青春性文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业文明塑造了我们敬老尊老的习俗，“老年本位”是我们亘古不变的传统。近代以来，在国家、民族危亡的集体焦虑中，受西方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痛感中华帝国如老态龙钟的老人，诸多传统的束缚使它步履蹒跚，行将衰朽。他们认为“思将来、善进取、敢破格、好行乐、多盛气、常冒险”的少年则是中国的未来与希望。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基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老年本位”的传统，青年发现及对青年崇拜的“青年本位”开始走上历史舞台。“青年二字，亦为民国以来一新名词。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始为成年。亦育具新指示者言，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
青年文化蕴涵了新的社会理想和新的审美情趣。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青年文化中是不可或缺的。“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代又一代年轻的作家用青春视角书写了青春的诗篇。从热情奔放的青春型诗人郭沫若到忧郁苦闷的私小说创作者郁达夫，从丁玲的日记体青春叙事到老舍笔下感伤与破碎的青春，从曹禺戏剧中压抑、疯狂与残酷的青春到张爱玲小说中病态与扭曲的青春，从巴金的“青年世界”到萧红凄美悲凉的女性世界，从王蒙的“青春万岁”到舒婷的“青春期流感”……青春，是每一个人都需亲历的生命阶段，但这一阶段所包含的社会内容、生命内容、心理内容和情感内容却因代而异，因人而异，发之于文学当然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学者董之林针对这类文学提出了“青春性文学”的概念。她把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些小说归纳为青春体小说，如王蒙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等。“青春体小说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它描摹了建国初期社会的青春风貌，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赋予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
贺绍俊先生肯定了她的分析，认为可以把“青春文学”作为描述中国现当代文学视角的一个“常项”。周海波先生更是把“青春文学”的写作时间推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提出，当代“青春文学”本质上是对五四文学的一种“改写”与“续写”。学者杨庆祥认为，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有一种“青春性”。也就是说，“青春文学”并非一种年龄的标志，而是一种品质，即洋溢着某种道德的热情和对整个人类的关爱。作家周国平也认为，世上没有青春文学，只有文学。青春与文学是两回事。文学对年龄中立，它不问是青春还是金秋，只问是不是文学。
分析以上专家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具有“青春性”，青春写作是文学的“常项”。因此，我们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世纪之交之前的青春写作归为“青春性文学”。把世纪之交，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起步，“80后”写作者为创作主体，由读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动，主流文学界加以事后追认命名的称为“青春文学”。这样归类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两者都是年轻人在青春期间创作的、以青春时代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具有典型的青春情怀、青春意识和青春精神的文学，包含着青春写作的共同性；另一方面，两者在写作的主客体、创作题材、青春文化的品格、创作者的诉求、接受对象、传播方式、学界的研究范式等方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第一，从命名方式来说，“青春性文学”是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对现当代文学史中与“青春”相关的作家作品进行梳理后，给出的一个临时概念。而“青春文学”这个概念来自现场，具有一定的特指性。它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概念，也不是文学流派的概念，而是作为营销的标签，它的命名是由市场与媒介逻辑来运作的，是在青少年读者市场足够强大的新世纪才出现的。对其领军人物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某种偏执又矛盾的拣选标准。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些能引起媒介讨论话题的人物自然入选。在当时，同样出道于“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有一定市场号召力、影响力的明晓溪、郭妮等人则很少被媒介关注，包括在悬疑文学领域开疆拓土的蔡骏。
第二，从写作的主客体来看，“青春性文学”只考察是否描写了青春岁月，不考虑写作者的年龄。与“青春文学”的创作者相比，他们写作处女作时绝大部分已经成年，例如巴金、王蒙这样典型的“青春型”的创作者。作品主要人物包括青少年但不限于此。而“青春文学”创作者主要是青少年作家（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或中年作家（如饶雪漫），他们开始创作的年龄大多是在读中学阶段，作品中所描写的对象也是青少年。“青春文学”的作家往往具有多重身份，作家、杂志书主编、电影编剧、导演、赛车手等。他们游走在文学、音乐、赛车、电影等领域。
第三，从创作题材、创作风格、接受群体以及叙事策略来看，在“青春性文学”中，理想、爱情、自我作为其三大主题，彼此互相影响，互为依傍。自我既要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又要让自我融入宏大的社会理想中；或者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收获美好的爱情等。总之，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是创作者关注的重点，创作风格因人而异，较多变化。“青春性文学”与大众传播时代的其他媒介一样，并无明确的受众群体。而“青春文学”的创作题材主要集中于青春校园的情感故事，创作观念具有先锋和反叛的天然气质，创作语言新颖且有极强的画面感，接受群体与创作群体的年龄基本相同，以青少年为主体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同时，“青春文学”抛弃了“青春性文学”中意志昂扬的革命抒情、集体主义的牺牲与困苦叙事模式，转而去叙述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遭遇、心路历程与生命维度，重视场面描写，淡化情节与故事，并把它变成一种类型化写作。
第四，从青春文化的品格、创作者的诉求来说，关于青春的表达与呈现，“青春性文学”中的个人或者自我更直观地反映了大时代下青春与社会、与个人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青年人与社会、与时代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即使描写青春，也依然具有意义的丰富性，内涵的复杂性。“青春文学”虽然描写的是十几、二十多岁的青春故事，但其作品是“按照文化工业的逻辑推进，犹如一个产品，通过精心的策划设计，在流水线上无限地复制”，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时尚元素，是经由图书市场和大众传媒携手所创造的一种商品化的创作类型。对市场与利润给予过多关注，体现的是一种商业气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青春文学”作品一度被划分在文学之外，被认为是现代娱乐化时代制造出来的“文化垃圾”，仅供一次性消费。
另外，在“青春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是青年文化的反叛性、颠覆性与边缘性，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亚文化风格。
第五，从传播方式、学界的研究范式来说，“青春性文学”遵循的是传统文学的传播模式与研究范式，作家创作然后由文学期刊发表，评论者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对文本内外的世界进行互证互释，作家与文本是解读重点。作家与读者之间很难进行互动与沟通。而“青春文学”体现的是新媒体时代“无互动，不传播”的特点，精准的读者定位，线上线下频繁的互动形式，展现的是明星作家和粉丝的关系。通过互联网平台，青春作家被读者了解、接受、追捧、成名。明星作家以流量与销量博得资本的青睐，作品首先在其编辑的杂志书上刊载，或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然后再改编成影视。
与传统作家在体制内的确认不同，“青春文学”是携市场之威倒逼文坛。读者和市场的认可与主流批评的轻慢、不屑，甚至早期的缺失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情形。研究者对其更多的是从文学生产场域、社会文化背景、青春文学的商业标签、明星化的作家与粉丝化的读者等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青春性文学”与“青春文学”在作家的情怀与担当、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作品的境界与格局以及文字风格等方面也有差异。立异也就是标新，“青春文学”通过有别于前辈的表达方式、书写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与学界的研究方式，显示了它的不同。
基于以上分析，参考诸多学者的研究，我们将本书中的“青春文学”定义为：世纪之交，以青少年群体为受众，以“80后”为主要创作力量，以青春题材（校园、玄幻、武侠、动漫等）为主要创作内容，按照文化工业逻辑，由读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出的文学作品。
当然，“青春文学是一个不断被扩充的概念，它从儿童文学、少年文学、校园文学、成人文学中都汲取了一些元素，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安武林《青春文学是否充满了青春活力》）。评论家白烨曾说，“我们的文学创作领域，一直缺少以即将成年和刚刚成年的青春男女读者为对象的作品创作，除了成人文学，就是针对低龄少儿的儿童文学”。“青春文学”的出现，填补了青少年文学阅读的空白。
2.青春文学与“80后”创作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一般用创作风格来划分作家群体。用代际作为划分作家群体的依据始于1996年，《小说界》率先推出“70年代以后”栏目，此后《芙蓉》《山花》《花城》等杂志相继仿效。1998年《作家》杂志推出“70年代女作家小说专号”，将“70后”作家与美女绑定在一起宣传，“80后”创作与青春文学也被如法炮制。
多位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对这一现象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青年学者杨庆祥把这种用代际建构写作潮流的方式归为主流文学界的懒惰，“因为时间叙事是整个当代中国的普及化叙事”。《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认为，“70后”“80后”概念的产生，是具有症候性的文学事件，“其实质在于以年龄的因素取代了文艺的思潮。随着这一命名方式的普泛化，一种‘稳定’的文学秩序便取代了一种可以在思想层面进行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学场域”。文学评论家白烨则主张将“80后”和“青春文学”分开。“这是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80后’作品确实大多是描写青春躁动、青春疼痛的，但青春文学也并非都是‘80后’所写，比如70年代生的饶雪漫。”
“80后”一词指出生于1980—1989年的青年人。作为与“青春文学”互为倚恃的“80后”概念，它把凡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都命名为“80后”。这种以时间叙事为依托的“代际”建构，实质上是文学期刊与大众传媒、书商合谋的结果，是一种话语暴力。将“80后”创作与青春文学等同起来，大众媒体建构的“信息茧房”使其他“80后”创作的广泛性、丰富性与厚重性被遮蔽。“80后”创作整体看起来花哨，但个人的面目是模糊的。
这样的命名经过一番商业运作，“80后”概念早已不限于文学，而是与娱乐、商品、消费等元素混杂在一起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符号。“对于写作主体本身的标签过于关注，势必产生类似青少年崇拜、天才崇拜、才女崇拜等看似抬举，实则略带玩赏性质或者利用的消费心理
。
因此，青春文学应该从作品内容、受众群体、传播与接受方式等方面来定义，而不是作者年龄。一代作家是无法被整体标签化的，包括“8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