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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届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回望刚刚过去20年的中国文坛，我们不能漠视青春文学所诠释的染乎世情的“文变”，也不该轻忽杂志书经历的系乎时序的“兴废”。而同时见证了这些“文变”与“兴废”的青春文学杂志书，既可以帮助我们管窥新世纪中国文学风貌之一斑，亦能够助我们重温中国文坛格局律动之一瞬。王晓红、张硕勋合著的《逐梦、立异、标新——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以下简称《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选择了一个有价值也有难度的切入点，并在这一研究中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
王晓红、张硕勋博士伉俪的专著付梓，令人欣慰。作为他们供职的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曾经的院长，又是王晓红的博士导师。我既赞赏他们诲人不倦的教学业绩，亦嘉许他们好学力行的学术潜质。他们这部学术专著循着“原始以要终”的精神，梳理了近20年来中国青春文学的来龙去脉及生存方式，着力以史论与志事相得益彰的研究方法，辨析了中国特色杂志书的华夏基因与历史传承。为我们呈现了一阕多元交响的“青春律动”，耳目一新地诠释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一文学发展的至理名言和重要规律。
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近百年来一段极不平凡的时光，这是一段世界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更是一个亿万华夏儿女逐梦民族伟大复兴的岁月。同时也是孕育了包括青春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继往开来、标新立异，迎来世纪之变的最大、最重要的“世情”。
2021年5月1日，美国著名智者、投资人芒格谈道：“中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普通民众的平均收入获得了巨大的增长，他们让8亿人迅速摆脱了贫困……这是世界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诚如芒格所言，新时期特别是跨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确创造了许多“世界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芒格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巨变。从一定意义上讲，芒格所谓“显著的变化”正是《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一书的时代背景。不过，芒格的视野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作为投资人的他只看到了中国普通民众“摆脱了贫困”，却忽视了中国普通民众同时在跨越知识鸿沟，摆脱了蒙昧。
王晓红和张硕勋却对这种“双摆脱”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他们的研究对象——一众堪称“初长成”、喜欢“强说愁”的“80后”，恰是中国致力于“双摆脱”的普通民众中的一个时届青春期的年龄组；两位作者下功夫辨识的“杂志书”，则是在这一“显著的变化”过程中同构共生的众多传媒平台之一。《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步所做的研究与阐释，彰显了两位作者的学术勇气。
谢冕认为，“从根本上说，文学是做梦的事业。……青春，加上梦想，这是我给予文学的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和解释。”青春文学是许多以新概念作文大赛为起点的文学逐梦人的倾情巨献。而青春文学杂志书则是这些青春写手逐梦、明星慕客圆梦的快车道或直通车。
郁秀的《花季雨季》曾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她的作品被外媒视为新世纪中国青春文学的源头。多年以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追述自己的文学梦：“我热爱文学，更多的时候又觉得这里充满了机遇和偶然，没有16岁的经历与尝试，我可能没有勇气接着写下去。”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未曾完成的梦想，那就是写一个可以伴随着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和时间同步，和社会同步。一直到你们都走完这段美好的岁月。我觉得，我正在实现这个梦想。”这是郭敬明自述的文学梦。
众所周知，青春文学作家只是21世纪以来中国日益壮大的文学逐梦大军中的一支恰同学少年却奋笔激扬文字的“梦之队”。与他们结伴而行的则是同样意气风发的创意写作人、非虚构写作者、打工作家、田埂诗人、网络写手等多支“梦之队”……
王晓红、张硕勋选择了其时市场影响力最大、评价相左、争议最多、对主流文坛冲击最大的青春文学及其“梦之队”开展研究，积数年之功亮出了自己的学术判断：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从少数人的特权到专业人士的职业活动，再到全社会的推广流变过程。至今，一方面，文化已经变成整个社会的成员共同关注和实际参与的实践活动，成为大众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为大众文化开疆拓土提供了广袤的土壤，也构建了青春文学杂志书生长的新场域。
他们的学术判断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逐梦大众文化的构建、跻身平民文学的创作，正是21世纪以来中国普通民众的显著变化之一。他们在实现富裕、奔向小康的同时所展现出来的是令人惊叹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建构。从这个视域上看，21世纪是一个汇聚普罗大众文化自信的新世纪，是一个平民百姓铸就新文明的大舞台。
在刚刚过去的这20年里，神州大地上涌现了不绝如缕的惊鸿一瞥。众多“非专业”或“非职业”的普罗大众参与建构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变”。他们重塑自我，张扬个性，冲破旧茧，克服羁绊，疏离他律，化茧成蝶。这些“文变”从总体上体现为文化格局与文化构成之变。从而逐渐形成了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各展其长、相竞共进的局面。越来越多昔日囿于知识鸿沟的“下里巴人”和汇聚校园的少男少女，应时而起，追寻市场，挺进能够为其所用的平台，或渐变、或突变成长为令人刮目相看的艺人、歌者、诗人与作家。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展现出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向往与追求。而青春文学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沃土，历经近20年的上下求索，成长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勃然而兴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另外，也引发了多重舆情波动和褒贬不一的评价。导致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能及其管控问题。显而易见，青春文学是有别于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或者说是平民文化。
在青春文学渐成大势之时，同样具有大众属性或平民气质的创意写作也风靡神州。多所高校闻风而动开设或增辟了创意写作专业，此伏彼起的中小学创意写作、社会化写作工作坊及创意写作培训机构如“疯狂写作”班、“创意作文”班，几成遍地开花之势。短短10年，中国的创意写作几乎走完了欧美国家半个世纪的历程。特别是许多逐梦文学的年轻人蜂拥而至，一些非虚构类的杂志书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念与精神需求也与时俱进。文化审美活动不再是社会精英们的特权，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日益深入地参与其中，莘莘学子与社会贤达共享、平民百姓与文化巨匠共创、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共荣的局面层出不穷。新世纪的神州大地，随处可见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乱花渐欲迷人眼。越来越多平民百姓登上大雅之堂。越来越多的平民身上显现出令人赞许的诗意与书卷气：
——“下里巴人”成为弥足珍贵的非遗传人。
——16岁的中学生武亦姝与快递小哥雷海为连续两届战胜名校精英、名门专家，勇夺诗词大会冠军。
——旭日阳刚、大衣哥、山楂妹、草帽姐等众多来自都市街头、建筑工地或阡陌之间的平民歌手让央视星光大道成为真正的“百姓舞台”。
——京郊皮村聚集起以范雨素为代表的打工者写作小组，宁夏农民作家马慧娟受聘吉林大学兼职教授，一批分别居住在河北、河南与山东，被称作“在田埂上写诗”的普通农民与农妇，日复一日地写自己种田、放羊、养猪、打工及家庭生活的喜怒哀乐。
——届复一届从“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脱颖而出的少男少女，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坛掀起青春文学的狂潮，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安妮宝贝等领衔创办的青春文学杂志书，赚足了同龄人的眼球，也赚足了书刊市场的码洋……
这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平民、这些在常人眼中乳臭未干的青春写手，一次又一次地技惊四座，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几个鲜明的特质与价值：其一是平民性，这些作品把普通人、弱势群体或低龄群体的日常生活、社会经验作为书写对象；其二是个人化，这些作品较多地显示了写作主体个性化和自传性的特征，多表现为一种自我心声的流露、个体情感的宣泄和个人体验的呈现；其三是非专业化，他们的作品往往缺少所谓章法与技巧。这些平民的作品及其鲜明的特质，让人不由忆起鲁迅先生期许的“真正的平民文学”。
1927年4月8日，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革命时代的文学》，其中有这样一些论述：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
鲁迅期待“真正的平民文学”并指明了几个重要的向度：一是要实现一个“平民的世界”，二是必须是平民自己“开口”唱出“从心中流露的东西”，三是并非“另外的人”“从旁看见”的“假托”之作。
他认为，只有获得解放的平民，自己“开口”唱出“自己的思想”的“山歌野曲”，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
这种大众化、平民化的文学，带着与生俱来的率性、本真与无羁，但也带着不可忽视的短板与欠缺。从寄希望于未来的角度审视，我们可以把青春文学称作成长中的平民文学。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步履逐年加快。亿万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文化的繁荣、文学的昌盛正是中国社会转型与进步的重要标志。或许，这就是鲁迅心仪的“平民的世界”。这个换了人间的“平民的世界”的降临，才是引发新世纪“文变”之最大的世情与最好的时序。
青春文学对主流文坛的冲击，在发展与进步的意义上讲，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种文学传统的博弈——通俗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文学传统相竞共进的新向度。在“平民的世界”原有的文学活动空间和文学供需格局被打破，通俗文学压抑了几十年后，异军突起。此时，经济发展成为主导，人性的各种欲望受到鼓励和张扬，具有消闲功能的文学在都市白领数目激增的时代、在市民阶级迅速形成的时代，变得特别重要。
大众文化的兴起同时把选择文化的权力交回到普通民众的手中，日常意识形态、现世观念获得市民阶层的认可。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从少数人的特权到专业人士的职业活动，再到全社会的推广流变过程。至今，一方面，文化已经变成整个社会的成员共同关注和实际参与的实践活动，成为大众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为大众文化开疆拓土提供了广袤的土壤，也构建了青春文学杂志书生长的新场域。
生在当下，关切当下，辨识当下，研究当下。在许多人不解与惊诧的时候，王晓红、张硕勋选择了一个当期的文学现象开展研究，在显现出他们相濡以沫与相得益彰的同时，也证实了他们知难而进的师者风范。
行于道中，思于道中，勤于道中，得于道中。不惮于青春文学不受主流文坛认同、相关文献聊胜于无的语境，他们执着地从大量跟进式的阅读开始，日积月累，独辟蹊径地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好学力行的治学潜质和集腋成裘的学术功底。
21世纪的前20年，是大众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的20年，是平民文学不断标新立异的20年。而青春文学、创意写作、非虚构写作、田埂诗群等接踵而来的一次次“文变”，一个个“兴废”，正是大众文化与平民文学的生动例证。
曾经有学者感慨进21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青春文学显现出“虎头蛇尾”的疲态，也有媒体报道点题“新概念大赛20年，半部青春文学史”。但众多“90后作家”的新作涌现，青春文学年选的连续出版，主流文坛对青春文学的包容与认同……让人们看到了青春文学的薪火相传。从这个角度讲，21世纪的前20年，可以称得上是一段青春不逝的华年。
有学者认为，“80后”与青春文学，无疑就是新世纪文学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有人则反驳说，所谓青春文学不过是“一个没有经过学理辨析的传媒命名”、是“一种不清晰的命名”。不必讳言青春文学的良莠不齐与观念疏离，也应当直面青春文学或显或隐的稚嫩与叛逆。经过近20年的折冲与磨合，中国的文坛乃至社会如今对青春文学的存续已经越来越从容、越来越宽容，也越来越包容。青春文学已经逐步得到主流文坛的接纳与认可：一些青春作家已经成为作协会员，一些“80后”作家的作品还入选了《人民文学》的专刊，长江文艺出版社不仅鼎力支持《最小说》的出版，更是一直不懈地出版青春文学作品的年选，集中展示那些“被商业运作遮蔽了的文学追求”……
时至今日，曾经被视作“文坛异数”的青春文学，已经得到了主流文坛和学界的认可。早期一鸣惊人的青春文学作品——郁秀的《花季雨季》曾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并获得中国优秀图书奖提名；郭敬明、张悦然、蒋峰、李傻傻、李姗、蒋萌等“80后”代表作家也相继加入中国作协，这既表明了“80后”作家向传统的回归，也表明了主流文坛立场的转圜。
“敏感和梦，飞扬的灵感和驾驭语言的熟练技能，显示着张悦然完全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的潜质。相对于她自身的年龄和经历，张悦然是出色的。她虽被冠名为‘新概念作家’，但其实她已从‘新概念’所限定的写作姿态和表现生活的方式中走了出来，已逐步走向社会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对青春作家的评价。
耐人寻味甚至不可思议的是，曾经被认为是非我族类的青春文学这一称谓如今却得到了越来越多主流文坛的认可甚至是垂青，并得到了一些学术权威非同寻常的诠释。如有专家学者提出，中国近百年来有过“五四”新文学与新世纪青春文学两次青春文学高潮的观点；更有资深专家认为，“以‘五四’新文学为特征的中国新文学基本上是青春文学……我们的文学始终处在青春文学这个维度上。”
许多青春作家特别是那些明星写手，大都是在“十五志于学”的年龄段完成了各自的处女作甚至是成名作。从这一意义上讲，青春写作既是一种鸿蒙初开的身份写作，也是一种稚气未脱的角色写作，更是一种志存高远、后来居上的青春本位写作。因此，不必讳言青春写作是一种低龄写作、逐梦写作。由于难以逆转的消费化倾向助推了文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和商业化，各种为平民百姓所认同所喜爱的书写、创意与传播，改变了既往的文化格局及文学格局。
不是吗？一些过往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不合时宜的青涩之作，一些不入主流文坛法眼、不为权威认可的愤青言行，一些被看作哗众取宠、迎合世俗的篇章，也都在众说纷纭的捧杀或棒杀中，诠释着全社会包容的世情与进步的时序，昭示着中国文学的未来与希望。
王晓红、张硕勋做了大量的文本研读和史料校勘，梳理了新世纪的青春文学与五四时期的青春文学的差异，辨识了“青春性文学”与青春文学的区别。给出了自己的青春文学释名：
青春文学是始于世纪之交，盛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青少年群体为受众，以“80后”为主要创作力量，以青春题材（校园、玄幻、武侠、动漫等）为主要创作内容，按照文化工业逻辑，由读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出的文学作品。
这是一个兼容了文学活动四要素的辨识，是一个限定了文学活动时限与文学主体代际的释义，是一个明晰了文学创作向度的概念。我想把王晓红、张硕勋提出的这个青春文学概念做一个互文式的阐释，即：
时届青春写青春，共赴青春悦青春。
两句话展开来讲，青春文学是一种“时届青春写青春，共赴青春悦青春”的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向度。时届青春是说作者代际，写青春是指作品内容。共赴青春是说青春文学的创作、传播是由包括作者、编者、业者和读者等多元交响的成果，而悦青春既是指从文学接受与文学消费中获得愉悦的受众，更是指青春文学创作与作品传播议程设置中的市场目标。
王晓红、张硕勋的研究以青春文学杂志书为例，梳理了其发展流变的来龙去脉，对此前莫衷一是的青春文学的文学价值与文化地位做出了一个明确而清晰的论断：青春文学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二分天下的格局”。这是两位作者论断上的一个立异。大量青春文学作者的出现与大批青春文学作品的问世表明：中国文学在新世纪生成了第三个代际方阵。
此前，我们的文学仅有成年文学与儿童文学这两个代际方阵。与历史悠久的成人文学相比，诞生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的儿童文学刚刚百年。周氏兄弟在五四时期倡导儿童文学着力甚多。周作人1920年发表的《儿童的文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值得重视的是，他当时把儿童学的分期分作四期，并特别指出他所谈的儿童文学是小学阶段的儿童。而青年期（十五至二十）,“所谓中学程度的儿童，这回不暇说及，当俟另外有机会再讲了。”
80多年之后，当年周作人“不暇说及”的部分，不仅得到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另外的机会”，而且把鲁迅所说的“幼者本位”与周作人的“儿童本位”演绎为令人瞩目的“青春本位”。
杨匡汉注意到了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代际的差异。他在《共和国文学60年》一书中指出：“长期以来，在儿童文学界，少年小说与儿童小说是混为一谈的……一方面与理论界对少年小说与儿童小说的界限划分模糊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只有儿童小说没有少年小说。进入新时期以后，儿童文学领域里小说方面取得成功的更多地属于少年小说，新时期的少年小说写作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最小说”系列的策划人路金波曾分析说：“‘最小说’主要面向15岁至18岁的青少年，不分男女，这个年龄段的读者已经开始关注文字，也懂得欣赏摄影作品，因此‘最小说’重视文字和摄影。而‘火星少女’的读者年龄偏小，他们更注重情节，更喜欢看漫画，所以‘火星少女’注重新颖的情节和运用漫画。”
出版《最小说》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总经理黎波说道：“现在13岁到17岁的读者是最有购买力的，而他们正是青春文学杂志最主要的目标读者。”
“一本杂志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异军突起，首先得定位准确。”郭敬明一语中的，“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则是内容，足够吸引人的内容才是一本杂志的活力来源。只有好的作品才能长久地打动人，被人记住。”
被称为“文学场里疯狂生长的野草”的青春文学，除了在文学代际划分上的标新立异，另外一个标新立异是它与校园文学的分庭抗礼。校园文学与青春文学二者相比，其创作主体与文本内容相近，甚至诸多重合之处。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校园文学对主流文坛及既有应试教育体制的遵循与归属；而青春文学则表现为一种疏离与对立。校园文学的称谓也比青春文学问世更早。
创刊于1990年的《中国校园文学》杂志，最初由国家教育委员会主管、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现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作家出版社主办。在它引领下的校园文学带着与生俱来的主流气质与官方色彩。而后起的青春文学则是一支旁逸斜出的“异军”。它也因此在三个方面表现出特立独行：其一，它突破了以往文学中成人文学为主体、儿童文学居次席的代际构成，析分出了新的第三方阵；其二，它改变了既往以成人为主的作者构成，形成了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作家方阵；其三，它冲破了此前已经在主流文坛上获得认可与扶持的“校园文学”带有官方色彩的樊篱，其来有自地形成了平民色谱，同时带着商业烙印的文学方阵。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前20年，是一个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20年；是一组社会传媒化不断标新立异、传媒社会化不断日新月异的多元交响的盛世乐章。
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是一种活动，由四个相关的要素构成，即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四者共同构成文学活动。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
《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的视域大大超越了文学活动四要素的理论范畴，其以青春文学杂志书为例，重点梳理、辨识了文化传媒在当下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接受、文学评论等多维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链条与纽带作用。凸显了传播媒介作为文学活动第五要素的特殊价值和关键地位。
大量青春文学作品的问世、众多青春文学新人的涌现、丛生青春文学现象的逆袭……无不与传播媒介息息相关。在五要素框架中的传媒已不仅仅是从属于传者的被支配的纽带或桥梁，而是与其他四要素共同建构文学活动，维系文学存在的要件。
中国的文学传播呈现出口传、纸传、电传、艺传与网传交相辉映、五世同堂的态势。以纸媒为主要介质的文学传播，除了一些报纸刊载或连载的作品之外，更多的是依赖于图书和期刊这两种印本。但与新世纪结伴而行且逆势而上的青春文学却在借助方兴未艾的网络平台同时，更适时地借鉴了国外风行的新锐出版物——慕客（MOOK）模式，竞相推出了似书又非书、似刊亦非刊的别开生面的第三印本——杂志书。它既不是书，也不是杂志，而是文学出版的第三条路径。在日本，杂志书已经成为与图书、杂志鼎足而立的第三大出版物。
青春文学的发展进程始终与传媒息息相关。2019年新华社的一则标题为《新概念作文20年，半部青春文学史》的报道，让我们忆起，青春文学的洪波涌起正是源于《萌芽》杂志发起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而大众传媒的连续报道则成为青春文学外部生态的最大助力。同时在深度与广度、空间与时间等不同维度高歌猛进的网络平台不仅成为青春文学的第一载体，而且成了一些明星写手发声聚能的阵地及吸引粉丝的舞台。而起于青
之末却迅即呈现席卷之势的杂志书更是他们逐梦文学主场、逐鹿书刊市场、引领文学消费的制胜利器。
有学者指出，在文坛与市场双缺位的夹缝中奋力突围的一些新锐青春作家，特别是那些从新概念作品大赛中脱颖而出又主持过青春文学杂志书的作家，正是从新概念大赛的示范效应及《萌芽》杂志从沉寂到勃兴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看到了在网络传播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传统的印本仍然有着吸引读者、引领阅读、激活市场的潜力与魅力。这些“慕客”（杂志书的核心要人）悟出了期刊类印本受众明确、定位精准、连续出版、效应叠加的发展空间，他们借鉴了海外杂志书的编辑模式，亲力亲为创办或与志同道合者联办了这种以书代刊、亦书亦刊、又非书非刊的具有中国气质的杂志书。
当年求学东瀛的鲁迅有感于国民性的不争，意识到唤醒民众的责任最重要的是“推文艺”，即投身文学，他把创办刊物视为“第一要著”。被称为“80后”的青春文学作者，在近一个世纪之后，见贤思齐，把自办或联办刊物当作制胜之道。为了在“双缺失”的山重水复中突出重围，便借鉴海外慕客的成功之道创办杂志书来另辟“蹊径”。于是，《独唱团》《大方》《鲤》《最小说》等纷至沓来。
王晓红、张硕勋在研究中注意到了青春文学网络文本与第三印本绕开“文坛”的标新立异：
第一媒介时代，文学具有精英化特征。从创作主体看，作家、评论家通过垄断数量有限的大众传媒垄断了文学话语权，他们不仅包揽了创作和评论的权力，而且拥有对后来进入者的裁决权。……但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二媒介时代”，互联网重新塑造了新的文学话语体系和话语规则，成千上万写手的出现击碎了第一媒介时代笼罩在文学头上的光环，青春文学绕开了“文坛”，主要以网络文本和杂志书的形式出现，一个新的文学场已经逐渐成型。
杂志书只是青年文学连接作者、业者与读者之间的介质之一，但却是青春文学发展、成势进程中动作最多、影响最大、阻遏最重、社会关注度最高的传媒。如《独唱团》与《大方》虽然仅出版了一期即告停刊，却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与社会热点新闻。而创办、主持这些杂志书的慕客则因此收获了空前的广告效应及吸睛效果。
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相竞共进、各展其长，在见证了中国文学创作第三代际方阵确立的同时，更表明新世界的文学写作、文学传播、阅读需求与文学接受互为因果、彼此呼应的分众化。正是这些同构与共生的分众化，建构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青春向度。
尽管不少人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学者认定这种第三印本是舶来品，但王晓红、张硕勋没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们下功夫搜寻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经过缜密的梳理与辨析，提出了自己的判断：
如果我们将研究视野放得更宽阔一些，从世界期刊发展变迁的历史图景中、从浩若烟海的古籍出版中去探究这一媒介类型的演变脉络，我们就可以惊奇地发现，作为杂志书这一“似书似刊”的媒介形态“胚芽”，其实早已孕育在我国期刊发展的母体中。根据中国出版史料与期刊发展史，笔者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考证。大量文献与史料证明，中国杂志书的确是源远流长。
《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在消费社会和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青春文学杂志书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的研究，对青春文学杂志书近十年的发生、发展、传播途径与方式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进一步探讨了青春文学杂志书传播机制的构建与发展前景。他们将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的重点放在传播研究、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和影响研究上，从而使新世纪文学研究从以文本研究为中心向以读者研究为中心转移，这又是新世纪文学研究视域的一种立异与标新。
《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杂志书的这一概念。作者通过对中国图书出版和期刊发展史的考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有悠久而丰富的编纂、出版类书、丛书、增刊、丛刊的经验，华夏本土的类书、丛书、增刊、丛刊当视为中国特色杂志书的源头。追溯现代文学发展史，这种杂志书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出现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面对国家出版政策的限制、新媒介技术的挤压和市场竞争的挑战，这种本土既有的传播模式嫁接了杂志书的名称、借鉴了海外Mook的外在形式和营销理念，蝶变为有中国特色的杂志书。
刘大先认为，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文学现象，“青春文学”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学媒体的递嬗变革。信息技术层面的便捷不仅让速度、广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精神的品质与格调。基础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普及带来一种传播学上讲的“渠道下沉”，也就是说读者或受众群体的扩大相对应的是美学趣味的降解。阅读人群已经从文化精英那里更多转向由影视、网络、动漫、游戏等新兴传播媒体所建构的场域，价值观和世界观更多是由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所塑造。这不仅是年龄的降低，也是美学品味的降解，“青春文学”正与这样的读者群同构，因而得以标新立异地成为新世纪不是主流、却胜似主流的文学现象。
如果说青春文学是青春作者、青春读者与青春故事的三元交响，那么，青春文学杂志书则是青春作者、青春编者、青春业者与青春读者、青春故事的多元交响。
传媒时代的青春文学人，借助了多种传播媒介来逐梦、圆梦。他们在充分发挥网络媒体作用的同时依然重视纸媒并特别倚重杂志书，证明印刷文本在文学传播与文化消费中仍然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与价值。对于参与青春文学众创的作者、编者与业者则更看重杂志书可能带来的市场利益及社会效应。
郁秀后来回顾青春文学的发展经历时说：“文化只是一个语境，焦点还是人。”可喜的是，王晓红、张硕勋的研究在关注青春文学杂志书外部生态与内部生态的同时，特别关注了其中的人——慕客，并对参与青春文学杂志书“众创”或共创的慕客做了较为深入的解析。这可视为对“文学是人学”论点的一种全新维度的辨识。
《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还关注了众多佩戴着“文学徽章”的诸元的存在。由于越来越多佩戴“文学徽章”者的参与，使新世纪文学活动大大突破了文学活动四要素的维度而进入到多元交响的异境。这也可以称作多维的“文变”。它使既往以文学主体独创为中心的文学活动渐变为一种多个要素众创或共创的新生面。
“80后”与青春文学步入文坛的新世纪，正是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态持续转型的过渡时期。他们在逐梦、立异与标新过程中众手建构的青春文学已经名正言顺地载入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册。他们领办或联办的杂志书也完成了分进合击建构青春文学的使命。
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时候，亦即在中国已经成功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之后，这些从“志于学”历经“而立”已步入“不惑”的“80后”写手与慕客们，已经从青春书写转入青春性书写了吗？那些言行拉风，挟青春风暴而行的“80后”作家特别是其中的明星“慕客”们，回首往事是否真的青春无悔？王晓红、张硕勋在专著后记里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从中可以窥见其续写文变与兴废之一斑。我认同两位作者对青春文学的正能量与负能量的辨识，但我更看重的是它所导引、所昭示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青春向度。
令人欣慰的是，由这些青春写手和慕客们众手建构并被“好风力”送上青云的青春文学，没有偃旗息鼓，其势方兴未艾。比“80后”更年轻的“90后”与“00后”已经首途逐梦，他们幸运地绕过了“双缺失”的阻遏，演绎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青春律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品》等主流文学期刊已相继推出扶持“90后”作家的专辑或专栏，《作品》编辑部更是特辟“‘90后’推‘90后’”专栏，将作品选稿权交给“90后”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了“90后”文学大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准杂志书——《中国青春文学作品精选》的年选本仍在不抛弃、不放弃……这都让我们感知了青春写作的绵延不绝，未来可期。在本文即将“收束”之际，我愿借用李白的一段美文寄语来日方长、扬长避短、推陈出新的青春文学，也寄望于诲人不倦和治学不辍的王晓红、张硕勋这对博士伉俪：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
毋庸讳言，《青春文学杂志书研究》的即期成果着力颇多，斩获良多，值得肯定。但它展现的还只是新世纪青春文学与中国杂志书研究巨大冰山之一角。无论是新世纪青春文学或是中国杂志书的研究仍有许多未及之处、未尽之意、未达之理。期待这对博士伉俪能够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不断守正开新，更上层楼。
2021年5月15日于大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