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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从未像今天这样浸淫在音乐艺术之中，音乐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爱乐迷或音乐盲，我们时常都会与音乐不期而遇；不管我们喜欢还是讨厌，音乐总会飘然而至，影响我们的听力和大脑。不仅如此，音乐还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如同阿伦·瑞德莱（Aaron Ridley）在其《音乐哲学》中所说：“通过舞蹈，音乐与性和社会交往相互关联；通过赞歌和圣歌，音乐同灵魂的健康有关；通过国歌，音乐与团结有关；通过乐音的比例关系，音乐同数学有关；通过劳动号子，音乐同工作有关；通过挽歌，音乐与死亡相关联；如此等等。” [1] 尽管音乐与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然而，当应用伦理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之时，音乐与道德的关系不仅对普通人而言如此陌生，甚至在伦理学界的探讨并不多见，更不用提“音乐伦理”一词的普及程度了。究其原因，是否由于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过于强势，过久压抑了音乐的发展，从而导致现代音乐直接抛弃道德、抛弃他律，只希望沉浸在所谓自律王国中自足其性？还是由于音乐作为独特的艺术门类与道德无涉，具有超道德性，从而无须伦理学的干涉或关注？
如果说音乐与道德无涉，像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所宣称的“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 [2] ，为什么我们在欣赏某些音乐作品时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并且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人升腾起无限的热爱、深深的眷恋和油然而生的道德责任？为什么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音乐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肖邦（Fryderyk Franciszek Chopin）的作品是鲜花丛中的炮火” [3] ，许多理论家和作曲家都认为这些伟大的作品可以“引导我们更接近艺术的更高目标？” [4] 然而，如果因此而得出以下结论：音乐是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那么，下面的现象又作何解释：当罗马在熊熊燃烧时，嗜血的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Drusus Germanicus）在演奏里拉琴；希特勒（Adolf Hitler）是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狂热爱好者，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在观看集中营的犹太人表演悲剧时泪流满面。因而，对于音乐的伦理价值，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使人向上向善、使人高尚，但是也有人说：“音乐远离伦理益处，是不道德的积极动力。” [5] 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音乐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回顾历史，数千年以来，中西方音乐艺术和伦理文化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中发展，获得了各自鲜明的特色，而思想家们对音乐与道德之关系的关注并未忽略，且构成了传统音乐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弘扬，应当“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6] 。这正是“对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包括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争论所做出的科学总结” [7] 。中西方传统音乐伦理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乐者，德之华也”（《乐记·乐象》）。音乐在人类生活中已突显出强大的影响，不仅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成果，也是人的生存方式，它的价值目标在于对人生价值意义的护佑和肯定、对实现人生幸福的积极助推；音乐也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更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因此，道德和伦理是音乐艺术活动中永远飘扬的旗帜。同时，音乐也是伦理文化的充分表达。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伦理文化的挖掘、保护、研究和传承，重视对当代中国音乐伦理理论体系的建构，致力于音乐伦理原则、规范和秩序的确立，从而推动我国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是音乐伦理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传承中华文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书正是在此意义上，试图以现实为尺度、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以创造性为特征，对中西方传统音乐伦理观进行大致梳理、系统把握、对比研究；揭示出中西方传统音乐伦理观的特质，同时紧扣当代音乐活动和音乐作品中的伦理问题，结合时代需求与民众意愿，努力探索传统音乐伦理观的当代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努力将传统音乐伦理观的精髓贯注到现代音乐发展中，建构科学合理的音乐伦理，为把我国音乐的发展导入正确的方向与轨道从而真正做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倡导的“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8] ，以及为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音乐伦理道德体系提供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