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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以新的范式突破旧的范式无法破解的困境。在我们不断逼近生态极限的未来，规模的扩张已经无力突破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瓶颈。生态极限是未来发展的刚性约束，在生态系统还有容错的容量时主动调整我们的发展范式是突破发展困局的首要思路。作为人口和经济的重要载体，城市转型责无旁贷。
未来公园城市要真正实现范式革命，必须在基本愿景、实现机制、制度设计等各个层面都迈出新的步伐。
城市文明经历了漫长演化的农业经济时代（前工业化城市时代）和迅猛发展的工业经济时代（工业化城市时代）。在农业经济时代，城市经济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城市经济紧紧依附自然，城市社会经济资本积累速度慢、规模小、对自然环境干扰小，但福祉水平过低，甚至不能很好地满足人类生存和繁衍所必要的物质需求；在工业经济时代，城市经济在距离上远离自然，但“技术经济”却以空前的速度将生态资本转化为社会经济资本，经济生产节奏快、规模大，虽然人类社会经济福祉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但对人类的生态福祉造成了严重的剥夺。
需要进行范式革命的时候必然是现有理论、知识、方法、模式等无法解释、应对已有问题和矛盾的时候。现代城市面临着“社会经济资本积累”这一城市发展目标和“社会经济资本的扩张面临着有限的生态约束”这一自然局限之间的矛盾。以技术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城市发展模式不仅无法化解这一矛盾，而且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矛盾。
公园城市若作为现有城市的一种范式革新，必然旨在化解这一时代矛盾。因此，公园城市应该要有一个全新的发展愿景。“没有内部矛盾，完全能丰富、促进人类发展的新型城市”应该是一种能够跟得上人类发展的步伐、能够满足新时代人类发展需求、能够促进人类持续发展的城市。所以，公园城市应该以能够持久地、稳定地、繁荣地、公平地为人类提供福祉为基本愿景。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公园城市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城市，也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公园城市虽然强调回归自然，而且比任何时代更强调和尊重自然生态的重要性，但公园城市不是倡导回归“自然经济”——简单地、低效地依附自然创造和实现价值并提供福祉；公园城市辩证地对待技术经济，同样强调技术进步在提升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降低生态成本方面的潜能，但否定“技术经济”为城市经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基础，对“技术经济”为城市创造和实现价值的恒久性持谨慎的态度。公园城市构建的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一种经济基础、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都建立在良好、健康、持续的城市生态系统之上的结构稳定的、运转有效的、福祉普惠的经济形态，我们称之为“生态经济”。生态经济不以经济增长为恒定目标，而是在满足一定福祉水平下，强调保持合理的规模，并在一种稳态下实现质的发展。
公园城市的科学属性在于其持久性、韧性、高效性和普惠性。要能够持久、稳定、繁荣、公平地为人类提供福祉，公园城市的社会经济资本规模不能太小，但也不用太大；社会经济资本积累的速度不能太慢，但也不能太快；除了患多患寡患大患小，更患分配不均。因此，公园城市需要可持久的规模、稳定的结构、高效的配置和普惠的分配机制。
公园城市视生态系统为母系统。城市社会经济子系统不可能超越生态母系统故而存在规模边界。理论上城市经济也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当经济超越这个最优规模之后，就会出现不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就不再是提高福祉、“医治”贫困和失业等问题的良药
。因此，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公园城市应该摒弃工业城市盲目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的狂热，将城市规模控制在相对于生态母系统而言恰当的规模，转而关注城市结构的优化。
增长是物质的积累与转化所造成的物理规模上的数量增加，而发展是规划、技术和道德进步所带来的质的提高。如果更多的增长已经不太可能或者并不合意，那么，通过教育、制度、技术和道德进步实现更好地发展却有极大可能，也是更为可取的。 [1]
从关注人的福祉角度，公园城市必须调整单纯追求“社会经济资本积累”这一目标，城市将生态资本转化为社会经济资本，并不是仅仅是为了社会经济资本的积累，而是旨在改善人们的福祉，如果这种转化因为过度而伤害了人们的福祉，将与城市的使命背道而驰。因此，公园城市要在合适的比重下将生态资本转化为社会经济资本，保持城市资本结构的合理性
，以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生存、生活、精神文化等需求。
公园城市的价值创造、实现和转化都是基于“公园”生态系统的，城市经济对“公园”生态系统不是简单的依附关系，更不是粗暴的改造和攫取的关系，而是协同共生的关系。因此，公园城市应该比任何时候都要更注重培育、发展和保护城市生态系统，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系统为代价。
更重要的是，公园城市应该基于良好的机制提高生态环境这一底盘的价值转化效率和能力。首先，各方投资应该更倾向于生态环境的培育和修复；其次，要以低流量消耗的方式实现生态价值化，以一种可更新、可修复的速度推进生态资本向社会经济资本的转化，降低城市生产和生活所造成的物质、能量的消耗，使物质、能量的消耗以及由此引致的排放速率控制在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之内，提升公园城市的“生态环境”底盘的修复、再生和转化能力。
公园城市还需要更加普惠性的福利分配机制。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不计生态成本或低估生态成本的经济增长方式至少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资本所带来的福利在代内和代际的不公平分配；二是忽视了自然的“劳动付出”，没有给予自然“劳动”该有的回报。
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具有商品属性，但其公共物品的属性需要我们更加重视。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更好地体现价格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具普惠性的分配机制。一来将使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所得在全民中合理进行分配，保障生态福祉在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合理分配；二来公园城市还应该在自然参与分配方面做出表率，形成自然“劳动收益”反馈自然的良性机制。
基于“公园”这一生态底盘实现生态价值的转化是公园城市功能和价值变革的起点。生态产品具有公共物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外部性问题显著，制度和市场的缺陷都将放大这些外部性问题。公园城市要朝着“可持久的规模”“稳定的结构”“高效的配置”“普惠的分配机制”等发展目标迈进，制度设计上总的思路应该以控制总量、消除或减少外部性影响、实现生态福祉全民普惠共享为着力点。
总量控制重在规划，通过红线、底线的划定明确城市的生态开发空间。外部性问题比较复杂。一是可以通过明确产权、完善产权交易制度来消除外部性，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机制，形成成本和收益的自我控制机制；二是可以通过直接控制（比如生态税费等）制度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或通过间接激励（比如预付金返还）制度减少外部性，促进良性循环；三是可以通过宏观上制度培育（比如绿色价格体系和绿色国民账户的构建等），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生态成本—收益的宏观调控。要实现生态福祉的普惠共享，可以基于生态税费、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等社会再分配机制合理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市场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通力合作，有效配合。从增长转向发展，政府的认识和决心至关重要。当经济出现“不经济的增长”时，继续追求经济增长要么会带来社会总福祉的削减，要么会使一部分人的福祉增加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福祉削减基础之上，这时候需要政府有“高速刹车”的决心，从“促增长”转向增进福祉、促进公平的“促发展”之路。市场机制为实现公园城市的生态产品价值化提供了成本最低的途径，允许个人在资源分配方面具有灵活性，对生态产品使用者产生约束，并为创新提供持续的激励。政府和市场应该积极配合，突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在推进公园城市的生态价值实现的道路上不断摸索经验。
具体来说，在推动公园城市生态价值化的过程中，政府在生态培育、生态红线和环境底线的划定、配额的制定、特殊生态产品的供给、社会福利再分配、信息披露等方面需要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需要发挥资源整合的作用，引领公园城市生态系统的培育、构造和保护工作，保障城市拥有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底盘；针对系统性、紧迫性、关键性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比如国土规划、生态红线、环境底线、产品确权等问题，需要政府统筹强制规制；在划定红线和底线、明确城市可开发的空间和规模后，各个利益主体的可开发配额需要政府制定分配规则；对于公园城市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一些受益者识别不清、管理成本较高的纯公共物品（比如天然林、生物多样性、微气候调节等），需要政府作为供给方来确保这些生态产品的供给；政府可以通过生态税费、生态补偿、财政支出等方式优化福祉分配机制；此外，政府还应该承担监督管理、信息披露和宣传教育的责任。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社会对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潜在提高生态系统的安全性等缺乏科学认知，信息披露和宣传教育可以提高公众的潜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总的来说，政府要发挥平台搭建、规模控制、明确产权、管理监督等职能，先培育健康的市场，再放手交由市场机制进行高效的配置。
市场化工具的核心是将生态产品货币化，从而为潜在交易设定价格或计算成本收益，消除或减少外部性的影响。在总量控制的大框架下，国内外已经有较好的排污权交易、碳排放交易、生态银行等市场化实践经验。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对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生态产品，应鼓励生态产业化经营，将生态产品转化为经济的动力，市场回报也能够提供良好的激励，促进生态投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对于部分可以被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产品，可以创建生态权属交易的市场机制，在技术和制度条件允许下，推动生态产权交易，扩大生态产权交易种类及配额，完善生态产品的生态产权市场。
文明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城市的转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的过程。无论城市的自然禀赋如何，每一座工业文明下发展起来的城市都多多少少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从现实到愿景，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于公园城市的规划与建构，我们还应遵循以下五个原则
：
一是未来目标和现实基础的平衡原则。目标必须高远，对于城市的未来要饱含希望，对城市的规划要充满想象力，对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必须是大胆的彻头彻尾的革新。文明转型的冲击往往是革命性的，需要我们跳出现有的框架、格局和范式，大胆前瞻。然而，历史的遗留和现实的基础也不容忽视。虽然城市的发展遵循大致类似的规律，但每座城市又都有自己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要充分尊重这种内在逻辑和现实基础，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在现实和未来蓝图之间分段设计，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地、分期地逼近终极目标。
二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平衡原则。无论是在学术层面、决策层面还是规划层面，对于未来城市的大方向的设想可以共享，可以在理论上尽可能形成科学的共识和标准的统一。然而，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要杜绝“千城一面”，尊重城市的自主性，充分发展城市的自我个性，保存城市的多样性。
三是均衡性与动态性的平衡原则。即便我们充分展开想象，我们对于未来城市的设想也多少会囿于我们现有的认知。尽管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减少不确定性，但我们也不排除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要动态地审视我们的认知，调整我们的偏离。
四是包容性与底线性的平衡原则。我们要拥抱技术进步和理念的创新，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的技术，进一步推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服务于城市福祉的提升。但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技术理性，不盲目技术乐观，坚守规模扩张的底线，引导技术和创新在优化结构方面发挥功效。
五是乡村和城市的平衡原则。实现共享、公平和正义是公园城市的目标之一。公园城市的建构是一个弱化城乡二元分化的基本路径和解决方案的大好机会，公园城市并不是城市乡野化，更不能是乡村的替代。公园城市要在空间和功能规划方面更好地连接城市和乡村，在配置机制和分配机制方面的优化设计能够更好地促进发展成果在城乡的共享，真正实现以城带乡、以乡护城、城乡二元融合。
[1] X.Ji,G.W.Wu,P.Y.Su,X.Y.Luo,X.L.Long,“Legislation Improvement Alleviates the Decoupling between Welfare and Wealth in China”,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7,2022.
[2] H.E.Daly,“The Economics of the Steady Stat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4,No.2,1974,pp.15-21.
[3] ② X.Ji,“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Economic Processes:Ecological Economics from Its Biophysical Foundation to a Sustainable Economic Institution”,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Vol.7,No.3,2020,pp.231-247.
[4] L.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 Its Origins , Its Transformations ,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61,p.46.
[5] ① J.Aimers and D.A.Hodell,“Societal Collapse:Drought and the Maya”, Nature ,Vol.479,No.7371,2011,pp.44-45.
[6] ② B.L.Turner and J.A.Sabloff,“Classic Period Collapse of the Central Maya Lowlands:Insights about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for Sustaina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 my of Sciences ,Vol.109,No.35,2012,pp.13908-13914.
[7] N.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72.
[8] A.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1998.
[9] A.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1998.
[10] A.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1998.
[11] A.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1998.
[12] ① A.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1998.
[1] H.E.Daly, From Uneconomic Growth to a Steady - State Economy ,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