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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环境迅速恶化的时代。经济扩张、人口膨胀，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导致全人类不得不共同承担由于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生态蜕变、生物多样性退减、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面临着逼近甚至突破生态极限可能带来的生态系统断裂和崩溃的风险。
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爆炸式的增长模式，人口和经济规模都以指数级速度增长。近三百年，全球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从1700年的0.37万亿美元（以1990年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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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到了2021年的86.65万亿美元（以2015年美元计量）
，人口总数则从6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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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上升到78亿人
。我国在过去几百年也实现了社会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经济总量从1700年的0.08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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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2021年的15.80万亿美元
，人口从1700年的1.3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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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2021年的14.13亿人
。与人造资本不断膨胀的情况相反，全球的生态系统服务正在大幅衰减，生态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全球的人均能源消耗从1971年的1337.61千克石油当量上升到2014年的1920.00千克石油当量；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从1960年的93.97亿吨上升到2019年的343.44亿吨。我国的人均能源消耗从1971年的464.9千克石油当量上升到2020年的2504.8千克石油当量，40余年上升了4.4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从1960年的7.81亿吨上升到2019年的107.07亿吨，50余年上涨了1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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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级增长的模式，预示着人口和经济总量在现有数量基础上再实现翻番的时间只会比历史任何阶段都短。相比过去，甚至是和20世纪相比，我们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由局部外部性问题转变为全球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人类发展的瓶颈由局部约束变成了全局约束。规模的增长不再是提升福祉的良方，相反，强调人类社会经济规模不突破地球生态极限的前提性则变得空前紧迫。
进入21世纪后，城市和全球城市化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最艰巨的挑战。人类的未来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都与城市的命运紧密相关。
城市规模扩张的势头更加惊人。从人口规模来看，1800年，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1900年世界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3%,2000年这一占比变为47%，而2021年全球有56.5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其中，全球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北美洲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81%，欧洲为74%，大洋洲为68%，亚洲的城市化水平为54%，非洲的城市化率也已经高达43%。从经济规模来看，2017年全球城市GDP排名前40的城市的GDP之和为15.4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总和的20.8%。
从整个城市的发展史来看，古代城市多依山傍水而建，城市技术水平低下，内部结构简单，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不足，城市脆弱而缺乏韧性，因此也多因自然灾害而遭受重创。专业化、机械化、现代化等进程促使现代城市与自然分离，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使城市抵抗冲击的能力不断加强。但在工业化早期，英国伦敦、美国洛杉矶、德国鲁尔等许多工业化城市也爆发了严重的环境危机，致使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重创。此时，老牌工业城市面临的问题还是局部性的问题，这些城市通过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最终走上了清洁绿色发展的道路。但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城市污染由老牌工业化城市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转移，墨西哥、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城市频繁爆发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
在相对“空”的世界，面对城市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我们可以做的很多，比如通过产业转移、技术升级、城市规划等都能更好地降低城市经济增长中的生态环境成本，然而，当经济体量、人口规模都逼近生态容量的边界时，基于技术经济的逻辑便很难应对城市发展中的生态矛盾了。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之后，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全球普及。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上，178个国家通过了《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成为全球的基本战略和行动指南。在2000年9月纽约联合国总部千年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千年宣言》，制定了八项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在2002年南非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和执行计划》，重申了国际社会对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的承诺，并在《21世纪议程》和《千年宣言》的基础上，通过更多内容强调多边伙伴关系。在2012年6月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上，成员通过了成果文件《我们想要的未来》，决定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建立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开启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2013年，联合国大会成立开放工作组，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提案。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包括人的发展（people）、经济繁荣（prosperity）、地球环境（planet）、和谐共生（peace）和合作共赢（partnership）等议题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应对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1992年，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为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形成了《京都议定书》，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主要任务是确定全球第二承诺期（2012—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安排，但此次会议最后只达成了无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2015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召开，通过了《巴黎气候协定》。《巴黎气候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以“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主体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2021年11月13日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明确要求维持《巴黎气候协定》把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步由“跟随参与”向“贡献引领”转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2020年召开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提出了实现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既是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全面回应，也是对我国未来发展的重新布局。中国已全方位转向高质量发展，其中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路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中国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向生态文明转型。从2007年我国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到2017年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到2018年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再到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重大倡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实现生态文明转型的先行者。“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文明转型的基本逻辑是对历史出现的挑战的回应，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如此，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如此，从工业文明到我们预期的生态文明更是如此。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阶段相比，工业文明以人类攫取和转化自然物质与能量效率的显著提升为特征，这也使人类陷入“杰文斯悖论”之中，导致了过去200多年人类对自然无休止的掠夺。向生态文明转型就是人类对工业革命带给人类历史挑战的直接回应。
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有着本质区别，如图1-1（a）所示，工业文明是以技术经济为基础的，通过技术解决方案实现物质财富积累和人类社会进步。提升效率是技术经济解决问题的法宝，经济增长是衡量物质财富水平的基本准则，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目标。而如图1-1（b）所示，生态文明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物质和自然财富积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基于自然和技术的解决方案是实现物质和自然财富积累和社会进步的手段。因此，相对工业文明而言，生态文明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愿景。首先，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虽然经历了从对生态的无限攫取到对生态资源有限的认识，但并未突破生态系统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的小生态观，而生态文明则将生态系统看作经济系统的母系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次，工业文明不重视自然规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和管理，而生态文明强调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正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强调基于自然和技术的解决方案。因此，工业文明强调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性和无限可能性，而生态文明更强调保障一定福祉水平下的可持续发展。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工业文明强调技术乐观，而生态文明坚持技术理性。
图1-1 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的差异
在推行生态文明转型的大时代背景下，我国转换发展观念，全方位贯彻“两山理论”，从可执行的层面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经济提供了替代的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路化解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二元对立的困境，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统一起来——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需要更好地保护生态，为如何实现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方向。
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大方向指导下，我国进一步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是我国发展理念的一次深刻变革。
五大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反思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时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艰苦奋斗，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大大提升了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然而，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粗放的发展方式，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全球气候变暖也使我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压力。过去我国遵循“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成本，如果不抓紧扭转发展方式，必将继续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积累了多元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如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等，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创新是解决发展动力转换问题的关键，协调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绿色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的内在要求，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才能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这也基本奠定了中国经济由促增长向促发展转变的基调。坚持五大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之路。五大新发展理念也包含了生态文明转型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路径。
在工业文明的大环境下，城市的任务是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工业文明的繁荣；而生态文明语境下诞生的公园城市，应该是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旨在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并促进生态文明关于持久、繁荣、和平等目标的实现。公园城市是应运时代而生的。公园城市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转型的城市解决方案，是我国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突破口，为我国破解工业文明下城市的发展困局、提升民生福祉提供了可行的方向。
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城市将会是受影响最为深刻的地方，也将会是变革最为深刻的地方。无论是从城市人口占比，还是从城市经济体量占比，抑或是从城市集聚下的环境危机来看，城市都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转型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城市是国家和地区人口、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汇的重要节点，是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转化的高端产物。建设生态文明的倡议和实践正在深刻地塑造着我国各个层面、各个链条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而这些影响必然会随着人口、物质、能量、信息在城市的交汇而放大。
公园城市将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转型的主力军。公园城市以生态文明的核心逻辑为基本准绳，摒弃工业文明下过度依赖技术经济的旧思路，以“公园”这一生态基础为城市价值创造、实现和转化的基础。如果人口占比1/2强的城市都能够真正落实“公园”这一生态底盘在城市价值创造、实现和转化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将大大改善城市现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必将改变城市目前的意识形态，必然大大加快我国实现生态文明转型的进程。
实现持久、繁荣的福祉与我国五大发展理念的目标是逻辑一致的。城市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提供福祉，从而促进人类发展。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追求，还是精神方面的追求，人类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成就了城市，城市也在不断自我改造中成就了人类。在绝大部分历史进程中，城市提升了我们的生活福祉，多数城市的发展带给我们的依然是“正福利”大于“负福利”的成就。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剖析传统城市创造福祉的机制以及由此导致的问题时，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能够继续引领人类面向长远的未来。
当城市经济规模扩大到相对于生态系统过大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满”的世界——人口和经济所侵占的空间逼近自然空间的极限。工业城市时代加速了这一进程。世界上大部分社会经济产品和服务短缺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但与此相伴的经济增长正在削弱生态系统为我们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能力，资源和环境容量已经成为新的稀缺资源。在“满”的世界里，如果还一味地通过技术经济和扩张规模的思路不断推进生态资本向社会经济资本的转化，无疑会影响人类的福祉，最终可能与城市的目标背道而驰，并引发社会经济系统的崩溃。公园城市通过“公园”这一生态底盘的建设，旨在恢复和涵养城市的生态资本。一方面，通过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机制，调整城市居民的福祉结构，满足人类发展的高阶阶段对健康、美学、文化等的需求；另一方面，摒弃传统工业城市以工业技术经济为基础的价值转化方式，形成以生态环境为基础底盘的价值创造、实现和转化机制，能够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提供社会经济产品和服务。因此，在“满”的世界里，以技术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城市不仅没有办法继续为人类提供福祉，反倒可能加速生态资本的衰竭并最终导致人类福祉系统的崩溃，而“公园城市”可能是扭转这一趋势的关键，是未来人类福祉的保障。